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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报馆的天职是监督政府
章士钊担任主笔之前，报馆持温和改良态度，曾刊登不少文章，谈及报纸作为舆论公器的价值之所在：“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舆论者，与官场万不兼容者也。既不兼容，必生冲突，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然后官场有所忌惮，或能逐渐改良以成就多数人之幸福，此报馆之天职也。此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苟放弃此天职，即不得谓之良报馆。”又说：“报馆之性质，乃监督人而非监督于人者也……对于政府为唯一之政监，对于国民为唯一之向导，然后可以少博其价值，而有国会议院之倾向。”可惜的是，自“《苏报》案”后，近代大多数报纸都丧失了上述立场，而沦为纯粹的政治工具。
章士钊：《苏报》“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
章士钊担任主笔之后，《苏报》彻底转型成为一份革命党的机关报。章氏自谓：“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苏报》在1903年所做的反满革命宣传，其无所顾忌在当时是极度空前的，这种空前引起了清廷的恐慌，但并没有在民众当中产生共鸣。时人谓《苏报》：“人皆以为善造风潮之报也，不过无货扩充势力，不能普及全国，且多不合中国人阅报之脑筋耳”。
资料来源：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徐中煜《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罗家伦主编《国民日日报汇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苏报案纪事》，“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