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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报馆的天职是监督政府

章士钊担任主笔之前,报馆持温和改良态度,曾刊登不少文章,谈及报纸作为舆论公器的价值之所在:“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舆论者,与官场万不兼容者也。既不兼容,必生冲突,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然后官场有所忌惮,或能逐渐改良以成就多数人之幸福,此报馆之天职也。此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苟放弃此天职,即不得谓之良报馆。”又说:“报馆之性质,乃监督人而非监督于人者也……对于政府为唯一之政监,对于国民为唯一之向导,然后可以少博其价值,而有国会议院之倾向。”可惜的是,自“《苏报》案”后,近代大多数报纸都丧失了上述立场,而沦为纯粹的政治工具。

章士钊:《苏报》“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

章士钊担任主笔之后,《苏报》彻底转型成为一份革命党的机关报。章氏自谓:“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苏报》在1903年所做的反满革命宣传,其无所顾忌在当时是极度空前的,这种空前引起了清廷的恐慌,但并没有在民众当中产生共鸣。时人谓《苏报》:“人皆以为善造风潮之报也,不过无货扩充势力,不能普及全国,且多不合中国人阅报之脑筋耳”。

资料来源: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徐中煜《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罗家伦主编《国民日日报汇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苏报案纪事》,“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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