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俘营的故事
战俘是不是罪犯？他们与战犯、间谍、恐怖分子不同吧？然而国际间长期扣押战俘、虐待乃至屠杀战俘的事件屡见不鲜。二战期间，希特勒大批屠杀战俘的罪行是公开的。苏联则隐瞒过震惊世界的“塔林事件”。日本长期隐瞒其侵略军在中国和东南亚屠杀、虐待战俘的罪行。美国自我标榜为“人权卫士”，却奉行双重标准，至今还在寻找他们侵略朝鲜、越南时的军人遗骸，同时又掩盖其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丑闻。据说英国有条法律，事隔30年后，机密档案也可以解密，供研究人员查阅，目的大概是总结经验教训，“还历史以真面目”，或曰“填补空白”。事情有大有小，我这个小人物，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也愿意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里的若干小事情作一些“补白”。
一、飞贼的恐惧
1951年秋天，我们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在行军途中，头顶上发生了一场空战。几架美军“油挑子”（F-80）战斗机遭遇我军“银燕”（米格-15）的截击，上下翻飞，机尾拉着白烟，这一条条白烟几分钟内不会消散，在湛蓝的天空画出它们飞行的轨迹，煞是好看。虽然此种场面司空见惯，“油挑子”自身难保，也不会俯冲下来扫射，文工团长还是命令我们“进路边树林休息！”
朝鲜战争初期，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十分猖狂，每天出动上千架次飞机，不仅轰炸军事目标，道路桥梁，将朝鲜大部分城镇夷为平地，还把炸弹扔到我国安东（丹东）市区，我们跨江作战的头一天，就在被炸毁的东北电影院瓦砾堆前开过誓师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是非常实在的。过江以后我们参加过抢修野战机场，头顶照明弹，在敌机轮番轰炸、不断排除定时炸弹的情况下连夜抢修，为的就是让我军“银燕”能够随时起飞抗击敌机。现在躺在小树林里仰观空战，心里当然高兴啦。
瞧，“油挑子”害怕了，纷纷扔掉它们的副油箱，准备逃跑。这种喷气战斗机耗油量大，机翼两端各挂一只纺锤形副油箱，好比挑着一担油桶，所以我们叫它“油挑子”。这家伙一旦遇到空战，为了减轻负重，提高速度，就把副油箱扔掉，换言之，它已不能完成原定的作战任务，在油料耗尽之前只能逃跑。那些副油箱像柳叶般地飘落下来，如果不是行军途中，我们就会跑去把它捡回来，用这粉红色的航空油洗棉袄棉裤，去污力强，干得快，还可以彻底消灭虱子虮子，铝镁合金的油箱外壳又很容易制作水桶、板凳……正在感到可惜，一架“油挑子”冒着黑烟倒栽葱，眼瞅着那降落伞挂在了树上，飞贼脚没着地就被我们捡回来了。
这个飞贼相当老实，根本没打算反抗，被缴了枪之后就高举着双手，乖乖地跟在我们文工团的行军队伍里，不靠前，不落后，更不敢靠边走。
他这副模样并不可笑。谁都明白，今天算他小子好运气，落在了我们手里，否则，要是被朝鲜妇女抓住，也许顷刻之间就撕成了碎片。
朝鲜妇女恨透了美国飞贼。尤其是“油挑子”和“野马”（P-51）战斗机，它们肆无忌惮地钻山沟，超低空飞行，把杨树叶子刮落一地，扫射村庄，追杀妇女儿童，连一头黄牛都不放过。我们能看清飞贼的脸，近在咫尺，他用机枪扫射，我们用步枪还击。
入朝以来，我们对美国飞机熟透了，天天见面嘛。甭睁眼，也能听出B-29、B-36这种轰炸机带没带炸弹？声音沉重，是过路的，声音轻飘，是扔过炸弹返航的，都不用搭理它，“单兵不怕炸”。最讨厌的就是“油挑子”和“野马”，说实话，对这些见过面的飞贼，我们文工团员同样恨得牙痒痒。
现在这小子还高高地举着双手，乖乖地跟在文工团的行军队伍里，穿过被他们炸毁的村庄。他必定胆战心惊，惟恐从那残垣断壁后面冲出一群朝鲜妇女，向他复仇索命。为什么单单害怕朝鲜妇女呢？今天的读者朋友不知道，但是志愿军战士们都知道，美国飞贼也知道，当时朝鲜村庄里的男女比例是1：8，男的是阿爸几（老大爷）和阿得里（小男孩），青壮年男子几乎全部参军了，许多人作战牺牲，许多人被困在南方……北朝鲜家家都是军、烈属。因此，与其说飞贼害怕朝鲜老百姓，倒不如干脆说他害怕朝鲜妇女。他每天低飞扫射的不就是这些妇女儿童吗！
文工团员是准军人，小布尔乔亚，除了背包、米袋子，还背着腰鼓、手风琴。行军速度不快，走一小时，10公里，休息10分钟。几次有人把飞贼的胳膊拽下来，他都急忙再次举起，而且举得更高，表示真心投降。这小子长得挺好看，蓝眼珠、黄头发，比我大两岁，20出头。他驾机扫射的时候很凶残，现在像条夹尾巴狗，跟定了志愿军，寸步不离。女兵在议论，“他胳膊不酸哪？”戏剧队长知道我是南开的高中生，让我用英语告诉他：投降之后就不必老举着胳膊了。
我翻译了。这小子听见英语，就像遇到了上帝，高兴得热泪盈眶，立刻坦白交待，他叫布朗，加利福尼亚种葡萄的农夫，参加韩战是为了挣钱。他哥哥曾经参加陈纳德的飞虎航空队，6年前在中国献身于反法西斯战争。
我把布朗的自白翻译给队长、团长听。团长笑了，说这小子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词儿，懂政治，就说自己是农夫，还扯上了陈纳德的飞虎队。让我告诉他：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战俘，不必害怕，到了宿营地，就送他去战俘营。
这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不久，当战俘营借调懂英语的学生兵时，文工团便派我去那里暂时帮助工作。
二、热闹的战俘营
1985年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重访朝鲜时，才大体上确认了这个地方：平壤北面，清川江东岸，著名风景区妙香山一带，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设立了一座看管多国战俘的营地。这里有茂密的马尾松和落叶松林，相当隐蔽，取水方便，三面环山，我们就叫它三山战俘营。
现在会英语的人多了。解放初期，部队里会英语的学生兵很少。因此，比我参军早几年的天津南开大学的白帆校长，指名点姓要我来帮助工作。我只是个高中生，但他知道，我是教会小学毕业的，在中学英语就拔尖儿，而南开中学的英语老师是美国人，严格说来教的是美语，正好用来管理美国战俘。
我搭乘联络部（在国内时叫敌工部）的小嘎斯卡车去三山战俘营报到。路径平壤，如果没有牡丹峰和大同江边还保存着的中国式古建筑大同门，那就认不出这里是共和国的首都平壤了，它与许多城镇一样，被美国飞机炸成了一片瓦砾。
三山战俘营则不同，它不受空袭。最初，也就是1950年底吧，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五次战役，把气势汹汹的“十六国联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汉江南岸；而第五次战役的后半段，由于我军远离国境，没有制空、制海能力，后勤供应不上，又暴露在汉江平原，对付不了美军的坦克部队，紧急后撤时吃了大亏，撤到山区，挖掘坑道，凭山据守，才大体上在“三八线”南北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对峙局面。这时，在我国军事史上出现了两个崭新的事件。其一，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迫使大清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整整50年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将“十六国联军”打败在国门之外，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啊！其二，我军俘获了成千上万洋战俘，怎样管理这些形形色色的多国战俘，也是个新课题。首先是选择若干个集中地，就叫战俘营吧。这件事，“联合国军”侵朝司令麦克阿瑟及其后任范弗里特、李奇微、克拉克之流心知肚明，他们失踪的几万军人哪里去了？包括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消灭了番号”的英国皇家重坦克营、哥伦比亚营、希腊营、土耳其旅、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的官兵，除了被打死的之外，都到哪里去了？因此，美国飞机是不轰炸这些战俘营的。这在没有外交途径的战争条件下，是双方达成的一种默契。我们的三山战俘营没有高射炮、高射机枪，挂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是个对空不设防的营地。美军的“红脑壳”侦察机和擅长钻山沟的“野马”战斗机也常来“光顾”，只拍照片不扫射。
最初的三山战俘营，是在三条大山沟里搭了许多军用帐篷，四周没有铁丝网，只在路口设了几段木桩篱笆，以区分管理处、后勤处、卫生所、战俘居住区和活动区。有警卫连负责哨位警戒和巡逻。我们并不担心战俘逃跑，他们也不敢逃跑，如果落到了朝鲜“民青”（如同共青团）姑娘们手里，那可比志愿军战士可怕一百倍。我们的哨兵和巡逻兵，主要任务是防止外界人员进入营区，说白了，是保护战俘的，以及制止战俘互相打架，譬如白人军官打黑人士兵，经过教育之后，黑人知道了志愿军反对种族歧视，反过手来又打白人。
我来到这座关押着两千多名洋战俘的三山战俘营，先到管理处的翻译组报到。组长就是白帆同志，但他是团级干部，又是战俘营的领导成员，不跟翻译们住在一起。三山战俘营是团级建制，白帆是团党委委员。翻译组只有十几个人，清一色的学生兵，只会英语，水平比较高一点，勉强可以称作翻译的，是清华大学没毕业就参军的老徐，25岁，1948年在“南下工作团”入党的老同志，比我的军龄“老”一年，“老”5岁，所以他是副组长。我的英语实在是二把刀，连三等翻译都不够格，可是老徐说：你是文工团员呀，可以组织这群“大孩子”开展文娱活动，免得他们整天想家。他所说的“大孩子”，就是这里上千名十八九岁的美国“少爷兵”，他们一旦被俘就认为自己彻底完成了服兵役的任务，百分之百地对得起总统杜鲁门了，脑袋里只盼望着早日遣返回家。
老徐还告诉我，一号、二号营区，也就是前两条大山沟里，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战俘，都说英语，比较好办；三号营区是“八国联军”，信仰、习惯各不相同，麻烦多。好在我们不收南朝鲜战俘，成千上万，交给朝鲜人民军管理。
三、生活小组
三山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大多是从志愿军各部队抽调来的联络参谋、保卫干事、宣传干事。人手有限，必须把战俘组织起来，并且利用战俘管理战俘。参照连队的编制，200来人，叫中队，我们的管理干部任中队长，40人为小队，由4人“生活小组”分工负责：组长管生活，内容较多，包括传达上级指示，反映战俘请求，分发被服、用品，指派公差劳务；3名组员分别负责卫生、学习、文娱体育活动。这4名战俘的内部职责，由大家推选，中队长指定。
“生活小组”也是逐步建立和调换成员的。譬如，最初由一些军阶较高的白人当组长，但是他们继续搞种族歧视，派黑人倒尿桶。我们加以纠正，强调不同肤色的战俘一律平等，搞卫生轮流值班。这样的小事，却在黑人战俘中引起很大震动，也许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受种族歧视，纷纷表示愿意跟我们合作，因此便有不少黑人进入“生活小组”，工作也认真负责。负责学习的多是法国战俘，这事很有趣，原来法国军队里有1/4是法共党员，他们一旦被俘，立刻交出党证，说自己是被迫来到朝鲜参加这场非正义战争的，愿意与中共同志合作。而且有些法共党员，还是知识分子，会英语。把国内印制的宣传材料交给他，组织战俘学习，讲解得比我好。
新战俘入营的第一件事就是灭虱。除了少数空军战俘是从天空打下来的，比较干净以外，步兵、炮兵、坦克兵，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它足以传染伤寒、猩红热等多种疾病，尤其是这些来自五大洲的多国战俘，还很可能带来我们不了解的怪病，所以必须彻底消灭虱子。办法就是洗澡、理发、换衣被。
战俘的衣帽鞋袜、棉被军毯，都是由我国东北运来的新品，是在美国飞机昼夜轰炸我军运输线的情况下，从后勤兵站尽先匀出来拨给战俘营的。为的就是把战俘的衣服全都换下来，避免营区出现传染病。战俘的衣物分五类处理：符号、帽徽、肩臂章，上交管理处，装进这一名战俘的档案袋，同时登记造册，作为遣返战俘时的依据；手表、戒指、项链、钱币等财物，个人一小包，由管理处代为保管，离营时发还本人；比较完好的服装，蒸煮灭虱后打包代管，离营时发还；眼镜、钢笔、带宗教色彩的十字架、护身符和家人照片等物品随身；其他的东西，比如残破的、带血的衣物，内衣裤等，统一焚烧。这些营规，我们都讲清楚，也让“生活小组”的成员协助讲解。
洗澡最受欢迎。这些侵朝的多国部队，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或龟缩在掩体里，或疲于奔命，难得一次洗澡的机会，夏天还好点，许多人整个冬天就没洗过澡，没法换洗衣服，所以人人身上长虱子。相比之下，我军后勤运输虽然困难，但中朝两国只有一江之隔，从后方到前线几百公里，也还有“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嘛；而那些来自美洲、欧洲、澳洲的侵略军，远隔重洋，又是一个旅、一个营的小股部队，其后勤供应根本形不成运输线，困难就更多了。他们跟随美军，依靠美军，殊不知“强大的美军”也自顾不暇，无力照顾杂牌军。后来我才知道，朝鲜战场上一名美军战斗人员，需要有从美国本土到日本、到韩国的7名后勤人员来支撑，其大量军需物资是在日本加工制造的，这也是日本大发战争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澳、新、哥、希、土……的喽罗兵不当俘虏谁当俘虏？因此种种，能活下来，还让你洗澡换衣服，战俘们无不高兴。
理发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俘虏的头发上有虮子，说是理发，实际上是剃光头。这首先遭到白人军官的反抗，认为是人格侮辱。为解决这个难题，白帆亲自出马，先说服几名战俘中的医务人员，然后分头去做解释。工作做得很细，首先说明中国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本禁止侮辱战俘的人格，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战俘可以举报，犯错误者要受军纪处罚。再说明灭虱必须灭除虮子的道理，以及灭虱之后，仍然允许大家留头发。并且质问这些拒绝剃发的白人军官，“你遣返回家之后，要不要把长着虮子的头发剃掉？”有人回答：“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进理发馆，美国人给美国人剃头，不受侮辱。”白帆笑了：“说得好，咱们也建立理发馆，让美国人给美国人剃头，英国人给英国人剃头！”结果是这样的理发馆一直存在到遣返战俘的时候。不过，话说回来，我看着那些“大孩子”的满头金发被剃光时，也觉得可惜。
最难办的是土耳其战俘，由于语言不通，只好让他们派代表来看英美战俘剃光头，打着手势给予“讲解”，效果还是不好。他们坚决不用剃头刀，大喊大叫，有的还暴跳如雷。白帆说，“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我也不知道教义里对于动用刀剪有什么禁忌？给他们用推子推成光头吧，试试看。”结果还是遭到拒绝。
我们有些同志很生气，说“这是战俘营，不是招待所！他们必须遵守营规！否则还怎么管理？”然而白帆坚持“慎重对待宗教问题。土耳其战俘先不剃头，等一等。咱们向国内请示，请翻译，请阿訇或者回族干部来帮助工作。”
四、抓赌和洗脑
语言不通的确是极大的障碍。土耳其战俘并不很多，麻烦却是最多的。譬如吃饭，战俘的伙食跟我们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比我们营级以下干部、战士的“大灶”伙食还要好一些。首先是保证供应。我们许多同志在火线，“一把炒面一把雪”，或者在坑道里嚼“压缩饼干”喝不上水，挨饿也是常有的事，而战俘营的供应从未短缺。再就是粗细粮和蔬菜搭配，比我们的战斗部队撤回二线休整时也要好一些。但是，初来战俘营的土耳其俘虏，大都表演过“绝食”。我们知道他不吃猪肉，其实我们也吃不着猪肉，还是为他们单立了清真灶。这样的白面馒头、大米饭，他们也不吃。一个个饿得东倒西歪，就是不吃。最初是炊事员拿起个馒头，当着他们们的面咬一口，嚼一嚼咽下去，他们才立刻上前抢这个咬过的馒头，狼吞虎咽般地往嘴里塞，噎得直翻白眼，可是桶里放着那么多馒头，还是不敢吃。炊事员回来报告说：“他们一定受过反动教育，认准了咱们的伙食里有毒药，真是糊塗虫，要杀你还不容易吗？何必往饭菜里下毒哩！就这么简单的理儿，也没法跟他说明白。我又不能每个馒头都当面咬一口哇！”
还是炊事班想出了绝招，不送馒头改送米饭。一桶大米饭，炊事员当着他们的面吃一勺，该相信没毒了吧？不行，过来个土耳其小军官，拿起勺子把桶里的米饭上下翻搅一遍，请炊事员再吃一勺。之后，他们就像疯了一般，拥上来抢饭吃，不用碗，下手抓，往嘴里塞，把桶也弄翻了，就在地上抓饭吃，拦都拦不住。
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三五天饿不死人，极限是七天，如果有水喝，再吃些草根树叶，还能多活一些日子。这些土耳其战俘挨饿几天了？语言不通，也没法问。倒是管理处的领导有经验，说饿久了的人，一顿饱饭能撑死。因此规定，新人营的战俘，只给小米粥喝，给点咸菜吃，一周以后，肠胃恢复了才让他吃饱。喝粥，对饿极了的土耳其战俘最合适，用勺搅一搅，当面喝一勺给他们看，然后一人一碗粥，一小截咸萝卜，先救命，调理肠胃。俗话说，头三脚难踢。打开了这个局面，再有新来的土耳其战俘人营，就一律先喝粥，并且让早来的土耳其战俘吃饭给他看，给他讲解这饭菜里面没有毒药。
美国“少爷兵”的人数最多，也最好管理。我参军前就接触过一些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长沙湘雅医院住院时，许多医生、护士都是美国人，态度和蔼，认真负责，给我这个患肺结核的7岁孩子留有难忘的印象，母亲还说过，湘雅的美国大夫救了我一命。后来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有美国老师，街上也有许多美国大兵，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些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的大兵，但他们是中国的同盟军，史迪威、陈纳德将军在我们学生心目中也很有名气。因此种种，我对这些放下武器的“大孩子”、同龄人，从内心来讲是宽容的。我向白帆汇报过这些思想，他说立场没问题，而且符合党的政策要求。
我的日常工作，是陪着管理员老孙到各中队、小队巡视，给他当翻译。老孙比我大3岁，连级保卫干事，党员，政策水平当然比我高，我很尊重他。这天他叫“生活小组”领香烟，每个战俘每天有10支“大生产”牌的香烟，10天发一次，小组长统一领回去，分给一人5盒。当年没有吸烟得癌这一说，通常的说法是提神、解闷儿，“饭后一支烟，恰似活神仙”嘛。志愿军的津贴里就有一笔烟草费。所以战俘也有香烟供应。当时的洋战俘几乎人人吸烟，但烟瘾有大小，可以互相调剂。没料到这点“活动资本”也被“少爷兵”利用了。
他们有烟瘾，还有赌瘾。谁身上也没钱，就赌香烟；没赌具，就把大衣扣子揪下来赌阴阳面。“生活小组”的黑人士兵杰克逊揭发了这个情况，说“刚发香烟的日子赌徒多”，就领我们去抓赌。
赌徒大多是白人小军官，在帐篷里用个刷牙缸子哗啦啦地摇大衣扣子，然后下注，猜阴阳面。帐篷门口还有白人士兵放哨。杰克逊领我们从帐篷的后窗户往里看，看得一清二楚，“少爷兵”一个个聚精会神，有乐的，有懊丧的，有的下大注，一次一盒“大生产”。看了几个帐篷，都在赌，好比到了赌城拉斯维加斯。老孙大怒，绕到帐篷前面进门去抓赌，也就十几秒钟吧，赌徒们已经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赌具、赌资全都不见了。真叫人哭笑不得，如此机灵地“少爷兵”怎么都当了俘虏呢？
老孙有办法，叫他们把大衣拿出来，都是新大衣呀，谁的大衣上缺扣子，谁就是赌博的“庄主”。“少爷兵”也有优点，就是在证据面前供认不讳。一次逮住3名“庄主”，由中队长召集全体会议，宣布处罚决定：禁止赌博是营规。这3名白人小军官停发香烟一个月，写书面检讨，还要背诵一篇（英文）宣传材料。我作了翻译。杰克逊乘机喊了一声：“给他们洗脑！”我听不懂，一时无法向老孙翻译。回到翻译组，副组长老徐才作了解释：洗脑就是改造思想的意思，是从英语洗牌、洗钱演化出来的新词儿，咱们念书的时候没学过。
五、白衣天使
三山战俘营虽然是团级编制，却配备了一个条件较好的卫生所，军医和设备达到了卫生营的水平。也就是说，志愿军的步兵团只有卫生连，负责战场急救，譬如止血、消毒、打针、取弹片等小手术。师里的卫生营才具有做大手术的能力。
战俘的灭虱工作就是在卫生所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的。另一项工作是治疗“雀眉眼”。这种病在志愿军部队里也曾经发生过，我们军文工团一百多人就无一例外地患过“雀眉眼”：每天黄昏以后，鸟雀归林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不好使了，视力迅速模糊，如同鸟雀。由于没有制空权，我们经常夜行军，战斗部队也常在夜间攻击敌人，被誉为“夜老虎”，患了“雀眉眼”可怎么行军打仗呢？文工团夜行军时，每人背包上挂一条白毛巾，后面的同志就瞪大了眼睛盯着这个小白点儿往前走，看不清地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真不知摔了多少跤，闹了不少笑话，有时前面的人莫名其妙地大步一跳，如同跨过一道沟坎，后面的人走到此处也都跟着跳，其实并没有沟。有些连队认为视力模糊是长期吃不到蔬菜造成的，就挖野菜吃。文工团的司务长从友军学了个偏方，用翠绿的松树针叶熬汤给大家喝，喝得满嘴松香味儿，也不管用。当然，这都是临时措施，志愿军后勤部知道这是缺乏维生素造成的夜盲症，大量供应新鲜蔬菜和肉食鸡蛋确有困难，就从国内紧急调拨维生素A、C、D、B1片，几十万官兵啊，一时也供不应求，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批维生素片先发给连级以上的指挥员，我这个排级文工团员还要等一等。说这些干嘛？就因为患“雀眉眼”的洋战俘，不分级别一律发给维生素。再说具体点儿，美国“少爷兵”到底吃得好，军用餐盒里有压缩饼干、一小罐头午餐肉、一小包橙汁粉（可冲饮料），不缺维生素，所以他们不患夜盲症。杂牌军就惨了，他们的后勤供应远不如中国人民志愿军，许多人患“雀眉眼”，天一擦黑儿就摔跟头，嘴角还长着不少小脓疱，卫生所的小何医生对我说，“看看嘴角，就知道他严重营养不良。”
她叫何倩，是我的同班同学，一同参军，我爱唱歌，被选进文工团，她进了医训队。何倩笑着说，“不给他们治夜盲症，这些俘虏兵想逃跑都困难，你们不是更好管理吗？”我说，“逃跑？他也敢！你这白衣天使，怎么说出不给治病的话来了呢？”其实，何倩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人道主义战士。不但对志愿军的同志，对朝鲜人民军的同志和老百姓，讲究医德，尽心尽责，就是对放下武器的多国战俘，也奉行“医生面前只有伤病员，不分国籍肤色”的原则。
这天，我带着担架，送一名新人营的美国上尉飞行员约翰逊到卫生所治疗。正好由何倩接诊。约翰逊就是我们痛恨的那种飞贼，驾驶“油挑子”钻山沟扫射我军后勤的汽车队，结果撞了山，飞机爆炸，变成一团大火球。这小子命不该绝，在撞山前的一刹那被弹出机舱，摔在山坡上。待到志愿军战士搜山时才发现，他距离飞机爆炸的地点只有几十米，大火竟然没烧着他，而他跳伞的高度也很低，降落伞都没打开嘛，大概又被树林挡了一下，没摔死，躺在树下昏迷不醒。这些情况是送战俘的志愿军同志讲的。被俘后，经过卫生连抢救，止血，在伤口敷用消炎粉，防止感染。约翰逊清醒过来以后，辗转送到战俘营，已经是第5天了。
“他摔断了三条肋骨，这比较好办，”何倩做过检查后对我说，“严重的是左腿粉碎性骨折，小腿肌肉破损，左脚坏死，必须截肢，才能保住性命。”
何倩不让我走，说这个伤员已经不能再往上级野战医院转移，为了争取时间，最可靠的方案是今天就截肢，“我已经给他用了止痛和消炎药，卫生连及时止血，保证了他的血压，允许动手术。问题是赶紧说服他同意截肢，跟医生配合。”
何倩的英语比我一点也不差，由她来说服不是更好吗？但我不能推辞，她要主刀啊，在手术台前一站几个钟头，必须集中精力，不可过度分神。我送伤病战俘来卫生所多次了，知道这里的规矩。在和平环境，做大手术须由亲属签字同意；战争环境，自己的同志和单位领导可以签字，没人签字也可以动手术，抢救伤员嘛；惟独战俘营的卫生所，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做截肢这样的手术，要求战俘本人签字同意。这大概是亘古未闻的尊重人权吧。
何倩去做手术前的准备。趁着约翰逊不哭、不喊疼的时机，我来做说服工作，也就是把何倩的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明白地告诉他，劝他采取理智的态度，跟医生配合。然而他并不理智，再三请求“保留我这条腿！”
半小时之后，何倩走过来用英语跟约翰逊交谈。
“上帝保佑你，飞机撞山没摔死，没烧死，中国军人又几次抢救你的生命，这说明你有好运气，还可以活着回家跟亲人团聚。”
“小姐，我不能失去这条腿！”
“称呼我医生。我以医生的身份告诉你：你是我的病人。我为你的生命负责。从医学的角度说明白，你的左脚和小腿已经失去了。我要切除的是危及你生命的碎骨和腐肉。我决定，从你的膝盖下面截肢，将来你可以比较顺利地装假肢，可以走路，也可以开汽车。你应该相信医生。”
约翰逊流下了眼泪，“我相信医生。我相信自己遇见了天使……”
他在手术签单上签了字。这是超出“日内瓦公约”之上的尊重战俘人权的举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遣返伤病战俘时多准备的一份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