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俘营的故事

第四节 战俘营的故事

战俘是不是罪犯?他们与战犯、间谍、恐怖分子不同吧?然而国际间长期扣押战俘、虐待乃至屠杀战俘的事件屡见不鲜。二战期间,希特勒大批屠杀战俘的罪行是公开的。苏联则隐瞒过震惊世界的“塔林事件”。日本长期隐瞒其侵略军在中国和东南亚屠杀、虐待战俘的罪行。美国自我标榜为“人权卫士”,却奉行双重标准,至今还在寻找他们侵略朝鲜、越南时的军人遗骸,同时又掩盖其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丑闻。据说英国有条法律,事隔30年后,机密档案也可以解密,供研究人员查阅,目的大概是总结经验教训,“还历史以真面目”,或曰“填补空白”。事情有大有小,我这个小人物,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也愿意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里的若干小事情作一些“补白”。

一、飞贼的恐惧

1951年秋天,我们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在行军途中,头顶上发生了一场空战。几架美军“油挑子”(F-80)战斗机遭遇我军“银燕”(米格-15)的截击,上下翻飞,机尾拉着白烟,这一条条白烟几分钟内不会消散,在湛蓝的天空画出它们飞行的轨迹,煞是好看。虽然此种场面司空见惯,“油挑子”自身难保,也不会俯冲下来扫射,文工团长还是命令我们“进路边树林休息!”

朝鲜战争初期,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十分猖狂,每天出动上千架次飞机,不仅轰炸军事目标,道路桥梁,将朝鲜大部分城镇夷为平地,还把炸弹扔到我国安东(丹东)市区,我们跨江作战的头一天,就在被炸毁的东北电影院瓦砾堆前开过誓师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是非常实在的。过江以后我们参加过抢修野战机场,头顶照明弹,在敌机轮番轰炸、不断排除定时炸弹的情况下连夜抢修,为的就是让我军“银燕”能够随时起飞抗击敌机。现在躺在小树林里仰观空战,心里当然高兴啦。

瞧,“油挑子”害怕了,纷纷扔掉它们的副油箱,准备逃跑。这种喷气战斗机耗油量大,机翼两端各挂一只纺锤形副油箱,好比挑着一担油桶,所以我们叫它“油挑子”。这家伙一旦遇到空战,为了减轻负重,提高速度,就把副油箱扔掉,换言之,它已不能完成原定的作战任务,在油料耗尽之前只能逃跑。那些副油箱像柳叶般地飘落下来,如果不是行军途中,我们就会跑去把它捡回来,用这粉红色的航空油洗棉袄棉裤,去污力强,干得快,还可以彻底消灭虱子虮子,铝镁合金的油箱外壳又很容易制作水桶、板凳……正在感到可惜,一架“油挑子”冒着黑烟倒栽葱,眼瞅着那降落伞挂在了树上,飞贼脚没着地就被我们捡回来了。

这个飞贼相当老实,根本没打算反抗,被缴了枪之后就高举着双手,乖乖地跟在我们文工团的行军队伍里,不靠前,不落后,更不敢靠边走。

他这副模样并不可笑。谁都明白,今天算他小子好运气,落在了我们手里,否则,要是被朝鲜妇女抓住,也许顷刻之间就撕成了碎片。

朝鲜妇女恨透了美国飞贼。尤其是“油挑子”和“野马”(P-51)战斗机,它们肆无忌惮地钻山沟,超低空飞行,把杨树叶子刮落一地,扫射村庄,追杀妇女儿童,连一头黄牛都不放过。我们能看清飞贼的脸,近在咫尺,他用机枪扫射,我们用步枪还击。

入朝以来,我们对美国飞机熟透了,天天见面嘛。甭睁眼,也能听出B-29、B-36这种轰炸机带没带炸弹?声音沉重,是过路的,声音轻飘,是扔过炸弹返航的,都不用搭理它,“单兵不怕炸”。最讨厌的就是“油挑子”和“野马”,说实话,对这些见过面的飞贼,我们文工团员同样恨得牙痒痒。

现在这小子还高高地举着双手,乖乖地跟在文工团的行军队伍里,穿过被他们炸毁的村庄。他必定胆战心惊,惟恐从那残垣断壁后面冲出一群朝鲜妇女,向他复仇索命。为什么单单害怕朝鲜妇女呢?今天的读者朋友不知道,但是志愿军战士们都知道,美国飞贼也知道,当时朝鲜村庄里的男女比例是1:8,男的是阿爸几(老大爷)和阿得里(小男孩),青壮年男子几乎全部参军了,许多人作战牺牲,许多人被困在南方……北朝鲜家家都是军、烈属。因此,与其说飞贼害怕朝鲜老百姓,倒不如干脆说他害怕朝鲜妇女。他每天低飞扫射的不就是这些妇女儿童吗!

文工团员是准军人,小布尔乔亚,除了背包、米袋子,还背着腰鼓、手风琴。行军速度不快,走一小时,10公里,休息10分钟。几次有人把飞贼的胳膊拽下来,他都急忙再次举起,而且举得更高,表示真心投降。这小子长得挺好看,蓝眼珠、黄头发,比我大两岁,20出头。他驾机扫射的时候很凶残,现在像条夹尾巴狗,跟定了志愿军,寸步不离。女兵在议论,“他胳膊不酸哪?”戏剧队长知道我是南开的高中生,让我用英语告诉他:投降之后就不必老举着胳膊了。

我翻译了。这小子听见英语,就像遇到了上帝,高兴得热泪盈眶,立刻坦白交待,他叫布朗,加利福尼亚种葡萄的农夫,参加韩战是为了挣钱。他哥哥曾经参加陈纳德的飞虎航空队,6年前在中国献身于反法西斯战争。

我把布朗的自白翻译给队长、团长听。团长笑了,说这小子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词儿,懂政治,就说自己是农夫,还扯上了陈纳德的飞虎队。让我告诉他: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战俘,不必害怕,到了宿营地,就送他去战俘营。

这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不久,当战俘营借调懂英语的学生兵时,文工团便派我去那里暂时帮助工作。

二、热闹的战俘营

1985年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重访朝鲜时,才大体上确认了这个地方:平壤北面,清川江东岸,著名风景区妙香山一带,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设立了一座看管多国战俘的营地。这里有茂密的马尾松和落叶松林,相当隐蔽,取水方便,三面环山,我们就叫它三山战俘营。

现在会英语的人多了。解放初期,部队里会英语的学生兵很少。因此,比我参军早几年的天津南开大学的白帆校长,指名点姓要我来帮助工作。我只是个高中生,但他知道,我是教会小学毕业的,在中学英语就拔尖儿,而南开中学的英语老师是美国人,严格说来教的是美语,正好用来管理美国战俘。

我搭乘联络部(在国内时叫敌工部)的小嘎斯卡车去三山战俘营报到。路径平壤,如果没有牡丹峰和大同江边还保存着的中国式古建筑大同门,那就认不出这里是共和国的首都平壤了,它与许多城镇一样,被美国飞机炸成了一片瓦砾。

三山战俘营则不同,它不受空袭。最初,也就是1950年底吧,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五次战役,把气势汹汹的“十六国联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汉江南岸;而第五次战役的后半段,由于我军远离国境,没有制空、制海能力,后勤供应不上,又暴露在汉江平原,对付不了美军的坦克部队,紧急后撤时吃了大亏,撤到山区,挖掘坑道,凭山据守,才大体上在“三八线”南北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对峙局面。这时,在我国军事史上出现了两个崭新的事件。其一,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迫使大清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整整50年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将“十六国联军”打败在国门之外,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啊!其二,我军俘获了成千上万洋战俘,怎样管理这些形形色色的多国战俘,也是个新课题。首先是选择若干个集中地,就叫战俘营吧。这件事,“联合国军”侵朝司令麦克阿瑟及其后任范弗里特、李奇微、克拉克之流心知肚明,他们失踪的几万军人哪里去了?包括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消灭了番号”的英国皇家重坦克营、哥伦比亚营、希腊营、土耳其旅、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的官兵,除了被打死的之外,都到哪里去了?因此,美国飞机是不轰炸这些战俘营的。这在没有外交途径的战争条件下,是双方达成的一种默契。我们的三山战俘营没有高射炮、高射机枪,挂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是个对空不设防的营地。美军的“红脑壳”侦察机和擅长钻山沟的“野马”战斗机也常来“光顾”,只拍照片不扫射。

最初的三山战俘营,是在三条大山沟里搭了许多军用帐篷,四周没有铁丝网,只在路口设了几段木桩篱笆,以区分管理处、后勤处、卫生所、战俘居住区和活动区。有警卫连负责哨位警戒和巡逻。我们并不担心战俘逃跑,他们也不敢逃跑,如果落到了朝鲜“民青”(如同共青团)姑娘们手里,那可比志愿军战士可怕一百倍。我们的哨兵和巡逻兵,主要任务是防止外界人员进入营区,说白了,是保护战俘的,以及制止战俘互相打架,譬如白人军官打黑人士兵,经过教育之后,黑人知道了志愿军反对种族歧视,反过手来又打白人。

我来到这座关押着两千多名洋战俘的三山战俘营,先到管理处的翻译组报到。组长就是白帆同志,但他是团级干部,又是战俘营的领导成员,不跟翻译们住在一起。三山战俘营是团级建制,白帆是团党委委员。翻译组只有十几个人,清一色的学生兵,只会英语,水平比较高一点,勉强可以称作翻译的,是清华大学没毕业就参军的老徐,25岁,1948年在“南下工作团”入党的老同志,比我的军龄“老”一年,“老”5岁,所以他是副组长。我的英语实在是二把刀,连三等翻译都不够格,可是老徐说:你是文工团员呀,可以组织这群“大孩子”开展文娱活动,免得他们整天想家。他所说的“大孩子”,就是这里上千名十八九岁的美国“少爷兵”,他们一旦被俘就认为自己彻底完成了服兵役的任务,百分之百地对得起总统杜鲁门了,脑袋里只盼望着早日遣返回家。

老徐还告诉我,一号、二号营区,也就是前两条大山沟里,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战俘,都说英语,比较好办;三号营区是“八国联军”,信仰、习惯各不相同,麻烦多。好在我们不收南朝鲜战俘,成千上万,交给朝鲜人民军管理。

三、生活小组

三山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大多是从志愿军各部队抽调来的联络参谋、保卫干事、宣传干事。人手有限,必须把战俘组织起来,并且利用战俘管理战俘。参照连队的编制,200来人,叫中队,我们的管理干部任中队长,40人为小队,由4人“生活小组”分工负责:组长管生活,内容较多,包括传达上级指示,反映战俘请求,分发被服、用品,指派公差劳务;3名组员分别负责卫生、学习、文娱体育活动。这4名战俘的内部职责,由大家推选,中队长指定。

“生活小组”也是逐步建立和调换成员的。譬如,最初由一些军阶较高的白人当组长,但是他们继续搞种族歧视,派黑人倒尿桶。我们加以纠正,强调不同肤色的战俘一律平等,搞卫生轮流值班。这样的小事,却在黑人战俘中引起很大震动,也许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受种族歧视,纷纷表示愿意跟我们合作,因此便有不少黑人进入“生活小组”,工作也认真负责。负责学习的多是法国战俘,这事很有趣,原来法国军队里有1/4是法共党员,他们一旦被俘,立刻交出党证,说自己是被迫来到朝鲜参加这场非正义战争的,愿意与中共同志合作。而且有些法共党员,还是知识分子,会英语。把国内印制的宣传材料交给他,组织战俘学习,讲解得比我好。

新战俘入营的第一件事就是灭虱。除了少数空军战俘是从天空打下来的,比较干净以外,步兵、炮兵、坦克兵,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它足以传染伤寒、猩红热等多种疾病,尤其是这些来自五大洲的多国战俘,还很可能带来我们不了解的怪病,所以必须彻底消灭虱子。办法就是洗澡、理发、换衣被。

战俘的衣帽鞋袜、棉被军毯,都是由我国东北运来的新品,是在美国飞机昼夜轰炸我军运输线的情况下,从后勤兵站尽先匀出来拨给战俘营的。为的就是把战俘的衣服全都换下来,避免营区出现传染病。战俘的衣物分五类处理:符号、帽徽、肩臂章,上交管理处,装进这一名战俘的档案袋,同时登记造册,作为遣返战俘时的依据;手表、戒指、项链、钱币等财物,个人一小包,由管理处代为保管,离营时发还本人;比较完好的服装,蒸煮灭虱后打包代管,离营时发还;眼镜、钢笔、带宗教色彩的十字架、护身符和家人照片等物品随身;其他的东西,比如残破的、带血的衣物,内衣裤等,统一焚烧。这些营规,我们都讲清楚,也让“生活小组”的成员协助讲解。

洗澡最受欢迎。这些侵朝的多国部队,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或龟缩在掩体里,或疲于奔命,难得一次洗澡的机会,夏天还好点,许多人整个冬天就没洗过澡,没法换洗衣服,所以人人身上长虱子。相比之下,我军后勤运输虽然困难,但中朝两国只有一江之隔,从后方到前线几百公里,也还有“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嘛;而那些来自美洲、欧洲、澳洲的侵略军,远隔重洋,又是一个旅、一个营的小股部队,其后勤供应根本形不成运输线,困难就更多了。他们跟随美军,依靠美军,殊不知“强大的美军”也自顾不暇,无力照顾杂牌军。后来我才知道,朝鲜战场上一名美军战斗人员,需要有从美国本土到日本、到韩国的7名后勤人员来支撑,其大量军需物资是在日本加工制造的,这也是日本大发战争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澳、新、哥、希、土……的喽罗兵不当俘虏谁当俘虏?因此种种,能活下来,还让你洗澡换衣服,战俘们无不高兴。

理发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俘虏的头发上有虮子,说是理发,实际上是剃光头。这首先遭到白人军官的反抗,认为是人格侮辱。为解决这个难题,白帆亲自出马,先说服几名战俘中的医务人员,然后分头去做解释。工作做得很细,首先说明中国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本禁止侮辱战俘的人格,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战俘可以举报,犯错误者要受军纪处罚。再说明灭虱必须灭除虮子的道理,以及灭虱之后,仍然允许大家留头发。并且质问这些拒绝剃发的白人军官,“你遣返回家之后,要不要把长着虮子的头发剃掉?”有人回答:“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进理发馆,美国人给美国人剃头,不受侮辱。”白帆笑了:“说得好,咱们也建立理发馆,让美国人给美国人剃头,英国人给英国人剃头!”结果是这样的理发馆一直存在到遣返战俘的时候。不过,话说回来,我看着那些“大孩子”的满头金发被剃光时,也觉得可惜。

最难办的是土耳其战俘,由于语言不通,只好让他们派代表来看英美战俘剃光头,打着手势给予“讲解”,效果还是不好。他们坚决不用剃头刀,大喊大叫,有的还暴跳如雷。白帆说,“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我也不知道教义里对于动用刀剪有什么禁忌?给他们用推子推成光头吧,试试看。”结果还是遭到拒绝。

我们有些同志很生气,说“这是战俘营,不是招待所!他们必须遵守营规!否则还怎么管理?”然而白帆坚持“慎重对待宗教问题。土耳其战俘先不剃头,等一等。咱们向国内请示,请翻译,请阿訇或者回族干部来帮助工作。”

四、抓赌和洗脑

语言不通的确是极大的障碍。土耳其战俘并不很多,麻烦却是最多的。譬如吃饭,战俘的伙食跟我们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比我们营级以下干部、战士的“大灶”伙食还要好一些。首先是保证供应。我们许多同志在火线,“一把炒面一把雪”,或者在坑道里嚼“压缩饼干”喝不上水,挨饿也是常有的事,而战俘营的供应从未短缺。再就是粗细粮和蔬菜搭配,比我们的战斗部队撤回二线休整时也要好一些。但是,初来战俘营的土耳其俘虏,大都表演过“绝食”。我们知道他不吃猪肉,其实我们也吃不着猪肉,还是为他们单立了清真灶。这样的白面馒头、大米饭,他们也不吃。一个个饿得东倒西歪,就是不吃。最初是炊事员拿起个馒头,当着他们们的面咬一口,嚼一嚼咽下去,他们才立刻上前抢这个咬过的馒头,狼吞虎咽般地往嘴里塞,噎得直翻白眼,可是桶里放着那么多馒头,还是不敢吃。炊事员回来报告说:“他们一定受过反动教育,认准了咱们的伙食里有毒药,真是糊塗虫,要杀你还不容易吗?何必往饭菜里下毒哩!就这么简单的理儿,也没法跟他说明白。我又不能每个馒头都当面咬一口哇!”

还是炊事班想出了绝招,不送馒头改送米饭。一桶大米饭,炊事员当着他们的面吃一勺,该相信没毒了吧?不行,过来个土耳其小军官,拿起勺子把桶里的米饭上下翻搅一遍,请炊事员再吃一勺。之后,他们就像疯了一般,拥上来抢饭吃,不用碗,下手抓,往嘴里塞,把桶也弄翻了,就在地上抓饭吃,拦都拦不住。

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三五天饿不死人,极限是七天,如果有水喝,再吃些草根树叶,还能多活一些日子。这些土耳其战俘挨饿几天了?语言不通,也没法问。倒是管理处的领导有经验,说饿久了的人,一顿饱饭能撑死。因此规定,新人营的战俘,只给小米粥喝,给点咸菜吃,一周以后,肠胃恢复了才让他吃饱。喝粥,对饿极了的土耳其战俘最合适,用勺搅一搅,当面喝一勺给他们看,然后一人一碗粥,一小截咸萝卜,先救命,调理肠胃。俗话说,头三脚难踢。打开了这个局面,再有新来的土耳其战俘人营,就一律先喝粥,并且让早来的土耳其战俘吃饭给他看,给他讲解这饭菜里面没有毒药。

美国“少爷兵”的人数最多,也最好管理。我参军前就接触过一些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长沙湘雅医院住院时,许多医生、护士都是美国人,态度和蔼,认真负责,给我这个患肺结核的7岁孩子留有难忘的印象,母亲还说过,湘雅的美国大夫救了我一命。后来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有美国老师,街上也有许多美国大兵,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些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的大兵,但他们是中国的同盟军,史迪威、陈纳德将军在我们学生心目中也很有名气。因此种种,我对这些放下武器的“大孩子”、同龄人,从内心来讲是宽容的。我向白帆汇报过这些思想,他说立场没问题,而且符合党的政策要求。

我的日常工作,是陪着管理员老孙到各中队、小队巡视,给他当翻译。老孙比我大3岁,连级保卫干事,党员,政策水平当然比我高,我很尊重他。这天他叫“生活小组”领香烟,每个战俘每天有10支“大生产”牌的香烟,10天发一次,小组长统一领回去,分给一人5盒。当年没有吸烟得癌这一说,通常的说法是提神、解闷儿,“饭后一支烟,恰似活神仙”嘛。志愿军的津贴里就有一笔烟草费。所以战俘也有香烟供应。当时的洋战俘几乎人人吸烟,但烟瘾有大小,可以互相调剂。没料到这点“活动资本”也被“少爷兵”利用了。

他们有烟瘾,还有赌瘾。谁身上也没钱,就赌香烟;没赌具,就把大衣扣子揪下来赌阴阳面。“生活小组”的黑人士兵杰克逊揭发了这个情况,说“刚发香烟的日子赌徒多”,就领我们去抓赌。

赌徒大多是白人小军官,在帐篷里用个刷牙缸子哗啦啦地摇大衣扣子,然后下注,猜阴阳面。帐篷门口还有白人士兵放哨。杰克逊领我们从帐篷的后窗户往里看,看得一清二楚,“少爷兵”一个个聚精会神,有乐的,有懊丧的,有的下大注,一次一盒“大生产”。看了几个帐篷,都在赌,好比到了赌城拉斯维加斯。老孙大怒,绕到帐篷前面进门去抓赌,也就十几秒钟吧,赌徒们已经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赌具、赌资全都不见了。真叫人哭笑不得,如此机灵地“少爷兵”怎么都当了俘虏呢?

老孙有办法,叫他们把大衣拿出来,都是新大衣呀,谁的大衣上缺扣子,谁就是赌博的“庄主”。“少爷兵”也有优点,就是在证据面前供认不讳。一次逮住3名“庄主”,由中队长召集全体会议,宣布处罚决定:禁止赌博是营规。这3名白人小军官停发香烟一个月,写书面检讨,还要背诵一篇(英文)宣传材料。我作了翻译。杰克逊乘机喊了一声:“给他们洗脑!”我听不懂,一时无法向老孙翻译。回到翻译组,副组长老徐才作了解释:洗脑就是改造思想的意思,是从英语洗牌、洗钱演化出来的新词儿,咱们念书的时候没学过。

五、白衣天使

三山战俘营虽然是团级编制,却配备了一个条件较好的卫生所,军医和设备达到了卫生营的水平。也就是说,志愿军的步兵团只有卫生连,负责战场急救,譬如止血、消毒、打针、取弹片等小手术。师里的卫生营才具有做大手术的能力。

战俘的灭虱工作就是在卫生所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的。另一项工作是治疗“雀眉眼”。这种病在志愿军部队里也曾经发生过,我们军文工团一百多人就无一例外地患过“雀眉眼”:每天黄昏以后,鸟雀归林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不好使了,视力迅速模糊,如同鸟雀。由于没有制空权,我们经常夜行军,战斗部队也常在夜间攻击敌人,被誉为“夜老虎”,患了“雀眉眼”可怎么行军打仗呢?文工团夜行军时,每人背包上挂一条白毛巾,后面的同志就瞪大了眼睛盯着这个小白点儿往前走,看不清地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真不知摔了多少跤,闹了不少笑话,有时前面的人莫名其妙地大步一跳,如同跨过一道沟坎,后面的人走到此处也都跟着跳,其实并没有沟。有些连队认为视力模糊是长期吃不到蔬菜造成的,就挖野菜吃。文工团的司务长从友军学了个偏方,用翠绿的松树针叶熬汤给大家喝,喝得满嘴松香味儿,也不管用。当然,这都是临时措施,志愿军后勤部知道这是缺乏维生素造成的夜盲症,大量供应新鲜蔬菜和肉食鸡蛋确有困难,就从国内紧急调拨维生素A、C、D、B1片,几十万官兵啊,一时也供不应求,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批维生素片先发给连级以上的指挥员,我这个排级文工团员还要等一等。说这些干嘛?就因为患“雀眉眼”的洋战俘,不分级别一律发给维生素。再说具体点儿,美国“少爷兵”到底吃得好,军用餐盒里有压缩饼干、一小罐头午餐肉、一小包橙汁粉(可冲饮料),不缺维生素,所以他们不患夜盲症。杂牌军就惨了,他们的后勤供应远不如中国人民志愿军,许多人患“雀眉眼”,天一擦黑儿就摔跟头,嘴角还长着不少小脓疱,卫生所的小何医生对我说,“看看嘴角,就知道他严重营养不良。”

她叫何倩,是我的同班同学,一同参军,我爱唱歌,被选进文工团,她进了医训队。何倩笑着说,“不给他们治夜盲症,这些俘虏兵想逃跑都困难,你们不是更好管理吗?”我说,“逃跑?他也敢!你这白衣天使,怎么说出不给治病的话来了呢?”其实,何倩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人道主义战士。不但对志愿军的同志,对朝鲜人民军的同志和老百姓,讲究医德,尽心尽责,就是对放下武器的多国战俘,也奉行“医生面前只有伤病员,不分国籍肤色”的原则。

这天,我带着担架,送一名新人营的美国上尉飞行员约翰逊到卫生所治疗。正好由何倩接诊。约翰逊就是我们痛恨的那种飞贼,驾驶“油挑子”钻山沟扫射我军后勤的汽车队,结果撞了山,飞机爆炸,变成一团大火球。这小子命不该绝,在撞山前的一刹那被弹出机舱,摔在山坡上。待到志愿军战士搜山时才发现,他距离飞机爆炸的地点只有几十米,大火竟然没烧着他,而他跳伞的高度也很低,降落伞都没打开嘛,大概又被树林挡了一下,没摔死,躺在树下昏迷不醒。这些情况是送战俘的志愿军同志讲的。被俘后,经过卫生连抢救,止血,在伤口敷用消炎粉,防止感染。约翰逊清醒过来以后,辗转送到战俘营,已经是第5天了。

“他摔断了三条肋骨,这比较好办,”何倩做过检查后对我说,“严重的是左腿粉碎性骨折,小腿肌肉破损,左脚坏死,必须截肢,才能保住性命。”

何倩不让我走,说这个伤员已经不能再往上级野战医院转移,为了争取时间,最可靠的方案是今天就截肢,“我已经给他用了止痛和消炎药,卫生连及时止血,保证了他的血压,允许动手术。问题是赶紧说服他同意截肢,跟医生配合。”

何倩的英语比我一点也不差,由她来说服不是更好吗?但我不能推辞,她要主刀啊,在手术台前一站几个钟头,必须集中精力,不可过度分神。我送伤病战俘来卫生所多次了,知道这里的规矩。在和平环境,做大手术须由亲属签字同意;战争环境,自己的同志和单位领导可以签字,没人签字也可以动手术,抢救伤员嘛;惟独战俘营的卫生所,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做截肢这样的手术,要求战俘本人签字同意。这大概是亘古未闻的尊重人权吧。

何倩去做手术前的准备。趁着约翰逊不哭、不喊疼的时机,我来做说服工作,也就是把何倩的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明白地告诉他,劝他采取理智的态度,跟医生配合。然而他并不理智,再三请求“保留我这条腿!”

半小时之后,何倩走过来用英语跟约翰逊交谈。

“上帝保佑你,飞机撞山没摔死,没烧死,中国军人又几次抢救你的生命,这说明你有好运气,还可以活着回家跟亲人团聚。”

“小姐,我不能失去这条腿!”

“称呼我医生。我以医生的身份告诉你:你是我的病人。我为你的生命负责。从医学的角度说明白,你的左脚和小腿已经失去了。我要切除的是危及你生命的碎骨和腐肉。我决定,从你的膝盖下面截肢,将来你可以比较顺利地装假肢,可以走路,也可以开汽车。你应该相信医生。”

约翰逊流下了眼泪,“我相信医生。我相信自己遇见了天使……”

他在手术签单上签了字。这是超出“日内瓦公约”之上的尊重战俘人权的举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遣返伤病战俘时多准备的一份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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