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了吗？——评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迄今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形成了南移完成于南北朝、隋、唐、北宋几种不同意见。但将南移时间确定在北宋后期之前，则无异议。然而，程民生博士的新著《宋代地域经济》截断众流，对多年来沿袭的定论提出不同的意见：“概括而言，北宋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
通览《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我们不难发现该书在四个方面独具特色。
第一，程民生博士致力于宋代地域经济，特别是宋代北方经济的研究，几度寒暑，在检索宋人留下的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宋代北方经济作了全新的评估。根据他的研究，在农业经济方面，粮食生产的绝对产量，南方高于北方，但各地两税见催额，却是北方高于南方。在经济作物上，桑、蚕、麻的生产重心仍在北方，而棉花、茶叶的生产则以南方占优势。在畜牧业和渔业上，南北地理环境不同，北方有广阔草原，牧业极发达，而南方多湖泊和临海，渔业胜过北方。在手工业方面，号称现代工业有力杠杆之一的煤铁生产，以及纺织业、陶瓷业、酿酒业、建筑业等项目，北方胜于南方；而制盐、造纸、冶铜、造船业等项目则南方胜于北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程民生指出，一般受地理限制的行业南北各有千秋，如北方产煤多于南方，南方铜矿多于北方，但不受地理限制的行业则北方大多胜于南方，这表明北方经济的深厚实力及活力。在国家财政收入方面，宋神宗时期东南六路（两浙、淮南、江东、江西、湖北、湖南）的两税、商税、盐、酒课、茶税、免役钱等项目所占国家财政收入总额数仅是北方（开封府、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的79. 6%，若再按现代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产值来估算，河北、陕西雄居榜首。程民生依据各地主要赋税指标划分了三个类型的地区，即经济发达区:河北、陕西、两浙、淮南、京东、江东、开封府；一般地区:江西、河东、成都府路、湖北、湖南、福建、广东、梓州路、京西；经济落后区:利州路、广西、夔州路。显然北方诸路的大部分地区居于宋代经济发达区。我们知道，以往在讨论经济重心南移的标志的问题上意见分歧颇大，可是把南北赋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高低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则没有异议。那么北方主要赋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总额上大于东南地区，无疑表明北宋时期经济重心仍然没有南移。
第二，该书运用辩证方法，客观地评估南北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其表现有三，一是始终把握个别与整体的关系，即无论是叙及北方某区域的经济状况，还是叙及南方某区域的经济状况，不仅分析该地区的经济特色和不足，而且把该地区与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比较，以便揭示该地区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如在论及宋代南北纺织业发展时，作者是这样评论的：“比较而言，四川、两浙稍逊于河北，淮南也稍逊于京东。单项产品最突出的是陕西的毛纺织业、福建的木棉纺织业，但南方的棉纺织业尚不足以与北方的毛纺织业抗衡。染色、服装业以河北、开封为优，南方的花色品种如麻、葛等纺织品优于北方。与唐代相比，东南的丝织业发展很迅速，而且又出现了划时代的棉纺织业，发展的形势很好，但从整体上看，南方的纺织业尚没有超过北方。”二是实事求是，过去探讨两浙经济时，一般将其笼统地视作宋代最发达的经济区，但实际上浙东和浙西的发展相当不平衡。程民生指出，浙东在经济地理上，属山地硗瘠、田土稀少的落后经济区，浙西虽因地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太湖流域而堪称宋代最发达的经济区，但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如杭、润、睦三州相对比较落后。那种只把目光盯在太湖流域并以此作为两浙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是片面的。三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宋代南北经济发展的变迁，作者指出，与唐代相比，北方大部分地区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有新的发展，南方大部分地区则有显著的发展。北方地区的发展起点较高，南方地区的发展起点较低，北方的发展大体上是持续上升的，南方的发展则在北宋中期达到高峰，以后便放慢了脚步。
第三，该书把宋代区域经济分作四种经济形态。
（一）国防经济。河北、陕西、河东三路地处边防，经济活动受国防局势制约，财政为军队服务。由于北宋政府注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畜牧业堪称发达，为宋代国防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经济形态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很强的负重力和再生力。（二）供应经济。两浙、淮南、京东、江东、江西、成都等地，尤其是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社会经济发达，能够提供一定的供应物资，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柱。（三）自给经济。梓州路、福建、荆湖南北、京西南北、广东等地，地方经济实力平平，在全国国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基本上自给自足。（四）贫困经济。广西、利州、夔州等路或地旷人稀，或穷山恶水，生产方式落后，开发程度很低。过去论者对两浙、淮南等地供应京师朝廷（亦中央财政）注意较多，故而该地区的经济地位显得特别突出，而西北地区相形之下则缺少这样的光彩。四种经济形态的划分，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北宋时期南北方的经济地位，使我们知道，河北、陕西等地的收入主要用于当地军费开支或战略储备，其负担远非其他地区能相比拟。此外，北方绝大部分地区是北宋政治、经济依托的重心所在，而南方则只有东南六路堪与北方经济相当，其他一半地区仍处在不发达或正开发的阶段。
第四，以往论者认为宋廷南渡以后，南方经济较北宋时期更为发达。早在几年前，漆侠先生在其名著《宋代经济史》中提出南宋时期南方经济不如北宋，呈衰退的趋势，然而限于篇幅，未及论述。程书全面深入地论述南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并探讨了南方经济衰退的原因。他认为南宋时期的南方经济有局部的、个别的发展，但总体上没有持续的发展，因而不宜过高估计。南方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北宋时期社会生产发展处于主流，封建剥削、土地兼并等阻碍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处于次要地位，但这些消极因素在增长着，到南宋时期渐渐成为主要方面。“如果说北宋社会摆脱了封建国有土地制的羁绊，取得了封建经济力量的剧增的话，那么，南宋社会则是陷入了封建大土地私有制的泥坑，出现了封建经济质的深化，使南方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程民生博览群书，引用宋人文献达四五百种，可谓资料翔实、言之有据。此外，该书在编写方式上寓学术于通俗，文笔流畅，洋洋洒洒。虽是专业性极强的学术专著，读来却不使人感到枯燥或艰涩，这是非常难得的。当然本书也存在不足之处，如在南北人口素质、南北粮食亩产量的讨论中，作者虽然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说服力的材料，论证北方人口素质高于南方、北方亩产高于南方，但似不够充分，因而有商榷的余地。但瑕不掩瑜，《宋代地域经济》不失为近年宋史研究中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原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