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评介
郭正忠先生继1990年推出皇皇巨著《宋代盐业经济史》后，新近又一部力作《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问世了。虽然此书时间跨度逾千年，但据著者所言，“本书的考察范围，原仅以两宋为主，而略及前后，鉴于度量衡的连贯性特征，这一限定范围又不得不稍事拓展，上溯五代隋唐乃至魏晋南北朝，下及于元世，其重点则仍在两宋”（第2页），单从篇幅而言，论述两宋的权衡度量约占三分之二。
郭著全书35万言，共分5章，分别论述了“汉魏至唐宋时期的权衡变迁”“汉魏至宋元时期的权衡计量”“隋唐宋元之际的尺度与步亩”“魏晋隋唐宋元时期的容量器制”“宋代度量衡的机构设施与管理体制”。郭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创新甚多。以下仅就其甚为显著的几个方面作一些评介。
一部学术发展史告诉人们，一切学术，都是以反映客观实际的事实材料为依据，而学术上的每一次进步和更新，不仅要求在事实材料的掌握上要超过前人，而且在认识和理解上更要超过前人。郭著正是这样一部在事实材料上和认识理解上均超越前人的学术专著。郭著既充分重视和广泛搜集出土实物资料，又深入发掘和全面占有文献资料，既注重对实物准确无误的鉴定，又长于对文献资料的精心考辨。尤其是对带计量性质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了确定其是否信实可靠，均作了认真细致的考辨，纠正了以往由于史料未经辨析而致误的一些论断。如说北朝借用大秤而南朝皆依古秤；五代度量衡“多相因袭”于唐制；宋器皆太府寺掌造；宋代的“省尺”即三司布帛尺；古衡无“分”，分厘衡制与等子创自于宋，等等。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陈出新是郭著又一显著的特点。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承洛先生《中国度量衡史》问世以来，在半个多世纪中，“考古学者们不断地将珍贵的出土实物资料奉献出来”“文献研究者也以更为翔实的史料撰文著述”，可以说有关度量衡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但通览郭著便会发现，对三至十四世纪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权衡度量，郭著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最明显的例子即是打开郭著，每一章节都是在对过去的一些论断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再探索中展开的。郭著较前人有所创新的论点概括起来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纠正或辨证前人失误，二是解决前人因客观条件长期未能解决的某些疑难问题，三是拓展前人已研究但还不够深入的领域。如关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初权衡量值剧增的原因，以往的研究者一般都归为官府“贪政”，即统治者随意用扩大斤两标准的办法，来克剥民众。郭著另辟蹊径，即对医书中“单秤”与“复秤”资料作了缜密研究后，大胆推断在社会条件之外，还潜藏着另一种权衡器制内在的因素（第32—42页）。又如斛与石的关系，是量制上长期争议的话题，过去有一种几乎成为定论的说法，以为宋代将一石为斛改成五斗为斛，其小口方斛乃贾似道所创，一直行用至清。对此，郭著举出七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认为这种说法与史实不相符，实际上，从北宋至南宋末，石与斛仍常通用。作为量制，它们基本上没有分为两个层次，只有在使用特殊的斛时，才发生例外（第387页）。再如关于宋代标准官样的斤两轻重问题，郭著通过辨析宋人对当时权衡与古秤轻重的考订比较和对近年出土实物资料的鉴定，一反宋代一斤当今596.82克、宋代一两当今37.3克的成说，而得出宋一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640克，一两则约当今40克的新见解（第203—223页），类此新论，在郭著中可谓俯拾即是。
郭著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和整理了两宋时期度量衡的发展演变。毋庸置疑，郭著对宋代权衡器物、斤两轻重、尺度步亩、容量器制的重新考订和一些拓荒性的研究，不仅纠正和补充了过去宋代度量衡史研究中的失误和不足，而且势必对带有计量性质的宋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将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晰、精确地描述宋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本书以考辨见长，但在书后没有开列引文目录、版本，给读者阅读及检索带来诸多不便，本书每一章节讨论、辨析的问题相当复杂，若将讨论、辨析的结果作一凝练的总结，附于每章之后，会使读者感到清晰。此外，为方便读者利用本书的最新成果，书后似还应制作三至十四世纪权衡度量变化与今天度量衡标准数值的对照表，以提高本书的使用价值。
原刊于《宋史研究通讯》1994年第1期（总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