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简约生活
我，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森林里，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边一座自己建造的房子里，离哪个方向的邻居都有一英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劳作维持生活。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那时写就的。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普通一员了。
如果不是小镇的人特别想了解我的生活，我不会强迫读者注意我的私事。有人说我的生活方式很奇怪，但我自己却一点儿不觉得。考虑到我的情况我还觉得很自然。有人问我吃什么，是不是感到孤独，害不害怕？和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人问我收入的多少以慈善的目的捐出了。那些来自于大家庭的人，问我收养了多少贫困儿童。所以如果我在这本书里回答了这些问题，请对此不感兴趣的读者原谅。在大多数书里，“我”即第一人称都去掉了，在这本书里会保留下来。这不是自私，自私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常常忘记，说话时其实我们都用第一人称。如果我知道其他的事情，我不应该谈论自己这样多。但不幸的是，我被自己经历的狭隘性局限在这个主题中。而且我认为，我迟早会有这样一种权利：请每一位作家简单诚实地叙述他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叙述他所听到的别人的生活。有些作家的叙述写的就好像是要寄给他远方的亲戚看似的。因为一个人要想生活得诚实，他肯定是生活在远方。也许这本书不是写给学生们看的。关于其他的读者，我想他们应该接受这些叙述，因为这书适合他们看。我相信没有人会削足适履，因为合适对他们来说才有用。
我乐意谈论的事情，不是关于中国人或者珊卫奇岛人，而是关于新英格兰人，也就是你们读者的事情。即这个城镇，这个世界上的条件状况，实际情况，是不是没有必要这样糟糕，是不是可以改进。我在康科德旅行时到过许多地方，商店呀，办公场所呀，田野呀，看到居民们好像在用千百种方式忏悔。我听说过婆罗门教徒坐在周围有火的地方，面朝太阳，或者吊悬在空中，头朝下，下面是火焰；或者扭着头，直视天空，“直到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姿势，因为脖子扭歪了，所以只能吃些流食”；或者就在自己的居住地，脚上终生都带着锁链，锁在一棵大树上；或者用身体丈量庞大的帝国，像毛毛虫那样；或者单腿站在柱子的顶端———这些自觉赎罪的方式比起我天天看到的算不上匪夷所思和令人震惊。赫拉克斯人从事的十二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做的苦役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赫拉克斯人一共也只有十二个苦役，做完就可以了，有结束的时候。但我从未看见过我的邻居做完他们的苦役。当然他们没有杀死过怪兽，也没有俄拉斯这样对赫拉克斯非常忠诚的女仆，用一块火红的烙铁烙那九头怪兽。（怪兽的特点是被割去一个头颅还能长出两个头。）
我看到年轻人，我的市民同胞们，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牲畜和农具，这些东西得来容易舍弃就难了。他们还不如不生长在农场，从小由狼养大，那样他们会看得很清楚：要求他们在什么样的土地上劳作，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坐享六十英亩的果实而他们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劳作？为什么他们一出生就开始给自己挖坟墓？他们应该想办法过人的生活，改进眼前的一切，尽量生活得好些。我遇到过多少可怜的生灵呀，他们几乎被生活的重担压碎，窒息，在生活的道路上爬行着，在七十五乘四十平方米的大谷仓前拼命劳作。他们不停地扫牛圈，那个奥吉亚斯（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共有三千头牛，牛圈三年没有打扫，赫拉克勒斯引来阿尔普斯河水，一天就冲洗干净）的牛圈就从来没有干净过；在一百英亩的土地上：耕种，锄草，放牧，还要护林。那些没有财产的人，他们没有继承这些没必要的累赘，发现他们也必须有足够的劳作和克制，才能供养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但是人的劳作本身就是错误。人生最美好的部分很快就被犁进土壤变作肥料。正如本书所说，他们被普遍叫作“必需”的东西所左右，他们被雇佣积累财富；而财富又被飞蛾和锈霉腐蚀掉并招来贼破窗而入。如果不是在生命终结以前，至少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是愚蠢的生活。据说道柯林和皮赫是用扔石头到脑后的方式创造的人：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 aborum， ／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后来罗利（1552—1618 英国航海家，政治家，作家）也响亮地吟诵了两首诗：
从此我们任劳任怨的心变得坚硬
我们的身躯本来就是石头，这是证明
对跌跌撞撞的神使是如此盲从，他仅仅是把石头扔到脑后，而不关心扔到哪里。
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度里，因为无知和错误，也是心怀虚构的忧虑，他们忙于劳作无暇顾忌生活的美景。因为劳作过度，他们的手指已经笨拙发颤，因此也摘不到那些甜美的果实。日复一日，劳作的人们享受不到真正的乐趣，不能与人保持最像人的关系。他们的劳动在市场上会跌价，而劳动者本身只不过是一台机器。他们怎能记清楚自己的无知———他们的成长过程需要无知———怎能清楚地记得谁在运用知识？在对他们做出判断之前，我们应该先给他们免费提供衣食，用兴奋剂来恢复他们的健康。我们本性当中最好的品质像果实的花儿，只能用最温柔的手来呵护。但是我们就是不能温柔地对待自己，也不能温柔地相互对待。
读者当中有些人，我们知道，都很贫穷，觉得难以生存。有时，这是事实。真是穷困潦倒。我不怀疑读这本书的读者中有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者，衣服鞋子都是劣质容易破损，或者就穿着破衣服，看这本书的时间都是从债主那儿借来的，或者偷来的。你们过着何等卑微不见天日的生活，我能看清楚这些，因为我的目光尖锐像在经验的磨刀石上磨砺过；你们常常进退维谷，做生意还是还债，陷入希腊人叫作“别人的铜钱”的泥潭中。别人的铜钱，是因为有些钱币是铜做的，你们依靠别人的铜钱生活，为别人的铜钱挣扎，被别人的铜钱埋葬；你们常常允诺偿还债务，明天就还，但却死在今天，破产了；你们寻求怜悯，祈求照顾，用了多少方式总算没有被投进监狱；撒谎，拍马，选举，把自己限制在有教养的硬壳里，或者使自己膨胀到空气稀薄的大气中，置身于空想的慷慨之中，这样来说服你的邻居允许你来给他们做鞋子，帽子，衣服，车子或者为他买日用品；你们累得病倒了就是为了筹钱看病，筹集那些你们可以放在旧箱子里，藏在水泥后面的长筒袜里，或者更安全些，放到砖垒起来的银行里的东西；不管藏在哪儿，不管多少。有时我想，我们如何如此轻率地实行了令人厌恶而又陌生的奴隶制呢？那么多精明狡猾的奴隶主活动在南方北方。有个南方的监工就够糟糕的了，再有一个北方的监工就更糟糕，最糟糕的是你们是自己的奴隶主，还说什么人的神圣！看看那些赶马去市场的人，他们日夜兼程，心中哪里还有一点儿神圣的激情？他的最高职责就是让马吃饱喝足，与运输的利润相比，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不就是为一位有名的绅士赶马？看呀，他多么神圣，多么不朽？看他们一天天匍匐潜行，战战兢兢；他们也不清楚自己惧怕什么，他们不应该害怕不会永生，或者不神圣，而是惧怕成为自己思想的奴隶和犯人，而这奴隶和犯人的名声取自他们自己的行为。与我们自己的思想相比，公共舆论算是力量最微弱的暴君。一个人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暗示了他的命运。如果在充满神奇和想象的西印度省份谈论自我解放，一个像威伯尔福斯（1759 －1833 在英国殖民地从事解放奴隶的人道主义者）这样的人道主义者会说些什么呢？同样，想想这块土地上的妇女，她们不停地编织着马桶上的垫子，直到生命结束，对自己的命运毫不关心，仿佛消耗时间而无损于时间的永恒。
大众过着死气沉沉绝望的生活。所谓的听天由命就是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乡村，用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典型而又无意识的绝望掩盖在游戏和娱乐之下。而游戏和娱乐都没有放松可言，因为必须要在工作之后才能游戏和娱乐。但是不做绝望的事情才是智慧的表现。
我们可以用“问答教学”的方式来考虑一下：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什么是必要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好像人类故意选择了这种普通的生活方式，好像他们就喜欢这种方式，而不喜欢其他的方式。但是其实他们认为没有别的选择。聪明和健康的人都记得太阳终究每天要升起，什么时候抛弃我们的偏见都不晚。不经过验证的思维或行事方式，不管多么古老都不可信。今天人人都响应都默默承认是真实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发现它原来虚无缥缈，只是思想的烟雾，而却被有些人误以为是可以给田野带来甘露的祥云。老年人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你也可以试试，也许发现原来可以做。老的行为准则由老年人来遵守，新的准则给年轻人。老年人也许碰巧不知道再去取些燃料就可以让火继续燃烧，年轻人却知道往锅底下加些干木头就可以让火燃烧得更旺；而且年轻人还可以像鸟一样的速度环球旅行，像谚语说的那样，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气死老头子”。年龄不是值得骄傲的东西。老年人也许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做一个合格的导师，因为年龄给他们的东西还没有失去的多。可能你会怀疑聪明的人是不是已经明白了活着的绝对价值。实际上老年人不能给年轻人更重要的建议。他们自己的经历有限，自己的生活就很悲惨，这也许是内在的原因，正如他们自己相信的那样。也许他们还存在着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可以掩盖他们的经历，表明他们现在不像当年那么幼稚。我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活了三十年，还没有听到过来自于资深人士中肯的有价值的建议，一个字也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也许他们不能告诉我合理化的建议。我现在正过着这样的生活：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试验，但如果别人试过对我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我有任何有价值的经历，我相信它就反映了我的实验的价值，这些我的导师从来没有说过。
有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只吃素食，因为素食不能强健筋骨”。所以他虔诚地每天拿出一部分时间来获取供给骨骼生长所需的养料。他边说边跟在牛的后面扶犁耕地，那牛正拉着木犁不顾一切排除各种障碍奋勇向前，而牛正是靠吃草强健骨骼的。有些东西对于那些最无助患有严重疾病的人，确实有必要；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就是奢侈品，还有一些人就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有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论是高潮还是低谷，都被前辈经历过关注过了，根据伊夫林（英国作家 1620 －1706）的观点：“智慧的所罗门规定了每棵树之间的距离，罗马的行政长官也规定了隔多长时间可以到邻居家去收集掉在他家院子里的橡实而不算擅自闯入别人家，应该分给邻居多少。”西波克拉底（公元 460—359 希腊名医，西方医学的始祖）甚至规定剪指甲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要与手指齐平。毫无疑问，沉闷和厌倦耗尽了生活的多彩和欢乐，这种情绪自古就存在于世，古老得像亚当一样。但人的精力是无限的；也不能参照前例来评判，因为前例太少了。到目前不管有什么样的失败，“不要苦恼，孩子，谁能指派你去做完不成的事呢？”
我们可以用几千种简单的方式来测定生命。比如太阳在使我的豆子成熟的时候也照耀着地球，像照耀太阳系的其他星球。如果我记住这点儿，有些错误就可以避免了，可惜我没有记住。我在锄地时借助的却不是太阳光。星星的尖角真是奇美无比。不管距离多远，不管什么人种，整个宇宙各个角落的人们在同一时刻都凝视着同一种东西。自然和人类的多样性就像我们的体制一样，谁能说清楚一个人会给另一个人什么样的未来？还有什么比我们互相凝视的那一刻发生的奇迹更伟大呢？一小时之内我们应该经历所有的时代，经历所有时代的所有事情，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能比得上阅读其他人的经验更令人惊叹，更令人知识渊博。
我的大部分邻居认为好的东西，我却认为是坏的。如果说我有时会后悔，很可能就是为自己的好品行而后悔，是什么魔鬼攫住了我，使我的品行如此优良呢？你可以说你最有智慧的事情，比如老年人———你活了七十岁，得到的荣誉也不少———而我的耳边总是响着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邀请我远离那荣誉。新一代抛弃旧一代就像抛弃搁浅的船一样。
我想我们完全相信的事情应该比我们做得更多。我们可以放弃给自己如此多的关心，而把这些关心真诚地放在别的地方。我们的本性中有懦弱也有强大。有些人内心的焦虑和紧张几乎就是不治之症，我们被迫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呢！或者我们担心生病了怎样？太谨慎了。如果可以躲避，我们甚至决心不为信仰而活着，整天提心吊胆，晚上还不情愿地做祈祷，听天由命。我们完全彻底真正是被迫活着，敬畏生命，拒接变化的可能。我们说只能这样生活。其实从一个中心点能画出多少条线，我们的生活就有多少种。所有的变化都是可以考虑的，每一刻发生的事情都是一个奇迹。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想象的事实降为他所理解的事实时，我预言最后所有的人都会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生活。
现在来考虑一下我所说的麻烦和焦虑是什么，我们的努力或者说至少是谨慎有多大必要。虽然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中，过一过原始人垦荒区的生活还是有益的。如果能做到以下就好了：明确生活的大量必需品是什么，以及得到它们的方法；或者翻一翻商人的记账本，看看他们常从商店里进什么货，储存了什么，也就是我们需求量最大的是什么。时代的进步几乎没有影响到人类生存的基本规律，也许是因为我们的骨骼与祖宗的骨骼没有太大区别的缘故。
总之，生活必需品，不管什么，所有人类通过自身努力得到的东西，从人类开始使用它们之日起，对人类生活就很重要，很少几个人，如果有的话，不管他是粗人，穷人，哲人都没有试图放弃过这些生活必需品。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动物，生活的必需品就是食物。而几英寸可口的草地便可提供牛的食物，加上可饮用的水，就足够了，除非它想寻找森林或山的阴凉处作为栖息地，所以兽类的要求不过就是有食吃有地儿住，仅此而已。而人类的必需品，很准确地说可以分成几个部分：食物，房子，衣服和燃料，只有这些有了保障，才可以真正解决前途和自由的问题。人类不但发明了房子还有衣服和熟食，偶然又发现了火的温暖和利用它的结果，开始火只是奢侈品，我们坐在火的旁边，后来它成了必需品。我们观察到猫和狗也正在获取这第二种本能。住得合适穿得合适就能合理地保持我们体内的热量，但是如果热量太多或者燃料太多，就是说外部的热量超过体内的热量，难道不可以说我们的身体正在被烧烤吗？自然主义者达尔文曾说过，当他们一行人穿着衣服坐在火炉旁烤火还不觉得暖和时，火地岛的居民却赤身裸体，离火很远，使我们吃惊的是“他们被火烤得汗流浃背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新荷兰人坦然地赤裸着身体，欧洲人却穿着衣服还冻得发抖。难道不能将野蛮人的耐寒性和文明人的智慧结合起来？按照里比西（1803 －1873 德国化学家）的说法，人体就是火炉，食物就是保持体内肺里燃烧所需的燃料。冷天吃饭多，热天吃饭少。动物热量的产生就是慢慢消耗燃料的结果。如果这个过程太快就会引起疾病或者死亡：或者是因为缺少燃料，或者是因为干旱，火熄灭了。当然生命的热量不能与火焰混为一谈，但却很相似。根据以上陈述，动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热量好像是同义词，因为食物被看作是燃料能保持我们心中的火———燃料只是用来准备食物或者增加体内温度的，当然还要加上外部条件比如房子。衣服也只是为了保持体内产生的热量或者吸收外部的热量。
那么我们的身体最大的需求便是保持温度，保持体内性命攸关的热量。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呀！不只是为了获取食物，衣服和房子，还有被子（晚上的衣服），攫取鸟巢和羽毛来建造屋子里的屋子，像鼹鼠那样，在地洞里还有青草和树皮做成的床。穷人常抱怨这个世界很冷酷，身体的寒冷并不比社会的冷酷程度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大部分痛苦来自于社会的冷酷。夏天，有些天气下，我们有可能享受乐土般的好时光；燃料除了用来煮熟食物，不是必需品。太阳就是火，许多水果的成熟由它的光线照射就足够了；一般来说食物是多种多样的，也很容易得到。衣服和房子是全部或部分必需品。目前，在这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经验，我找到了几种工具：一把刀，一把斧子，一把铁锹和一辆小推车等，对于勤学的人还有灯，文具，几本书，这些当然都是次要的必需品，都可以用很少的钱买到。然而有些人，那些不聪明的人，到地球的那一端去，到那些野蛮的，肮脏的地方，用一二十年的时间一心扑在生意上，就是为了生活———就是为了舒舒服服温温暖暖，而最后却死在新英格兰。崇尚奢侈的富人不但得到了舒适和温暖，还得到了非自然的酷热，正像我前面说的，他们被烧烤了，当然是很时髦地被烧烤了。
大部分的奢侈品和许多所谓生活的舒适，不仅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肯定还是人类进化的障碍。说到奢侈和舒适，那些智慧的人曾经过着比穷人更简单更清贫的生活，印度，中国，波斯和希腊的古代哲学家，他们都是一类人物：没有人比他们外表更清贫，也没有人比他们精神更富有。对他们的生活我们不太理解，但对他们的理论思想我们却听说过不少。对当代的改革家和民族救星也是如此。只有站在所谓的安贫乐道这个有利的位置上，才能成为一个公正的智慧的观察者。奢侈的生活中水果是奢侈品，不管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者艺术方面。
现在我们有很多教哲学的教授却没有一个哲学家。然而能教授课程是令人羡慕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但要有深刻的思想，建立一种学派，还要热爱智慧，在智慧的指导下过一种简单独立高尚和互信的生活。哲学家要能解决些问题，而不只是理想。伟大的哲学家常常是朝臣式的成功者，而不是帝王式的鲁莽者。他们改变生活只是为了适应习俗，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实际，并不能成为高贵人种的祖先。为什么人会堕落？为什么家族会没落？使国家衰弱和毁灭的奢侈的本质是什么？谁敢保证我们的生活中就没有这种本质？哲学家走在时代的前列，甚至生活的表面形式也是超前于他人的，他不像他同时代的人那样吃饭，住房，穿衣，获取温暖。一个哲学家怎能没有比其他的人更好的保暖方式呢？
当一个人能被我们所描述的好几种方式温暖着，接下来他还要什么呢？当然肯定不是同样的更多的温暖，像渴望有更多更丰富的食品，更大更漂亮的房子，更多更贵的衣服，更多内在的更热的火，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但他拥有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以后，他就有另外的选择，不是求得数量上的过剩了，而是生活上的冒险，从最低贱的田间劳作开始。土壤好适合于耕种，因为它已经将植物的根送到了地下，它还会很自信地迅速将枝条送出地面。人类为什么将根扎进土壤，而同时他又是可以升到空中的，并且扎根土壤的深度是可以和升到空中的高度相等的———而评价其他植物价值的标准是看它们在空中和阳光下长出了多少果实。这些果实离地面很远，不被看成是朴素可食用的东西。这些可能是两年生植物，常常是等到根部发育成熟了才种下去，为了使根部发育得好还要把顶部摘取，所以在开花的季节很多人都看不出它们是什么植物。
我不想给强壮的人和勇敢的人立规矩。他们不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能专心于自己的事情，他们偶然建造的房子比富人的更富丽堂皇，花钱更多更阔绰，并且还不至于变穷。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生活———如果真有这种人，像梦中遇到的那样；也不想给那些在目前条件下，还能找到勇气和灵感的人立规矩。这些人对待勇气和灵感的热情就像对待情人一样———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所说的不是那些安居乐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知道自己是否安居乐业的人———而是那些不满于现状的人，他们无所事事地抱怨命苦运差，时代冷酷无情，而他们本来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还有些人叫苦连天，极度沮丧，因为据他们自己说已经尽职尽责。我的心目中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看上去阔绰，实际上是所有阶级中最贫穷的，他们积攒了些钱，但不知道如何利用，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它。于是就给自己打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
如果讲述一下我曾希望如何度过时光，熟悉我生活的人会感到奇怪，不熟悉的会感到吃惊。我只大概讲述一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几件事。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白天黑夜，我都渴望改变我的状况，并在手杖上刻下记号。站在两个永恒，过去和将来的交汇处，即当前，我用足尖小心翼翼地站在这个点上。请原谅我说话晦涩。因为我的行业里有比其他人的行业更多的秘密。不是我故意保守秘密，而是职业的特点。我愿意把原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欢迎大家来听，我的门上没有贴着“禁止入内”的牌子。很久以前我丢了一只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现在还在寻找它们，我对许多顾客都说起过它们，描述它们的踪迹和它们回应的呼叫声。我遇到过一个顾客，他说曾听到犬吠声看到过马蹄的踪迹，看到过斑鸠消失在云层中。这些游客看上去很着急好像是它们自己丢的。
每天我不但要“参与”日升日降，还有“参与”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多少个清晨，夏天，冬天，当邻居们还没有开始一天的忙碌之时，而我已经开始了。毫无疑问，好多居民都看到过我干活或回来，早晨去波士顿的樵夫也看到过。是的，我从未具体地在太阳的升起过程中助它一臂之力，但毋庸置疑的是我每天不只是出现在它面前，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许多个秋天，唉，还有冬天，我都是在城外度过的，试图打听发生的事情，听到后就快速发出去。我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投在这事上，还忙得喘不过气，跑来跑去面对各种困难。如果有关于两党的消息，或者与两党有关系的消息，就会在政府公报上首先刊发出来。我会在大树或者岩石上观察其他的事情，用电报报告给新来的游人，或者在山顶上等着日落黄昏，想着可能会捕捉到点儿什么，当然从来没有捕捉到太多，就是有救命的稻草或者叫天粮（以色列人曾于旷野中得到天赐的粮食），也会在太阳光下融化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给一家发行量不大的报纸写报道，他的编辑从来就没有欣赏过我的稿件，他见的作者太多了，所以我忍受痛苦换来的只是劳动，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劳动的唯一报酬也就是痛苦。
许多年来，我是自封的暴风雨和暴风雪的观察家，并且尽职尽责，我还是测绘员，测量公路，森林小路和林中捷径，保证它们畅通无阻，还测量了搭建着桥梁的沟壑，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行的桥梁，还有那些大众走过从而证明了它的实用性的桥梁。我曾经看护过城中野兽，它们总是越过篱笆，给老实的牧羊人添了不少麻烦；我还注意过农场里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虽然我不太清楚约纳斯或所罗门具体在哪一块田地里劳作，那不是我的事。我还曾经浇过红越橘，沙地上的樱桃和荨麻，红松和黑木梣，白葡萄和黄色的紫罗兰，在干旱季节不浇水，它们会枯萎的。
总之，很长时间我一直做这些事情（一点不吹牛），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后来我越来越明白，市民们不愿意把我包括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之内，也不愿意给我一笔小小的俸禄让我挂个闲职。我敢发誓，我记录的每一笔账目都很真实。真的，我从来也没有被查过账，没有被拒绝过，或者被克扣工资，或者结账被打发走。然而，我的心思没有放在这上面。
不久前，一个印第安小贩溜溜达达上门向我的邻居，一位著名的律师出售篮子：你想买篮子吗？不，不买。律师说。“真是的，”小贩边走边感叹“难道你想饿死我们吗？”。看到他勤奋的白人邻居这样富有———律师只要编织辩论之辞，像魔幻似地，财富和地位便接踵而至———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也做生意。我编篮子，这事我能做。他认为只要他编织出篮子，这事就成功了，然后就该白人买这些篮子了。他没有认识到必须要人家觉得这东西值得买，或者至少认为值得买，或者制造点儿别的值得买的东西。我也编制过一种结构精致的篮子，但没有让别人觉得值得买。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不值得编，我不是研究怎样让它值得买，而是研究如何避免卖它的必要性。人们赞美或认为成功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我们为什么要以一种生活方式为代价而去夸大另一种呢？
发现市民们大概不会在法院或者教堂给我一个谋生的位置，我只得改行了。我现在比以前更关注森林，在那里我更有名气。我决定立刻着手做，不等着要所谓经费了，就用我那点儿微薄的积蓄。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不是去过节俭的生活，也不是去挥霍，就是想去处理些个人的事情，少找些麻烦，避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缺一点常识，缺少商业天赋而显得悲哀甚至愚蠢。
我经常努力获取严格的商业习惯；人人都应该如此。如果你与天朝帝国做生意，在萨拉姆港的某个沿海地方，设一个固定的会计室就可以了。你可以出口国家提供的纯国产的产品，还可以出口大量的冰，松木和少量花岗岩，这些都是土特产，生意会很好。你可以亲自监督所有的细节，领航员兼船长，业主兼保险商，买卖记账，阅读每封来信，书写阅读每封去信，日夜监督进口货物的装卸，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岸的各个地方———装货最多的船总在新泽西岸上卸货———自己起草电报兼电报员，不知疲倦地把电报发往远方，与所有驶向海岸的船联系，稳妥地调遣商品，为远方的大市场提供货物，了解所有的市场信息，预测各地战争和平的前景，预见商贸和文明的趋势———利用探测队的探测成果，利用航海的进步和各科新信息———研究图表和礁石的位置，查明新灯塔和航标的位置，记住还有对数表需要修正———因为如果计算器有问题，船就有可能触礁，而本来它是可以安全驶到友谊码头———另外还有拉贝鲁斯的未知的命运———应该与时俱进的一门宇宙科学。研究所有伟大的探索者和航海家，伟大的探险家和商人的生平，从汉诺到腓尼基人；总之，不时地要记录货物，明确自己的情况：这个工作需要各种能力———盈利和亏损，利息问题，皮重问题和添量问题，各种测量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宇宙的知识。
我曾想过瓦尔登湖是理想的生意之地，不只是考虑到铁路和冰贸易，这地方有许多优势，也许不便泄露。还是个优良的港口，地面坚固，不必填像涅瓦河一样的沼泽，但每一处的地基都必须自己打。据说如果涅瓦河涨潮，随西风漂流来的内瓦水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上冲掉。
因为进入这一行业需要通常所需的资金，所以从哪里得到这个行业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不容易猜到的。先说实际的东西，比如衣服，我们买衣服常常是因为热爱好奇，考虑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考虑衣服的实用性。让那些有工作的人回忆一下穿衣服的目的：第一保持身体所需温度，第二，在目前社会状况下，遮盖身体，不至于裸露，人们可能会判断不给衣橱增加衣服能完成多少有必要和重要的工作。国王和王后的衣服每件只穿一次，虽然有御用裁缝专司其职，他们却不知道穿新衣服的感觉，因为国王和王后只不过是挂衣服的架子，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和我们同化了，具有了穿衣服人的性格。我们不愿意把衣服丢掉，即便不是为了保持身体的尊严，在需要医疗器械治疗身体的时，我们本应该把衣服脱掉放在一边，可我们不这样做。在我的想象中没有人愿意穿补丁衣服而降低身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有穿时髦衣服，或者至少穿干净没有补丁衣服的渴望，这个渴望比具有良知更强烈。但即使不补破洞所暴露的也不过是不节俭。有时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一下我认识的人———谁肯穿打了补丁的，或者膝盖以上就有两条破缝的裤子，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他们穿了，前途就毁了。进城时他们宁可瘸着一条腿也不愿意穿破裤子。如果车祸伤了一位绅士的腿有办法补救，但同样的车祸如果伤了裤子那就没救了。因为他考虑的不是什么值得尊重，而是什么被尊重。我们了解人不多却了解不少裤子。你给稻草人穿上最后一件衣服，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路过的人会立刻向稻草人致敬。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地，就在头戴帽子，身穿衣服的木桩旁边，我认出了那个农田主人。他只是比我上次看到他时晒黑了点。我听说狗会冲着任何一个穿着衣服接近它主人财产的人吠叫，而很容易被不穿衣服的贼制服。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人脱去了衣服，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还能保留他们的相对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一群文明人当中，你能指出谁属于最受尊重的阶层吗？当菲菲夫人从东到西进行她的冒险旅行，接近俄罗斯去拜见当地长官时，她说有必要穿上其他的衣服而不是旅行服。她说：“我现在又在文明世界了……人们是以衣服来判断人的”。就是在我们号称文明的英格兰，偶然暴富，衣服得体，这种必需品的拥有，就能博得普遍的尊重。他们屈服于这种尊重，尽管数量很大，到目前为止都是异教徒，需要派一个传教士到他们中间。做衣服需要裁缝，这种工作你可以说是没完没了，至少，妇女的衣服是做不完的。
一个人最后找到事情做，没有必要非穿新衣服，旧衣服就可以，即那些放在阁楼里积满灰尘的衣服。一双旧鞋子服务于一名英雄的时间，应该比服务于这名英雄的仆人的时间长———如果他有仆人的话———赤脚的历史比穿鞋的历史更长———他可以使鞋穿的时间更长。只有参加社交晚会或者正式晚会时才有必要穿新衣服，而更换衣服就像参加晚会的人一样，不停地变换。但如果我的衣服裤子帽子鞋子适合于穿着膜拜上帝，也就可以了，是不是？谁看到过他的旧衣服———旧衣服实际上已经穿烂了，变成了制衣服的原料，送给一个穷孩子都不算行善。也许这孩子会把这衣服送给更穷的人。那些稍微富有的人，谁穿得比他更少还能生活呢？所以我说警惕那些需要穿新衣服的行业，而不是警惕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人，做新衣服给谁穿呢？如果有事情做，穿着旧衣服去试试。人们需要的不是穿着什么去做，而是做什么或者成为什么。也许我们从来就不需要新衣服，不管旧衣服多么破旧。直到我们品行端正了，事业成功了，或者向着某个方向出发了，这时我们感到再穿旧衣服就像“新人穿旧衣”，像新酒装旧瓶了，此时才可以穿新衣服。摈弃旧思想的季节就像鸟类换羽毛的季节，是生命的危机期。潜鸟飞到寂静的池塘来度过这个季节，同样的，蛇蜕皮，毛虫蜕去褶皱的外衣都是由于它们内部勤奋扩张所致。衣服只不过是我们表皮或终身的限制。没有它，我们会发现自己行驶在错误的航道上，最后会被自己的观点，被人类的观点所抛弃。
我们就像外生植物，披上一件又一件外衣，外部的衣服又薄又奇特，就像我们的外壳，假皮肤，它不参与我们的生活，可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脱掉了，而身体不会受到致命伤害；我们的原始衣服，常穿的那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叫作皮层。我们的衬衣是真正的树皮，去掉它会留下痕迹，人也就毁掉了，就像刮掉树皮会在树上留下环带痕迹，树毁掉了。我相信所有的人，因为某种原因会穿着等同于衬衣的东西。这种情景是令人向往的：一个用如此简单的衣服包裹自己身体的人，在黑暗中能够触摸自己，他生活得很周密，各方面准备得很充分，如果敌人占领城市，他会像老哲学家似的徒手泰然自若地走出城门。一件厚衣服的质量与三件薄衣服如果同样好，就会真的可以买到适合于顾客的廉价衣服了。五美元可以买一件厚上衣，可以穿很多年，厚长裤，两美元，牛皮靴，一元半，夏天的帽子，四分之一美元，冬天的帽子，六角两分半，甚至可以花很少的钱自己在家制一顶更好的帽子。穿上这样的衣服戴上这样的帽子，他还算穷吗？难道就没有聪明的人向他致敬吗？
我要求做一件特别样式的衣服，裁缝会很认真地说：“他们不做这种样式了，”一点儿不强调“他们”，就好像他引用的话来自于一个很没有人情味的权威。权威的冷漠程度像命运一样，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我发现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定做到衣服，只是他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很轻率。听到这些隐晦的句子，我陷入了沉思，强调了话中的每一个词，以便能理解这话，找出这个“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与我有血缘关系。在这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利能如此直接地影响我，最后我也想好了用同样神秘的，不强调任何词的话答道：“他们最近没有做这个样式，但现在正在做。”如果他不测量我的性格只量我的肩膀，就好像是找个钉子把衣服挂上去似的，这样有什么用呢？我们不崇拜娴雅女神（Grace：希腊神话中，光明，快乐以及壮硕的三位神的总称），也不崇拜帕尔斯（Parcae：罗马神话中命运三女神），我们崇拜时尚。她在纺织，剪裁方面都是权威，巴黎的猴子戴上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跟着学。有时我感到失望：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在人的帮助下很容易地完成。首先人们会经历强大的压力，把旧的观念榨出，使他们不能再马上直立起来，然后又有些人有怪念头，这些怪念头的产生就好像是不知什么时候放在哪里的鸡蛋孵化出来的一样，就是烈火都燃不尽它们，采取什么措施灭绝这些想法都是徒劳，毕竟，我们不要忘了，有一种埃及小白种子是由木乃伊传下来的。总之，在这个国家不能有这种观点：服饰可以上升为艺术那样尊贵的地位。目前人们换穿的衣服都是他们可以得到的，像触礁船上的海员，他们会披上在沙滩上能找到的任何东西，过一会儿或走过一段路后，都会嘲笑彼此身上的遮盖物。下一代人都会嘲笑上一代人时髦的物品，看到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服装，我们觉得很可笑，好像他（她）们是食人岛的国王王后。衣服离开人后都觉得可悲滑稽，只有那些来自于过去真诚的生活本身以及生活内部的严肃目光才能抑制住这笑声和神化任何人的服饰。穿着斑斓衣服的小丑突然得了心绞痛，他的衣服也要为表现这种情绪服务。当士兵们被炮弹击中，破烂的军装也宛若高贵的紫袍。
男人女人对服饰样式的幼稚和原始的爱好使得他们不停地摇动万花筒，眼睛紧盯着它去发现这一代所需要的特别样子。制造商了解到这种爱好仅仅是稀奇古怪的念头。两种样式，只差几针，某种颜色或多或少，结果一种成了抢手货，一种则放在架子上无人问津，虽然几个季度后无人问津的样式常常成为时髦货。相对来说，文身不是大家想象的可怕习俗，它并不野蛮，因为刻得很浅，而且是可以改变的。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结构是人们获得衣服的最好形式，操作工人的工作条件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像英国的工作条件，毫无奇怪，就我所知和观察到，工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人类真正完美地穿上衣服，而是，毫无疑问，是让公司增加财富，这才是他们的目标。长远来看，人类能实现他们所定的目标，所以尽管他们可能一时失败，也不妨将目标定的高些。
至于说到房子，我不觉得它是生活的必需品，虽然在那些比这儿冷的国家，很长时间人们都没有房子，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塞缪尔莱恩（ Samuel Laing）说：“拉普人（居住在芬兰、挪威、瑞士等地）穿皮衣，头上肩上套上皮囊，可以夜复一夜地睡在雪地里……那寒冷的程度可以把穿羊毛的人冻死。”他看到那些人就这样睡觉的，但他接着说：“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结实。”
大概人生活在地球上不久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以及家庭生活的安逸，他们表达对房子的满意程度比家庭还高；虽然这绝对是偏见和偶然。在这样的天气下，在我们的脑海中，房子总是主要和冬天或者雨季联系起来。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房子不是必需品，而阳伞却是。这儿天气热，夏天的晚上，几乎只要一个遮盖物就可以了。在印第安人的记录中，一座棚屋表示一天的行程。刻在树皮上的一排棚屋表示他在此宿营好几次了。上帝没有把人造的四肢粗大，身体强健，所以人必须缩小自己的世界，把自己限制在适合于自己的空间内。人类最早是裸体室外活动的，虽然在风和日丽温暖的白天，他们很快乐，但是雨季和冬天，更不用说炽烈的太阳，早把他们摧毁在萌芽中，如果他们没有匆忙地躲进棚子里。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上衣服之前是用树皮遮体的。人需要家，温暖的地方和安慰。首先是温暖，然后才是爱的温暖。
可以想象一下，人类处于婴儿时期的某个阶段，一些有进取心的人爬进洞里躲藏起来。每个孩子又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某种程度上喜欢待在户外，甚至在湿冷的天气也是如此。他们玩垒房子游戏也玩骑马游戏，这是他们的本能。谁不记得小时候窥望洞穴或者走进洞穴时的激动心情呢？那是一种本能的呼唤，那是我们的祖先最原始的本能还留存在我们的天性中，从这个洞里我们又攀爬到棕榈树叶树皮树枝覆盖的屋顶上，那屋顶由亚麻编织而成，平阔舒展，还有青草，稻草，木头木瓦，石头和砖块盖成，有房子后我们就不知道在露天生活的滋味了。生活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家庭气氛。从炕头到田间那真是一条很长的路。如果我们能花更多的日日夜夜，畅通无阻地生活在我们与天体之间，如果诗人不在屋檐之下做那么多诗，或者圣人不住在屋子里那么久，那该多好啊。鸟不会在洞里歌唱，鸽子也不会在棚子里培养纯真的情操。
但是如果有人想设计建造一所住宅，他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稍微精明点儿才好，免得以后发现自己住在车间里，博物馆里，济贫院或者监狱中，或者一所华丽的坟墓中。首先我们想一想，实际上房子绝对不是那么有必要。在这个城镇，潘诺博司各特河上的印第安人穿的衣服的厚度只有薄衣服的十分之一，而当时地上的雪有一英尺厚，我想，为了防风，他们或许希望雪更厚些呢。以前我想过一种诚实，有合适追求，有自由的生活，那时，我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困惑着我。因为不幸的是，我现在变得麻木不仁了。我曾经看到过路边放着个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干活的人们晚上将工具锁进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生活困难的人都可以花一美元买一个这样的箱子，用钻头钻几个孔，让空气吹进去。晚上下雨时可以钻进去，盖上被子，在里面自由地表达爱情，灵魂也自由了。这事看上去不是最糟糕也不是可鄙的选择。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待在那里，起身外出时也没有大房东二房东追着你要房租了。许多人认为宁可付大房子的房租被折磨死也不愿意在这小箱子里被冻死。我绝没有开玩笑。经济是一门允许变化无常的学科，但它没有很大的倾向性。这儿曾有一座房子，住户大多粗壮结实，户外活动。材料也是来自于自然，现成的。马萨诸塞州垦区印第安人的总管 1674 年曾经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子由树皮盖顶，整洁密实而暖和，这些树皮都是在树的内部树液挥发后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趁着树皮还清翠用大木头把它们压成薄片，简陋一些的用灯芯草编成的席子铺顶，也同样结实保暖但质量不如前者———我看到的有些六十或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住在他们的棚屋里，很暖和就好像英国人最好的房子。”他接着说，这些棚屋都铺着地毯，摆放着做工精细，带有刺绣的垫子和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印第安人很先进，他们知道在屋顶打个孔，孔口外面悬挂一个帘子，这个帘子有一根绳子控制着，用来调节风的强弱，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住所一两天就可以盖起来，几小时就可以拆卸或安装完毕，每个家庭都有一座这样的房子或者房子内的一间。
在蛮荒时代，每个家庭最多有一个这样的棚子，对于粗陋简单的人就足够了，我想我说这些话还是有分寸的：鸟有自己的巢，狐狸有自己的洞，野蛮人有自己的棚屋，现代文明社会还不到半数的人有自己的房子。在文明更普及的大城市，拥有房子的人数只占很小的比例。其余的人竟然还要为外套付年税，不管夏天冬天。而那些税足可以买一个由印第安棚屋构成的村子，而现在却使得他们处于贫困状态直到死。在这里我并不是坚持说拥有房子比租房子更有优势，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早先人们有房子是因为房子廉价，而现在人们没有房子是因为买不起，或长期看来，也租不起。但有人回应道，仅仅用交的税，文明社会的可怜人们就肯定能保证具有一个与野蛮人的住所相比，皇宫一样的房子。每年付二十五到一百美元（这是乡村价格），就能享受几个世纪改进的房子，宽敞的房间，清洁的油漆和壁纸，路幕福壁炉，涂了泥灰的墙，百叶窗，铜质的抽水马桶，弹簧锁，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而原始人没有这些，难道现代人还不如原始人富有？如果强调文明确实是人类生活条件的进步———我认为是这样，虽然只有聪明的人推动生活的进步———这种进步的表现就是为现代人创造更好成本更低的住所。成本就是我所说的所需生活的量，这个量要靠某种东西交换，（当时交换或者以后交换），这个东西便是成本。临近地区的平均房价是八百元，积攒这些钱需要十到十五年的劳动，即便他没有家庭的拖累———估计每人每天的劳动价值是一美元，有人多些有人少些———一个人必须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挣得一个棚屋。我们假定他选择租房，这是个令人苦恼的糟糕的选择。原始人会聪明地用他们的棚屋交换这个意义上的皇宫吗？
也许有人会猜我贬低拥有这种财产，即房子的优点是想把钱留做以后用，就我个人而言，主要是支付丧葬费，当然没有人被要求埋葬他自己，但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为了利益，我们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生活被规章制度所限制，当然是为了保护和完善我们这个种群，但是我想表明的是在目前我们可以得到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到底牺牲了什么，还想表明我们可能继续过这种生活以保证所有优势而不遭受劣势。
你说贫穷总是跟随着你，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发酸，这话什么意思？
“主耶和华说，只要我活着，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谚语的场合。”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于我，为子的照样属于我，犯罪的他必死。”
考虑到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民们，他们与其他的阶层一样富有，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拥有自己的农产时，已经劳作了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了。他们通常是附带了抵押权或者是用借贷买的———我们可以将劳作的三分之一看成是他们的房子的成本———（劳作三四十年后）通常还没有还清房贷。那抵押有时真的已经超过了农场本身的价值，所以农场本身也就成了累赘。但是这样的农场还是有人继承，继承的人说他们太熟悉这农场了。我找过几个财产估价员谈话，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一口气说出十二个拥有农场而又自由无负担的农夫的名字，你如果想了解他们家宅子的情况，你可以到银行查一查抵押的情况。真正用劳作来偿还农场债务的人很少，如有，每一个邻居都能指认出他来。我怀疑在康科德有没有三个这样的人。大家所说的商人，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七，都注定失败。农夫也是如此。然而关于商人，其中有一位曾恰当地指出，他们的失败大多都不是金钱上的亏损，而是由于不方便，没有履行道德上的义务，就是说因为道德品质的缺损。这样一来问题就更糟糕了，这就意味着刚才提到的那三个人的灵魂也不一定能得救，说不定还会破产得更惨，比那些诚实的失败者后果更坏。破产啊，拒付债务啊，就像跳板，文明人可以从上面一跃而起或翻跟斗，但是野蛮人却只站在毫无弹性的饥饿的木板上。然而在这里举行的密德尔斯耕牛比赛每年都很成功，好像牛这种农业机器的关节都润滑无比。
农夫们在努力用比生计问题本身更复杂的形式来解决生计问题，为了得到鞋带，他们把资金投向整群牛。为了捕捉到安逸和独立，他们很巧妙地用头发丝设下陷阱，刚想走开却发现自己的一条腿已经陷了下去，这是他贫困的原因。与成千种野蛮人的舒适相比，我们都同样的贫困，虽然我们被奢侈包围着。查普曼（1559 －1634，英国诗人）唱到：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人间的辉煌
所有天堂的安逸都化为乌有
农夫得到房子后，不是变得更富有而是贫困，因为房子控制了他，根据我的理解，莫墨斯（Momus：希腊神话中嘲笑与指责之神）曾经说过一句千真万确的话来反对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之神）建造的房屋，她“没有建一座可移动的房屋，不然，她就可以避开不良邻居了”。而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我们的房子是不可以移动的财产，我们不是住在里面而是被监禁在里面。我们要躲避的那个不良邻居就是卑鄙的自我。我知道在我们小镇至少有两家希望卖掉近郊的房子，搬到乡村去，为此，他整整努力了一辈子，但也没有实现，只有死让他们自由了。
我们相信大多数人，最后可能能够拥有或租上改善的文明房子，但是文明可以改善房子的条件，却不能改善居住的人。造宫殿易，造就贵族和国王难。如果文明人追求的不比野蛮人更有价值，如果文明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获取粗陋的日用品和安逸的生活而奋斗，那么文明人为什么应该有比野蛮人更好的居所呢？
但是那贫困的少数人怎么办呢？也许你会发现，正如一些人的外表境遇高出野蛮人，另一些的外表境遇就成比例地低于他们，一个阶级的奢侈都是建立在另一个阶级的贫困之上；一面是皇宫大殿，一面是济贫院和沉默的穷人，为法老们建造金字塔坟墓的人吃的是葱头，他们自己也未必能会被有尊严地埋葬，完成雕刻皇宫飞檐的石匠，晚上睡觉的地方说不定还赶不上棚屋。在一个有常见的文明证据存在的国家，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条件不至于降低到野蛮人的地步，如果你这样认为，就错了。我指的是条件差的穷人，而不是堕落的富人。了解这些不需要走太远，只看看铁路旁边的那些棚屋就可以了，那是没有被文明改善过的地方。每天散步通过那里我都会看到有人住在棚屋里，为了得到点儿光亮，整个冬天都房门大开，看不到火堆（或许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老老少少怕挨冻受苦而习惯于把身体蜷缩起来，久而久之，身体便永久地变成收缩状。四肢和各种官能也被迫停止发育。也应该公开地看到这样一个阶层：他们通过劳动使这一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任务已经完成。在英国这个大工厂中，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这也是各种技工们的状况。或许我可以把爱尔兰的情况提一提，在地图上那地方被标明是白人和开明地区，我们把爱尔兰人的实际情况与北美印第安人或者南海岛民，或者其他没有接触过现代文明的野蛮人相比较，我不怀疑这些野蛮人的统治和文明世界的统治一样聪明，他们的状况也许可以证实：肮脏与文明也能和平共处，协调一致我几乎不用说南美那些生产了大批出口产品的活动者，他们自己也是南美的产品，现在我只把讨论范围限制在中等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