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棵树

我有一棵树


以火净身


好几次,我回陕西老家的时候,我爹指着院子背后的一棵梨树问我,把这棵梨树给你,你想用它干什么?我告诉我爹,小时候嘴馋,最想让它长果子;后来没有衣服穿,最想拿它烧火;前几年喜欢看书,最想用它打几个书柜,梨木的书柜应该是最好的书柜;现在呀,好多事情都想开了,希望它什么都不干,就陪着老爹一直好好地活着。有一次,我反问我爹,你呢?你最想用它干什么?我爹说,那棵树是隔壁人家的,隔壁人家舍得吗?我说,我只是假设。我爹说,年轻的时候,看到什么树都想把它砍掉;如今老了,就想让它一直长在那里。

我说,长多久?

我爹说,两百年。

我说,为什么呀?我爹想了想说,不单为自己,也为了上边的老鸹。老鸹就是乌鸦。有几只老鸹哇哇地叫了起来。我爹说,你还认识吗?我说,老鸹怎么不认识?我爹说,上海没有老鸹吧,我上次去上海怎么没有看到老鸹?我说,或许有吧,它们可能躲起来了。

据我爹不久后传来的消息,那棵梨树被隔壁的男人砍掉了。我问,砍掉干什么了?我爹说,砍掉打棺材了。我说,梨树能打棺材吗?我爹说,有什么办法啊,他们家山上的树被砍光了,除了核桃树之外,只有这棵树可以打棺材了。怪不得我爹有些忧伤,因为那是村里最后一棵梨树。从屋顶上看过去,春天一树花,夏天一树白,还有一个老鸹窝,多么美又多么温暖,而且它没有变成女儿的嫁妆,竟然成了一副棺材,显得好不凄凉。

我的命运真正与树扯上关系,可能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年冬天,吃完早饭,我爹把斧子磨了磨,笑着对我说,你跟我上山行不行?我说,上山干什么?我要放牛呀。我爹说,上山砍树呀。我说,砍树干什么?我爹说,给树洗澡呀。我说,爹,你哄人,人都洗不上澡,哪有给树洗澡的?而且树又不脏,怎么洗呢?我爹说,你看看,树是不是黑色的?我说,叶子是绿色的,树皮是黑色的。我爹说,树一烧是不是会冒烟?烟是不是很呛人?我说,是呀,都把人熏死了。我爹说,所以说,树比人脏多了。你今天跟我去山上,帮我给树洗洗澡吧!

听说要给树洗澡,我就心动了。我说,我不会呀。我爹说,我可以教你的。我在腰上别着一把小斧子,跟着我爹上山了。那座山在我们家背后,要爬六七里远的山坡。我和我爹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发现小河已经断流了,有些悬崖上还有水,但已经结成了冰溜子,像溶洞里边的钟乳石。我说,没有水,拿什么给树洗澡?而且也没有盆子呀。我爹说,人洗澡要用水和盆子,树洗澡就不需要了。

我看着满山的白雪说,你要拿雪给树擦身子吗?我爹说,那会把树冻死的,你跟着我,到时候你就晓得了。我跟着我爹爬上山顶,树大起来了,也茂密起来了。我爹抡起斧子,一边砍树一边说,你是不是想继续上学?我说,是呀,连小哑巴都在朝前念书。我爹说,家里油盐酱醋要钱,你上学也要钱,钱从哪里来?我没有哄你,我们是烧炭来了,烧炭不就是给树洗澡吗?我也哄了你,洗澡多舒服呀,这里摸摸那里搓搓。但是烧炭很辛苦,要砍树,要断树,要起窑,要装窑,要出炭,要埋炭,要背炭出山,还要背炭去卖,差不多有三十六道程序。

我说,烧炭就是烧炭,怎么会是洗澡呢?我爹说,给人洗澡用水,给树洗澡就得用火,我考考你吧,给蚯蚓洗澡用什么?我想了想说,也用火吗?我爹说,用火不就把它给烧焦了?给蚯蚓洗澡要用泥巴,蚯蚓在泥巴里一钻,浑身就干净了。

我说,我们上山给树洗澡,真的是为我上学?我爹说,那还有假?不然我拉你干什么!我爹说着,碗口粗的一棵大树就被他砍倒了。我心里有一丝丝温暖,像自己刚刚泡在温水里,给自己洗了一个澡似的。

第一天,我爹砍倒了二十多棵大树,我修掉了二十多棵大树的枝丫。第二天,我爹提着一把斧子上山的时候,我把自己的那把小斧子也磨了磨,跟在了我爹的后边。有小伙伴问,你上山干什么呢?我说,我去给树洗澡呀。有小伙伴问,有女人的屁股看吗?我说,当然有了,每棵树都有一个白屁股。我想把他们一齐哄上山,但是被他们家的大人给挡住了,说树屁股就是树桩,有什么好看的。

我与我爹烧好的第一窑炭,正好赶在后半夜出炭。我们黑咕隆咚地赶到山上,用泥巴封住了烟囱,打开了窑门,把一个大铁耙子伸进窑里——铁耙子整个都是铁的,估计有三米长,有二十斤左右重。用铁耙子把木炭一截截钩出来,放入先前挖好的坑里,然后盖上一层泥巴,像埋人一样埋起来。

我看到过无数的树,有丝密树、椿苗树,有桃树、梨树、杏树,有漆树、橡树、栎树,有松树、白桦树、五倍子树,有柿子树、毛栗树、核桃树,却是第一次看到刚刚烧好的木炭。它只有火苗,没有烟,也没有一点黑色。它干净得真像刚刚洗过澡的女人。

我爹说,你来试试吧!我把大铁耙子伸进窑里,感觉自己靠近的,不是一截截木炭,而是刚刚洗完澡的女人。我爹笑眯眯地说,我没有哄你吧?我说,没有。我爹说,是不是洗得很干净?我说,比女人洗得还干净。我爹说,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我抽了抽鼻子说,有火苗的香味,木炭竟然也是香的。我爹说,等会儿还有更香的。

我爹摸出两个苞谷棒子,剥下放在一个铁锨上,架在木炭上边,炒起了苞谷花。不一会儿,山上就飘起了苞谷花的香味。旁边的树林子开始沙沙地响。我问我爹,那是什么呢?我爹说,可能是野猪,也可能是獐子,它们想吃苞谷花了。我说,它们会不会冲过来咬我们呀?我爹说,你别怕,它们最怕的就是火,这些木炭红通通的,刺得它们根本睁不开眼睛。四周黑漆漆的,那些动物围着转了几圈,有些可能是转晕了,或者被火光照花了眼睛,咕噜咕噜地滚下了山坡。

动物似乎都怕火,也就是怕光。比如在柿子树比较多的时候,每到秋天柿子熟透了,天黑之后,大家就带着手电筒守在柿子树下边。果子狸太喜欢吃柿子了,每次它们刚爬上柿子树,还没有偷吃到柿子呢,大家就打开手电筒,直直地照着它们的眼睛。它们被手电筒一照,便趴在柿子树上不敢动弹了。树下的人端起猎枪,瞄着它们的脑袋,慢悠悠地一枪,就把它们给放翻了,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果子狸即使幸运地活着掉在地上,照样会被埋伏着的几只狗给抓住。

柿子树必须嫁接才行,没有嫁接的柿子树是长不出柿子的。好在嫁接的时候,它们非常容易成活,用野海棠、野山楂和野李子树都能嫁接,还可以在一棵树上嫁接不同的品种,所以好多柿子树上边,既长火罐柿子,又长磨盘柿子。柿子吃法花样多。第一种是漤柿子,适合磨盘柿子。从夏天开始,如果想吃柿子了,就把青柿子摘下来,放在温水里泡着,水里撒上碱面子,两天左右柿子就脱涩了,变得又脆又甜。我们经常捡一些被雷雨打下来的小柿子,埋在河水中间的沙里,几天时间就可以吃了。第二种是软柿子,比如鸡蛋黄柿子。秋天把红柿子摘下来,可以堆放在阁楼上,等软了再吃。第三种是冻柿子,什么品种的柿子都可以,把它们堆在屋顶上,上边蒙一层苞谷秆,等冬天下几场雪,下几次霜,柿子被冻硬了,变成黑色的了,吃起来就非常非常甜。第四种是削柿饼,适合火罐柿子。先把柿子皮削掉,然后穿起来,挂在树上,经过风吹日晒,就形成了柿饼。最好吃的柿饼还应该放在瓮里,捂上几个月,捂出一层白霜——其实那不是霜,而是柿子凝结出来的糖。

按说柿子有这么多吃法,柿子树应该受到尊重,可惜柿子不能长久保存,只能勉强吃到春节。过了春节,天气转暖,柿子就全烂掉了。最关键的是,它属于寒性食物,平常人吃多了就胃胀,尤其吃了生柿子,大便都困难。肠胃病患者以及外感风寒咳嗽者也不宜食用,女人生理期来了不能吃,孕妇更要忌用。柿子没有什么药用价值,也没有多少商业价值,加上它自身没有良性繁殖能力,天长日久,村里人就懒得嫁接它了。

柿子树渐渐消失,果子狸也好不容易熬成了保护动物,可以明目张胆地上树摘柿子吃了,可惜它已经莫名其妙地绝迹了。随之绝迹的还有狗。村里人也不养狗了,说是狗除了叫几声,其他什么用处都没有。别说养狗了,如今连牛也不养了。我放过几年牛,那时牛可以拉犁耕地,牛粪是最好的肥料。如今耕地不需要牛,施肥不需要牛粪,杀牛吃肉也不如杀猪吃肉——牛长得慢,没有肥肉;猪长得快,又有肥肉,大家养猪攀比的,是看谁家的猪膘厚。对于爱吃肥肉的村里人来说,再养牛自然是不划算的。

出完炭,天就亮了。我爹装了一背篓热乎乎的木炭背回家,大部分堆在厨房里——新烧的木炭轻飘飘的,是舍不得立即卖出去的,会在厨房堆放一段时间,为了让它们回潮,在周围再浇点水,分量自然增加不少。木炭一冷下来,我就发现它又变黑了,比树皮还要黑,可以用来写字。我爹拿木炭给我制成了笔,让我在地板上写字。我们家大门上、外边墙壁上,至今还留着好多字,也有一些算术题,都是用木炭写的。还有几条留言,比如,饭在锅里,钥匙放在门头上,夏天谁家借镰刀一把,等等。这些字,不全是我写的,多数是我爹和大姐写的,还有我哥和我妈写的。我妈和我哥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他们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唯一留给我的就是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每次见字如面,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妈弥留之际,村里下着大雪。我爹问我妈想吃什么,我妈说想吃油条。我爹提着油壶赶到镇上,在供销社赊了两斤菜油,大姐提着盆子在村子里借了一升面粉,等我们把油条炸好,端到我妈面前的时候,我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最后一个愿望竟然落空了。当时,大姐拿起木炭,一边哭着一边在厨房的墙上记了一句:在某某家借面粉一升,爹在供销社赊菜油两斤。

木炭写出来的那些字不会褪色,家里几次粉刷,我爹都没有擦掉它们,仍然保留着它们。它们清清楚楚的,一切宛如刚刚发生。

我问我爹,洗完澡的树为什么又黑了?是不是变得更脏了?我爹说,它不过是睡着了。我爹铲了一锨子木炭,引着了。平时大多数时候,烤火都用柴火,会冒出滚滚浓烟,熏得人直流眼泪。但是木炭不会冒烟,一旦烧着了,它会冒出蓝色的火苗,红通通地烧下去,直到变成一把灰烬。

村里通拖拉机路之前,木炭是要顺着一条羊肠小道,被背到二十里之外的车路边,卖给城里人拉回去过冬的。村里通拖拉机路之后,没有几年工夫,山上就没有多少树可以烧炭了。剩下的那点树,大家掰指头一算,也觉得烧炭是不划算的。在随后的好多年冬天,我爹又千方百计地烧过几次木炭,谁家需要熬中药的时候,我爹就送人家一些,剩下的一直堆在那里。等着我们这些儿女一回家,我爹就旺旺地烧一炉木炭火,在火灰里埋几个土豆,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烧土豆,坐到深更半夜,有时候也坐一个通宵。等我们前脚离开了家,我爹后脚就用水把木炭火浇灭了。他自己一个人是舍不得烤木炭火的。

一家人围着木炭火,多数时候什么都不说,少数时候聊聊庄稼,聊聊山山水水,聊聊谁谁去世了,聊聊谁谁发达了,当然还要聊聊外面的世界。每年也就聊那么一次,因为村里不久通了电话,大家偶尔找机会打个电话,彼此只是问候一声,报个平安而已,各自身上发生的灾灾难难,因为害怕对方担心,平时都瞒哄掉了,只有这时候才会暴露出来。

我爹瞒哄过两件事情,让人听了十分难受。有一次他感冒发烧,躺在床上起不来,想去厨房舀口水喝都动弹不了,想喊叫又喊不出声音。就那么躺了两天,迷迷糊糊之中,也许是该他大难不死,竟然有个疯子撞进了我们家,给我爹递了一碗凉水,又拿着我爹的几块钱,跑到小卖部买了两包饼干,把我爹给救活了。半年之后,我回家过年,别人告诉我说,你们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以后死在家里,烂掉了都没有人晓得。另一次是他抽烟,不小心把一座山给烧着了,在灭火的时候,他的眉毛胡子被烧光了,耳朵几乎被烧焦了,眼睛珠子几乎被烤熟了。他按照治疗伤口的土办法,买了一瓶太白酒,天天用白酒清洗眼睛。大姐几次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回去看看,都被他阻止了。我接到的消息仍然是“爹的身体挺好的,每顿可以吃两碗饭呢”。

我大约有二十年没有见过木炭了。我对木炭的想念已经超过了对人的怀念。木炭的香味,木炭的透明,木炭的温暖,木炭永不褪色的痕迹,那是煤炭、电炉子和空调都无法相比的。当城里人与乡下人都不再用木炭取暖的时候,我还是一直相信我爹的说法:木炭是洗过澡的树。能用火洗澡的东西,它一定是无比干净的,干净得超过了这个世上的任何一个男人和女人。


命运起伏


原来,我们村里什么树都长得挺欢的。

房前屋后有梨树、桃树、杏树,边边沿沿长着漆树、柿子树;山下有核桃树,山上有松树;阴坡有栎树,阳坡有橡树。橡树上边结着稠稠的橡子,冬天滚得满山都是,是野猪非常喜欢的食物。但是我们那里不叫它橡树,而叫木耳树,因为不管枝呀干呀,砍下来一年半载就可以长木耳。

有一次回家,从一面山坡上经过,发现沿途的橡树皮被剥光了,树干白生生的。橡树与其他树不一样,皮是没有办法再生的,白骨森森的,看上去就非常悲惨。我问,为什么要剥它们的皮?有人说,卖钱。我以为橡树皮是什么药材,打听下来才明白,是被城里人收回去,加工成了红酒的瓶塞子。这让我非常吃惊,立即想到上海,想到酒吧,想到高脚杯,想到一群抿着大嘴小嘴的男男女女,想到那拔也拔不出来的瓶塞子。

在各种树中间,还夹杂着毛栗树、樱桃树、山楂树、海棠树、五倍子树。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我们就给它们起名字。大叶子树,叶子可以包粽子;臭虫树,可以把树皮埋在粮食中间除虫子;痒痒树,你挠挠它,它就使劲摇晃,是牛最爱吃的;狗叶树,有些像桑树,但是不能养蚕,是猪最爱吃的。它们都是野生的,每到春天,红红白白的花,把山山岭岭打扮得十分好看。

在我们村里,每一种树都有自己的命运。有用的树,就会越栽越多,越长越大;没有用处的树,就会遭到白眼和淘汰。

我刚刚进城那阵子,在公园里,河道边发现一种树,长得黑不溜秋的,多数是歪歪扭扭的,到了春天就开一树嫩嫩的白花,特别招惹蝴蝶与蜜蜂。我一问,人家告诉我那是槐树。因为从来不结果子,所以我们村里从来没有一棵槐树,偶尔有些药方子里要用槐花,只好去县城采摘了。我跟着城里人,大把大把地吃过槐花。槐花吃起来很香,有一点奶腥味,像喂孩子的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

在我的印象中,村里是有柳树的。柳树身姿婀娜,比其他的树敏感,可以更早地感知春天,有些像潇湘馆里的林妹妹。但是生在农村,面对一帮农民,它弱不禁风的美有谁能懂呢?而且它实用性不够,当柴火吧十分难烧,盖房子打家具吧又不成材。好在它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皮实,枝干不容易折断。村里人聪明,就避其所短,物其所长,用柳干来扳椅子:选择比较顺溜的不粗不细的柳干,把关键的几个部位稍微削一削,放在火上烤一烤,它就软了,不用打铆就可以扳成椅子。有一年小姐出嫁,我想和大姐一样,扳一对椅子送给她做嫁妆,突然发现村里死活找不到一棵柳树了,不晓得柳树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人们也不喜欢用椅子做嫁妆了,而兴起打沙发了。沙发外边用的是皮革,下边安着弹簧,里边塞着猪毛,坐在上边软绵绵的,多舒服啊。当然还可以用柳枝编簸箕,可惜的是,自从引入了大风车,簸箕同样被人抛弃了。

柳树长在城里,尤其长在河堤边、江水旁,真可谓“摇曳惹风吹,临堤软胜丝”,在下边相个亲约个会,自然有着依依如丝的味道。也许因为长在村里百无一用了吧,少树柳树是自己抑郁而死的,多数是被大家给除掉的,所以无论在小河边还是院子前,仅仅剩下一些用柳树做椅子的记忆了。

在我们村里,大起大落的是漆树。有一阵子到处都是漆树,长得最粗的是漆树,最招人喜欢的也是漆树。漆树有个特点,皮肤长得细嫩的人,比如女人和一些孩子,哪怕只是从下边经过,浑身就会痒痒,严重的还会起红斑。脸皮再厚的人,一旦沾了漆树的汁水,浑身也肯定会浮肿。就那样一种脾气火暴的凶神恶煞的树,在饥荒年月全身上下净是宝贝,大家既要躲着它,又要捧着它。

漆树的作用主要有几个:

第一,是割漆。家里要打家具或者打嫁妆的时候,大家拿着菜刀在漆树的身上割出一道道口子——口子很快会痊愈,非常像人的伤疤,一点都不影响它生长。口子割成关云长的眉毛似的,在眉心处扎一个漏斗勺子,漏斗勺子下边再放一个碗,半天工夫就能接到一碗漆。漆刚从树里流出来,不是黑色的,而是乳白色的,一旦刷到家具上,干了之后才是黑色的,家具便可以照见人影子。在没有工业油漆的年代,村里的柜子、箱子、椅子,都是用那些树漆刷的,不仅好看,而且不怕潮湿霉烂。

第二,是打油。到秋天,把一串串漆籽摘下来,磨成粉放到锅里一蒸,拿到油房里一压就能榨出油,这油是村里人主要的食用油。村里有一个公用油坊,三间房子大小,屋里支了一口大锅,专门用来蒸漆籽的,支着的压榨设备,都是村民用木头和石头制成的。打油的时候,先把漆籽粉放在大锅里使劲地蒸,蒸好了热气腾腾地放进油闸,然后提起一个大油锤。大油锤一百多斤重,使劲地撞击加塞,油就被压榨出来了,顺着油槽汩汩地朝下流,流进盆子里就凝结成了油饼。漆油一热就化了,一冷就结成硬邦邦的大饼。当时,整个村里的人很少能吃到菜籽油或者猪油,基本上是吃漆油的。漆油颜色和样子都像白蜡,吃着的感觉和味道也像白蜡。在夏天吃,没有什么大毛病,而在冬天吃,饭还没有吞下去呢,就在嘴里结成了块,粘得牙缝里都是,弄也弄不干净。还有就是吃完饭不敢喝凉水,一喝凉水肚子就痛,恐怕是把肠子粘住了。

第三,漆树,尤其一些老漆树的根上,会长大树菇子,白里透红的,细细嫩嫩的,而且数量很多,一次能采半盆子。把它们一个个撕开,撒点盐放在锅里一炒,真是鲜美无比,嚼起来感觉像肉。不过也奇怪,我从来没有采到过大树菇子,但是我爹雨过天晴出去转一圈,多数时候是不会空手回来的。我问起来,我爹笑着说,它们都是我的耳朵,怎么能躲过我呀?有一年,我实在饿得慌,采了另外一种菇子,不是漆树身上长的,回来炒着一吃,全家人又是发烧又是呕吐。医生说是中毒了,让我们每人喝了十二碗开水,把肚子快撑破了,才保住了小命。

漆树慢慢消失的原因,我是非常清楚的。一是染家具不需要割漆了,因为有了工业油漆,红的、黄的、绿的、蓝的,什么颜色都有;二是大家生活改善了,慢慢不吃漆油了,开始有猪油,后来有黄豆油,再后来有菜籽油与芝麻油。人不吃漆油了,拿来喂猪应该可以吧?谁晓得,猪吃着吃着,嘴巴被粘住了,而且肚子也痛,像疯子一样转圈子,险些在猪圈里撞死了。我爹心有不甘,每年都把漆籽摘下来,打几个大油饼放着,后来彻底放弃了,随之油坊也关掉了。

漆树失去意义之后,受不了各种各样的冷落,身上开始长疤和腐烂,陆陆续续地死掉了。其他树死了,可以砍下来当柴火,但是漆树死了不能当柴火。漆树非常好烧,烧起来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但是无论是闻到它的气味还是沾到它的汁水,都会导致人皮肤过敏。漆树发挥余热的机会都没有了,显得十分凄凉。没有人搭理它,没有人砍掉它,没有人让它躺下来安安静静地离开。它必须像活着的时候一样,站在风风雨雨之中一点一点地腐烂下去,直到化入泥土中变成泥土的一部分。

如今在村里只剩下三棵漆树了,是我爹特意留下来的。照着我爹的意思,什么家具都可以用工业油漆刷,只有棺材还得用割下来的树漆刷。我爹说,棺材是要装着尸骨埋到地下的,你看看油漆有那么黑吗?油漆能禁得住水浸虫子咬吗?我爹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有一次河道改造,要把一位老太爷的坟迁走,大家把坟挖开,发现埋下去几十年了,棺材不仅没有散架,而且油光闪亮。把棺材板一揭,除了胡子、眉毛、头发落光了,尸体的其余部分竟然完整无缺。从棺材里爬出一条蟒蛇,闪了一道金光就不见了。据说那不是蟒蛇,而是龙。大家都说,老太爷已经化成一条龙了。当时我爹坚持说,什么都不是,而是用树漆染的棺材,潮气和水进不去,所以留下一个不腐之尸,里边比较舒服,蟒蛇才愿意在里边安家。

在我们村里,最苦的是桃树。桃树和女人一样,自古红颜多薄命,除了野生的桃树,如今一棵都没有了。原来最大的一棵桃树,比碗口粗,是我爹亲自嫁接的五月桃。每年五月收麦子的时候,甜甜蜜蜜的桃子就熟透了。它长在我家院子外边的墙根上。我家院子外边是隔壁人家的庄稼地,桃树下晒不到阳光,所以从来不长庄稼,按照隔壁人家的说法,连种子都捡不回来了。隔壁的男人与我爹谈过几次,让把桃树枝子修一修。我爹可以修松树枝子,也可以修橡树枝子,但是死活不修桃树枝子。我爹说,你修它的枝子,它会痛的。隔壁的男人说,你经常上山砍树,它们就不痛了?我爹说,橡树、松树和桃树是不好比的,我把橡树、松树砍下来,可以长木耳,可以打家具,我把桃树砍下来,能干什么?隔壁的男人说,可以打桃木梳子呀,也可以烧火呀。我爹说,小树枝子能打梳子?烧火半顿饭也煮不熟吧?隔壁的男人说,你不修也行,长了桃子应该一家一半。我爹说,除非这块地也一家一半。隔壁的男人一生气,拿起一把斧子把桃树砍了一道大口子。

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让几个人来评理。我爹说,很简单,树根长在谁家地里就是谁家的,他家老母鸡还跑到我家院子里找东西吃,是不是下了蛋也一家一半?虽然没有评出个理,第二年夏天,那棵桃树却死了。大家都明白是隔壁的男人害死的。因为那年春天,开过一树桃花之后,从四面八方爬来成群结队的蚂蚁。它们来了一拨又一拨,在树根下边欢天喜地地爬进爬出,开始搬一朵花瓣就走了,后来干脆赖着不走了,在树根下边打了洞,安了家,吃了睡,睡了吃,把树根当成了自己的家。到夏天,树根被蚂蚁掏空了,树上结了几个病歪歪的桃子,就干巴巴地死掉了。

我爹对我说,蚂蚁从哪来的?是隔壁的男人招来的。我说,他又不是蚂蚁王,哪有那么大本事?我爹说,你尝尝桃树下边的泥巴,是不是甜甜的?我捏了点泥巴放在舌尖上,果然甜丝丝的。我说,像放了红糖。我爹说,蚂蚁比小孩子更喜欢吃糖,他在桃树下边埋红糖了。我是相信我爹的,因为别说是红糖,吐一口唾沫星子在地上,都会马上招来一群蚂蚁。针对那事儿,隔壁的男人呵呵一笑,说蚂蚁是活的,谁能说清楚是从谁家跑出来的呢?

桃树不会长得太大,也不会长太长时间,是果树里最短命的,这是村里桃树绝种的根本原因。我家的那棵桃树死了之后,我爹并不砍掉它,让它一直竖在那里。有人问,树都死了,你还不砍掉呀?我爹说,那是蚂蚁的家,我不能把人家的家毁掉了。虽然那棵桃树枯干了,但确实还有蚂蚁和虫子跑来跑去,后来成了一群鸡的天下。一群鸡在那里扑着,刨着,啄着,吃完蚂蚁与虫子,再吃吃旁边地里的庄稼,所以那块庄稼地荒得更加厉害了。隔壁的男人无奈,天天扔石头撵鸡,多数时候一撵就飞,不撵就来,有一次真把人家一只老母鸡砸死了,赔了人家两只小鸡。

让人意外的是,那棵桃树虽说死了,却在墙根下边又站了几年,到隔壁的男人去世,根还没有完全腐烂。我懂我爹的意思,他不拔掉那棵桃树的根,是想拿它当地界,地界没有了,日子长了怎么办?


慢慢消失


大家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在松树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塔尔坪,生长得最普遍的恰恰就是松树,在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也是松树。

第一,松树随遇而安。它在湿溜溜的南方长,在干巴巴的北方也长;在阴坡长,在阳坡也长;在高山上长,在大平地也长;在肥沃的泥巴里长,在悬崖峭壁上也长。塔尔坪有一棵松树就长在悬崖上边,大家一直没有砍掉它,可能是因为不好接近,也可能是因为它长得曲里拐弯的,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烧火吧,也破不开。其实,最大原因是它长在九龙山的龙头上,树下边又埋着我们陈家的几位老先人。人因树而得福,树因人而得寿,所以那棵奇丑无比的松树,竟然成了塔尔坪年龄最大的树,大家并不把它当树看待,有几分成神成仙的意思。

第二,松树兼收并蓄。凡是其他树有的什么优点它几乎都有,它可以长果子,可以打家具,可以盖房子,可以当柴火,可以当成景观。我个人尤其主张用松树做景观树,因为它四季常青,站在哪里都很得体,加上叶子长得像针,树皮长得非常沧桑,所以威严得不容侵犯与亵玩,不仅适合长在烈士陵园里,就是长在大街两旁也是英姿飒爽,像上街巡逻的女警或者列队迎宾的礼兵。把松树作为景观树的,比如北京,比如东北,可惜都不是很普遍。有了松树站在两边,从这些街道上走过,常有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

在中国的城市,用杨树做景观树居多,虽然茅盾先生把白杨说得很不平凡,主要是把它放在黄土高原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来看的。他真正礼赞的不是杨树,而是在杨树下勤劳生活的人。每次回西安逛街,当我从杨树中穿过,丝毫没有作为汉唐子孙的底气,反而有些沮丧。因为杨树无论树干树叶,还是随风摇晃的声音,都没有抵抗风雨的经历,甚至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我打听下来,主要因为杨树长得快,又无须经常去修剪,所以被急功近利的建设者选中。忽然想起来了,塔尔坪从来没有栽过杨树,即使曾经栽过恐怕也会夭折的。塔尔坪的土地多金贵呀,谁舍得养这么个不中用的“小白脸”呢?

第三,松树中立不依。一是它长得不急不徐,十年可以成材,百年照样不腐;短则活十几年,长则活几千年。二是它的质地不硬不软,纹理不粗不细,打箱子、柜子很漂亮,做椽子、大梁有担当,做大门、打棺材也可以。三是它的性格宠辱不惊,踩在脚下做地板可以,放在头顶上当大梁也可以;雕花鸟鱼虫可以,素面朝天也可以;用油漆染染可以,不染的话,它本身就是淡黄色的,而且身上还有天然的花纹和香味。四是它的品格独立自主。塔尔坪有各种各样的藤蔓,最多的是葛条——我小时候穿的,多数是我爹用葛条打的草鞋,还有每次发热感冒、出麻疹和拉肚子,我爹就拿葛根熬水给我喝。但是葛条像妖精,也像地痞无赖,它见树就缠,缠上就没完没了,包括葛条在内的任何藤蔓,唯一不敢攀附的只有松树。五是它繁衍方式不同。其他树你把它砍掉了,它会从根上再发几枝出来,有点像官二代文二代富二代,是躺在父辈们的基础上活着的。但是松树不一样,它一旦死了,不管何种死法,它就真的死了,是从根子上死的,哪怕是砍掉它的头,它也不可能冒第二个头出来。它的繁衍全靠松子,松子落在地上,再发芽,再扎根,再生成小树苗子,统统从头再来一遍。

可以说,和我的命运密不可分的就是松树了。以至于我的样子,别人都说像一棵歪脖子松树。每次提到松树,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哥哥。哥哥十九岁那年夏天,带着我去河南灵宝淘金,出车祸去世以后,我便得了坐车恐惧症。有一次,搭便车去学校,为了不让我恐惧,我爹送给卡车司机一棵非常粗的松树,让我坐在了驾驶室里。

可是半路上,司机说是路滑,把我给赶了下来。那天晚上雨非常大,我独自一人冒着大雨,走在漆黑而泥泞的小路上。那条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吓得我浑身发抖,哇哇大哭。好在中间遇到一个人——确切地说,我并不晓得他是不是人。他提着一盏马灯照着我。我向前,那束光就向前;我向后,那束光就向后;我慢,那束光就慢;我快,那束光就快。他陪着我走了一程,在马灯熄灭之前,他把我带到一户人家门口,为我敲开门之后就走了。我在那户陌生人家借宿了一夜,等天亮的时候继续步行回到了学校。后来,我找过那户人家,想表示一点谢意,顺便打听一下那个为我照亮的人的下落,但是那户人家房子已经倒掉了,变成了一片废墟,上边是连天的蒿草。多少年过去了,那束光,那张土炕,依然在我心里,不仅没有暗淡下去,反而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温暖了。

另一个不解之谜是,我爹送给那个司机的松树,如今又在哪里呢?它是以一根木头、一件家具,还是以一堆火的方式活着呢?

松树的作用有很多。

第一,松树毛子,也就是松针,虽然长得绿油油的,但是落在地上黄亮亮的。大家经常背着背篓,去山上扒松针,背回家来引火。有了它,生火做饭就非常容易。我上中学的时候吃食堂,每天只有两顿糊汤,也就是苞谷粥,没有任何配菜,也不放任何油盐。我经常饿得眼冒金星,半夜三更跑到外边,偷吃人家地里的生菜,有时候也吃草根树皮。但是一旦到了冬天,草根、树皮也没有了,我就给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叫爹,叫一句爹他就给我吃几口剩饭,不然他会把剩饭喂狗。后来我发现一家砖瓦厂,收购松树枝子用来烧窑,几毛钱一百斤。我在近处的山上不敢砍,就尽量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砍,然后背到砖瓦厂卖掉。砍松树枝子都在上完课之后,回来天已经黑了。从那条街上经过,必须背着松树枝子狂奔,因为经常有一个疯子,拿着刀子在背后追赶。每次卖几毛钱,就拿去买一碗清汤面。碗就巴掌那么大,面条只有五六根,汤里连葱花都不放,只放一点点油盐,而这竟成了我中学时期唯一的味道和油水。

第二,松树油子,也就是松脂,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点灯照明的东西。因为塔尔坪通电非常晚,在我中学毕业那一年,才勉强用上了灯泡子。之前有煤油灯,但是煤油非常稀少,是要节省着用的。大家天一黑就睡觉,天亮了才起床。我爹整天嘟哝着,劝我少看点书,理由是家里的煤油不多了。为了节省煤油,我爹满山采松脂。松脂其实非常普遍,但是可以照明的比较稀罕。采松脂,其实就是从松树身上割肉,松树被采过松脂之后基本就废掉了。好松脂都是松树的伤疤,所以采松脂主要看有没有伤口,而辨别松脂好不好主要看颜色:如果颜色是黄色的,那就一般;如果颜色是红色的,那就是上等的,可以割下来点灯。

松脂再好,点起来也会冒烟。有好几年时间,我天天看书到半夜,有时候还是通宵,所以早晨起来,鼻子里全是黑的,吐出来的痰也是黑的,整个人几乎被熏成了腊肉。说实话,没有松脂,就没有我的光明;没有光明,我后边的人生都是黑夜。我爹提起这些事情,总唏嘘着说,你当年啊,把我们家十几棵松树都烧掉了。

第三,小料子,也就是小木板,必须是松树的。它一寸多厚,两寸多宽,一尺多长,是镇上木材厂两毛钱一个收购的。木材厂收购那种小料子,再请一帮木匠刨一刨,加工成非常漂亮的小木板,装在纸箱子里拉走。大家四处打听小料子被运出去干什么了,有人猜是做水桶了,有人猜是做尿桶了。参与其中的马铁匠从木材厂回来说,可能拿到部队制成了装手榴弹的箱子。我一听,像在支援前线部队打仗似的,感觉十分自豪,因此更加有劲头。每次放假之后,我便满山遍野找人家抛弃的树头树尾,弄回家,用墨斗打上线,踩在脚下一锛,积攒到二三十个的时候,背到木材厂去卖掉。第一批小料子卖了好几块钱,回家把钱交给我爹,我爹说,你自己留着继续念书吧。

那几年,我经济独立,供自己上完学之后,买了人生第一双皮鞋,还存了六十多块钱,成了一个小富翁。塔尔坪好几个小丫头,水溜溜地看上了我。她们看上的不是钱,而是我赚钱和念书的劲头。尤其马铁匠家的小女儿,比我大两岁的样子,死活要把自己许配给我。马铁匠很高兴,我爹也很高兴,但是我死活不同意。不是她长得不美——粗粗的大辫子,圆圆的大屁股,苹果一样的脸蛋子,只是那时我还不懂要女人有什么好处。

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我们做的小料子被运到城里,成了人家脚下的木地板,因此我写过一首诗——


山上那一棵棵失踪的树

带着一群麻雀和几个鸟巢

早就跑到了城里

我也是被父亲养育多年又砍伐的木头

在城里同样做了一块地板

只是它被涂上了油漆

我被涂上了浓重的乡愁

……


第四,是卖床板,人家照样只收松树的。其实不是我卖床板,而是我爹在卖床板。我们家一年能卖出去三十多副床板,整个塔尔坪至少有几百副床板,需要几百棵松树吧?我当时觉得十分奇怪,世上哪有那么多人睡觉,要那么多床板干什么?到如今我也没有弄明白,我们的床板都跑到哪里去了。床板一般做成三四尺宽,六七尺长,然后被背到六十里外的一个集市。那个集市似乎在河南官坡,又似乎在河南卢氏。我爹鸡叫第一遍就起身,那是天最黑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早呢?我爹说,鸡一叫就把鬼吓跑了。其实不然,早点赶集市有许多好处:一是每副床板可多卖几毛钱;二是黑灯瞎火的,验收床板的时候容易蒙混过关;三是每天的收购量有限,去晚了人家一车装满了,就需要寄存下来了。

我爹从集市回来,顺便会带点吃的,不是糖果什么的,而是几个小苹果。去集市的路上有几个果园,人家把成熟的果子都摘走了,剩下核桃大小的几个青的。我爹从果园前边经过,总去人家家里讨水喝,趁机到人家果园里转转,似乎像是去学习学习的样子,其实是冲着几个被遗弃的小苹果去的。有一年冬天,我和我爹一起去集市,我偷偷钻到人家苹果园里拔了一棵苹果树,想带回家栽起来。我爹训我不应该,我说我偷人家一棵苹果树,你以后就不用再偷人家的苹果了。我爹很恼火地说,我那是偷吗?是捡好吧!

回家之后,我爹比我还上心,在院子中间挖了一个大坑,把苹果树栽了进去。我爹告诉我,之所以栽在院子中间,是因为等它长大了,在下边支一张桌子,可以乘凉,又可以吃饭。我说,如果长苹果了,我能随便摘吗?我爹说,当然可以,不过你要等它们熟透了,它们熟透了就变成红色的了。我爹天天都给苹果树浇水,或许是水土不服吧,塔尔坪历史上的第一棵苹果树,第二年春天发了几个芽子后就死翘翘了。

说起床板,为了节省树木,我爹有一个绝招。床板要求必须两寸厚,我爹做出来的床板,人家验收的时候拿尺子一量,尺寸是绰绰有余的。其实,除了两边的两块板子两寸厚,夹在中间的就一寸多厚,而且人家根本发现不了。有人说,你这不是哄人吗?我爹说,床板干什么用的?不就是睡觉吗?!有人说,这么薄,能睡人吗?我爹朝床板上一仰,闭着眼睛说,怎么不能睡人?两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也压不断。有人说,人家要在床上瞎折腾呢?

床板卖了几年就没有人收购了。我爹问,是不是人人都有床板了?其实是人家已经用上席梦思了,可惜塔尔坪至今都是土炕,还没有一家是用席梦思的,也没有用床板的。

如果让我来比喻的话,我感觉无论是隐士、文人还是僧人,他们都不像松树。在这个世上唯一像松树的,让人感觉既舒服又朴实的,那就是我的农民父亲。

塔尔坪的树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是当地的香菇、木耳非常出名的时候。当时,我离开塔尔坪许多年了,从学校毕业也好多年了。有一次,在上海一家超市买东西,发现有“商山”牌的木耳、香菇,我拿起来一看,果然是商山四皓隐居的商山,而且那两个字还出自老家一位名人之手。我得意地告诉服务员,它是我们生产的。服务员说,那公司是你开的?我说,公司不是我开的,不过我家在商山那边。服务员问,为什么叫商山?我说,因为形状像一个“商”字。我告诉服务员,我们那边的香菇、木耳之所以好是因为:第一,基本是橡树上长的,储藏红酒的木桶都是橡树的;第二,不仅没有一点污染,而且都是浸着露水长出来的;第三,都是大姑娘小媳妇亲手采摘的,我们那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的手,比上海的雪花片子还要洁白。

塔尔坪的香菇、木耳原本都是野生的,后来有人研究出了一种技术,把锯末子装在葡萄糖瓶子里,培养出了香菇菌、木耳菌。塔尔坪人把山上的树,包括橡树和一些杂木,连晾衣杆粗细的,都砍下来点上菌种,第二年夏天一下雨,就可以采摘香菇、木耳了。靠着香菇、木耳,塔尔坪人确实脱贫了,有些人还致富了,家里买了摩托车与拖拉机,有了摩托车与拖拉机,更加剧了那些树的悲剧。几年时间,像给山剃头一样,树被砍了一茬又一茬,大大小小全被砍光了,因此香菇、木耳更金贵了。尤其香菇,不论斤卖了,而是论个卖了,一个花菇十块钱。

我爹也点香菇、木耳,不过,每年就两个架,所以只有我爹手头有货。即使那个价钱,我爹仍然不卖。收购的贩子问,为什么?我爹说,生儿子呀。我爹留着不是生儿子,而是给我这个儿子吃的。我每次离开塔尔坪,我爹必定会装一些香菇、木耳,还有一袋子核桃。多数城里人晓得核桃是树上长的,不晓得外边还有一层青壳。有一次,一个上海朋友竟然问我,核桃是不是和土豆、红薯一样长在土里边?我一听就傻了,只好告诉对方,核桃不长在土里,也不长在树上,而是长在空气中。

有人抱怨我爹说,你这个人总是精明得很。我爹说,我不是精明,而是担心,担心你们再那样砍下去,别说盖房子用的椽子、大梁没有了,死人的时候用的棺材板没有了,恐怕连抬棺材的老杠都没有了。我爹的话应验了,不久之后有人去世,棺材倒是早先预备着的,但是下葬那天,在他家山上已经找不到一根老杠了。勉强砍了几棵胳膊粗的松树,但是刚砍的松树有些脆,抬到半路上就咯咯叭叭地断掉了。


作为棺木


村里的马铁匠,既会打铁,又会打家具。有一年正月初六,我爹预备了两包红糖去找马铁匠。我爹请马铁匠,不是让他去打铁,而是让他以木匠的名义去家里打一副棺材。马铁匠问,给谁呢?我爹说,还有谁?给我自己呀。马铁匠说,你几岁了?不是属虎的吗?刚过四十吧?我爹说,已经四十好几了,黄泉路上无老少,有时候喝口凉水命就没有了。马铁匠说,我看你起码还能再活四十年,四十年之后寿木也四十年了,还不让虫子给蛀掉了?我爹说,预备着总不会错的,山上好点的树越来越少了,谁晓得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马铁匠提着斧子、刨子、凿子和墨斗等家伙,正月初八中午赶到了我家。马铁匠有点不情不愿,一是还在过年中,二是很少给这个年纪的人打棺材。但是马铁匠一进院子,看到房檐下堆着的几块棺材板,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我爹喜欢任何一种活着的树,只要看见那些树随风摇晃,他就很高兴。烧炭,打床板,做家具,点香菇、木耳,不过是被生活所逼。如果生活有着落的话,他肯定舍不得砍树。每次无论砍什么树,砍多大的树,砍树干什么,他心里都有说不出的疼痛,似乎砍在自己身上。马铁匠也喜欢树,只是与我爹的方式不同。马铁匠喜欢那些死了的树,看到那些树能在自己手下死得其所,他就十分高兴了。比如有人砍了桃树,让马铁匠打几把梳子,他就十分高兴。他认为桃树一旦被砍了,只有做成木梳子,给女人梳梳头,才是最好的归宿。比如有人砍了梨树,让他打几只箱子,他就十分高兴。他认为梨树无论是木纹、颜色还是味道,都适合打箱子,小媳妇小丫头拿来装一点针头线脑的尤其有意思。

我爹让马铁匠来打棺材,准备的木料既不是橡树的,也不是松树的,而是柏树的。柏树长得慢,木质比铁疙瘩还要硬,十年八年的木材根本打不成棺材。要想长到打棺材的时候,恐怕至少得等三四十年。柏树活着的时候,上边会结树籽,样子像大茴,味道也像大茴,所以大家经常用它煮肉。柏树被砍掉之后经过太阳一晒,便会散发出一股子用大茴焖肉的味道。马铁匠笑眯眯地说,你终于把它们砍掉了。马铁匠欢快地架起了棺材板。对着柏树干活的时候,马铁匠才会感觉自己既是一个铁匠,又是一个木匠。

柏树除了长得慢之外,不好打家具,不长香菇、木耳,不长什么果子,不开任何花,当柴火烧吧,破不开,烧不烂。但是柏树寿命长,耐干旱,而且四季常青,在城市里是有用武之地的,主要用以象征万古长青。在烈士陵园,在黄帝陵,在孔子庙,必定会有柏树的,都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地活着。

我们村的历史上有三棵柏树,全部长在老太奶的坟头上。我听我爹说,那三棵柏树是他五岁那年栽的。我爹在老太奶坟头上栽柏树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刚可以爬山的小毛孩子。那是春天,我爹随着我爷爷去给老太奶上坟,他不晓得从哪里弄来了三棵小树苗子,像三根草,扒开泥巴,栽在了坟头上。当时我爷爷问他栽树干什么呢?我爹说,陪老太奶玩呀。我爷爷说,为什么不栽几棵别的树?栽柏树有什么用呢?我爹当时的回答让我爷爷吃了一惊。我爹说,柏树长大了,可以打棺材。我爷爷说,给谁打棺材?我爹说,还有谁呀?给我自己。我爷爷说,你才五岁呢。我爹说,等我长大了,树就长大了,打棺材要好大好大的树对吧?

三棵柏树长到四十年的时候,已经有盆子那么粗了,足够打一副好棺材了。

我们县城有个当官的,据说是个副县长,家有八十多岁的父亲,本来想买一副水晶棺材——水晶棺材不会腐烂,而且非常好看。但是他父亲死活不同意,说水晶冷冰冰的,自己有风湿病,躺在里边腰腿不舒服,棺材既然要埋在土里,像种洋芋种苞谷一样,还是木头的比较好。所以副县长把方圆几百里都找遍了,烈士陵园里的那些柏树不敢砍,最后相中了我家的三棵柏树。副县长找到我爹,一开口就是两百块。我爹不作声。副县长又加到五百块,我爹还是不作声。副县长咬了咬牙,开出了三千块,说可以抵几两金子了。被副县长缠得不行,我爹说,你别说几两金子,就是几根金条,我也不能卖。副县长说,为什么?不就是三棵树吗?我爹说,你看它们是三棵树,确实是三棵树,但又不是三棵树。副县长说,别那么玄乎,不就是图钱吗?我给你六千块吧,平均一棵两千块。我爹还是摇摇头,说,你晓得它们是谁吗?它们是我自己!谁会把自己卖掉呢?副县长说,树就是树,就是长在坟头上的树。我爹说,我五岁的时候把它们栽在那里,它们的根已经扎到老太奶的身子里了,每次看到它们站在那里摇啊摇,我就把它们当成自己了。

多年之后,我爹告诉我,你想想,钱多少都是可以赚的,但是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到五岁,从头再栽三棵柏树了。

我爹决定砍下三棵柏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原因是有一个瞎子,跑到我们家要饭,家里人都没有东西吃了,哪有东西给瞎子吃呀?瞎子很生气,掐着指头说,你过不了年。瞎子原来是一个算命的,当时人人的愿望就是有饭吃,所以每次瞎子一张口,人家就说,用得着你算吗?我自己的命自己就会算,明天照样吃不饱肚子。没有人算命,瞎子就沦为要饭的了。但是半年前,瞎子给一个人义务算了一次命,说人家吃不上当年的新麦子。那个人说,我家地里的麦子颗粒无收,当然吃不上新麦子了。说是这么说,那个人还是心发慌,在麦子刚刚壮浆的时候,就跑到县城从别人地里割了一捆麦子。麦子还没有熟透,磨粉擀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打了半升麦粒子,煮了半锅麦子稀饭。他端着碗,一边从厨房向外走,一边得意地说,谁说我吃不上新麦子了!话音刚落,从房檐上掉下一片瓦,正好砸在他的脑门上,一下子把他给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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