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二则
孔门弟子编纂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我们都知道《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它和《尚书》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是对话语进行记录整理而成。不同的地方在于，《尚书》记载的都是代表官方的演讲和谈话，言辞比较正式，有一定的篇幅；而《论语》记录的是比较日常的言谈，形式接近口语，相对随意一些，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总体上是以短小的篇幅为主，多数时候短到只有一两句话。
传统的文学教材在谈到先秦诸子散文的时候，往往对《墨子》《庄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书面化和整体化非常成熟的著作关注比较多。这些先秦子书的散文成就确实很高，在谋篇布局、取象譬喻、论证说理等写作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作为语录体的《论语》，除了在思想学术上的重要地位之外，在文学方面的价值也是非常突出的。宋代文章理论家陈骙有一部著名的散文修辞学著作《文则》，其中谈到：
夫《论语》《（孔子）家语》，皆夫子与当时公卿大夫及群弟子答问之文。然《（孔子）家语》颇有浮辞衍说，盖出于群弟子共相叙述，加之润色，其才或有优劣，故使然也。若《论语》虽亦出于群弟子所记，疑若已经圣人之手。（宋·陈骙《文则》）
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说《论语》写得太好了，好得让人怀疑其中有一些段落不是孔门弟子的记录，而是出自孔子（圣人）自己之手。这个推论应该说没什么依据和道理，因为孔子本人宣称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只讲述前人的学问，而不自己加以发挥创造。加之孔门弟子编写传承《论语》一事有史籍的明文记载，这个案陈骙肯定是翻不动的，但陈骙对《论语》文章学价值的高度赞扬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论语》里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辞的意思是言辞、文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话写文章，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让别人听明白、读明白，不需要追求过多的修饰。《论语》在文学上的价值，就是孔子自己提出的“辞达”，可以进一步概括为言约义丰、平实厚重，一两句亲切直白的叮嘱，往往包含着让人受用无穷的人生经验和社会哲理，这和其他洋洋洒洒的先秦子书大有不同。打个比方来说，其他的先秦子书，如《墨子》《庄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就像外壳很厚、看起来很漂亮的水果，一层一层剥开，最后吃里面的一点香甜的果肉和果仁；而《论语》像一口洁净的泉眼，永远不紧不慢地流淌着清水，怎么挖都挖不完，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掬一捧来喝，都是那样解渴驱乏。接着这个比方继续说下去，水果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各人的口味不同，喜欢吃的水果就不同，而且各人有各人的体质，有些水果宜多吃，有些水果宜少吃，而清水是人人皆宜的，谁喝都有好处。
近世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论语》只是一部讲普通人情世故的书，并没有包含什么深刻的道理。目前图书市场上流行的各种现代人对《论语》的解读也大概是把《论语》当作心灵鸡汤来贩卖，这也不能不说是买椟还珠式的盲见。
我在本专题中选讲《论语》中的二则，这二则和《论语》一书的主旨以及孔子思想的精髓有直接的关系。有必要说明，关于用《论语》中的一两句话来说明《论语》全书的主旨，前人各有说法。我心目中20世纪中国顶级的哲学家熊十力先生认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一句为《论语》的主旨（见熊十力著《读经示要》）。熊十力先生的学生，易学家潘雨廷先生则是从“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为切入点去解读《论语》（见张文江编著《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熊先生和潘先生在哲学方面的造诣很高，尤其对《周易》有很精深的研究，所以他们对《论语》的解读带有从易学角度切入的倾向性，阐发很精彩，值得学习。
在本专题中选讲《论语》二则是从我自己学习的角度去把握《论语》的主旨，我认为这二则内容对《论语》的主旨概括性很强，同时很能够接通现代精神，是《论语》中值得反复品味的两个段落。
一、一体两面的复古与现实批判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说：“周代的制度兼备夏、商二代的优点，多么璀璨辉煌啊，我遵从周礼。”
毫无疑问，孔子是个坚定的复古主义者，他的毕生追求是令周道复行于东方。这也许是现代人不理解孔子的最重要的原因。现代人心态上总体有一种自信感，相信历史进化论所谓“世道必进，后胜于今”。
让我们撇开各种复杂而绕口的历史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之争，先来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自己过得不好？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人们当然是在比较中发现差距的，而比较又往往是从时间的纵向上展开的：以前过得好，现在过得没那么好。具体地说，比如，以前有饭吃，现在没饭吃；以前日子安定，现在天天打仗；以前夜不闭户，现在道德滑坡……没有以往作为参照，则无法衡量今天的生活质量。所以人们开始发现当下的问题，往往起于和以往的比较。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周朝的历史分为西周和东周，简单来说，西周是周天子具有高度权威的时期，而东周则是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权威瓦解、诸侯国以实力争霸的时期。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还是用简单的方法来划分，春秋时期各诸侯相对来说还是要讲一点点规矩的，即便是争霸战争也要打上“尊王攘夷”的口号，名义上还是要尊奉周天子为大哥；而到了战国时期就没那么多场面上的讲究了，各国之间赤裸裸地打来打去，周天子形同虚设。所以孔子处在一个原有秩序崩坏的历史时期，孔子毕生的努力名义上是复行周道，实质就是要恢复已经崩坏了的社会秩序；名义上是复古，实质是基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而倡导的社会改革。
要特别注意的是，孔子所谈的复古，并不是一味说要回到过去，越早越好。这一点和后世一谈古制就盲目地说上古三代不同。孔子的复古是有选择的复古，他从实际的文献、证据出发，去研究、考察历史的情况，不是想当然地乱说：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孔子说：“夏朝尽管离今天很遥远了，但夏朝的制度我能够说清楚（是因为我掌握了夏朝的历史文献），夏朝后代的杞国虽然还在，但不足以作证。商朝尽管离今天很遥远了，但它的制度我能够说清楚（是因为我掌握了殷商的历史文献），商朝后代的宋国尽管今天还在，但不足以作证。说不清的原因是历史文献不充足，如果文献充足的话，那么我就能搞清楚它们的制度。”
孔子不仅精研历史，也非常留心学习当下的政治制度：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
子禽问子贡说：“孔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去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是他求别人告诉他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夫子具有温和、良善、恭敬、节俭、谦逊五种美德，（使得人们愿意和他交往）从而获得相关的知识。夫子这样的人啊，他求得知识的方法，和别人的方法也不相同吧？”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论语·八佾》）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情都发问。有人说：“谁说这个鄹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的儿子懂礼呢？一到太庙就到处问东问西的。”孔子听说之后，说：“（对不知道的事情谦虚下问）这才是礼啊！”可见，孔子是一个实事求是、博闻强识的学者，他对历史、社会的研判是建立在客观的证据和广博的见闻基础之上的。他希望社会能够回到周朝（西周）建立的秩序轨道上，而不是回到更加古老的夏、商时代，是因为他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周朝的制度兼具夏、商二代的优点，最完美，最值得遵从。
客观地说，孔子对周朝制度的判断，以及他追求复古的改革方案，从现代的历史学、社会学观念来看，是不大站得住脚的。比如说，孔子看不到东周时期的诸侯混战，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人口增长、疆域扩张等客观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简单的道德滑坡—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小看孔子的原因，须知今人的现代眼光是站在无数代前人的肩膀之上才得以形成的。
孔子最宝贵的不是他留下来的结论，而是他身上那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淑世情怀，以及他坚持通过学习、研究的方法来找到重建社会秩序路径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些才是留给后人的历久不衰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