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棉花的气息穿透了1984年的夏天,弥漫在平原的沟沟坎坎里。
棉花的气味如辛辣的调料,将我们的生活调制得五味俱全:浓郁、苦涩、沉滞、暧昧。
那一年我十八岁。
透过棉花,我将认识未来依次在生命中出现的东西:朦胧的爱情、失落、离别、死亡、彷徨、噩运、灾难和快乐。
在时隔二十年之后,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到时光的深处,看一看那一年夏天我的平原、我的村落、我的乡亲和棉花！
还是一片接一片的棉花。即使平原到了尽头,棉花依然不会罢休。棉花顽强地占据着平原,比粮食更能成为黄河三角洲上的主人。
那个年代,经济作物正以越来越大的比重进入社会。在政策调节和利益面前,棉花成为这块土地上最受青睐的作物。
在时间的推移中,作物间的优胜劣汰于无声处交迭进行,没有刀光剑影、剑拔弩张,但是就像种树选择榆、槐、柳、杨一样,棉花、大豆、高粱、玉米最终以它们的生存优势牢牢地立足于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在淮河与海河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黄河随心所欲,它将昆仑之水送入大海的同时,也将黄土高原搬到了千万里之外。大量的黄河泥沙输入渤海,使海岸的大陆架不堪泥沙淤塞,逼迫海水一步步地退却。河海造陆的过程,岂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矛盾与和谐、战争与和平,不仅仅存在于动物与动物、植物与植物之间的相互渗透上,同时也生动地体现在自然万物之中。
炎热的夏天。棉花的虫灾日甚一日。在人与灾害作斗争的历史中,把农药的发明称为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一点也不过分。不用说那些对环境造成极度破坏的“六六六”、“DDT”之类的农药,就是那些我最熟悉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黄河三角洲地区推广使用的背负式喷雾器,它们多么像一颗颗炸弹！
在将作物的害虫消灭掉的同时,它们所喷出的有害物质对环境的破坏,同样具有巨大的威力！
我至今仍记得圆柱体的喷雾器压在脊背上的感受。不堪重负之外,一种杀戮的快感让人欲罢不能,密密麻麻的蚜虫和棉铃虫在农药巨大的杀伤力面前,转眼之间就缩成一团,有的滚落在地上,有的瞬间就失掉了水分,成为干枯的小点点。在不停地喷药中,一些有益的昆虫也被连带伤害。奇怪的是害虫天生具有比益虫更多的变异性和适应性。过不了几天,又将会有一代棉铃虫爬在棉花上,如果想要杀死它们,最早用的“乐果”、“敌敌畏”已无济于事,只好改用药力更强的“杀灭菊酯”、“呋喃丹”之类。
一代代的农药,远远跟不上害虫的变异速度,所以,在我的感觉中,那些年,我们总是被这些讨厌的虫子闹得马不停蹄地去买一种又一种的农药,去喷一遍又一遍的药水。
那些年,害虫与益虫同时锐减,一条条生物链正渐渐地断裂,多少年之后,我们终于为自身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已经欲罢不能。
然而,那一年的夏天的确是真实、快乐而又亢奋的。
在各级政府的报表和年终总结中,1984年的棉花无疑是空前的丰收。不只是棉花,土地上所有的庄稼都获得了丰收。那一年元宵节的晚上,曾经有人用尺子量过月亮投在门口的影子,他们预测说今年不会丰收,但也不会歉收。然而,天意难测,那年的粮食就硬是撑破了粮囤,那年的棉花覆盖了辽阔的平原。那一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的局面。我们被贫困压瘪了无数年的粮囤,竟然像做梦一样地盛不下同样一块土地上打下的粮食！
那一年,在坚硬而冰冷的官方数字之下,是涌动的庄稼的河流。大豆、高粱、稻谷汇成源源的流水,洗刷着人们对于“吃饭”的传统认知,荡涤着“粮食”在农民血脉里打下的烙印。
那个夏天,多么繁忙、疲惫而欣然。
在许多人的眼里,整个平原、海岸线和黄河三角洲,全部被浓厚的绿色包裹得密不透风。“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人们在浪漫的想象与热切的期盼中,伏身于无边无际的旷野。
那一朵朵色彩斑斓的棉花次第开放。每一天都迎接朝露、晨星和太阳。人们长满厚茧的双手,像摩挲婴孩一样抚过每一棵高粱、每一株棉花,捉掉棉铃虫和它的卵,打掉多余的枝杈、掐去落寞的谎花。
惯常的封闭造就了特有的好奇,人们在去镇上的供销社买农药的时候,在小贩进村叫卖针头线脑的时候,在外边上学或者上班的人回来忙秋、过暑假的时候,都会竖起耳朵听一听外面发生了哪些事情。由此,我们知道了县里有个老师管理方法好,获得了全国优秀班主任奖,我暗暗地想,要是我能继续上学的话,跟着他该有多好;知道了美国有一架叫“哥伦比亚”号的航天飞机在1981年问世之后又一次飞上了太空,比踏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走得还要远,而且,十九年之后的2003年2月1日,它在即将落在地面的时候,在空中爆炸解体,飞机上的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与我们有关的消息是农村体制改革马上要深化下去,政社分设,建立乡(镇)政府,人们习惯叫的、具有法国大革命味道的“公社”永远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同时,“大队”将被“村委会”取代。人们会丢掉一些叫惯了的名词,而接受一些更新鲜的、变化更频繁的现代语汇……
那个夏天,孩子们依然最喜欢去浑浊的河沟里、池塘里洗澡。大人们也喜欢在夜晚或躺或坐在麦秸、蒲团和苫子上乘凉、聊天。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方圆几十里的土地、周围的一圈村庄,顶多再加上六十里外的县城和一个被它隶属的叫“东营”的小城市,和那些地方发生的一些故事。他们最牵记的是黄河,凡是从黄河南边过来的人,都会被人追着问“水有多大”、“能漫了滩么”之类的问题。每一年都会有黄河汛情的消息飞鸟一样地盘旋在平原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黄河牵着乡亲们的心,让人真实地体会到一种切肤的关心,黄河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晚风习习,星星如织。做完一天的活计,吃了母亲做的晚饭,和一两个伙伴来到村外,坐在麦地的畦子上,将布鞋脱了,脚放在灌溉用的水渠里,让我有一种无比惬意的感觉。我们时常掐下麦穗,搓出半熟的麦粒,吃得津津有味,味道香美无比。望着迷蒙的夜空,看看灯火如豆的远方村庄,想一想自己正经历着的真实的生活现状。一种幽幽的、漫漫的伤感会突然涌入心间。用思绪捋一捋现实的景况,那种青涩的迷茫和忧伤啊,深深地流进了夜幕下的旷野和身后的村庄。
1984年,在与我一起长大的平原上的时候,我茅塞顿开,那在一个如雾如烟一般地憧憬未来的心态,原来是一起进入一种拔节的状态。
在太阳炽热的光芒里,坦荡的、起伏的、附着河流的华北平原,正被浓郁的、无边的庄稼缠裹着。在知了的叫声里,在牛们反刍的黑夜里,在蚊蚋嗡嗡的聒噪里,一天一天地向着秋天走去,开始成熟前的冲刺。
人们最重要的劳动,是循着每一条有水的河或水渠,一次一次地灌满喷雾器,然后兑上一定比例的药,喷到棉花棵上。烈日下,所有的劳动都会事半功倍,害虫易死,野草易枯。所以,在庄稼漫长的管理过程中,阳光成为最好的推动剂,除虫、锄草、间苗都适宜在热热的晴天进行。而施肥、打杈、摘棉铃虫,播种胡萝卜、青菜、绿豆、红小豆,则是在雨中或阴雨天里最合适的劳动。
那是一种节奏,旷野上的律动,乡村最原始、最永恒的节奏。在夏天,依然需要保持它固有的、千万年不变的节律。夏天的音乐漫过人们的心田,大家只感觉到劳顿和乏味,而音乐需要时间和心灵来共同完成对它的理解,在多少年之后,才能听到它的袅袅余音。
平原上乡村的孩子,能够听到四季乐声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成为乡间的史书。他们的思想、心灵甚至爱情,都会保留着大地最永恒的节奏,从而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用全部的心血来感受大地给他们的每一种幸福或者苦难。乡村成为这些人内心历史的主题,贯穿着整整的一生。他们会在每一种不经意的暗示下,完成冥冥中自我的重塑和应尽的责任。为乡间也好,为父母也罢,总之,他们会努力,在平庸的或不平庸的生命里,将大地的印迹最大化地镌刻在个人的乃至社会历史的册页上。
夏天浓浓的露水,打湿了每一个角角落落,漫漫长夜！歌者自有天与地,听者何惧乐与忧？
云蒸霞蔚、彩虹当空、烈日炎炎、暴雨倾盆……夏天在平原上留下多少足迹？在水里、在地里、在村庄里、在人心里,总有我们见过的、找不见的时光的弧,串起广漠平原上的路径,一串串风铃“哗啦啦”地响过,如梦境轻轻滑过。一起醒来的,一定是岸上的鸟儿,在海拔只有1~1.5米的三角洲地区,有谁比我们离水更近？离大地的心脏更近？
雷雨骤降时,我突然想到雨水将带着尘世的泥泞和人类的气息,一点一点地渗入地心,如果那里的温度是18000℃的话,水能到达吗？在那个我永远都抵达不了的世界里,水是什么？生命是什么？四季是什么？
只有两个词,会推动我的想象,用文学的和绘画的语言,来完成一生中第一次对于生命的问话,那两个词语是:“天堂”和“地狱”。
那就是1984年的夏天。一片朦胧之中的荧光,点亮了我的生命。但是,在日出日落的劳作中,在浩瀚无边的平原上,我只能用长着厚茧的双手,来触及青春的第一缕霞光,并且无奈地看着它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