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经学”的两条路：二十年的探索（代前言）
20世纪的最后四年，我在懵懂中撞进金陵这座“王气”绵绵的六朝古都。清晰地记得，第一位映入眼帘的母校老师，是程章灿教授，他给我们班讲授中文系专业入门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由文学而大学，由金陵而六朝，“古典的金粉，魅惑的色泽，散淡而潇洒，风流而靡弱，南京散发的这些气息，几乎无一不是从六朝开始沾上的”（《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2006）。由此，程先生身上的六朝气质，渐渐驻入我的心田。
昆曲，是我一度享受南京古典气韵的法宝。吴新雷教授当然是我的引路人，此后南京昆曲社成了我在学业之余放飞自我的胜地。拍曲、看戏、练功，雅集、叙旧、交友，扬州焦循的雕菰楼，几乎成为梦中的瑶台，直至我的老师王正来先生（1948—2003）遽然陨去。此后我虽又成为翟美娟老师（1934—2020）的入室弟子，然炽情的程度已远不如前，自觉虚费了业师多少个寒暑手把手一招一式的单传，终究未能得其衣钵。如今两位老师均已离我远去。
从昆曲折回来，进入学术殿堂的门，自然选在六朝。赵翼说袁枚“爱住金陵为六朝”（赵翼《题袁子才小仓山房集》），高小方老师又给我喝了“迷魂汤”，说我的字迹透出六朝的气息。2001年，我选定梁代皇侃《论语义疏》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皇疏引领我踏入繁难的注疏学、文献学、辑佚学之域，打开清学的大门，让我的触须伸展到中国台湾，辐射到日本。清代学者称获得此书“不啻获珍珠船也”（翟灏语），暗自庆幸我之捷足先登。当时，皇侃的研究在大陆可谓一穷二白，能够看到的《论语义疏》版本只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其再传本，这是被根本逊志大作手脚的改头换面本，对于武内义雄刊本及日本古钞本，几乎无人问津。唯一的研究基础只有台湾地区陈金木先生的《皇侃之经学》（1995）。2004年我专程来到彰化师范大学，拜访陈先生，得其签赠两部代表作。虽然此前我已复印过陈著，此刻依然如获至宝，有一种接力棒传到手中的重任在肩之感。此年硕士论文完成，我自诩为国内系统收集皇侃研究资料的拾荒者，为之奔波于两岸三地，90%以上散落四方的相关研究成果已尽入囊中。
研究了一段时间皇疏，我便将自己的学术方向定位成经学。由此进入南北朝义疏，进入经学史，当年文献学方面的积累，逐渐发酵，逐渐升温，冲破了皮锡瑞《经学历史》的藩篱，发现了经学史上大段的空白和半空白地带。获得博士学位后，我留母校任教，申报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经学史”，2008年秋冬在长江北岸的浦口校区讲完第一轮。2018年秋冬又在清华大学重续前缘，新开研究生课“经学研究前沿”，时隔十年，地跨两京，我的思想在绵延中又有新变，《经学史的一条主线》（2008 / 2020）就是搭载前后十年思绪的彩虹之桥。这条“主线”，不仅是我所抉发出的一条“活经学”之路，也是一头连接着南大，一头连接着清华的我的学术之路。
经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领头羊，就在于其在两千年的演进中能够永葆活力，思想的火花四溅，当其多次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地时能够绝处逢生，发生令人惊叹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经学这一内生性蝉蜕的生命线，是在不断吸纳诸子、道家、佛教、西学之精华的坎坷历程中脱胎换骨而成。不断摄入新酒，成功返老还童，是作为中国学术典范的经学的DNA。二十年来，皇疏的研究已有大幅推进，如今武内义雄校刊本已成为学者案头的必备，我的据日本古钞本重新校理此书的期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即可由中日两国学者联手付诸实现。然而对经学史这一内生力的开掘，对经学DNA的解析，大幕却尚未拉开。于是我便果断放弃整理出版硕论的计划，而在这一荒瘠的桥头堡上摇旗呐喊。重写经学史的伟业，固然需要打下研习经部文献的扎实根基，但绝非皓首穷经的一条路走到黑，更需要对诸子、对道教的精研，需要对佛经义理的修悟，需要拥有出入圣经神学、希腊罗马古典的心路历程。王国维在20世纪初便立下誓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百年后的21世纪初，我的学术实践可为之再作注脚。
选择经学作为自己的主攻领域，是母校宽松的学术氛围所造就。我对如今学科分类中的语言文字、古典文献、古代史、考古学均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又不愿意单涉一科，更希望能在诸学科间纵横采撷，李开老师理解并包容了我的不专一。选取《仪礼》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正是因为此书可以将南大文、史两系的学术传统及多种资源汇集起来。2003年以来，我只身在《仪礼》这座宝山中徜徉，古音学、训诂学是我攀登这座高峰的引擎，异文便成为登山山道边的一个个路标。一千多个异文伴随着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当三级八系二十八类异文谱系组合结构浮出水面的时候，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已经开始倒计时。2007年答辩时有老师说，这是大陆第一篇研究《仪礼》的博士论文。殊不知四年来耗费我海量心血的竟是《说文》段注，《仪礼》是我的论文的躯壳，段注才是论文的地基。
我曾自号“金坛铁粉”，金坛段玉裁是清学的巅峰，段注便是其一生学术积淀的总汇。之所以说我的博士论文地基在段注，一是因为我地毯式分析《仪礼》汉本异文的思路，正是延续段玉裁《仪礼汉读考》而来。段氏此书仅成一卷未完稿，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他晚年全力以赴于注释《说文》所导致，《汉读考》的精华均已汇入段注中。借由段注，辑出《仪礼汉读考》未完成的十六篇，相信并非难事。然而段氏生不逢时，未尝见到熹平石经、武威汉简。我接续段氏，必当重起炉灶，将这些新材料纳入，凭我私淑茂堂的自信，这一做法必定合乎《汉读考》撰写的旨趣。我的博士论文，材料的范围虽已超迈了清儒，而在方法上却一秉段氏，根基完全扎在清代学术的土壤中。
浸淫段注的四年，也是我探寻突破清学的四年。段注中蕴含有大量现代学术的素材和半成品，亟待用新史学的眼光与视角予以拼装、重组与锻铸，由此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焕发出勃勃生机。《段王之学与专门史》的雏形，在心里盘桓已有多年，专门史的研究若能插上清代朴学的翅膀，将扶摇直上鹏程万里。此文在我博士毕业十三年后能出诸笔端，那是因为先后受到参与我课堂讨论的两位学生的触动——2018年秋的严思齐（Charlie Argon）、2020年秋的计小豪，又借了去年疫情闭关清华园的东风。何以如此拖延？本质的原因还在于我的专门史的积累远远不敷使用，若天假我年月，一定要大肆地拥抱社会科学。可惜在如今“水管工人”和“电线工人”井水不犯河水的现状下，历史学家不通《说文》、不读段注的现象已冰冻三尺，遑论社会科学家。打破学科壁垒的呼声虽不绝于耳，但真正要践行起“文”“史”交叉来，尚非易事。
2009年北上清华，入历史系，给了我走出一条文史交叉之路的绝好机缘。我的礼学研究，由文字而文献，由经籍而礼制，探索的领地也由《仪礼》进而三礼，由礼志兼及《通典》。如果说三礼还在传统经学的范畴内，那么逐年梳理分析十七史礼乐志的过程就让我实实在在地踏入史学的正统。《通典》200卷是史学家采矿的胜地，经济史研究取其《食货志》，政治史研究取其《选举志》《职官志》，法律史研究取其《刑法志》，地理学史研究取其《州郡志》，唯《礼志》《乐志》107卷（占一半以上篇幅）问津者最稀。我到清华之后的十年，殚精竭虑于这107卷，逐条追溯、查证其史源，与十七史可以说一一比对、参稽过。然而对史料追查得越细致，检讨得越充分，就越觉得《通典》史料价值偏低，对其敬仰之情大打折扣。《通典》所载录的史料，缺漏者有之，疏误者有之，虽然因后世书籍大量散佚，《通典》保存有少量佚籍的片段弥足珍贵，但是遵照原始史料第一的原则，《通典》的绝大多数资料是拼合、简抄的结果，属于二手史料，价值并不高。因此，我的《汉唐礼制因革谱》（2018）在史料依据上秉持的原则是，凡正史有记载者，大多不依《通典》，除非《通典》的记载别有溢出信息。
当年叶德辉、章太炎嘲讽梁启超之徒“尚不配读《通典》”（参见拙著《汉唐礼制因革谱》，第8页），对我震撼极大，可见此书在老一辈学者心目中的地位。《通典》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是伴随着我在十年间地毯式清理与疏释九百多年间每一条礼制史料过程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把《通典》当作一部类书，只为了史料的采撷而读《通典》，照章太炎所说不如读《文献通考》，而我认为在如今数字化资源如此丰富又取用便捷的情况下，更不如直接检索正史和其他原始史料。《通典》之卓越，不在史料之独特，而在其结构的“体大思精”，在其上承《仪礼》，下启《大唐开元礼》，在其将这两座高峰之间的制度演进大脉络、大关节提炼了出来，用钱穆的话说，就是“通经致用的‘活经学’”（《素书楼经学大要三十二讲》）。哦！原来应当回到经学！多年来我的认识显然深受了学术界的“俗谛之桎梏”。
汉代以来的经学，断非仅仅可从经传注疏中求得之，亦当从博通六经以致用于当世的制度建设实务中求得之。六朝隋唐儒者精于三礼者不乏其人，其学其识及其贡献，不正是造就了汉唐间礼乐制度的独盛吗？在习礼、传礼、议礼、修礼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厚的经学思想，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典章制度演进脉络中蕴含着通经之士的覃思与卓识，这正是一条区别于埋首经注、闭门著书的“活经学”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已开启了一条以“人”为中心的全新的经学史书写路径。
钱穆对这一条路径的揭示是慧眼如炬的，“活经学”正是他独创的概念。钱先生的这一概念，无疑是有意要突破清代考据学，他径斥清学“在经书的训诂、章句、校勘、辑逸等种种工作上着眼……只是一种纸片经学，也可说是一种‘死经学’”（《中国史学名著》）。然此说过矣！钱先生有所不知，陈寅恪之所以能成为新时代新史学的开路先锋，其早年的积淀适在清学，“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俞大维《谈陈寅恪》，1970）。不入“死经学”之虎穴，焉得“活经学”之虎子。
我一头扎在经史文献的“纸片”中面壁二十年，如今找到了“活经学”的两条路。“破壁”在即，切不可中道而废！
2021年春分，圆明园东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