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飞去来

双城飞去来

这几年常往北海跑。北部湾畔的那座小城,是我的家乡。记得1957年初到北京的时候,人问“哪里人”,一说“北海”,人皆茫然,闻所未闻的样子。有些牛哄哄的同学还装傻充愣,说:“北海公园?”令我悲愤了很久。没想到,到了1993年,那里竟“火”了起来。好几位做房地产的朋友听说我是北海人,问“没回去拿块地么?”,或问“能回去帮拿块地么?”……“拿地”,我肯定是没招儿的。不过,遥远的家乡,让那么多双眼睛突然放出了光,倒也令人豪情万丈。

随父母移居北京那年,我还不满8岁。上北京,是我朝思暮想的。虽然我爸回北海之前,我都没见过他。见面没几天,因为我的骄蛮,还挨了他一顿揍。即便如此,为了“上北京”,我甚至不惜做了我爸的“同谋”:为动员心存疑虑的祖母一同北上,我爸到珠海路上去找了个卦摊儿,我看见他和算命的“盲佬”嘀嘀咕咕,还偷偷给他塞钱,后来就看见我爸把他带到祖母面前,说北京的风水怎么怎么好,富贵寿考长宜子孙……在成人眼里,孩子的智力永远是被低估的,先父在天之灵,恐怕万万也不会想到这个“诡计”早已被我识破。我的祖母当然也不知道里面的故事,但富贵寿考的梦想,最终也填不满思乡的寂寞。只一年,祖母就回北海去了,几年后终老故乡。屈指算来,那都是近一个甲子之前的事了。当年那个8岁娃娃,早已被北京“同化”。被“同化”的证明是,我成了所谓的“京味儿作家”。当然我知道深浅,对这“封号”老有点儿战战兢兢。唯一有信心的是,说“京片子”还是够格儿的。我的一位老乡到北京闯荡了好几年,至今那“儿”话韵,还拿捏不好。时不时就把“倍儿棒”那个“儿”,说得“字正腔圆”,要么,就把“特好”说成个“特儿好”。闹得我忍无可忍,说:“您就别费那个劲儿啦,就算把‘儿’闹明白了,您离‘京味儿’也还远呢!”我说的是实话。弄明白京味儿,“儿”化韵也好,“双声叠韵”也好,还都是皮毛。要是会夸饰会自嘲呢,这才沾上点边儿。想起我的老师蓝荫海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是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去谈剧本。先生在人艺导演和演员中的人望,当然是很高的。讨论先生的剧本,也自然多是赞扬之声。不过,也有一些赞扬或吹捧闹得先生反倒不好意思起来。时有某位朋友溢美过甚,大约是奉上了什么“里程碑”“转折点”之类的桂冠,只见先生摇摇头,微笑着说:“您这是骂我呀!”因为在场的人都熟谙北京文化,便会心地大笑起来。偏偏有一位刚刚调入人艺的演员,一头雾水。散会后四处表示疑惑:“老舍先生说‘那是骂我’,什么意思?为什么是骂他呀,我听着没骂他呀……”有位老演员哈哈笑道,就冲这,您还得在人艺且‘泡’呢!你听不出来?人家蒂根儿就是反话……

弄明白北京话哪些是正话反说,哪些又是反话正说,还不算明白了北京人的“精气神儿”。

北京人的“精气神儿”,在他们的活法儿。

宠辱不惊的处世哲学,有脸儿有面儿的精神优势,有滋有味儿的生活情致,自信满满的神侃戏说……这活法儿从一个“制度笑柄”里孕育出来——“大清国”凋零落幕,“铁杆庄稼”自然就雨打风吹去,甭管您祖上是皇族贵胄还是八旗兵丁,当您把最后一只扳指抵给了赊账的绸布庄或酱菜园,您就得盘算着,全家的嚼谷该上哪儿淘换了。要么,您得悄没声儿溜到天桥儿去,找个茶馆唱唱子弟书、“什不闲”;要么,您就赁辆洋车拉个晚儿?……皇城根儿“老辈儿”波峰浪谷的人生遭际,“挂不住”的脸面与贵族的“死扛”,扔不下世代传承的子弟“玩意儿”,却不能不做起士农工商,一边吹嘘着过往的繁华与体面,一面又与引车卖浆者流请安唱喏……渐渐的,它被敷演成一座城市的生活态度,一种有滋有味儿的活法儿。它造就了平民北京文化的魅力。

我是在“寻根文学”风生水起的时候,感受到其中魅力的。

我在人民大学的大院儿里长大,其实离老北京还隔得很远。18岁到28岁之间,到京西挖煤,算是混到了京郊的底层,但对北京的了解,也边缘得很。那时忽然读到一本张次溪先生著《人民首都的天桥》,感到发蒙启蔽的震撼。这本书是张次溪对旧京游艺场天桥的调查。它一一列数了近半个世纪的“天桥人物”——几代“天桥八大怪”和其他“撂地抠饼”的艺人们,它还记录下尽可能搜集到的相声段子和俚曲唱词,一首一首地读下来,你仿佛能看到那暴土扬烟人头攒动百艺杂陈嬉笑怒骂的现场……重要的是,这本书,引领我读到了“平民北京”的生活哲学。记得这书是李陀从北影图书室借出来的,文不对题的书名,倒让我看出作者欲借“正能量”的名义,保存旧京民俗的苦心。据说,这苦心,好像也没修得“正果”——李陀告诉我,此书只有50年代初“内部发行”的一版,数量极为有限。“内部发行”的理由是:这哪里是“人民首都的天桥”,分明是旧社会的天桥!……平心而论,这“判决”倒是准确的,尽管它遮蔽了一个学者沉潜于平民文化而焕发的心灵之光。

我却循着这光,找出属于我的激情来。

30年前,我沉浸于“京味儿”中探胜求宝的时候,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四合院的悲戚与文学的可能》。我描述了“四合院”那牵儿携女的家庭序列的瓦解,叹息传统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样式所面临的挑战,当然,最终那话题谈的是,文学在这进程中可能做些什么。

30年后,我发现当年采访过的人物已经先后离去,曾经名满天桥的艺人“大狗熊”孙宝才、由我介绍为金庸先生表演过“叫卖”的臧鸿、给我讲过家史的“爆肚冯”第三代传人冯广聚……和他们一起消失的,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那些胡同和大杂院。用一个北京“老姑奶奶”的说法,现如今城圈儿里哪还有北京人哪?姑奶奶家由皇城根儿搬到了天坛根儿,现都搬到六环根儿上去啦……

那些有滋有味儿的地方和有滋有味儿的人,仿佛一夜间没了影儿。

就像那句老歌儿所叹,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我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到“六环根儿”上的公寓楼里,找那些“皇城根”的老街坊们?我去过几次,发现真正的京味儿,还可以在楼上楼下邻里之间感受得到,但可以预见的是,它马上就消失在历史的天空。

我为自己的失落而胆怯,这是落伍于时代的信号。

最终我发现,只有回到北海,才能找到那种暌违已久的滋味。这是一种“落伍者”的欢喜?

其实北海并没有“落伍”,它的变化也是吓人的。我不想沿用某些写新闻的朋友欢喜的句式——欢呼北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城市。“满满的正能量”,固然令人振奋,但这“泡沫时期”的误读,已被国家确认的“历史文化名城”所正名。我欢喜的是,北海虽变,仍有许多足以唤醒内心波澜的东西留在那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我,已经不被人看做是北海人了。在公共场所,好几次都听见当地服务员之间用北海话来喊话:“喂,给那桌的‘捞佬儿’上壶茶!……”,等等。“捞佬儿”是北海人对北方人的统称,据说解放之初来自北方的汉子们,逢人便称“老兄”,被北海人听成“捞汹”,便称他们作“捞汹佬儿”,久之,便以“捞佬儿”名之,其中并无不敬。每逢此时,我常常出其不意地用北海话问他们:“有没有搞错?哪个是‘捞佬儿’?”北海乡亲见俚语被我戳破,先大窘,后大笑,我几乎猜得出他们的心思,定是惊叹:这“老嘢”咐“肥”,惦解仲系北海人!(这老家伙这么胖,咋地还是个北海人?)……事后回味此事,笑自己:就为这“得瑟”,你才时不时往北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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