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敲门

不敢敲门

我这个人在感情上是很粗糙的。更何况活得匆忙,也没工夫细腻缠绵。不过,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偶然:某一天因为有一点什么事情触动了心弦,思绪也会如同潮水一样涌动起来。这突如其来的涌动,固然不像涓涓细流那般千回百转,可厚重的蕴积一旦被唤醒,那奔突冲撞的震撼,或许又是涓涓细流所无法比拟的吧。

面对眼前这片栉比鳞次的房屋,思绪就是这样涌动起来了。

此刻,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叩那扇门。

10年了。倘若我要探访的人和我年龄相仿,那倒没什么。然而,十几年前,他已经是花甲老人,10年后才来敲门的你,怎能不心怀惴惴?

这时候你突然体会到了,淡忘是不可饶恕的。

20前我是一个还算利索的窑工。我在京西木城涧煤矿的岩石掘进队跟车。回想起来,那活茬儿很有几分“浪漫”:追着奔驰的矿车蹿上跳下。站在矿车的尾部,头顶上那盏矿灯,像流星一般从漆黑的井巷掠过。最刺激的,当然是挂钩了——侧蹲着身子,一手托着铁钩,一手提着铁销,屏住呼吸,盯着那列轰隆隆奔腾而来的牵引车。“咣”的一声,两车相撞,销落身闪,大功告成,随即又飞身抓上毫不减速冲向前方的矿车,和这黑色长龙一道呼啸而去……对于我来说,这场面的最终结局却一点儿也不浪漫:我差点儿为此送了命。这事回想起来至今仍使我后怕:那一次我登上的那辆矿车意外地出了轨,霎时间我变成了一个西班牙的驯牛士。出轨的空矿车被飞速行进的车头牵动,在枕木上狂奔乱跳,尥蹶子,扭屁股,最后把我重重地摔到另一条轨道中央。没等我反应过来,一辆滑行的装满矸石的矿车已经冲了过来,把我卷到了矿车碰头底下。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位师傅的怀里,眼前无数黄灿灿的矿灯在闪。他们喊我的名字,问我伤在何处。那位搂着我的师傅吆喝着人们去找木板。木板找来了,顺在了我的身旁。我听见他们喊“一、二、三!”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到了矿医院。我知道我被抬上了急救车。我听见了引擎的声响,又昏迷过去。再次醒来时,我已经到了矿务局医院。

我伤得不轻:两节脊椎骨严重压缩骨折;棘突粉碎;肋骨也折了两根。脊柱的神经受损,左腿暂时失去了知觉。伤筋动骨一百天。我必须在局医院绝对卧床三个月。老张师傅就是那三个月里朝夕服侍我的人。

我在矿上没见过这位瘦小枯干的老人。他早已退休在家了。这次之所以来照料我,是“立新科”请他“立新功”来了。因为他的家不远,就在局医院对面的黑山居民区。

他穿着一身薄薄的黑色中式棉衣裤,脸色焦黄,似乎永远在谦和地微笑。

“你别动。建功你别动。不能动。”我忘不了他那浓重的河北口音。他习惯于絮絮叨叨地重复。一边絮叨着,一边抢着接过我手里的便壶,或是递来我伸手要去够的东西,“这没啥,没啥,你别在意。要说呢,我这岁数是比你高,可你不是受着伤呢么?走窑的人,谁敢保不伤筋动骨?保不齐!你别不落忍。该开口就开口,听我的,听我的……”

他每隔一小时帮我翻一次身。用酒精擦我的后背,怕我生褥疮。每天晚上,他都去打来热水,一把一把拧干毛巾,一点一点替我擦身子。我的一切日常生活:吃饭、服药、大便、小便,全都得躺着进行。而他,总是含着慈祥的笑,帮我做了一切。看着那微微驼背的身影总在床边闪来闪去,心里真不是滋味儿。端饭倒水尚能忍受,而让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给你递便壶、倒便盆,怎么过意得去?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大概是因为发现我常常把那些事交给来探视的年轻工友代劳。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得把我当自家人。咱爷俩儿赶上了,是有缘。帮你一把,该着!赶明儿你好了,兴许我还躺下了呢,兴许得你去伺候我呢。都是走窑的出身,谁跟谁?”

这质朴诚挚的心所应该得到的回报,难道就是你一别10年,才来这么一次探望吗?

我可以找出无数理由为自己辩解。我的确忙得不可开交。来约稿的编辑们,来探讨的批评家们,来采访的记者们,来交流的读者们……应酬,会议;有用的,没用的;被请去的,被逼去的。我记得和张师傅分手之初我还架着拐,每次去局医院复查,我都忘不了去看他,留在他家里喝上两盅儿。后来,我上了北大,似乎只来过一两次了。再后来,我再也没来过。倘若这一次不是来门头沟的百花饭店开会,你是不是会永远将这位老人冷落?任何辩解都无法弥补我对这淡忘的歉疚。一个人的歉疚越是深重,似乎就越缺乏补偿的勇气。譬如现在,面对着咫尺之遥的一扇门,你忽然犹豫却步了——敲开了那扇门,假如你得到的,竟是一个不幸的事实,那又如何是好?

不敢敲门。

我提着点心、水果回到了百花饭店,给曾经在局医院为我诊治的医生拨了个电话。他告诉我说,老张头早已不再陪床了,除了去年秋天在街上见过他一面以外,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我又来到医院门口的小马路,打量那些摇着轮椅转悠的人们。我想,他们中间,大概会有当年住院时结识的病友。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街上转。向他们打听一下,应该是不难的。

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我只好去敲门了。

开门的,是张师傅的老伴儿。她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是你呀!当家的前儿个还念叨你哪!”

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张师傅挺好吧?”

“好,好,让您惦记着。他在外边呢。不远,不远。四儿!四儿!去把你爷爷叫回来!”

没多一会儿,张师傅回来了。

10年了,他并不见比从前老多少。据说人过60,外貌上的变化就很小了。见到我,并不大惊大喜,只是微微一笑,说:“建功来了。”

落座。沏茶。问我的父亲、母亲,问我的妻子、孩子。我也问他。他说他还在外面干点什么,值个班,守个夜之类。

“孙子还没娶媳妇呢。现在可好,娶个媳妇得好几千块。靠他们自己挣?挣不来,挣不来!”

“嗨,挣多少就花多少呗,何必还用您出去干!”

“我行。再说,在家,是待着。去守夜,也是待着。”

他问我大学毕业以后去了哪儿。

“留北京了。在文联工作。”我说。

“那好,离家近了,也好照顾着。可北京也有北京的难处哇。物价高,就你那百十块钱的工资,怎么过哇?”

“是,光靠那百十块钱,日子是没法儿过。我们单位那些年轻干部,挺苦。”

“建功啊,你有用得着的,说话。我这儿多了没有。三头五百还拿得出来。”

“我用不着,用不着。”我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告诉他,我还有稿费收入,“我哪能花您的钱?再说,您放心,我也不缺钱。”

“你拿我当外人。你这样的人哪儿有来钱的路子?不开公司,也不当倒儿爷,就靠点儿紧巴巴的官饷。你听我的,别不好意思张口。”

“张师傅,我真的不缺钱。这样吧,真需要,一定不跟您客气,行了吧!”

“这就对啦,这就对啦。”他说。

中午,爷儿俩围着小炕桌,干了几盅“燕岭春”。师母炒的菜里,专有一盘“鸡蛋韭菜”,一盘“辣白菜”。她一定还记得我爱吃。我住院的时候,张师傅经常给我带这两样菜。

告辞的时候,张师傅把我送出挤满了自盖房的居民区。上了马路,我劝他留步。来时我曾经逛了逛马路边上的书店,看中了一本书。我告诉老人家,我要去买本书,然后赶回饭店开会。“我没事,没事。”他偏偏还要坚持着跟我进书店。

我朝售货员要过那本《洪堡的礼物》,翻看它的序跋。张师傅似乎是到旁边的柜台转悠去了。我举手招呼售货员过来,打算付款。老人却不知什么时候回到我的身后了。我听见他悄悄地对我说:“建功,走吧,钱,咱们交啦。”

“什么?您何必……”我真有点哭笑不得。怪不得他偏要跟我进书店。我知道这还是因为刚才那个话题。说不定老人家看我拿着书颠来倒去地看,越发认为我在为花不花这个钱嘬牙花子呢。我怎么办?拿着钱跟他在书店里推来搡去?

“这没啥,没啥。”他揪着我的衣袖往书店外面拉,“走吧,你不是要开会去?别误了正事。”

我没再说什么。

黑山居民区外面这条马路与10年前相比,似乎没有很大的改观。窄窄的,稍稍有点坡度的S形水泥路。路两旁的建筑比起门头沟繁华地段那突兀而起的如林楼宇,越发显得陈旧而寒酸。然而此刻,大概因为刚刚告别的那位老人的缘故,这一切都给你带来了某种亲切感。

我忽然想起,在这片土地上,或许你还有许多未能了却的情债?

“白老虎”在哪儿?宋文忠又在哪儿?我后来才听说,若不是“白老虎”拼死扛住那辆冲过来的矸石车,恐怕我已经是车下鬼了。而把受伤的我搂在怀里,招呼人们去找木板的,好像是宋文忠。若不是他的经验,我的下身截瘫无疑。还有王成洪,是他抱来了一床被子,给我盖在担架上。还有唐辰功,往我嘴里滴了一管清凉甘甜的葡萄糖水……护送我到局医院的,是当时我们工段的党支部书记郭会军,他给我剪开了满是粉尘泥浆的窑衣,替我擦净了身子,把我推进急救室。在张师傅之前护理我的,大概是刘云祥,那是一位周到的、却不断找话茬儿和你开心解闷的窑工。真抱歉,有的人甚至记不清了——哪一位帮我做了一个木板的书写架,使我躺在病床上还能写作;哪一位替我搜寻过当时很难找到的文学名著,使我得以充分利用那难得的空闲……

人们,你们都在哪儿?

可是,倘使你真的知道了那些窑哥们儿的踪迹,你也真的能一一找上门去,和他们畅叙别情吗?

我只能苦笑。我未必有那么多的时间。

不过,我想我总应该找一个机会,对所有关心过我,救助过我的人说,我想着你们!

1984年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