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梅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健忘是没有前途的。人类历史,只能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中前行。诚然,没有幻想或畅想,也就没有未来;但是多彩的幻想或高远的畅想,也只能建立在丰富的历史实践及其成果的基础上面。其他部门的运作是这样,文学艺术领域亦不能例外。这正是我们选编本书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谈艺论文且论学者傅雷先生(1908—1966),字怒安,上海市浦东人,是我国现当代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其所译巴尔扎克、梅里美、丹纳、伏尔泰、罗曼·罗兰等法国著作家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数十年来流传不衰。傅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艺术鉴赏家。他除了撰有专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论张爱玲的小说》、《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等众多文艺评论文章,还在大量的家书和写给友人及晚辈的信函中,经常即兴而精彩地表达着对文学艺术问题和如何做学问的见解。——他的论学又常常是和谈文论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真可谓是信手拈来,皆成真谛。但或许是由于傅雷先生在译著上的声望远播广大,其在艺术理论和鉴赏方面的成就,却在长时间中本人们所忽略了。而这也正是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编选其书简的另一个原因。

在以往的百多年中,谈文论艺者之众,犹如过江之鲫,其文章之多,亦可谓连篇累牍,难以胜计。然真能切中肯綮者,又有几人?就多数论者而言,不是失之就事(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论事,缺乏思辨性的生发,便是空谈玄论,于事无补。而在近二十多年间,文艺观念好似有了较大的变化,不能说这于创作实践一无益处。但冷静分析下来,除了时遭“名词大轰炸”、“贩卖洋概念”之讥,充其量只是将原来就应坚持的东西重加申述而已;在这过程当中,还往往将原本明白清楚的道理,反而喧嚣得模糊恍惚起来。在这种情形下,站在新世纪之初回眸望去,在我国现当代作家理论家中,傅雷先生则可堪称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艺术奥秘者之一。这从本书选录的书简中,不只能使广大读者领略到傅先生在文学艺术上的高深造诣,以开启品鉴作品的悟性与灵气,同时也可为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家们,提供一种如何契悟文心艺理的参照。

傅先生何以能在文学艺术上具备那样高深的造诣和精湛的鉴赏力呢?在进入本书正文之前,建议读者们留意以下三点。

一点是,傅先生所具有的“历史观念”与“世界眼光”。

傅先生在1962年写给青年文艺爱好者周宗琦的信中说:“人类历史如此之久,世界如此之大,岂蜗居局处所能想象!”“吾人”欲步入艺术之途,“首当培养历史观念、世界眼光”。这是傅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一生从文事艺并获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谈。

在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中,往往将“历史观念”和“世界眼光”割裂开来,误认为有了前者,就会有认识上的纵深度,具备了后者,也就有了认识上的宽广度。殊不知如此简单化的结果,只能是对历史和世间事物的罗列杂陈、浮光掠影。而傅雷,在探索文学艺术规律的实践过程中,他的“历史观念”是世界性的“历史观念”,在他的“历史观念”中,即有“世界眼光”在;或者说,他的“历史观念”,并非局限于一般人所理解的,仅仅是对某一特定地域所作的纵向联系,而是以“世界眼光”观察判断全部人类文化艺术史的表现。他的“世界眼光”,也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仅仅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所作的横向比照,而是从全部人类文化艺术史的背景上,考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艺术特征,以及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的方法。唯其如此,他对文学艺术的种种见解,才能与一般的普通观念和流行的通病区别开来。他也才能在宏观地把握文学艺术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准确地找到每一种具体文艺形态的独特性;反之,则能以后者去丰富与充实前者。

再一点是,傅先生所具有的全面而深湛的修养。

作为文学家和翻译家,傅雷之精通中外文学不必说了,但他的修养与视野并不仅止于此。从《傅雷家书》、《傅雷书信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与傅聪谈音乐》以及收入《傅雷全集》等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文、史、哲(包括宗教)三方面,均有深切的理解。他虽不是美术家和音乐家,但以其颖异的悟性和长期的欣赏实践,对美术与音乐的鉴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更可贵的是,他能将自己掌握的哲学、文化、艺术知识和人生体悟交融互会、渗透一体,并概括提升为与艺术活动(创作、演出、鉴赏等)规律有关的方法论,以表达他心目中的“理想的艺术境界”。

确实,傅先生的颖异的悟性,我们是望尘莫及的,因为他的悟性之高,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天赋的才能;但从他的家书和写给友人的书信来看,亦与其勤奋好学和持续不断的艺术鉴赏活动有关。试想,如果傅雷不在卢浮宫、梵蒂冈宫等诸多艺术宫殿中反复观赏过大量原作,单靠攻读文艺理论和艺术史课程,他能对自文艺复兴初期至19世纪末年500多年间数十位大师的创作作出那样精辟的剖析吗?同样,如果傅雷不是在艺术博物馆和展览会以及友人的收藏中,观赏过大量历代中国画的名作,更反复地品赏过黄宾虹的大部分精品(他自己收藏黄的精品就有五六十件之多),他能从史的高度,对黄的整体创作作出那般不同于常人见解的结论吗?不只对美术作品,在音乐领域中,傅先生也是非常重视鉴赏实践的。可以说,是不断的鉴赏实践,激活与提高了他的艺术悟性。而一般艺术理论家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傅先生这种坚持不懈的艺术鉴赏活动,因而也只能说些大而无当或千篇一律的话语了。

还有一点,就是傅先生所强调的,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要有能“通”能“化”的为学方式。

他在1954年的家书中这样说过:“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一个人没有性灵,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通”者,融会贯通也,举一反三也;“化”者,消化吸收也,提纯升华也;概而言之,“通”者“化”者,亦即悟性之表现也,性灵之发扬也。不通不化,胶滞一点,固守一隅,难有傅先生似的博大精深、新见迭出的境界。在傅先生所有谈艺论学文章中,到处都贯穿着这“通”、“化”二字。我们在接受他所留下的遗产时,也当采取同样的方式,才能从中得到真正的教益。

  1. 《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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