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的转型，从内在精神上看，它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早在明代中晚期就有了明显的转型迹象，只是在清初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随着西学东渐步伐在晚清的逐渐加大与文人启蒙意识的兴起，传统文人意识逐步消解，文人平民化思想日益形成；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晚清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近代话语背景下，迅速走上了由渐变到裂变的新文化与新文学之路，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一）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

中国文化和文人意识其实早在宋代就有了蠢蠢欲动的变革意识，晚明益加凸现，这在明代王阳明的学说中似乎可见一斑。在《答罗整菴少宰书》中，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在他的“心学”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对正统儒家思想开始怀疑的人逐渐产生，如其中的代表人物李贽。他大胆且在一定程度的叛逆思想，可以说具备了晚明浪漫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特点。如其《童心说》中说：“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有言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似文乎？……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而文学上，像张岱那样的不受约束的散文家的出现，其文思中对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的追求，也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王阳明对后人的影响确如稽文甫所言：“这种大胆的言论，正可和当时西方的宗教革命家互相辉映。他们都充满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阳明实可算是道学界的马丁路德。”晚明的思想运动预示了文人意识“大转型”的可能，虽然这一变革思想在清初受到了相当大的抑制。但19世纪初随着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安逸、平静社会的打破，却是中国传统文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的现实，必须做出迅速的抉择。所以，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即使正统的知识分子也在思想上不能不产生动摇和怀疑。1853年后，魏源的《海国图志》的出版，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文人第一次从个人角度出发，主动介绍西方历程的开始。同时，也开启了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早期启蒙运动，它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若再向前追溯，在魏源之前的龚自珍，已在文章中发出过这样的疾呼：“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他继承了晚明以来的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现实的怀疑与批判传统；尽管当时已经有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但龚自珍似乎并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多的是延续了晚明思潮中已经萌发的启蒙精神。不过只要仔细辨析，其实龚自珍在思想上已然发生着悄无声息的更大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上，即“务实”思想观念的逐步产生；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嘉道年间他抛弃了传统的考据训诂之学，注重务实而经世致用的“今文学”的建立，这就为后世具有锐意革新思想的文人开拓了一个新的治学方向。特别指出的是他认为“先有下，而后有上”、“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的思想，是对正统思想认识上的突破。而《论私》一文中对人的私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旁征博引反复证明自古至今，是人就有私心，有厚薄，而“天有私也…… 地有私也……今曰大公无私，则人也？则禽也”，可以说这一关于“私”的言论比起晚明的顾炎武对“私”的认识更进一步。龚自珍除了在政论方面表现出积极的变革思想外，对近代文学文风上的影响也是较大的。首先，他认为人性是无善恶之分的，其次是人情有公私之分，人皆有私心，即使圣人也有私心，所谓的“无私”只是虚伪的把戏。这些观点，与传统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相比是一次本质上的反叛。他的散文《病梅馆记》特别提倡“纵之、疗之”，恢复“梅”的自然本性。“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说明其思想中蕴含着对社会改造的深刻思想，发出在封建束缚中不能伸展其志向的深深慨叹。另外他的文学思想中也有提倡“童心”的文学观念，提出“尊情”反对拟古复古，反对形式主义，宗崇真心、诚实。“龚子之为长短言何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这一文艺思想虽然同“五四”时期郑振铎、周作人等人所倡导的“血与泪”的文学——写平民的感情、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悲欢成败的文学思想还不能相提并论，但其以“真”为美的“尊情”文艺观，无疑开启了近代文学的先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二）学人转变与新思想意识的勃兴

在19世纪末的时候，严复、梁启超等人就从危机意识思考中国的前途，提出了一系列设想。梁启超主张通过“新小说”来改变中国的传统国民的观念，企图使国民由“旧民”转化成“新民”来挽救中国的日益颓势。他在1896年所写的《西学书目录》中就特别强调，西方“一切政皆出于学”，西学是“治政之本，富强之由”。1903年他又写了《西学书目表》，其中总计大约有883本、353种。这种种的设想，正如李红英在《近代译书目》序中所言，它“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如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展现了明朝中期至清末民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不同社会意识的碰撞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人意识走向了逐步消解的心路历程。而严复则有所不同，他似乎看到了在从旧到新的过程中，那种很容易缺乏理性的浪漫倾向。于是严复翻译西方哲人的著述，试图以之把中国引向一个理性合理而有秩序的轨道。在很多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来发扬中国文人的“良知”意识与有秩序的社会风气。他是较早站在世界的发展趋势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的中国近代文人，因此他的许多译著无疑影响了具有“危机意识”的中国后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他1897年创办的《国闻报》，在办报理念和对西学的宣传方式与选择上与西方人有着较大差异，他更注重的是“救亡图存”的民族自强和民众的自新意识。因此，创办《国闻报》正是严复直接参与社会变革的活动之一。当然，他本质上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革命家，因此所办《国闻报》的宗旨也是为了在中国传播一种学理思想，《天演论》的连载就是证明。1897年12月《天演论》在《国闻汇编》连载和出版之后，对近代文人所起的作用是振聋发聩的，可以说它影响了近代和现代的两代文人。这部著作破天荒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当时的学人如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以后的鲁迅、胡适等，无不交口称赞。而《天演论》也成为近代中国改良政治的理论根据，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以此作为进行救亡、维新与革命的思想武器，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渐渐成为中国人思维的一种方式。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中也称誉严复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严复作为维新派的同路人，对于中国的前途和发展方向有着同样的理解。1895年2月到5月之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他把中西不同的文教、政治、道德以及风俗一一进行对比，并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

此外，在中国近代思想转型过程中，王韬毫无疑问是中国近代文人心态转型过程中最为独特的，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因素。王韬在1868至1870的两年多时间里，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这两年多，他每到一处总要“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枪其兵力之强弱”。英、法等国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给了王韬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刺激，他当时就将自己的见闻观感笔录下来，后整理成著名的《漫游随录》。这应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对欧洲的实地考察。1870年返香港后的王韬，在1874年于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他不久后又回上海主编《申报》，正是在国外的两年多中，使他对西方近代报刊媒体的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看到了报刊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他对报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英国人的办报观念与宗旨，对王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正是这些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他日后在中国通过报刊反映民众与自己想法的途径。

（三）近代文艺思想的转型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一部分改良派文人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必须从民众开始，而他们认为善于改造民众的工具是文学，于是对文学的革新便成了他们宣传救国思想的重要任务。在这一转变中，呈现出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1、以文学刊物为先导

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报纸杂志，为文化与文学的大众化提供了基础。中国新文学的萌动，早在维新运动时期就开始了它的探索过程，它是伴随救亡图存的脚步而来，同时又承载了改造旧文化、旧文学和改造国民性的历史重任。可以说新文学的产生，近代报纸杂志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为了达到宣传新思想的目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文学的先驱者们首先是对旧文学观念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其实早在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创刊号发表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中就第一次阐释了小说的价值。他们运用进化论和社会学的观点，论述了小说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揭示了小说的社会价值和作用。1898年，梁启超又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政治小说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西方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小说为国民之魂”。另外，徐念慈、林琴南、黄摩西等人也对近代小说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探讨。在清末十余年间，小说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就主持并创办了近代最早的小说杂志《新小说》月刊。最初由《新民丛报》馆发行，从第2期开始在上海编辑，横滨发稿，广智书局发行，1904年12月14日正式迁到上海出版。1906年1月停刊，共出24期。编辑者还有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人。阿英在《晚晴小说史》中认为从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到1918年徐枕亚创办《小说季报》的十几年间，先后出版发行的小说期刊达50中以上。清末小说理论的提倡和创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学不重视小说的观念，破坏了传统文学的秩序。近代文人正是利用报纸杂志这种颇为影响面广泛和通俗而易于接受的形式对民众进行宣传，不仅影响了近代，而且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陈独秀等“五四”知识分子在宣传新思想时也充分发挥报刊和杂志的作用。陈独秀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其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他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为近代文化与文学向现代文化的转换奠定了思想的基础，是无法否认的。他那激烈而独断的思想，对传统守旧势力毫不畏惧的斗士精神以及其过人的胆量与敏锐的认识，得到20世纪初中国文化界具有变革精神的文化精英人士们的一致认同；其一呼百应的气质，无疑被认为是新文化的领军人物，为以启蒙为目的的“五四”新文化迅速聚集了众多人才。

2、以文艺思想转变为途径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仅为现代刊物杂志的诞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他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除李大钊外，他是最力的人物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逐渐得到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认同，其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当19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逐步打开久已封闭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人，特别是对习惯于安逸宁静的中国文人来说，有些不适应，乃至排斥。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矛盾中，最为捷径的办法是不敢睁着眼面对眼前的现实。在19世纪初的鸦片战争之前，我们看不到中国文人做了些什么。即使有像龚自珍那样的一些文人，还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良知”，但也是若隐若现地表达出了自己的一些认识和不安。对于所谓正统文人来说，正如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所说的：“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可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在血的事实面前，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有了些许变革的思想。于是有了林则徐的《四洲志》，于是有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国人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从被动走向主动，“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等政治“话语”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有“良知”精神的文人放不下的口头禅。

鸦片战争之后的数十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晚清变革，即洋务运动，中国文人从传统的不动脑子的浪漫幻想开始转向了面对现实的务实。但由于骨子里并没有真正具备变革的现代思想，也就决定了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结果仍然是以悲剧而收场。于是有了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结果也是以清朝不买账的悲剧收场；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是必须的和必要的。辛亥革命后的民元时期，中国的状况又如何？即使鲁迅曾经对辛亥革命充满希望的满怀赤诚救国思想的文人，在民国时期也陷入颓废与无言。正像他自己所说：“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与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他甚至称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换汤不换药”，是“旧柱子上刷了一层新漆”，是“咸与维新”“辫子可以割掉”，但还可以“再种上”，一不小心就又长出来了。“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社会和文化变革，事实上也就为新文化运动埋下了伏笔。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经验教训中，思想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必须从根本上革除旧文化中遗留的一切痛疾，重构一种新的文化秩序。而文化变革最为有力的武器是什么，显然是首推文艺。于是大量的倾向于文艺方面的刊物产生。1915年《新青年》的诞生，为那些具有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开辟了用武之地，具备了开启下层社会启蒙的广阔空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五四”文学发生了质的改变，于是出现了大批为民众启蒙而写作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中都有一种非常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精神，这种过激的甚至带些虚无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像陈独秀所说：“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这种过激的言论，尽管有很多弊病，有激情而理性不足的一面，但新文化正是在这种充满真挚与激烈的背景下走向了成功，发生了根本性转型，从渐变完成了裂变。

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稽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龚自珍：《壬癸际胎观第一》，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龚自珍：《论私》，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1975年版，第92页。

龚自珍：《长短言自序》，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2页。

《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见《弢园文录外编》，张岱年主编，楚流书进、风雷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