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见证我成长——在《当代文坛》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刊物见证我成长
——在《当代文坛》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5月份号称是高校里的“农忙时节”,我之所以在一片忙乱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样一次盛会(“《当代文坛》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暨第三届全国当代文学批评期刊学术年会”),很大程度上是想在这样一个场合亲自表达我对《当代文坛》这份刊物、对编辑部许多编辑老师和朋友的谢意。前两年因为出版一本散文集要配图片,我翻腾过好多封旧书信,当时翻出了一封《当代文坛》给我的用稿函。上面写到,我投过去的《论张承志小说》的稿件决定刊发。编辑告诉了我将要刊发的时间,并留下了姓名和日期。写这封信的人是李宪编辑,写信的时间是1985年2月4日。

我能把这封用稿函保存至今,可能是因为《当代文坛》刊登的这篇文章是我的处女作,而这篇今天看来不成样子的文章,也是我从事文学评论活动的起点。我大概是在1984年年底或1985年初投过去这篇稿子的,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四的学生。当修完“当代文学”课之后,我给代这门课的邢小群老师提交了一篇关于张承志的作业。她读完这篇作业后亲自到宿舍找我,鼓励我投稿,并写下一封简短的推荐信。她的意思是让我大量压缩文章后投给河北的一份专业性的报纸。我舍不得把八九千字的文章删改成三千字左右的短文,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自作主张投给了《当代文坛》。为什么我当时选择了《当代文坛》而没选择其他刊物?现在已记不清楚,但是我想,这份刊物在一个大四学生的心目中一定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的。

这个故事也许能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风貌:一个大学生把自己的处女作投给了一家刊物,他没有关系,没有得力的人举荐,而作者本人自然也不可能有任何名气。用编辑的话说,这是属于自然来稿。而编辑部收到这篇稿件后,没有在意这个作者的身份和名气,也没有说让这个作者出多少钱的版面费,而是认真对待,仔细审稿,并很快给他发出了用稿通知。不久,他不仅收到了样刊,而且还得到了平生的第一笔稿费。他用这笔稿费请班里20位左右的同学吃饭喝酒,之后还略有剩余。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只可能发生在我所经历的80年代。如果放到今天,也许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会出现问题。

而这件事情对于作者本人来说又该是多么大的鼓励!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依然去写一些文学评论文字,很可能与这件事情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我在山西工作,当时投稿发文章比较困难,于是我又想到了《当代文坛》,我给这里投稿,很快就得到了回复。那个时期与我联系的编辑是黄树凯先生。正是在他的鼓励下, 90年代我又有几篇文章刊登在这家杂志上。

21世纪以来,我去了北京,由于专业分工的原因,也由于我有一段时间更多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用力,所以有几年时间我对《当代文坛》关注不够。但是后来罗勇先生出现了,他约我写稿,也及时阻止了我对文学评论的冷落。所以最近一些年,是罗勇让我重新回到了《当代文坛》这个文学评论的大家庭中,我也有了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我来开会之前特意做了一个统计,从1985年发文至今,我在《当代文坛》总共发表过11篇文章。这个数量不算太多也不能说很少,这些文章构成了我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见证一个从事文学评论写作的人从蹒跚学步到逐渐走向成熟的全过程。而这一切都与《当代文坛》及其编辑的栽培、鼓励、呵护与关爱密不可分。所以,在这里,我要向《当代文坛》的新老编辑致敬,谢谢你们!

我也要借此机会,向《文艺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学自由谈》《外国文学研究》等文学评论刊物的主编和编辑致谢。上午开会时,我突然发现这些刊物的主编就在现场,而我也在这些刊物上发过文章。它们也是我写作活动的见证者。

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在2008年粗略翻阅了《当代文坛》近10年的全部刊物,也精读了上面许多我所感兴趣的文章,在此基础上我写出了一篇《〈兄弟〉·读者·八十年代——〈当代文坛〉新设栏目阅读札记》,此文刊发于《文艺争鸣》 2008年第11期。因为这次的集中阅读,让我对《当代文坛》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了解到,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2005年,《当代文坛》的常设栏目有“理论探索”“批评与阐释”“散文艺术谭”“影视画外音”“海外文坛”“台港文学之窗”等,而从2006年始,《当代文坛》则有了一些新气象。比如,这一年除原有栏目外,新设“名家论坛”“对话与交锋”“文化与传媒”等栏目; 2007年,又增添了“新锐方阵”( 2008年调整为“自由评论”)、“知识·权力与八十年代”和“文坛关注”等。而最近两年的栏目除以上之外,又略有微调。一般来说,有了怎样的栏目,也就有了怎样的文章,还会聚起相应的人气。所以我的感觉是,在众多的文学评论刊物中,《当代文坛》原来就以稳健、扎实而见长,最近几年,它在稳健中又显示出一种批评的锐气和锋芒。我知道,国内有一些文学评论刊物主要是以发表扬稿为主的。所以这种刊物最终把“文学批评”办成了“文学表扬”。但是,最近几年的《当代文坛》却敢于刊发一些真正的批评文字。比如今年第三期的杂志上就刊发了王彬彬批评蔡翔《革命/叙述》一书的文章,我读过之后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常说,批评家需要责任与担当,我觉得一份刊物也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当代文坛》在文学批评方面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我则希望它能把这种批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让刊物在这一方面显示出自己真正的特色。

下一章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