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问题所在与研究意义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撤销了政治学系和专业，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人员纷纷改行。此后，教学无人，科学院中没有相应的机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竟没有“政治学”一词。政治学在新中国因此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1960年代初，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曾组建政治学系，但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不久，这三所学校的政治学系又改称国际政治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较少涉及政治学广阔领域的其他方面内容。[1]直到1980年代，政治学才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得以恢复。
1952年政治学科之所以被取消，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苏联高校体制为蓝本。曾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的赵宝煦教授说：“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2]这提示学人注意苏联不设政治学系的学术渊源问题，其可能是受欧陆学术传统的影响。除了来自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过程中是否还存在着导致否定政治学科独立存在的自身因素呢？
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ibre）的论文《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通过文本追踪，揭示了梁启超思想与德国政治学的关系，并暗示德国政治学经由梁启超等清末知识分子的传播而对中国现代思想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影响。关于德国政治学对中国的影响，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作如下概述：
日本明治时代的法政思想与学术受德国国家学的影响很大，以国法学为例，日本学界自认“从来日本所出国法学之书大抵翻译德意志国法学”。表现为国家学、国法学色彩的“德意志流”政治学，其倡导者和教学研究者主要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在东京大学正在不断探究德意志流的国家学以及有国法学色彩的政治学的时候，早稻田大学经由山田、市岛、高田以及浮田等诸位先生之手，政治学就已经从法学和国家学里面独立了出来，不是观念的、而是实证主义的对政治进行研究的传统已经被逐渐地建立了起来。”不过，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当中，早稻田的这种实证主义的“英美流”的志向性仍只处于起步阶段，所谓的“英美流”在当时与“德意志流”也不能截然判明。即使英美的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受德国学派的影响仍然很大。
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人留日热潮中，有众多的习法政者。法政专业的留日学生，主要就学于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此外尚有东京帝国大学、明治大学、日本大学所开设的法政方面的专业。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汇集了日本当时最主要的政法学者，日本现代政治学基本上就是以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为中心分别代表“德意志流”和“英美流”的政治学而展开的。因此，中国政治学发生初期深受德国政治学的影响。[3]
辛亥革命后，由于美国国力的日益强盛以及政治学在美国迅速崛起，美国的政治学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民国初年，古德诺（F. J. Goodnow）、韦罗贝（W. W. Willoughby）等美国政治学家被中国政府聘为政治顾问，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芮恩施（P. S. Reinsch）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在他们的倡议或帮助下，一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归国留学生模仿美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政治学会（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集合同志研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这时，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政治学的首选之地，经过日本输入的德国国家学在中国的地位逐渐衰落。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无论国立大学、教会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多模仿美国大学设立了独立的政治学系，师资主要是留美习政治学的归国留学生，课本大多采用美国大学的政治学课本，课程设置、教学研究方式也与美国政治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但是，表现为国家学、国法学色彩的“德意志流”政治学在中国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且，民国时期仍有不少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政治学。虽然当时日本也有不少政治学者主张实证主义政治学，但东京大学仍然维持了德国国家学的色彩。同样具有“德意志流”特征的京都大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用的法政学术术语基本上都是德国的。[4]即使在以实证主义政治学见长的早稻田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大山郁夫也受到科尔（G. D. H. Cole）、拉斯基（H. J. Laski）、狄骥（L. Duguit）等多元国家论者的影响，向马克思主义靠拢。[5]这样的学术背景影响了一些留日学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兴起。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自20世纪20年代起，已有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构造新型的政治学，如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分别在上海大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学》《政治学概论》。1929年邓初民著的《政治科学大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建立了新型“政治学之说明体系”。还有人公开打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旗号。这类新型政治学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在国内大学讲坛上占主导地位的英美派政治学，即所谓的“资产阶级政治学”，但在主流政治学的排挤下，还只能处在民国政治学谱系中的边缘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政治学科被取消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对英美派政治学的批判应该不无关系。按理说，在打倒了“资产阶级政治学”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仍可以作为独立学科而加以发展，但事实上，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样的名称很快也不再被人提起。原因究竟何在？
事实上，本书的选题最初即缘起于对1950年代初政治学科被取消一事的关注，但是要探讨这件事的全部涵义，则必须研究政治学在现代中国发展的诸多具体问题。例如，建国初期被撤销的政治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政治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是否存在分科意义上的政治学，作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与1950年代初政治学科的调整有什么关系，域外政治学的不同流派及其在近现代中国的竞争与消长情况如何。另外，基于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的关注，政治学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方面。随着思考的深入和资料的积累，发现许多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须先就个别专题进行深入研究。
在以美国政治学为取向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展开过程中，清华学校和后来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在清华学校派遣的留美学生中先后有近百人选习政治学科。根据袁同礼编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1905—1937年间，中国留美学生获得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博士学位的共计42人，其中清华出身的22人；获得国际法与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ons）博士学位的共计45人，其中清华出身的13人。可见清华留美学生占有较大的比例。他们学成归国后大体栖身学界与政界，有的参与实际政治与行政，有的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和行政研究机构，对学术及政治均有相当的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主要大学政治学系的领导人和学术骨干有不少是清华留美政治学者。他们在输入与传播美国政治学，建立与发展中国政治学科，以及观察与分析中国社会政治问题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次，清华政治学系的设立虽然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但清华有相对充足的经费和图书、良好的学术制度和研究风气，很快就聚集了当时国内一流的政治学师资。抗战之前，由于生活安定，清华政治学系教师多能潜心治学，创造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同时也致力于中国政治学学术人才的培养，对日后乃至今天台海两岸政治学的发展均有深远影响。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人文组政治学学科三名院士中就有两人是由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习政治学，回国后又曾长期执教清华，即钱端升和萧公权，他们的学术成就基本上是在清华时期取得或奠定的。[6]第三，清华政治学系的政治学教师全为留美政治学者，颇能代表美国政治学对现代中国学院政治学的影响；同时，他们在推进政治学本土化和谋求中国政治学学术独立的过程中，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清华与中国政治学的关系的展开就是以美国政治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缩影。因此在考察以教育、研究机构为主体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展开过程时，选取清华政治学系作为研究的个案，应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关于本课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首先从学科角度看，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在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史研究颇形热闹的情况下，对中国现代政治学史的研究却少人问津。虽然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显学”，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政治学科史的研究在内涵外延上有相当大的差异。[7]一门学科如果不了解自身发展的历史，必定影响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这种情况对于1949年后被中断了近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尤其严重。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史，不仅可以了解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一个组成部分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演进，还可以廓清一些与学术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
其次，政治学与实际政治，政治学家与政治家，政治学与政论之间显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一个时代的政治学必定和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学术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学在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学派兴衰更替，自然也有着真实的时代背景。值时代不靖之际，世人辄好为时论。而时论也常常有着深刻的政治学背景，若不明学理渊源，则容易受惑于表面的议论。因此，从现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前因后果中可以窥见中国现代学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再次，就学科发展的具体层面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在教学与研究方面都累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这对于后来的政治学教育和研究者来说，是一笔可以借鉴的宝贵财富。因为任何一门学术的发展，都是在具体的组织、制度、人事以及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过程，把握学术与制度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及具体的实践方式，对于推动政治学教育与科研的发展，也将具有积极意义。
又次，对政治学学术机构与政治学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实际作用的历史实证研究，对于认识当前政府机关与政治学学术机构以及政治学者之间如何进行互动合作，应具有参考价值。
二、相关研究综述
梁启超说：“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8]此言虽就“戴门后学”的治学经验而发，但也可引申为一般意义上的治学经验之谈。关于现代中国政治学，其由来、展开、曲折的具体过程也需要依据翔实的资料对其进行研究，而对相关的先行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把握则是研究工作展开的重要前提，影响乃至制约着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中国政治学史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学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受到批判乃至取消，对政治学史的学术研究也即陷于停顿。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政治学重新恢复。此后，中国政治学史的研究重新起步。因此，关于中国政治学史的先行研究成果大体上集中于1952年之前和1980年以后两个阶段。以下简要回顾这两个阶段的研究状况。
（一）1952年之前的研究
在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调整，取消政治学学科专业之前，已有政治学者撰写现代中国政治学史。1946年5月，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战时学术》收录了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程仰之撰写的《七年来之政治学》，对抗战七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行政、民主宪政、国际政治等五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与成绩作了概要的评述。作者对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赞誉有加，对钱端升和陈之迈在中国政制和行政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也颇多褒扬，认为他们既熟悉西洋政治学理，更注重对本国政治进行研究。限于篇幅，该文未能就有关论点展开论述。杨幼炯在《当代中国政治学》（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一书中分述了政治学的基本认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与蜕变、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各派、宪政理论的演进、革命民权论，以及中国新政治学的体系等。该书对我国政治科学的肇端与发展作了概要回顾，但基本上是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演进与分合。又悉，法学家杨玉清1948年曾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写过《最近三十年中国的政治学》，译成英法文在巴黎出版。[9]
1950年7月，燕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锡彤在《燕京社会科学学报》（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第5卷第1期上发表论文《西方政治学引入中国之初始阶段》，叙述1820—1852年大约三十年间中国人对于西方政治知识的了解与介绍，着重分析了《四洲志》《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的西政知识及其在中西文化接触交流过程中的文化意义。作者指出：“在这三十多年中，随着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的输入，点点滴滴的西方政治知识也进入中国。不过，在它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在构成所谓‘西学’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但是，“魏源和徐继畬的著作的出版，增进了中国文人对西方的了解，慢慢地产生了一种观念，即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知道更好的政府。这种观念不久就普及了，推动着对西方政治学的更进一步的研究。”[10]这篇论文所说的“西方政治学”实际上是指当时西方的政治知识、政治思想，尚不是学科意义上所说的政治学。
（二）1980年以后的研究
1980年以后，政治学史的研究得以恢复与发展，有关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或在不同的领域涉及中国政治学史。
第一，关于现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体研究。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学史的介绍不足千字。此后大陆出版的各种“政治学概论”一类书籍，多据此引述中国政治学史。《中华文化通志 政治学志》（张分田、萧延中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自先秦论述到清末民初，作者以“政治权力一元论”“政治关系论”“政治价值论”这样的一些专题来论述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清末民初部分的论述与此前出版的多种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大同小异。作者似乎将政治思想史等同于政治学史，没有从学科意义上分辨西洋政治学在清末民初如何进入中国，并影响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
赵宝煦在《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上发表的《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概述了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学所走过的百年历程。其中关于“西方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异同关系的阐释，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学史颇具参考价值。之后俞可平发表的《中国政治学百年回眸》（《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8日），概要总结了晚清以来的中国政治学。他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我国产生于清末民初，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1899年，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了仕学馆，它事实上是现在大学里政治学系或行政管理系的前身。1903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了‘政治科’，这是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又认为，“民国初年是我国政治学的活跃时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学在大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民国后陆续兴办的综合性大学大多设有政治学系科，据统计，到1948年，在当时全国的一百余所大学中已有四十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其次，开始出现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涌现出了一批著名政治学家，如浦薛凤、钱端升、萧公权、邓初民等。第三，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撰写的政治学专门著作，如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钱端升的《中国政府》、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第四，政治学专门人才开始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和重视，一些政治学者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政府的决策参谋，直接将政治学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第五，全国性专业政治学术团体成立。1932年，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起点与形成的最明确的观点。但这些观点还须经过史实层面的具体论证和检验。
第二，关于政治学教学、研究机构的研究。近年来，编写校史之风稍盛，且由过去突出政治斗争史转向重视学术建设史，一批高校史论著记述了各校政治学系的制度沿革和课程设置，如《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998年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为庆祝恢复建系十周年而编辑的《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史（1898—1998）》，是目前所见唯一一本国内政治学系系史。这本基本上由资料编排而成的系史大体上勾勒了北大政治学科的百年历程。何子建曾就此书撰文指出：“北大是中国政治学的发源地，也是学者寄望发展的重镇；一叶知秋，‘政治学与北大’可谓‘政治学与现代中国’的缩影；政治学的兴衰浮沉，正是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典型案例。”[11]其立论的角度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该校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上发表《政治科学与武汉大学》一文，概述政治科学在武汉大学的百年历程。1932年9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政治学会，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政治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所见的专题论文，有魏镛的《中国政治学会之成立及其初期学术活动》（台北：《政治学报》第20期，1992年12月）。该文依据中国政治学会成立经过的原始文献，对该会发起的宗旨、组织发展及前三届年会讨论的主题和结果作了介绍。
因为本课题重点研究清华政治学系及其在现代中国政治学展开过程中的意义，所以有关清华校史的研究与本课题关系密切。迄今为止，系统研究清华校史的论著首推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和《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分别列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9种和84种，先后于1996年和2000年出版，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1年4月和8月先后出版了中国大陆版）。两书限于体例和篇幅，述及政治学在清华的发展，被分割成片段，对政治学系教师研究成果的统计存在不少错漏。但是作者对于清华制度与人事的细致梳理与深刻分析，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资料。
第三，对民国政治学者包括清华政治学者的重新认识与研究。唐振常曾在《漫记萧公权先生》（《读书》1993年第2期）一文中慨叹：“今日来谈一代通儒萧公权先生，近乎发掘出土文物，不免怆然。”此后十年间，大陆学界对萧公权的生平学术逐渐关注，其著作被陆续刊行。与此同时，对萧公权生平学术的介绍与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张允起在《宪政的伦理基础——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及其西方宪政思想研究》一文中，首先概述《政治多元论》的主要内容，接着探讨萧公权关于“政治多元论”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意义所在。该文揭示了萧公权关于“政治多元论”与西方宪政思想的研究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的变动关系密切，“比起康德、黑格尔、格林等人的国家观，对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萨拜因的方法论、韦罗璧、福利特等人有关主权的见解以及梯利的哲学立场”，并指出贯穿于全书的严密分析、独立判断、对人类理性的信赖、对公平与宽容的追求、冷静与温和的态度以及对各种复杂问题的深思熟虑等特征，随处体现在他日后的研究生涯之中。特别是着眼于政治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谋求“价值判断、事实或逻辑牵连判断合为一体”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在他日后的几部中、英文著作，如《中国政治思想史》《乡村中国》《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及其对“自由”与“自由社会主义”的阐发过程中都有所体现。[12]这篇论文使人们对萧公权的学术渊源与学术地位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台湾学界特别是萧公权的弟子们对乃师的学术思想也有所阐发。“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99次学术讨论会以“萧公权先生与中国近代学术”为题，专门讨论萧公权的学术思想及其在近代中国学术上的地位。其中，萧公权晚年的弟子黄俊杰从文化视角切入，对萧氏的学术渊源、学术思想及其特点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而对于萧公权在政治学方面的地位与贡献则未能展开。[13]此前黄俊杰曾在《敬悼萧公权老师》（《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中对萧公权的未刊书稿《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的取材原则，与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关系，以及该书稿的学术价值，作了初步探讨。黄俊杰后在《台大历史学报》第27期（2001年6月）上发表《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该文主旨在于探讨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方法及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史上的意义，特别是将萧著置于中西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脉络中进行考察，凸显了萧著的学术价值。这篇论文在史料收集与解读方面，仍留有空间。萧公权的另一弟子历史学家汪荣祖曾应周一良之约撰写了《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先发表于《燕京学报》新一期上，后作为附录收入萧公权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的中文版），对萧公权的生平学术作了介绍。汪荣祖还撰写了《传世诗文尽雅言——萧公权先生的生平与学术》（《中国文化》第6期，1992年9月）、《萧公权先生小传》（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萧公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内容与《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相近。萧公权其他的弟子如牟复礼（F. W. Mote）也曾写过短篇纪念文字。
与萧公权相比，其他在1949年之后离开大陆的清华政治学者如浦薛凤、陈之迈、沈乃正，基本还在大陆学界的学术视野之外。在台湾，他们的学术思想似乎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浦薛凤去台后，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研究所所长，为台湾培养了大批政治学专才，加上其早年在北京的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故在浦薛凤的生前身后，颇有一些出于其门生手笔的庆贺或纪念文字，其中深入探讨浦氏学术思想的文章却寥寥无几。在他故世之前，其弟子邹文海曾专文评介浦著《西洋近代政治思潮》，指出浦薛凤治政治思想史的方法与路径，并概要分析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不失为一篇持论允当的文章。另外，朱文伯、周道济、马起华、吴涵碧等也对浦薛凤的学术思想有所评介。[14]
解放战争后生活与工作在大陆的钱端升和张奚若，由于政治学科被取消，他们的生平学术自然不易得到重视。较早关注钱端升学术思想的论文是刘剑君、刘京希合写的《钱端升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文史哲》1998年3期），该文依据《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指出钱端升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但并未就此话题展开论述。2000年，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纪念钱端升诞辰100周年大会，会后出版的《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突出他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对其学术思想也有所阐发。如张桂琳在《终生的追求，卓著的贡献——钱端升先生与中国现代政治学》一文中称钱端升1926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政治学》“可以被视为钱端升先生撰写的最精炼的当代政治学概论”，是钱端升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所作的两个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之一，即建构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向的主要体现。[15]对此观点，尚需进行具体而深入的比较论证。美国学者恰末尔·约翰逊（Chalmers A. Johnson）的论文《社会主义花园中的思想毒草：以钱端升为例》，虽是着眼于19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但在追溯钱端升思想演变的脉络时，也涉及其学术经历。[16]关于张奚若，目前所见对其生平学术介绍最全面的是孙敦恒写的《张奚若先生生平事略》（载孙敦恒等选编：《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四，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外文化交流史和留学史成为中国大陆学界研究的热点。西方政治学说的输入与影响正是西潮激荡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因而由研究文化交流史和留学史通常会触及中国近代政治学史领域中的若干片段或具体问题。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在史料收集和考证方面着力甚勤，初步勾勒了近代西洋政治学说如何通过译书和留学的途径传入中国的线索。李喜所、刘集林等著的《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有专章论述留美学生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东渐，其中略微涉及政治学。海外港台方面，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有部分文字述及清末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与译介法政的史实。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也有这方面的描述。林子勋编著的《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至1975年）》（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对一百多年来留学教育与政治学的关系有所涉及。台湾中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清华留美学生之研究——以留美预备部学生为对象》（作者沈希珍，1984年），通过分析清华留美学生的背景、在美所学及回国后的动向，探讨了所谓“清华派”的留美学生是否比其他的留美学生更具特殊性，及其回国后的职业分布情况，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等问题。由于论题较大，留美学生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关系不是其关注的要点。
在研究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留学史的众多论著中，能够具体究明某家某派政治学说来龙去脉的并不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巴斯蒂教授的论文《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鉴于梁启超在形成近代中国国家观念方面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作者以梁启超为个案，围绕着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上的《国家论》，进行环环相扣的文献考证，结果发现《清议报》上的《国家论》不过是抄袭一本题为《伯伦知理国家学》的书。巴斯蒂在论文结尾写道：“通过考证《国家论》的由来，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发现这部法学一年级优秀教材的功绩。与此同时，如果说这一考证导致了对有关年轻抨击者的思想见解独到新颖的评价产生怀疑，那么，我们也应看到，正是由于治学上的这个弱点，才促成了德国政治科学观念在中国的兴起。”这样的结语是通过翔实的考证而自然引申出来的，绝非悬空臆说。可以说该文是研究西方政治学说东渐及其对近代中国影响的典范之作。
总之，关于中国现代政治学史的研究虽已起步，但相比于史学、法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科史研究，显得相当滞后。其次与日、美等国政治学史研究相比，更显得落后。日、美政治学者相当重视本国学院政治学史的研究与总结，蜡山政道、田口富久治、内田满等人对日本近代政治学的一般发展以及日本政治学中不同流派的演进，已经作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在美国，这类研究更为丰富，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Haddow、Hoxie等人就对美国学院政治学展开了系统研究。此外，已有的相关成果，尚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习惯于宏观论断，忽视史料支撑，缺乏实证研究。第二，偏重政治思潮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思想背后的学术脉络和知识背景较为忽略。先行成果的不足，虽然不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参照，但也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三、资料与方法
中国政治学史研究的长期沉寂，除了历史上时代因素的干扰，学人研究意识的偏蔽，资料的不足和分布之不均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从清华校史的角度来看，相关的史料比较丰富，举要如次：（一）档案。清华大学档案馆现存校史档案中，早期的档案保存较少，可能散逸多处；而清华改制之后的档案，庋藏较为丰富，与本课题相关的如：“1935—1937年学校聘任各系各级教师的来往函件”，“1932—1936年度教师申请休假出国研究计划、休假名单及来往文”，“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会议细则及教授会议记录”，“国立清华大学评议委员会会议记录及一部分教授提案”。（二）校史资料汇编。1991—1994年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其中有若干原始档案，有助于全面了解清华的发展。（三）清华早期出版物[17]，如《清华年报》（Tsinghuapper）、《清华一览》《清华大学一览》《清华周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同学录》《清华学报》《社会科学》《清华校友通讯》。（四）清华师生的回忆录、传记、日记、著作、文集等。其中与本文关系较密切的如：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问学谏往录》《迹园文存》，浦薛凤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政治文集》《政治论丛》《万里家山一梦中》，钱端升的《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以及《张奚若文集》。以上这些是本文研究的基本史料来源。
上述资料看似丰富，但以本课题的研究而论，仍有相当不足。第一，由于战乱以及“文革”浩劫，关于清华政治学系的若干史料似未能保存下来。第二，先后在清华执教过的政治学者，因种种政治社会原因，其中一些人的学术思想资料至今难以问世。与同时代不少文史学者都有日记、书信在身后公开出版的情况相比，少见有清华政治学者的日记、书信集出版。据称，浦薛凤自九岁开始写日记，几乎持续了九十年如一日。除日记外，随身携带记事簿，“其中不乏第一手中华民国近代史料及政坛逸事，极具历史与学术价值”。浦薛凤也说那是他唯一、也是最珍贵的财产[18]，可见其史料价值之珍贵。他晚年的回忆录多是根据其日记撰写的。20世纪70年代末，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约请汪荣祖编辑《萧公权全集》，计划中的第一册收集萧公权的自传、书信、谈话及纪念文字，但在陆续出版的《全集》中，至今仍不见这一册。陈之迈的日记（1962—197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制成光碟开放，但1962年以前是否有日记，目前尚不清楚。笔者曾请教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孙敦恒、黄延复，对于钱端升、张奚若是否有遗存的日记或书信，他们均表示不大清楚。另外，承前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胡春惠先生见告，1930年代清华政治系学生龚祥瑞的回忆录曾有人托他联系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后因社长刘绍唐去世，此事也就搁浅了。[19]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史室庋藏的“清华校友访问稿”中也有一些北平时代清华政治学系学生的晚年回忆记录。这些学生辈的回忆录也许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惜无缘见识。
就研究对象而言，本课题属于学术史范畴。治学术史有不同的路径，或先立论点，以外在的观念来组织材料，写成貌似系统而距离事实本相愈远的学术史论著；或专就学者论著内容进行研究，从学术思想的联系来勾勒学术发展的历史。这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必要方面，但不能以偏概全。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学者都热衷于著述，也有“述”而不作的，而且“述”而不作者有的恰是非常自重的高明学者。因此，在学术相承的链条中，如果仅从学者的论著来勾勒学术史，难免会出现缺漏与脱节，所谓系统，也就少不了自圆其说的成份点缀其间。学者间的口碑与月旦，或私下的心迹剖白，对于理解学术传承和学者著述，有着重要的线索价值，有时甚至是钥匙。现代学术对环境依赖不小，诸如经费、设备、人员、机制规章、时风、舆论等等，无不和学术之事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所以研究学术史事，必须视野广阔，在分析学者论著的文本内容之外，还要综合上述各项因素和学术的关系。具体到本课题的研究，既要考察清华政治学者的政治学学术思想的内容及其脉络，又要关注到中国现代政治学在制度化层面的铺展与阶段变化情况，还要结合社会政治背景和人际关系来进行分析。
其次，如何评价前辈政治学者的学术论著，这是看似简单而实在不容易的事情。前辈学者往往既有中学根柢，又稔西学新知，多能熟练运用一种或数种外语工具。他们的一些著作对于今人而言，并不好理解。有人说，“评价学术，除非评论者的见识超过所评对象，否则难以征信。”避免此种困境的做法，已有学者提示了很好的解决方法，“即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使主观变成客观。具体而言，即考察近代学者的相互联系，进而验证其相互评判，将主观的学术评价，变成探讨学者心路历程的事实分析。”[20]如果受资料限制，即使不能做到上述一层，也应重视学者间的相互评判，而尽量减少个人的主观臆断。
与如何评价前辈学者相类似的问题是对有关概念术语的使用。例如“政治学”一词，古今中外，其概念却极其纷杂。研究政治学史，首先就要面对“政治学”这一概念，究竟依据什么标准，才能确定范围、取舍材料。有人主张或不自觉地用后来的或外在的政治学概念来代替当时实有的政治学概念，这种观点或做法就不够实事求是。应该尊重历史本身，不以外在的概念和术语强加于历史事实，务求从当时政治学者所理解的政治学概念出发，来探究那个时代的政治学的展开过程。
再次，关于局部研究与整体研究。在科学主义支配下，晚近以来，中西学术都有由笼统论述转向专题研究的趋势，研究对象益趋专门。其利弊得失，学人早有置评。如浦薛凤说：相对于笼统研究，“专题研究有利益亦有流弊：譬如用显微镜观察，所见固清切，但对于镜头以外难免误认其大小比例。”[21]据说，张伯苓有次问南开一教员如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答曰，用统计学的方法。张氏不以为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方学界中有热衷于用调查统计数据来从事社会研究的风尚。这是迷恋西方科学主义的结果，而未必考虑到中国的特性。是非与否暂且不论，有一点应当顾及，即任何方法的运用，都要考虑研究对象的性质，并非研究越专门、越精细就越能认识问题。所谓学术研究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或许就是说，做研究既要从大的方面了解研究对象的时空位置，又要能从局部予以具体论证说明，庶几不至于“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由于本课题希望通过说明清华政治学系发展的具体情形，进而以此观察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过程，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借鉴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22]，不能先悬假设，再去找材料论证，而是首先确定选题的大致范围，然后放眼读书，广泛收集与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相关的资料与信息。通过阅读，对政治学在现代中国发展的脉络、格局大致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具体的研究门径和切入点，使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一依历史的本身面目，而不是以一孔之见对局部进行放大。
本书的论述对象虽然是清华政治学系，但问题的重心不在教育史，因而问题的提出，研究的归宿不是以探索教育发展的经验与规律作为考量的重点。而是将清华政治学系作为考察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案例，并从它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过程。
最后，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无论学理还是史实方面，均有大片待垦领地，要论述政治学理的演进发展，必须致力于史实的重建，将理论分析与史实重建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得理论分析能够落实于史实基础上。
以上所述，应是研究过程中应当注意与努力的方向，而实际上能够做到的，难免多有局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下限之所以断在1937年，主要是因为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西南联大，不再有独立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而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也星散各处。这对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乃至中国现代政治学来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不过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需要说明事情的原委，有关论述并不受此时段下限的约束。
[1]刘瀚、洋龙：《50年来的中国政治学》，《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04页。
[2]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3]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4]雷震：《我的学生时代》（一）（《雷震全集》之9），参看其中《京都帝大三年半》，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5]内田満『アメリカ政治学への視座——早稲田政治学の形成過程』三嶺書房、1992年、第173—174頁；北泽新次郎等主编，萧勃译：《大山郁夫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1—143页。
[6]194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在南京举行的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年会上，决定设置院士；1947年3月修正后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院士需“就全国学术界成绩卓著之人士选举之”，其具体条件为：“一、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者。二、对于所专习学术之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者。”院士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其中人文组包括哲学、史学、考古学、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1948年3月，正式选举出81名院士。3名政治学院士中的另一名是周鲠生。人文组院士28人是从55名候选人中产生的。在55名候选人中落选的政治学者为李剑农、张忠绂、张奚若。
[7]有人认为政治思想就是政治学，如Pollock著的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1890)，Murray著的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1926)，实际上都是叙述政治思想史。他们将政治思想等于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恐怕与他们对于科学（science）的理解有关，其实科学的观念乃是演进的，具有多歧的含义，如德文中的“wissenschaft”观念就与英文“science”不同（参看John Theodore Merz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如果以经验论的实证主义作为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各种政治思想，大体上是不能称作科学的。所以有人认为由于政治现象过于复杂，加上研究者的主观影响，政治研究永不能成为科学，因而不赞成区分政治学与政治思想。也有人认为在政治学不能成为科学之前，政治学与政治思想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但也有很多学者反对将二者混为一谈。如浦薛凤认为混淆“政治学”与“政治思想”殊属谬误，政治思想企求辩护、攻击、创造个别政治，系主观的，政治学则只求解释政治，追求普遍性的原理（参见浦薛凤：《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上册第6—7页）。其实区别还不止这些，相关问题详见本书后续论述。
[8]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9]见《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编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 现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7—418页；王玉明编：《中国法学家辞典》，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225页。笔者检索了国内多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索引，尚未查到杨玉清的《最近三十年中国的政治学》。
[10]Chang His-t'ung,“The Earlie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China,”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v, no. 1, July 1950. pp.28-29.
[11]何子建：《北大百年与政治学的发展》，《读书》1999年第5期。
[12]张允起：《宪政的伦理基础——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及其西方宪政思想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秋季号，2004年8月。张允起的未刊博士论文《萧公权的政治思想》（『蕭公権の政治思想』，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论文，2000年9月）对萧公权的主要研究成果《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以及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做了具体的探讨，分析与思考萧公权的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意义，并指明其研究的特征。该博士论文的第一章重点考察《政治多元论》的内容，接着从萧公权与西洋近代政治学者的关系入手，探究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
[13]黄俊杰：《萧公权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1辑，台北：国史馆1984年8月。
[14]以上各人的评介文章，见庆贺浦薛凤教授八秩华诞政治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政治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浦薛凤：《政治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5]赵宝煦等编：《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68页。
[16]Chalmers A. Johnson，“An Intellectual Weed in the Socialist Garden: The Case of Ch'ien Tuan-sheng，”The China Quarterly, no. 6, Apr. -Jun., 1961, pp. 29-52. 中译文（黄福得译）收入史华慈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初版。
[17]关于清华早期出版物的情况可参阅张德昌：《清华大学之出版事业》，《清华暑期周刊》第9、10期合刊，1932年9月12日；刘毓珩：《清华之出版事业》（1935年8月21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778页。
[18]郝亦尘：《一代学人浦薛凤教授》，《传记文学》第70卷第3期，1997年3月。
[19]龚祥瑞回忆录《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已于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参阅桑兵：《国学与汉学》，“绪论”中“方法”一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志田：《陈寅恪史料解读与学术表述臆解》，《文史知识》2001年第6期、2002年第4期，收入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罗文中提到英国剑桥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关于文本（text）与语境（context）互动的理论主张，颇具启发意义。斯金纳关于这种方法的主要论述均收在《何谓思想史：意义和语境》（James Tully, ed.,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一书中。斯金纳的名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9）为人们提供了运用这种方法的实例，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对其方法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他“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而传统的拘于文本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他们却很少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历史”（参见该书中译本《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另外，李宏图在其所译斯金纳著《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的译后记中对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有所阐述，称斯金纳的方法为“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9—127页）。
[21]浦薛凤：《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第29页。
[22]参阅桑兵的相关综述，见《国学与汉学》，“绪论”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