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下人进城小说人物形象研究
人物在小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衡量一部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追问小说是否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福斯特曾经把小说人物划分为“浑圆人物”和“扁形人物”两类。扁形人物又称为“类型人物，有时叫做漫画人物，就最纯粹的形态说，扁形人物是围绕着单一的观念或素质塑造的。”1而浑圆人物则是对扁形人物的反动，“要是扁形人物身上有一种以上的因素，我们就看出了朝浑圆人物发展的那条曲线的开端。”2换言之，浑圆人物性格更加复杂、立体、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考察乡下人进城小说，我们会发现，小说塑造的多是扁平式、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作家并没有能力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浑圆人物”来。故本文着重考察乡下人进城小说中人物职业的谱系，本文重点不是关注乡下人进城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而是意在探讨作家在想象这些人物时，出现哪些共同特征，并试图探究出现的缘由。
第一节 乡下人进城的农民工形象谱系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于实施了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农村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农村出现部分“离土不离乡”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打工，并在90年代初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 “农民工”一词也应运而生。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的定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农民工”是指“户籍身份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3狭义的“农民工”则是指进城做体力活，在工地打工的农民，从职业上讲，并不包括保姆和妓女。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寄生于主人家，从事体力劳动的女性，以及出卖肉体为生的女性。本节是从狭义上采用“农民工”这个概念。
乡下人进城小说中描述了大量的农民工形象，农民工构成了该类小说的主体，我想要追问的是：这些人物形象有什么特征？他们在作家笔下的命运如何？这些命运又反映了作家的怎样想象？
一、民工形象的“污名化”塑造
作家在描写农民工生活时，很容易把农民工“污名化”。污名化是社会学术语，“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到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4农民工形象的“污名化”指的是主流社会把人类所有的性格缺陷都集中到了农民工身上，认为他们脏、乱、差，偷盗成性、习惯于流窜作案，把他们当做城市社会治安不好的罪魁祸首，而无视他们在为城市化进程中所做出的血泪贡献。 “污名化”是拥有话语权的精英知识分子把农民工“去道德化”的一种手段。 “流动民工群体中，‘农民工’指称本身，表明了，在符号上占支配位的人（包括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通过这一身份的社会建构，‘固化’甚至 ‘污名化’了城里人对流动农民工群体的实际价值和预期价值的合理性知识和社会认知。5当然，社会上并不是不存在部分农民工有着上述的不良行为，但是当很多作家都把眼光盯住这些所谓的“缺陷”，以一种冷漠、同情、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描写农民工的悲惨生活时，这是否是一种症候。显示出作家在农民工问题上想象力匮乏之外，作家把农民工生活“风景”化，站在圈外指指点点的写作态度值得我们深刻批判。
很多作家往往通过对农民工刻画成为阿Q式的形象来完成“污名化”的塑造。众所周知，阿Q已经成为“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阿Q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天真幻想式的落魄农民的形象，而被抽象为“国民性”的表征符号。换言之，阿Q的形象早已经超越了农民单纯的职业特征而具有一种深刻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当代作家在塑造农民工时，不由自主地受到鲁迅的影响，于是我们可以找出很多阿Q式的农民工形象来。
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中的农民工吴顺手形象就有浓厚的阿Q影子，他在自欺欺人中获得了虚幻的精神平衡。吴顺手下煤窑用三千元的血汗钱买了一个漂亮的媳妇。殊不料他的媳妇跟着矿长睡了。这明明是一幕悲剧，吴顺手却称自己是“原装撒种机”，把抢了自己老婆的鲁煤窑为“二炮手”，以此获得虚幻的满足。他的老婆被拐走后，吴顺手“哭过闹过，跳脚发狠，扬言非把姓鲁的宰了，把小妖精废了，再一把火把煤窑烧了。”当他接到鲁煤窑的信，里面装着六千元，条件是和老婆离婚时，“他仔细想想，这钱倒是比当年给彩霞子妈的3000元翻番了。他忍着心疼一跺脚，也罢，这花妖克男人，鲁煤窑现在你算死定了！”明明自己被抛弃，反而以自己妻子克男人为由获得平衡，躲避现实，在虚幻中获得暂时满足，这不正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
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表现在寻求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弱势群体一旦主体受挫，马上会生成一种逃避式的幻象，以便暂时摆脱受挫心理，获得一种替代性的平衡。这种替代性的满足会生成一种自我逃避的心理，从而逃避现实的不公，保持一种虚幻的面子尊严。叶舟的《世面》描写了两个阿Q式的农民工到城市闲逛的经历。他们在都市遭遇城市人的欺负，“精神胜利法”已经内化进他们的性格中，他们被打了以后，很快在诅咒声中得到满足：
王从容没吭声，疼得落了几个屁，这才感到踏实，仿佛疼来的只是一股五谷杂粮的气。石太脱了千层底的布鞋，脚趾头乱动，碰碰王从容，说：“人啥，能轻易给人弄死，是啥？让那个驴日的晚上撞卡车，让电视机子里的那一堆娼妇晚上把驴日的淘空，是啥，让他发一身脏病，见不得人的面。是啥，我咒，你也来咒个验。相帮上，出门在外人要相帮上。是啥，两个人咒的验灵光光的啥，怕他驴日的逞能啥。”王从容和石太并捧骑坐着，用异常拗口难译的常河山里话，喋喋不休地咒了个淋漓痛快口干舌燥。
明明自己受到城市人的欺侮，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弱势处境，王从容诅咒城里人不得好死来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这正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再现。
张继的小说《去城里受苦吧》塑造了一个阿Q式的农民形象。农民贵祥主动帮村长老婆收白菜，哀求村长老婆能给丈夫吹吹枕边风，以便讨回被他霸占的自留地。贵祥自以为村长会为这件事感到内疚，欠自己一份人情。他顿时有了底气，去村长家也信心十足。 “贵祥这次去李木家的心情显得底气十足，步子迈得很大，一点不像去找王学花询问吉凶，倒像是去村长李木家领奖。贵祥使劲想象了一下他到李木家的情形，可是他没有想象出来，不过他想，不管怎么说情形一定比先前要好多了。”这种虚幻式的自我满足正是精神胜利法的体现。虚幻式的满足一旦受了挫折，马上就会转化为个体的报复。村长一旦拒绝自己的要求，贵祥顺手偷了村长家的一把门锁，扔进井里。这种创伤记忆是根深蒂固的，即便是贵祥在城市发迹荣归故里，到村长家喝酒时，他也不忘在站在村长家的驴槽里痛痛快快撒上一泡尿以求当年被辱的心理平衡。
另外，农民工还被描述成为肮脏、邋遢、懒惰的怪物，“污名化”的效果昭然若揭。比如叶舟的《世面》中对农民工的描写，“石太擤了一把鼻涕，脚提起，一把抹在了鞋帮子上，然后解开缀满三扇补丁的蒸笼看，照仍是啥也没有。”石太完全成为被鄙视的一员，被一种俯瞰的目光所注视，成为一具行尸走肉的怪物。他们自以为是，夜郎自大、目光短浅——“王从容看见报纸上大字码码，小字码码的煞是拥挤，眼光搓成细条条，一直挑剔地念，嘴皮子不住地爆炸，一惊一呼地像是念给石太的耳根子听一般。王从容说：‘哎呀，石太，快来看啥！这个仗打得凶啥，波黑这个人杀了一百多个人耶，真真是杀猪匠，是啥。”波黑战争在这些没有见识的农民工眼里只是一个叫做波黑的人。他们喜欢占小便宜，王从容从地上捡起死苍蝇放在面碗里讹诈饭店老板，白吃一碗面条。石太被公安局抓了起来，戴上手铐在街上走，遇见王从容，却要尝一尝王从容碗里的牛肉拉面的味道。他们依靠意淫获得性的满足，王从容卸下塑料模特的一条白生生的腿放在被窝里，以满足自己的性幻想，用一元钱即可在女民工腿上摸一把。他们爱占小便宜，他从地上捡起苍蝇放在碗里，以讹诈老板，从而白吃一碗牛肉面。在作者看来，这些农民工是浑身长满缺点的怪物，他们不但不讲卫生，而且智力发育不全，所遭受到的欺侮纯属咎由自取。他们对城市治安造成威胁，他们砸碎报纸栏的玻璃以发泄对城市的不满。底层就是这样一群懵懵懂懂的人群，王从容和石太代表着知识分子眼中的底层形象。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个世界，他们本身只有奴性，没有明显的反抗意识，只知道随遇而安。他们是需要被拯救的一群，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唤醒他们。作者用高高在上的态度俯视这一群有“智障”的人群，作者无意识流露出对底层人的隔膜和轻视。
当然，这种描写不仅仅在上述小说里出现，在很多小说，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在这个窑下干活的窑工，人人的表情都有些恼怒，个个的脸都有些变形，好像都咬着牙，不愿说话。窑工之间好像互相仇视似的，恨不得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他们不开口便罢，一开口就是骂，骂得都很恶毒。
他们的行李统被塑料布罩上一层土黄；他们的衣角打着卷，卷叶虫似的围在他们暖阀；他们的裤腿溅满了泥浆，斑斓的泥点仿佛刺绣一样扎眼；他们最最一样的，还是身上散发的气味，是那种土腥中的酸，那种土腥中的臭，土腥是他们身上的主味，酸臭是那种主味中的复加，他们身上复合的、与这个城市极不相符的气味使站台上的人都躲着他们，这更加突出了他们的关系、他们的亲密、他们的臭是一窝烂是一块。
污名化农民工小说的大量出现不仅仅是作家的自我想象，其背后有着深厚的现实背景。当下，农民已经成了一群被妖魔化的群体，社会各阶层对于这个阶级都充满着冷漠与鄙视。甚至农民成了一种骂人的代名词，岂非咄咄怪事。“污名化”农民工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的纷纷涌现充分说明了我们时代出现的病灶。
二、民工形象的“温情化”塑造
有些作品能够逃避上文所述的“污名化”陷阱，描写他们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展示底层生活的真情与美好。
有的作品能够描写农民工之间的温暖情感，他们在劳动中形成了深厚的阶层情谊。马秋芬的《蚂蚁上树》正是这样的作品。吴顺手这个形象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他不仅仅有阿Q式的缺陷，还有农民式的质朴与善良，在他的性格中更有一种乐于助人、勇敢地面对生活苦难的气质。吴顺手几次帮助危难中廖珍，表现了一个男人应具备的良好素质。小说描写了农民工在工作中热火朝天的局面，呈现出底层人民温暖的情感。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温情地写道：
吴青苗就敢于拿一件破衣服让廖姐补。廖姐说你算老几，让我侍候？把衣服又扔回去。吴青苗马上又扔回来，还刁蛮地说，就愿意让你侍候！廖姐也没招，还是给他补了；那个山东的小瓦工崽子，下小雨那天进来烤电炉，他敢跟廖姐挤坐一个小窄板凳上不算，烤着烤着还睡着了，居然干脆把头趴在廖姐的大腿上；冻秋子梨觉得为小屋搭床搭桌的有功，进屋就爱揭锅揭碗，有一回廖姐一碗粥喝了一半，他夺过碗，一仰脖喝了那半碗……廖珍就骂他们臭不要脸脸！远点煽着！可是越骂臭不要脸，他们就越臭不要脸；越骂远点煽着，他们就越不远点煽着。廖珍一点办法也没有。
小说在这里积累了浓厚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底层人民之间的温暖。这种温情化的处理代表着作家能够走入底层的生活，描写出了他们平凡生活的真善美。
还有的作品虽然写出了农民工生活的辛酸，但是却刻画出了夫妻情感的醇厚。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写农民工夫妻林秀珊、王锐夫妇之间的“辛酸的浪漫”，令人动容。农民工林秀珊、王锐夫妇分居两地，不定时要坐慢车到对方城市探亲，以解相思之苦。中秋节，两人不约而同地去看对方，当他们满怀期待地到了对方城市时，却发现爱人正在自己的城市；于是，又往回赶，如是三遭，天色已晚。两人在月色中乘着各自的火车在小站向对方挥手。小说用诗化语言表现了都市中一对农民工夫妇感情的美好。他们的生活充满着艰辛，彼此如牛郎织女般隔岸相望。但是，他们又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对生活，对对方有朴素的挚爱。正是爱和温暖给沉重的农民工生活增添了几许浪漫气息，这种浪漫气息体现在口琴这个意象上。口琴为他们甜蜜生活的隐喻，王锐靠吹口琴打动了林秀珊，甚至夫妻之夜还蒙在被子里为林秀珊吹口琴。口琴为农民工题材小说增添了几许小资腔调。迟子建把农民工进城这一故事浪漫化了——行板本是音乐速度术语，属于慢板，指的是稍缓的速度而含有优雅的情绪。月光，是诗意的象征，我国古典诗歌有很多月亮的意象，最典型的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样，两列满载着王锐和林秀珊疲惫和无奈的慢车顿时就被诗化成了“踏着月光的行板”。
有的作品能够展现农民工的兄弟情谊。孙惠芬的《狗皮袖筒》就是描写兄弟情深的一部作品。光棍民工吉宽年关回到冰冷的家，不久，在外打工的弟弟回来了，吉宽觉得有些蹊跷，因为在二妹子饭店边吃饭边看电视，吉宽得知弟弟矿上有两个民工铲死了包工头。吉宽发现弟弟回来是从小道回来，遂怀疑弟弟出了事。在听了弟弟在工地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之后，吉宽怒不可遏。他决定让弟弟做一回男人，吉宽率领弟弟杀回二妹子饭店，花一百元让弟弟“潇洒”。回到家吉宽把所有积蓄三万元钱放在弟弟的鞋里，以备逃亡之需。戏剧化的结局在这里出现了，颇让人不解的是，弟弟一分钱没拿，选择了自首。当吉宽探监时，心痛得大骂弟弟时，他的弟弟解释道，他本来回家是准备逃亡的，他觉得太亏了，不想就这样死掉，是哥哥的关爱让他觉得知足：“俺知足，不是你让俺弄了女人，俺其实什么都没弄，俺弄不成。俺知足，是你暖了俺的心，像妈一样这些年，俺最想要的，就是像妈那样的温暖。”这是一个很心酸的故事，没有温暖，农民工被迫杀死工头；农民工在都市里所追求的，就是心理的温暖，而这竟然如此之艰难。作者也许就是通过这个冰天雪地里寻找温暖的故事，告诉我们底层并不是充满仇恨和杀戮，他们也有温情。
有的作品能够写出底层人的庄严与善良，做人的原则与尊严。他们不仅仅为了生存而活着，而是为了尊严而活着。这种人物形象在同类小说中显得凤毛麟角，因而难能可贵。野莽的《乡下少年》讲述16岁的乡下少年李青山来城市打工的故事。李青山是一个朴实、勤劳，任劳任怨的打工者。他不是那种守株待兔式的被动式的等待别人挑选那样的农民工，而是走到饭店里积极寻找工作机会。他没有那种启蒙作家笔下底层人的奴性、怯懦的心理，也没有精英作家笔下那种肮脏、不讲卫生、浑身散发着污秽气息的农民工，而是如五月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的玉米，浑身都充满着阳光的味道，温暖而干净。和其他农民工一样，李青山在求职过程中也遭到城市人的欺负，那个凶狠的饭店老板就扣押他的身份证，在他提出辞职时，要他在工资和身份证中间二选一，但是，李青山找到派出所，很快在公权的干涉下，解决了自己的工资问题。李青山是一个有智慧、懂得如何为自己维权的新一代农民工。李青山富有爱心，他来到医院找临时陪护人员叶小红，求她为自己找一个锅炉工的工作。遇见很多人在为一肾病患者捐钱，他便把自己一月辛苦赚来的工钱三百元捐给了她的主人肾病患者，（大概是想起自己的父亲因为没钱治肾病而死亡的缘故吧）却不料医院已经招到新的锅炉工。叶小红深感内疚，把自己的三百元血汗钱塞到李青山的一兜里。叶小红与李青山基于信任与帮助而产生美妙的情感，让人感受到底层人之间那种交心般地温暖。尽管明天依然阴晴不定，尽管城市的打工生活充满艰辛，但是，正因为底层人之间的善良、信任与滋生的一种叫做爱情的淳朴，我们不得不为他们沉默而又流浪的生活道一声祝福。作者沉潜到生活的内核，试图走进底层人的心灵，挖掘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丰盈的世界。
作家在塑造农民工形象式，采用了两种方式：污名化和温情化。污名化彰显出作家高高在上的姿态，以一种批判式的姿态，描写农民工的苦难。鉴于社会上有着大量的对于农民工污名化的想象，作家的描述并没有新意。尤其是当作家把农民工想象成阿Q式的人物形象时，充分显示了作家想象力的局限。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乡下人进城”小说的一个原型。我们可以把阿Q当做国民性的一个浓缩，他是凝结了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启蒙式想象。一百年来，我们从来不缺乏对于阿Q的形象讨论，同时，阿 Q 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不断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显示出经典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阿Q的子孙纷纷挤进乡下人进城小说，也充分说明了作家创造力的匮乏。他们对于农民工的想象就能承袭阿Q的余韵，显示了作家对于这一群体的隔膜。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家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角度俯瞰这些“愚蠢”的农民工。他们被描写成为没有灵魂、行尸走肉的角色，文学的复杂的审美性遭到彻底的放逐。鲁迅对阿Q的认识早已超越乡下人的简单想象，他思考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阿Q是否能够去城里完成一场辛亥革命，更深入到阿Q的性格是否影响到中国人进入世界格局这一深沉的问题。老舍对于祥子的刻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城乡对立的问题，而是思考个人奋斗在整个社会中的穷途末路这一一个哲学的问题。当下的作家把乡下人进城完全窄化了，太过于坐实，小说人物也就显得过于飘忽，我们感受到的是人物主体性的缺失。
而温情化的人物形象充分显示了作家摆脱掉高高在上的姿态，能够以平等的态度来讲述乡下人进城故事，作家终于开始努力走进农民工群体，描写他们身上的淳朴和美好。我们需要更多的作家能够摆脱“污名化”的模式写作陷阱，走进生活的底层，写出他们内心的丰盈来。
1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 《小说美学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 《小说美学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4 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5 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