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现代”的推进与乡下人进城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革命、建设主宰了整个中国的历史。但是，有一个方向是不变的，中国艰难地从传统的、静止的农业国家向现代的、流动的工业国家转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是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二十世纪以来生活方式最明显也最深刻的变动就是现代城市的兴起。……现代城市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它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它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1城市化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方面，都市现代化的生活带来了人们生活的便利。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整齐的街道、游走于街上的电车、各种名目繁多的商品，无不令人感到现代化的便利。另一方面，都市快节奏、规律化的生活把人们纳入一个机械化大生产中，人们被一种“现代性的焦虑”所笼罩，他们不得不被囚禁于一种铁笼子式的生活中。这种生活是碎片化的、浅薄式的人生体验。共同情感的匮乏，急剧的竞争，居无定所，职业分工引起的个体的单子化，使人和人之间的沟壑加深，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个体并没有被温暖所包围，而是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2人们改变了乡下的生活方式，农村生活是以稳定的、静止的、闲散的方式为特征。 “一般来说，乡村社会是封闭的，内敛的，并抱有一种持久的耐心。乡村生活被安静地束缚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人们根据这片土地确定自己的认同，确定自己的语言，风俗和起源。”3但是，都市化的生活把一切都打乱了，“在乡村，绝对不会出现 ‘人群中的人’，人面对的是邻人和家族权威。正是现代性的都市动荡，使得乡村那些同定的东西——固定的价值观，固定的生活方式，固定的时空安排，固定的心理和经验，固定的社会关系——都烟消云散了。”4
在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后果就在于都市的扩大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乡村的萎缩，前工业时代乡村包围城市。其主导生活方式是一种传统儒家式的大家庭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是他们的全部。工业时代恰恰相反，城市蚕食乡村。其主导生活是一种流动的、迁徙式的漂泊生活。
人们为了生活或者理想，纷纷主动或被动走向城市，于是乡下人进城就成了现代性的一种症候。
二十世纪中国城乡流动虽然一直存在着，20世纪说20年代到30年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中国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乡下人进城，后来被连绵十几年的战争所阻断。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未阻断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大量的乡下人进城在给社会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当时资源奇缺的特殊政治条件下，国家采取了农村支持城市的措施。为了保证上述策略的有效性，国家采取了强制措施限制了乡下人进城。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7年，国家先后四次发出指示，限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户籍制度成为束缚乡下人进城的一道瓶颈。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将人口分为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并在二者之间设置了重重屏障，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1960年代，国家严格控制企业机关招收新职工名额，限制了乡下人向城市的流动。 1977年11月，国务院转批《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徙的规定》指出：“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要严格控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户籍制度对乡下人进城的束缚作用，一系列新的户籍改革政策的落实，使得乡下人进城成为一种社会潮流。5
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形成民工潮，人数大约有一亿五千万，这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有两种原因导致大规模的乡下人进城，其一，农村土地稀少，劳动力过剩，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者。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工业化带来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大量农民不需要在田地里谋生存，成为自由劳动力，这部分人必然要去城里谋生。相对而言，农村的人均收入与进城打工的收入相比，进城打工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若干时间中，仍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严峻的生存现实。九十年代农民生活日益严峻，“三农”问题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矛盾。种地成为农民无法承受之负担，很多土地荒芜，沉重的家庭负担迫使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孤身来城市谋生存。中国每年庞大的人口流动成为一道奇异的景观。 90年代再次启动的现代化进程以出口加工经济为导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亟须大量廉价劳动力，经济产业以“世界工厂”为特色的现代化，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的直接驱动机制。另外，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众多新型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规模持续扩张。城市化为乡下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导致了大量的乡下人涌入城市。这种现象受到社会学界、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也成为众多作家城乡书写的对象。
乡下人进城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母题。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潘漠华的《乡心》、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王统照的《山雨》、吴组缃的《栀子花》、萧军的《第三代》、丁玲的《奔》、老舍的《骆驼祥子》，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再到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路遥的《人生》、 《平凡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作家一直致力于表现城乡流动的小说想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直到九十年代，才出现了大量的乡下人进城小说，此后逐年增多，到了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已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根据徐德明先生的统计，仅2000－2005年的11种文学刊物，“有224篇／部小说在叙述乡下人进城故事，其中：《人民文学》 51 （篇／部）: 《山花》 34: 《北京文学》 31;《上海文学》 26: 《十月》 22; 《收获》 18; 《当代》 12: 《钟山》 11;《芙蓉》 11: 《花城》 6; 《天涯》 2”6大量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涌现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症候，是一种身份进入另一种身份而引起的生存危机、文化碰撞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的文学体现，是当下作家试图对这个时代所做出的文化回答，表达了作家的人生焦虑。乃至于出现了与“乡下人进城”相关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话题的持续、热烈、广泛的讨论。因此，九十年代以来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就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客体。
1 李书磊：《都市的迁徙》，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 汪民安：《步入现代性》, 《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汪民安：《步入现代性》, 《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汪民安：《步入现代性》, 《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1981年，《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 1984年《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1985年《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等文件逐步放松了对于农村户籍的管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93年《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废止“农转非”制度，1997年《关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具备条件的农村户口介意办理城镇常住户口，政策上的扶持推动了乡下人进城的发展。
6 徐德明：《乡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载《文艺争鸣》, 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