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启示录
人一生下来，大概就在寻找光明，寻找他的世界。
我大约还记得我睡在摇篮里醒来，眼睛四处张望的情景；似乎不久后，我就能够走出家门，一个人来到村路上玩耍，不免惴惴不安，因为一切还都那么陌生，这时村头果然响起激烈的爆竹声——原来有人家在办喜事，我惊慌失措地拍打院门，要躲回家去。但我在一天天成长，我终于小心翼翼、步履蹒跚地试探着走向外面的世界。
接下来的记忆却是不知过了多久，一年抑或两年，我竟然跑到村头打谷场的门楼下，这座门楼没有存在几年就拆除了，以致我后来很长时间都想不起来这里曾经有座门楼——那大约是简陋地搭盖起来的两层建筑，上面一层不高，但下面一层还是有些高度，我不知怎么就能攀爬上去了，而且还带去了一坨泥巴。后来还来了个差不多大的伙伴，我们把泥巴搓成长长的线条，从这头牵到那头粘贴在壁子上，再用泥巴捏成了两部电话机，然后便与伙伴在两端装模作样地打起了“电话”：“喂，喂，你听见了吗？”这样地一阵乱喊。真不知道此前我是从哪儿知道电话这么个物什的，那时那么小，爬上门楼的二层都那么费力。然而这人生最初的记忆是多么珍贵。
自从一个乞丐来到我们村，给我们捏出了几只泥鸟，我们大受启发，也玩起了泥塑。贫穷的乡野几乎一无所有，但泥巴到处都是；几乎每一个乡野的孩子都是伴随着泥巴长大的。先是模仿着捏些小动物来玩：小鸟、小鸡、小鸭、小猪、小牛等，不消说，捏得都不太像，但是风干了，散置在屋角，歪歪扭扭的一排，其实也蛮稚拙可爱。当然，也有几次我们捏塑了几个人，但那是恶作剧，把它取了小伙伴的名字，捉弄小泥人也就达到捉弄真人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场合，大一点的孩子给我们讲起了人类的“起源”：人都是女娲娘娘用泥巴造的，一开始，女娲娘娘还蛮有兴致，做了些像模像样的人，后来，大约是累了，就有些随意，甚至用绳子抽打泥浆，溅起的泥点也是人，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人长得俊美，而有人就不免丑陋乃至有些残缺了。我们听了都骇然，在心里都希望自己属于被女娲娘娘认真捏制的那一类。
此后几年差不多整天在泥土里滚打，自觉不自觉地用泥巴满足自己渴望欢乐的心。现在想来，这很难说不是用泥巴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象。我们做得最多的当然是各种“武器”——驳壳枪、刀剑乃至长枪，这些都是我们玩打仗少不了的“家伙什”。这应该是从电影和连环画上获得的灵感，那时候的电影讲述的大多是战争故事，以致让我们认为战争是一种生活常态。我们的驳壳枪做得惟妙惟肖。先是准备好泥，东山坡上有的是黏性极强的黄泥，再做成坯，用刀子切削成枪的形状，然后风干，再用小刀一点一点地修理、雕刻，从准星、扳机到枪柄，都精雕细刻，最后还要用墨汁把它涂黑，这样一把极为逼真的手枪（当然是在我们看来）拿在手里，我们顿时就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名战士了。有时还在枪柄上系上红绸，玩起打仗来，用手一扬，高呼“前进”，也就气足胆壮，别提多威风了。机枪，我们是先做转盘，再做枪管、枪托，有时枪托和支架就以木棒代替，这样一把机枪，在伙伴们中间转售要好几角钱哩。有那么三四年，我一直沉迷于此，做起这些泥巴枪来总是兴致勃勃，把家里搞得到处都可见到泥坯、半成品和成品，仿佛就是个做陶器的拉坯车间。手忙脚乱起来，甚至动用厨房里的菜刀来切割泥团。有一次在切削时，刀子不小心碰到对面的一个小伙伴的上嘴唇，划出了一个口子，好在不曾流什么血，他连一声呻吟都没发——大家都到了忘我的境地。
就这样，几乎整天在野地里玩呀玩呀，简直不知道天地间会有什么烦心的事，会有压力和忧愁，真可谓乐此不疲。但说来也怪，一过十岁，我们就再也不玩这些了，像是一下子懂了事似的，跟泥巴什么的说声再见，甚至对其他玩具也没了多大兴趣，仿佛大家一下子都告别了童年，告别了泥巴时代，长大了。
但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孩子，到底还是沉浸在自己世界的时候多，然而母亲不管这些，她常常把一柄小铲和一只圆篮塞到我的手里，说：去，去挖点野菜来。
这野菜并不是挖来给人吃的，而是作为猪的饲料。那时候，田地里生产的粮食虽能勉强让人果腹，但没有多少可以剩给家禽家畜，所以需要挖点野菜作为补充。这挖野菜的传统叫法也就是“打猪草”——我们家乡一部很有名的黄梅戏正是以此为名。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还曾在乡间表演过，可惜到我长大懂事，她早就不唱了（倒是听她哼过几句），所以我并不知道这出戏讲的是什么，直到写作本文前不久忽然有了兴趣查“百度”，才知它说的是乡间少女为打猪草，损坏了一少年家的竹笋，发生了口角，后来两人情归于好的故事。它还有一段有名的唱词：“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表现了乡村儿女的质朴、自然的个性和天真浪漫的情怀。
但我挖野菜的时候，一点儿不觉得有多浪漫，只认为是个苦差事，我连什么菜可以挖、什么菜不可挖都弄不太清楚——虽然母亲拿她挖的野菜给我看过。我不太情愿地挎着竹篮来到野外，在田埂上寻觅起来，找到形状差不多如母亲讲的野菜便将其连根铲下放进竹篮里，同时看见，田埂上还有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也在那里挖，而她们手法熟练，动作敏捷，一棵棵野菜接连地扔进箩筐，没有犹豫与间歇，我颇有点自惭。时间一久，我渐渐对野菜也有所识别，动作也就快了点。但是，没有正儿八经挖几天，又出现了另外的情况：我发现，村里我们这拨小男孩都被派来挖野菜，这下好了，我们就凑在一起玩吧。从此，常常没有挖到多少野菜，却把自己给挖“野”了——到处东游西荡，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就胡乱挖点野菜，然后再偷点生产队里的紫云英、红薯叶及人家菜园里的青菜什么的，勉强填满竹篮就回家交差，即便落两句骂，忍忍也就过去了。
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视野”在扩大，在外面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不消说，总是有三五个伙伴一道行动。我们攀着葛藤爬上陡坡去寻野果，也翻过篱笆跑到人家的菜园里去摘黄瓜，路边的野桃、梨子更是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如果错过季节，没有这些东西可吃，我们偶尔也架起篝火，烤一两根从家里拿来的红薯吃。那刚烤熟的红薯，掰开来冒着热气，烫得我们龇牙咧嘴且直跺脚，心里却特别快活。但我们最感有趣的还是躲到某座建筑物的院墙一角去打牌，“争上游”、“升级”兼“推牌九”，把身上所有的几枚硬币和小物件都押上，一赌输赢，大呼小叫，紧张而又投入。这样一玩，很快天就黑了，大半天的时光就不翼而飞，最后是不情愿地拖着沉沉的脚步怏怏而回。
如果人数不够打牌的，我们就在机关（公社、生产大队）、场院、供销社附近东张西望，看厂子里的工人锻铁、碾米、车轴承、制笔墨、做买卖，到处都有看头，都可流连。而那年头，乡间还有另一件热闹的事，就是常有“文娱队”进村表演。几个女孩子穿红着绿，举着红旗，几个大男孩穿着军装，扛着红缨枪，每到一个村子就排成队，演唱几段节目。我们这些挖野菜的孩子一遇上，哪里还顾得上手里的活计，早就挎着竹篮，跟着这“文娱队”到处乱窜，把小铲子、小鞋子跑丢了，把竹篮子挤瘪了的事时有发生，但怎么也挡不住那份热闹带给我们的诱惑。有一次，我随众多的人跑了好几里地到另一个比较远的大队去看表演，而这个大队我还从没去过，心下不免踌躇，生怕自己迷了路回不了家。这次“文娱队”后来进了一所小学校，而学校周围挤满了人，根本挤不进去看看表演的内容，我只得扒上后门附近的窗台听了一会儿，也听不出什么名堂就退回了。后来，我的父亲调动到这一带任教，我一直在想，我当初跑去看表演的那所小学是否就是父亲任教的学校呢，然而实在无从确认。
另一次，我在野外挖野菜，忽然听见村落间起了骚动，有许多人（主要是妇女）踏上村路往西边山地跑去。我问一位大婶去做什么，她告诉我，听说西山脚下某某村庄有个生产队长吊死在树林里，这事非常蹊跷，所以大家都要跑去看个究竟。我也起了好奇心，把小铲子放入竹篮往西山跑去，但跑到一条大河边，别人都在卷裤管过河，我却忽然感到无趣，望望太阳已经西斜，又想到山那边路太远，担心迷路，就折返回来了。
挖野菜，虽然我一直都没有挖到多少，甚至简直把自己也挖成了一株“野菜”，但是，我却借此把自己村庄周围三五里地方转了个遍。我第一次看到好几座只有三五户人家聚居在一起的村庄，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池塘塥堰，第一次看到河湾里那么一大片竹林——风儿吹来，林涛阵阵，阳雀子群飞，甚至到了大山脚下，看到悬崖上的人家……这些都是待在我的村庄所想象不到的。我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可真大。
我们村前的大路是连接西边山地与东方平畈的一条通道，所以从来就是人来人往。那时候，汽车自是少见，人们出行一般都是徒步，偶有汽车、拖拉机经过则差不多轰动全村。大约汽车、拖拉机总是跟远方联系在一起，而远方对于谁都是一种永恒的诱惑。孩子们老远听到拖拉机声响，就会奔出门来迎接，还要跟在后面一路“欢送”。车前车后奔跑、叫嚷，跃跃欲试往上爬，土路不平，颠颠簸簸，拖拉机手要竭力掌控车辆，还生怕把哪个孩子捎带到轮下，所以常常左支右绌，十分紧张，就不免要呵斥我们，甚至停下拖拉机，手握摇把，把我们撵走。但我们简直就像一群苍蝇，哪里就容易被撵走，即便撵走了，又复纠结上去，弄得拖拉机手十分狼狈，都将经过我们村的一段路视为“畏途”。我们虽然也知道撵车子、扒车子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渴望冒险，尤其是冒并非十分要命的危险，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从来也不放过一次机会；上学时，更愿意扒上拖拉机，让它带我们一段路，觉得既省了力气，又是一种享受，一坐上拖拉机，迎面被风吹着，畅快极了。久而久之，果然还是有事故发生。有一次，逢到下坡，扒车的人也多，开拖拉机的是一个新手，性子又不耐烦，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左右摆动拖拉机的扶手，道路又窄又滑（雨后不久），结果一头扎入沟渠，再也动弹不得，幸好拖拉机手和我们只是跌倒了，除两三个人碰破了点皮外，其他倒也无大碍。这辆拖拉机一两个星期后才被拖走。另有一次，就在村口，拖拉机一颠簸，把刚扒上车的一个孩子颠掉下来了，来不及躲避，还是让拖拉机的后轮从身上碾轧过去了，吓得我们大喊大叫，拖拉机手也慌忙跳下车，脸色唰地变白，一个健步冲过去，就把那个孩子抱在怀里不停抖动，还上下搓揉，那孩子竟安然无恙，很快又在地上跑动起来，真是万幸。
但这也不能阻止我们扒车。每逢有拖拉机来，我也欢呼雀跃，特别起劲地跟在后面撵，跟在后面追，总想找到合适角度跃上去，享受一下坐车的快乐。有一次大约是中午，一辆手扶拖拉机从东开来，扒车的孩子不多，三四个而已。我和另一个孩子很容易就爬上去了，坐在拖拉机的车沿上，很快就出了村子，驶上了村西的丘岗。村落、竹园、山隘口、桐树林一闪而过，我们仿佛在检阅家乡的园田哩，心里美滋滋的，但是一高兴就忘了下去，而过了丘岗又是下坡路，拖拉机速度很快，我们又不敢下车了，心想到了前面的村子，拖拉机总会停的，就安坐在车上不动。没想到拖拉机并不停，过了一个村落又一个村落，到了一片茂密的大树林旁，拖拉机才终于停下来。拖拉机手走到我们跟前，对我们说：我是要进山拉石灰的，明天才回来，你们也要跟我们一起去吗？我们一听，想起还有那么多的山路，想起家里人找不见我们会有多么着急，回去肯定是要挨骂的，便急急忙忙跳下车，一边说不去、不去，一边就慌慌张张地往回走。好在是大路，我们知道回家。但一路走哇走，上坡下坡，累得气喘吁吁，加上同伴比我还小，一会儿嚷渴，一会儿喊困，我只得带他找一条溪流去喝水，又找一棵树，让他靠一会儿休息；很快，夕阳西下，我们离家还很远，路上行人稀少，旷野寂静无声，我想到了丛林里或许会有的野兽，心里焦急得不得了，便一个劲地催促小伙伴，乃至推他、拽他，但越是这样，他越是磨磨蹭蹭，不肯往前，我真的有些后悔这次扒车了——多少年后，我来到北京上学，有一次跟一个同学到颐和园去玩，返回时天色已晚，已经赶不上公交车，大约那时候通往西郊的公交车也少，我们便决定步行回校。走着走着，两人感到又饥又渴又累，我的那位同学直想打退堂鼓，要找个地方歇一晚，又一再提议在路边休息一下，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这次扒车的经历，顿时身上增添了力量，我给这位同学打气，给他讲故事、说好话、聊闲天，终于没有怎么停顿就回到了校园。
还有一次扒车，我至今都觉得颇为蹊跷，甚至有点“百思不得其解”。那是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了，平时扒惯了车，即使到了柏油路（国道）上，一旦没有老师看管，有机会还是“技痒”。那一次见有一辆大型拖拉机正因爬坡而减速，我和同学们便不由分说冲上去，奋勇地扒上了后面的车帮，眼看把身子往上蹭蹭，就能翻身而入。正在这时，忽然从前面的车厢里翻飞出无数的钞票，就像被狂风吹落的树叶一样，起初以为是纸片儿，乃至看出是纸币，自然都松开扒车的手，跳到地上捡拾那纸币，我三下两下抢得了好几张毛票，大都是一角两角的，还有几张一元的纸币，其他同学也捡到了一些，多少不一，我的大约是三元二角。一下子得了这么多钱，我们都高兴极了，也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等好事？我在心里盘算，拿这些钱做什么用呢？当然首选是买书，供销店的玻璃柜里早就有两三本书让我徘徊很久，难以割舍，我这下可以略偿所愿了。于是，我在第二天就拿着这飞来的钱去供销社买了一本《红岩》，大约花了两元多一点儿。消息却不胫而走，我有了一本书的事竟然连公社植保主任都知道了。当我路过公社碰见他，他便提出借去看，我真很奇怪他怎么知道的，问他，他只莞尔一笑。我借书给他，一个月后才拿回，而这时学校的老师也知道了这事，便告诫我：要拾金不昧，把《红岩》交公，否则不给评年终的三好学生。我是年年都得三好学生的，缺了还真觉得失落得很，便一口答应交书。书交上去后，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它的踪影，不知至今还在天壤间否。
这也是小时候有点意思的经历，只是至今我都不明白，拖拉机的车头厢里怎么会飞出那么多钞票呢？总不会是开拖拉机的师傅见我们扒车而有意撒钱，好让我们去捡钱而不去做扒车这么危险的事吧？不过，从此以后，我还真的再也没有扒过车，倒不是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而是因为很快我就真的“长大”了，可以“名正言顺”地从家里拿上一点钱去搭车了，从此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去小镇，去县城，去往更远更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