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有守
教授为学问之大敌说
这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m．James）与英国大致同派的哲学家歇雷（F．C．S．Schiller）谈话中间的一句。这句话究做何解，很耐人玩味。至少可以有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歇雷的，怕也就是詹姆斯的。下面就是歇雷的话。“一行学问的旨趣，在使学他的人天天加多，他的影响天天扩大出去。教这行学问的那位教授的旨趣，却未必在此，他要巩固他的地位，要增高他的权威。他的方法，便在使这行学问越变越专门。越专门，懂他的人便越少，有力量来批评他的人便越少；他就越觉得自己超凡入圣。……他的专门名词越来越多，弄得人人莫名其妙。……长此不改，不论那一行学问，必有教之不得学之不屑的一日。”所以说，一行学问的大敌，便是这行学问的教授。这是第一说。
孔子说：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近世所谓科学精神也不外这四个大字。这可以说是学问家的四条清规，面子上，做学问的教授们似乎都很守清规的，事实上，一条不犯的，却寻不出几个来。大凡一个研究生，一个助教，总是小心翼翼的；到得后来，自己略微有些根柢，有些贡献，便要自称或加入某个派别。一有了派别，西人所谓school，于是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精神，便一天发达似一天。他未尝不继续作研究功夫，然而他的立足点不免十分褊狭；这便是犯了固字与我字的毛病。要是他向来的方法是不大谨严的，到此也许更要犯意字必字两个毛病。
这许多毛病，在哲学家方面，真是不一而足；所谓系统的哲学家，我看无一幸免。科学家方面略微好些，然而数派或两派对峙的局势是常见的。极端的达尔文派与极端的拉马克派对峙；雷勃的机械派与杜里舒的生机派对峙；皮耳孙的统计遗传派与达文包的曼氏遗传派对峙；行为心理派与意识心理派对峙。诸如此类，在从事的几位教授，双方钩心斗角，容有相当兴趣，但在那一行学问方面，却多少不能不受打击。研究一行学问的教授，一有派别，这一行学问，在那位教授手里，至少已是宣告局部封锁了。教授是学问的敌人，这是第二说。
这两个说法，第一说似乎不适用于中国的教授；因为大多数的连一行学问的术语都记不清楚，遑论播弄他来吓人。第二说比较适用些。中国教授近来也有派别了。不过他们的派别，很少是自己的本领赚来的。那一派的有些名望的教授先有机会教他，他自以为拳拳服膺了，他便替那一派说话，替那一派辩护。这是很自然的，青年有志的学者，那有不愿意追随骥尾的呢？记得有一位老朋友，初入美国某大学，在某大教授下专攻某科；他的谈吐主张，不知不觉就入了他老师的派别，开口闭口的是“我师”“我师”。后来他毕业了，转入另一大学作研究生，我就再也不听见他提起他的老师，吐属也从此不同了。我看中国教授所自标或自期许的派别，多数是如此得来的。
然而中国教授所以为学问之大敌者却不在此。他们大多数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本来不做什么研究，在某行学问上不预备生什么净利。他们所以为学问之敌者，却在他们以教授自居，人家也口口声声的用教授两字捧他。
欧美各国大学的学生未必如何特色，收取学生的条件未必如何严密，然教授的资格却非同小可。在德国制度之下，从试教到正教授，中间要经过十数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美国的制度比较似乎宽些，然而相当的年限也少不得。从助教，副教授，到正教授，决没有躐等的，更没有刚从大学或大学院出来一跃而为教授的。做别的事也许可以不讲资格和经验，学问是积铢累寸的东西，非讲不可。中国近来的大学，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的教授当然比春笋更要多了。然而调查起大多数的履历起来，最了不得的是刚出大学院的哲博或法博（是J．D．，不是LL．D．）。我说此话，不是推崇学位，不过得过博士的教授，至少大概做过一篇多少自出心裁的论文，比较差强人意罢了。
一国各大学的教授，总看起来，是一个不组织的最高学府，所以当教授的责任与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如今中国的教授，十之七八，既无成绩在前，又不亟起直追于后，使当教授之名而无愧；结果，除了一行学问，在这位教授手里，不得不宣告停顿外，还有一个绝大的危机。就是，使登他“门墙”的人，并不见门墙如何之高，于是学问界幸进之人一天多似一天，吃教授饭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到得教授完全成了一种餬口的职业，中国的学问界就可以宣告破产了。除非有别派健全些的势力出来替他，这是不可幸免的。这不是危言，近来已很有这种趋势，前月工会组织发达的时候，不是有人提倡设立一个教授协会么？当时我顾义思名，以为与其沿用教授二字，遭非智识阶级的非难，不如称为“课业工会”，与其他工会一致行动，比较妥切些。这个工会的大目的，当然也在“保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了。所以若有不做教授的人来谈学问，工会也许要出来干涉；不入工会的学问家，也许不准居教授之名，不许在大学里教书。此种现象，目下虽尚无有，不过若是不讲资格和职业化的两个倾向长此不改，早晚不免有这个日子罢了。
总之，就现在情形而论，中国多一个教授，那一行不幸的学问即多一个障碍，少一分进境：因为他把持了这一学问，一面自己不努力下去，一面使有志力者不能问津。教授——尤其是今日中国风行一时的教授——是学问的大敌，这是第三个说法。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