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

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

在三四月的春季,天气忽冷忽热的,变化无常,使人在穿着上难以取舍。有朋友提醒道,还是遵循春捂秋冻的规律,出门时,参照当天的天气预报并观察天象,再进行综合考虑或折中选择穿戴什么。因此,我总是先人一步地有所准备,而不受天气的左右。

然而,在这个季节里,我时常伫立在窗前,看到刚才还是春风和煦,但瞬间便狂风肆虐,把住宅小区旁的好几棵大树连根拔起,我家对面一栋老宅子顶上长着一排墙头草,却在风雨中战战兢兢地随风摇摆不定。这种短暂出现的极端天气造成的树被吹倒的结果和墙头草顽强生存的自然现象,使我想起在过去的岁月里,因为受到那时环境的影响,接受断崖式的传统文化教育,对儒家思想缺乏基本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一直以来把传统中有些关于常道品行的古典精华,误认为是腐朽的糟粕。

我青少年成长时期,是在一座近10万人的“军工城”度过的,这里云集了讲着天南海北方言的知识分子。当时这些“臭老九”受到社会的排挤,尤其在那个“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年代,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谨言慎行,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参与其中议论或过多地表态。

可是,他们当中也有些不拘一格的“另类”。我高中时期的班主任张波老师,他是广东肇庆人,在秋冬季经常看见他穿着一件具有传统盘扣的铁灰色的涤棉布料上衣,偶尔将一条暗红色羊毛围巾随意地挂在胸前,脚穿一双千层底的布鞋。他一表人才又具有文质彬彬的气质,在缓步慢行中总是慢条斯理、轻声细语地表达观点,既鲜明准确又恰到好处,言谈举止中透着一种谦谦君子的风度。

当时,工厂子弟小学、中学的教学水平在市里名列前茅。我记得,张老师上语文课时比较喜欢引经据典,不仅文言文造诣较高,而且对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尤为了解和推崇。他要求同学们掌握好语文知识的同时,懂得一些做人处世的道理。

因此,他时不时地引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语句,比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他语气温和地告诉大家,人的秉性天赋各异,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遵循各自的天性选择该做什么,或注意哪些,这就有了常道。从“道”的原则入手,提升每个人的品德节操,这被称为教化。当他讲到忘我之时,把粉笔夹在手指间在空中比画出一个弧度,表达内心的真实感悟,姿态十分洒脱优雅。

张老师讲得比较多的是中庸思想,我往往难以理解,认为这与当前形势不符,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有时候,在课外闲聊时,他还低声细语地借用孔老夫子的话告诫我们,所谓的“过犹不及”,就是指在社会上为人做事时,过头和不到位会产生同样不好的效果。所以,要学会采取中立适宜的态度处理问题,也就是在无过无不及中掌握一个度。

当时给我的感觉和印象是,他教大家做摇摆不定的墙头草。虽然墙头草生长条件极其艰苦,在特殊环境里顽强地生存,但它风吹两边倒,被用来比喻没有原则立场的人。因而,我认为老师中毒不浅,还想拉我们下水,做一个遇事见风使舵的人。

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上一堂“学工学农”的课,前往军工厂去开展实践活动,当时却发生一件令人感到蹊跷和难以理解的事情。那天天公不作美,有些同学因风雨交加耽搁了集合的时间,为此有不少早到的同学不停地发牢骚,一直到半个多小时后,人到齐时还怪话不断。当时,我看到张老师苦口婆心地反复劝导,可是我对他和稀泥的做法不敢苟同,认为老师这样做累不累呀,没有必要过多地解释。

正因为我们班迟到,原计划到飞机总装车间参与学工活动,却被临时调整到机修分厂去学习。一些人拖延时间造成这等好事落到了其他班级,顿时同学之间像炸开了锅似的发生吵闹争执。

这时,我看到张老师与学校领队和其他班老师交谈后,反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安抚同学们,平息吵闹,另一方面有一种熟视无睹的神态。我实在忍不住,便与老师争辩起来,他却像和事佬似的,要求我们忍气吞声,顾全大局,对大家一再强调要相互理解,和睦相处。

此后,我认为张老师这种不讲原则的做法,与他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中庸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和稀泥又混淆是非的言行,使人难以理解。因而,我对老师遇事随声附和,没有鲜明立场的行为有了看法。以后,对于一些政界官员、知名人士在社交场合中的同类表现,也采取抵触的态度。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遗留下来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八面玲珑的做法与我的性格不符合,同社会势态也格格不入。我对这种委曲求全所产生的效果也深表怀疑,此思想一直深入我的脑海,已根深蒂固。

“军工城”坐落在江西省会城市东南方向的近郊,它是由国家有关部委管辖的大型军工企业兴建起来的。在这里,曾经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架军用飞机、第一枚海防导弹和第一辆军(民)用摩托车。显然,生活在“军工城”的职工家属都会引以为傲。军工厂不仅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生活条件都优于周边的企事业单位,而且厂里上下与当地政府和市民来往接触甚少,环境也相对比较闭塞清静。因此,在工厂家属区范围内,逐渐形成并流行一种由外地多种语言与当地方言混合的“洪都普通话”。

不过,工厂的职工和家属们与城市中其他社会人员相比,留存多些中国传统思想,比较保守。许多人在与人交往时,还是老实本分和以诚相待,讲究照章办事,中规中矩,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并礼让三分。

在建厂初期,工厂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当时是由苏联专家帮助建设的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厂里的全部职工家属住房划分为好几个区,由多条马路隔开众多不同类型的房屋。每个区的房子都是一样的造型,按照苏联的建筑模样统一设计建造。基本上是二至三层木制坡顶的青砖楼房,紧挨着房屋墙基修造一圈流水的小阴沟,每个单元之间都有鹅卵石铺就的弯曲的小路。

那个时候,在一个较为安逸和单纯的环境里,大家养成了一些自觉的行为习惯,讲究礼节公德与纪律法度,很少有偷盗及暴力事件发生。每当到了星期天,一栋楼里各家各户都要派一人参与公共卫生打扫活动,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疏通楼下墙边的阴沟,做到流水不腐。平时哪个邻居有事相求,只要在阳台上喊一声,大家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孩子们放学后,都会在屋外场地里嬉戏打闹,比如在广场草坪上和菜园里一起玩各种游戏;每年盛夏的晚上,大家经常坐在屋外纳凉聊家常,甚至虚掩着家门搬床出来并排放置形成长龙阵,一些孩子数着满天的星斗进入梦乡;逢年过节,邻居、朋友包括同事之间都会走家串户,礼尚往来,相互祝福。工厂家属区里好不热闹,呈现出一片祥和友好的气氛。

在那“抓革命,促生产”的年月里,也有人活在自得其乐中,竟然追求一种理想生活。虽然有时表现得比较拘泥机械,甚至会有憨痴迂腐的行为,但又有着透出一种诙谐而且逍遥自在的单纯一面。在齐家中既有平凡至极的精神享受,又能体现出和睦有趣的家庭氛围。

我刚上高中时,我家对面搬来一户邻居,后来我逐渐熟悉并了解到,户主是一位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才生,他平时看书多又非常认真,专业理论知识功底深厚,在实际工作中又精益求精,但经常感觉时间不够用。比如飞机的强度设计需要大量的时间计算,做好机身主要材料的疲劳试验,需要反复耐心地收集数据。

然而,由于工作习惯,他研究问题极具钻研精神,在新婚后不久,他把研究方法也运用到生活当中,对在家过日子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有一次他休息上街到菜市场买菜,肩上扛回来一只大冬瓜,手提篮子里还放着一个较大的瓠子。他兴冲冲地赶回来,是要告诉左邻右舍,他发现了新大陆,认为以后做菜可以省去一些中间环节,想吃冬瓜或瓠子时,随时从家里存放的冬瓜或瓠子上切一块下来,这一招既能缩短买菜做饭的时间,又能反复地使用。他沾沾自喜的神态,使家人哭笑不得,而邻居们则面面相觑后捧腹大笑。

更奇特有趣的是,有一天他休息在家准备做饭时,却在厨房水槽前不停徘徊,不时地看着水池底下发呆或自言自语。我母亲便好奇地前去打探情况,发现水池下面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鸡窝,里面只有一只老母鸡。此时,我母亲感到纳闷,不解地询问,他极不情愿又神秘兮兮地说,买一只鸡做成一道菜真是问题多多,先要从菜市场买回来,经过宰杀、拔鸡毛、清洗内脏等多道工序,然后切鸡块配上佐料,再水煮熬汤,总共需要六七个小时,才能喝到一碗鸡汤。他认为这样非常麻烦,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今后还是少吃鸡为好。

邻居们包括很多亲戚朋友听说后,都感到啼笑皆非,同时又认识到这个书呆子的可爱,他新鲜稀奇又独具一格的想法,对生活的自我理解和独有趣味,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邻居之间流传,在生活中为大家增添了一道“调味料”。

随着改革开放的惊雷响起,社会风云变幻莫测,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侵扰,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又受到一定的阻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心灵已出现彷徨或浮躁的迹象,甚至有的人已出现了信仰的缺失。因而,当生活富足起来,物质水平提高后,许多人心里却变成一片沙漠。

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令大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怀疑骨子里是否还遗存民族的基因。几千年来,我们世代都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至今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为人处世等方面,仍然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许多东西,即使是在社会不断变化的进程中都难以清除。

我几乎是聆听着改革开放的号角步入社会的,在经过多年反复的迷茫困惑、坎坷痛苦和身心历练后,通过学习补课逐渐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因而,我对自己关于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对中庸之道的偏见进行了反思。从而认识到,社会发展需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它是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仍然向往一种简单快乐(或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因为,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是安分守己、乐天知命,这种活法换来了太平和睦的日子。也就是在宽松和谐的理想生活状态下,追求美美与共的理想社会。

为此,我通过解读领会到中庸思想,它能恰到好处地平衡协调社会上不同的矛盾。在许多问题的对立之中,寻找变通妥善的处理方法,使得人们友好相待,从而达到和谐统一的目的。

北宋时期,理学代表人物程颐理解的中庸之道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他认为,在平时待人接物时要不偏不倚,折中适当,不走极端。同样,中庸强调个人修养中的克制约束,我们从两方面理解为:当人还没表现出喜怒哀乐时,能保持中立并且平静的控制心态,不偏不倚称为“中”;当情绪表现出来时,掌握分寸,“无过不及”便是“和”。其实“中和”就是“中庸”,要求在事物的两端,在动与静中做到和谐统一,显然这种分寸不易掌握。

所以,中庸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折中调和,不是无所作为的平庸,也不是像和事佬一样不问是非地劝解,而是注入了礼乐教化、伦理道德等的集大成的思想观念。只有每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举止都达到“中和”的境界,在生活中和善谦让地与人相处、安守本分地做好工作,整个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才能和睦、协调、美满。

同样,中庸也体现出一个人的情商、品行修养、自我意志和情绪控制,以及他的认知力、承受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等。懂得体谅他人,在处理问题时更加有艺术性,便能营造一种亲仁善邻及和谐相处的氛围。

进一步分析,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语意是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伦理,是至高无上的。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的儒家追求的是理想的生活,这也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他还说,《中庸》所表述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是最好的诠释。因为“极高明”同“中庸”相对立,理想与现实也有着对立的一面,通过“极高明而道中庸”中“而”字的连接,将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表明儒家所追求的是超越一般人的现实生活,实现人人都能获得最为理想生活的愿望。

从中国传统文化延续数千年来看,其所形成的世俗关怀和人文主义,表现在我国古代哲学中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儒释道都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创造一种和谐安宁的幸福人生为前提。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社会是儒家社会,国人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世代相传并潜移默化地融会贯通。在儒家经典著作(如《论语》《大学》《中庸》等)中,所表达的中庸的概念,其实就是一种和谐平衡的思想。因此,我们把中庸之道视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这种哲学的思想观念造就了国人长期以来为人处世的态度。

为此,国人形成一种少惹事但也不怕事的心态,养成忍耐宽容之心,尽量不冒犯他人,但普遍讨厌各种片面、极端的做法。进而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并不排斥自己的对立面,而是积极寻找化解矛盾的方法,使得对立双方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达到和谐统一。

我们平时能感受到,在“和而不同”的认识下,采取适合的方法处理不同的事情,达到解决问题并化解矛盾的目的,能引导人们向往安宁、知足、节制的理想生活。所以,中庸之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显著特性、气质和精神。

这使我联想起当下社会里,一些人在处理问题时过于偏激,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行事,容易造成混乱的局面,甚至招惹是非,走向歧途。这种难以平息纷争和解决矛盾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与我后来所接受的传统观念不相符合的。

简言之,现在我明白了,中庸之道是化解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矛盾的方法,它不是墙头草,来回地随风飘,也不能与无原则怕惹事的行为相提并论,而是一种为人处世极高明的智慧。毕竟适者生存的道理,需要传统文化的智慧予以支撑。

中庸(即中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提醒人们“和而不流”地保持适合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掌握恰当的方法,在追求简单、快乐的理想生活时,使得自己的思想理念和情感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规范需要。同时,中庸之道是具有普适性的哲学思想,它与西方具有排他性的极端宗教有着明显的区别。

所以说,中庸之道是我国几千年流传下来,关于如何为人处世的智慧的源泉,也是我们在当今社会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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