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是关于查禁、禁止、销毁小说和戏曲的法令、舆论和活动记录等文献资料之总称。小说戏曲的禁毁问题是中国小说史、戏曲史、文学制度史、文化管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小说戏曲禁毁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则是此类研究之基础。对此，前辈和时贤如王利器、朱传誉、陆林、丁淑梅等先生曾对1911年以前的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做过广泛的搜罗，持续的辑补。但以往关于小说戏曲禁毁史料的搜罗主要依据书籍文献，而于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关注甚少。笔者历时多载，共普查出刊载有小说戏曲禁毁史料的晚清中文报刊74种，其分布及名称参见下表：
表1 本编史料涉及的晚清报刊分布及名称统计表
从这74种报刊上，共获得小说戏曲禁毁史料2364则（篇），汇成本编，并按照禁毁令章、禁毁舆论、查禁报道三类分类如下：
表2 本编史料分类统计表
由上表可见，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数量不菲、相当可观。以下即以这2364则（篇）小说戏曲禁毁史料为基础，对本编史料的特点和价值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读者对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有大致之了解。
一 主要特点
与王利器等先生搜集的小说戏曲禁毁史料相比，因载体、媒介、时代不同，本编史料亦具有诸多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新闻特色，报章体式。
近代报刊出现以前，小说戏曲禁毁史料的表达形式主要表现为诏令谕旨、奏议疏文、律法科条、告示定例、乡约俗训、官箴学规、清规会章、佛偈果报、碑禁报禁、邸钞禁、书目禁、功过格等。近代报刊出现后，虽然仍刊载了许多与禁毁小说戏曲相关的告示谕令等，但新闻、社论成为小说戏曲禁毁史料的主要表现方式，此从表2所列查禁报道1356则、报载论说158篇、舆论性新闻507则可见。即便是刊载告示谕令，新闻采编人员有时也会在谕令前后加上按语，藉以制造新闻舆论。如1894年4月18日《字林沪报》刊载《严禁演唱摊簧告示》之按语云：
按，演唱摊簧，本干禁律，城内各茶馆既得贤有司严行示禁，想雷厉风行之下，原不难弊绝风清，但租界中如四马路鸿园等处仍阳奉阴违，未能禁绝，所望贤有司重申禁令，挽此颓风也。
在所载告示之后说明仍有人弁髦禁令，并点明违禁之具体地点，显而易见，《字林沪报》的采编人员正试图通过刊载禁毁示谕和按语以形成舆论监督，进而影响查禁。本编所收像这样加有新闻舆论式按语的告示有20余则，说明报刊媒介出现后，禁毁小说戏曲的表达形式开始具有鲜明的新闻舆论特色。并且还说明晚清报刊不仅仅是小说戏曲禁毁史料的主要载体，而且还作为一种舆论工具，直接参与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
（二）报载舆论，参与禁毁。
置身于弊窦丛生、危若累卵之时势的晚清报人，他们几乎一致地把挽风俗、启民智作为办报宗旨。早期《申报》的主要宗旨是“寓劝惩以动人心，分良莠以厚风俗”。[1]吴趼人办报之目的是“于政教风俗，多所绳纠”。[2]李伯元创办《游戏报》亦堂而皇之地宣称：“寓意劝惩”“无非欲唤醒痴愚”。[3]由于众多的晚清报人将正人心、挽颓风作为办刊宗旨，加上小说戏曲改良运动在清末发展成时代思潮，报刊与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遂水乳交融、不可剥离。
晚清以前，禁毁史料的主要载体为书籍，由于版刻印刷费时费力，生产周期过长，难以短期内形成新闻舆论。而禁毁信息的布告和宣讲，因受众有限，也不可能形成较广泛的新闻舆论。近代报刊短则日报，长则月刊，发行量大，出版周期短，报刊遂成为制造和发起新闻舆论的主要媒介。特别是伴随晚清报刊数量的增长和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舆论监督开始成为清末报界的主流新闻思想[4]。禁毁小说戏曲多被视为改良社会风俗的重要内容，其与晚清大多数报刊的宗旨相合。因此，晚清报刊在禁毁小说戏曲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汲汲以求、热心异常。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登载论说，制造舆论。本编共收集报载相关禁毁论说158篇，从内容上看，这158篇可大致分为三类：其一，认为有害无益、呼吁查禁，计130篇；其二，研讨禁毁之法，计7篇；其三，对禁毁活动予以评论，计21篇。可见，晚清报载禁毁小说戏曲论说的主体内容为制造禁毁舆论。报载论说所形成的舆论，有时会刺激官吏发起查禁活动。晚清上海频繁的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就与上海报刊舆论不无关系。其中，上海报载舆论与黄承乙禁戏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为显例。黄承乙于1883年11月至1885年6月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谳员，在任期间曾两次颁布查禁淫戏的示谕，具体查禁活动亦较频繁。1885年5月初，黄承乙传谕租界各戏园，“所有艳曲淫词一概不准演唱，如敢违犯，定予严惩”。5月4日，《申报》报道了该新闻，对黄承乙大加赞颂：
噫，沪上风俗之坏，至斯而极矣，得太守实心实力整顿一番，苟得持之有恒，则淫媟之风何患不能渐息？维持风化，太守真古之贤令尹哉！[5]
但是传谕之后，《申报》某主笔入园观剧，发现戏园将《杀子报》等改换名目，仍照演不误，于是撰写社论《淫戏难禁说》，希望黄承乙实力查禁：“此次谕条大抵循例奉行耳，况公堂示谕，何人不视为具文，岂独戏馆为然哉？太守亦何尝计较哉？吁！”[6]字林沪报馆则发表《论恶戏宜与淫戏同禁》，认为黄承乙谕禁淫戏，办理至当，但京班恶戏尤宜禁[7]。两篇社论刊登后，黄承乙“雷厉风行”，请值年领事加盖印信，饬差协捕梭巡各戏园，如遇违禁者，立即拿下，枷示游行[8]。但咏霓戏园误听人言，仍演《杀子报》，黄承乙遂饬差拘提该园司帐人杨映川，押候发落[9]。对于此次报载舆论参与查禁的效果，申报馆颇为满意：“顾淫戏一事，自本馆著为论说后，黄芝生太守已俯采刍荛，严行禁止。”[10]实际上，自1870年代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月楼风月案始，晚清报人已逐渐认识到报载舆论在参与社会事务中可发挥不一般的作用，晚清报载论说对禁毁小说戏曲问题关注始终，也是晚清报人欲借舆论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
2．新闻曝光，呼吁查办。自1870年代起，晚清中文报刊在本外埠有招聘新闻记者之举，像1876年申报馆招募外埠记者的薪金是“每月致送鹰饼四枚”，[11]即现银4元。为报馆采访新闻可以谋生，新闻记者在晚清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但晚清尚未出现新闻从业者培训机构，记者多是传统文人半道出家。晚清记者传统教育崇道义、济天下的学历背景，加上报馆挽世风、开民智的舆论需求，晚清报人习惯把时弊颓俗严加纠弹，报刊对违禁戏曲的演出及违禁小说的出版予以曝光的报道即为晚清报人纠弹时弊、维持风俗之表现。如：
花鼓戏久干例禁，今闻四明公所后之荒地上又有男女在彼演唱如《双望郎》《拔兰花》等出，种种淫亵，声口不堪入耳，虽听者半系肩挑负贩之流及乡村妇女，然伤风败俗，莫此为甚，愿地方官及早禁止也[12]。
此则新闻将违禁戏曲演出的地点、剧目予以报道，最后呼吁官府及时查禁，这是典型的新闻曝光。再如：
刊刷淫书，本干例禁，故经苏藩宪通饬各属将著名淫恶各书一律劈板禁售在案，近闻又某姓在法大马路某里第三十七号门牌租借房屋，于晚间在彼刷印《肉蒲团》若干部，现已工竣，将次出售。夫《肉蒲团》何书？而某乃胆敢刊刷，想贤长官知之定当严为查禁也[13]。
这则新闻将违禁小说刊刻的准确地址及进展情况予以曝光，呼吁官吏查禁。本编收集此类曝光性新闻300余则，可见晚清报人欲挽回世风的拳拳之心。此类曝光新闻并非都是言之谆谆、听者藐藐之辞，有时也会对查禁产生实质性影响，特别是在信息传播灵便的城镇。例如1882年4月24日《新报》曝光上海租界戏园正在杂演《来唱》等七种小戏，两天后会审公堂谳员陈福勋即出示严禁，且示谕中按次序抄录了《新报》新闻所载的剧目及相关文字，陈福勋显然是看了《新报》新闻之后立即颁发禁令[14]。1908年夏，奉天各戏园搬演《珍珠衫》等违禁戏剧，经《盛京时报》报道后，“即由巡警总局谕禁演唱”。[15]慑于曝光新闻的舆论压力，此时甚至出现违禁者打击报复新闻记者之举，1897年3月16日，《字林沪报》记者因曝光上海新弄内凤裕茶园演唱摊簧一事，遭到该园主丁宝和的逞凶报复。报馆不得已，将此事登报声明，为记者撑腰[16]。说明报馆曝光在晚清小说戏曲禁毁中起过一定作用。
3．褒扬先进，批评落后。小说戏曲禁毁舆论在晚清的一大变化是：新闻舆论开始成为社会舆论的主体，新闻舆论监督开始在查禁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对查禁得力的官员予以颂扬、对查禁不力的官员予以批评是报人及报刊发挥舆论监督的主要表现。在报刊褒扬者中，汤斌、丁日昌、黄彭年等是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官员，其次有陈宏谋、裕谦、谭钧培、宗源瀚等，这些封疆大吏皆有过颁发示谕、发起大规模禁毁小说戏曲之举。例如《字林沪报》刊载《禁淫书原始》褒扬道光十年江苏按察使裕谦、苏州知府汪忠增永禁淫书淫画：“积年毒焰几于扫灭一空，譬之拔云雾而见青天。二公之大功欤！抑合省之快事也。”赞扬丁日昌的禁毁效果：“终丁公任，吴下肃然。”赞美黄彭年查禁淫书：“风声所树，同挽狂澜，真三吴士民之福哉！”[17]在另一篇社论中，字林沪报馆认为汤斌等人堪称禁毁之楷模：“是故历来江苏贤大吏如汤文正公、陈文恭公、裕终节公，近世如丁雨生中丞、黄子寿方伯，莫不以严禁淫书为务，集资收买，其法备至。”[18]报载舆论之所以将丁日昌等人念念不忘，目的很简单：制造新闻舆论，让晚清官吏效仿贤宦，严申厉禁。与之相反，查禁不力的官员则遭到报刊舆论的批评，常见的方式是在违禁新闻后用“不闻不见”“充耳不闻”“愦愦无闻”“无闻无见”“置若罔闻”“甘为聋瞆”“纸糊泥塑”等词语对有地方之责者予以批评，此类新闻在本编史料中触处可见，兹不赘。
（三）时效迅速，记载详尽。
在晚清，代表19世纪先进出版水平的石印、铅印技术开始在中国新闻出版界广泛采用，手动、畜力和蒸汽印刷机器也先后于19世纪在中国投入报刊出版。在轮船、火车、政府邮政的推动下，报刊“朝登一纸，夕布万邦”[19]、“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20]渐成现实。同时，商品经济的经营理念也被引入晚清报刊的出版发行之中，派报处、分馆、民信局、报刊广告、电报在新闻出版发行中日渐发挥重要作用。晚清报载小说戏曲资料的采编、传播和影响在报刊商品及媒介特性的双重作用下，刊载和传播更迅捷、更广泛。本埠的查禁新闻一般第二天即可见报，外埠的查禁活动也可在较短时间内被登载传播。例如，1882年4月3日，苏州葑门外黄天荡地方于国制期内迎赛演剧，地方官饬差封禁，并将戏台拆卸，5天后，上海《新报》就报道了该新闻[21]。1896年1月19日，江宁府首县上元和江宁两县知县会衔整顿风俗，禁卖淫词小曲，6天后该示谕即见于《新闻报》[22]。可见，报刊趋时好新的媒介特点，决定了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相比书载史料而言，反映事件的时效更快捷。
报载新闻，一般包含人物、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而且报刊还可以作跟踪报道和深度报道。因此，相比书籍，报刊史料一般更加细致详尽。由于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多是热点新闻，报刊对时新资讯的需求使得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大多从起始到结束都较详细地被报刊报道。例如，1900年上半年，上海地方官发起一场较大规模的禁毁小说运动，代理上海知县戴运寅、公共租界会审谳员翁延年各开列小说30余种，出示严禁[23]。《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报载新闻较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查禁活动的缘起和执行情况。原来，此次查禁活动是由杭州士绅樊达璋、许之荣等人联名禀请浙江学政文治通饬各属查禁小说，文治还移知江苏巡抚转饬上海道台照会租界领事，一体查禁[24]。只有综合这些报道我们才能明白，为何浙江学政禁毁小说要辗转波及到上海？盖其时上海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中心，转饬上海严禁乃是以绝根株之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士绅在小说戏曲禁毁中的发起作用，还可以看出租界的小说戏曲禁毁需要通过外交手段这一半殖民地特性。报刊的跟踪报道还将一些查禁活动从起始到结束详细地记录下来。例如，1909年2月27日，上海大马路松鹤楼茶肆演唱花鼓，店主董阿庆被法捕房拘案判罚，该案直到同年6月28日才讯结，董阿庆因无力缴纳三百元罚金，被处以坐牢两个月相抵。在四个月里，《申报》从案发、反复审讯到结案一共用了8则新闻报道了该事件。一些禁毁小说戏曲活动的前因后果，非综合多种报刊报道不能明其详。例如，1904年5月军机处查禁《新小说》等书刊之际，对禁令或查禁活动予以报道的报刊有《申报》《游戏报》《大陆报》《警钟日报》《大公报》《京话日报》《中外日报》《觉民》《天津日日新闻》等，其中进行跟踪报道或评论的有《申报》《大公报》《警钟日报》等，综合这些报刊，我们对该次查禁的原因、经过和效果能有较详尽的了解[25]。
（四）来源广泛，可窥全貌。
1870年代以后，近代报刊逐渐为国人所接收，特别是1896年以后，国人成为办报的主体，各主要城镇报馆竞设。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也就分布在华夏大地较广泛区域的报刊上。本编禁毁史料涉及的晚清报刊74种，分布于22个城镇。由表1可见，其报刊北从哈尔滨、长春、沈阳，南至台北、澳门、昆明，西至成都、重庆、兰州，皆有分布。由于晚清报刊在主要外埠皆招募有记者，而外埠记者的新闻采编活动，将广阔区域的禁毁小说戏曲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递到报馆。可以说，在晚清，只要有报刊或记者之地，就会有关于禁毁小说戏曲的相关报道。本编收集官方禁令共计299则，其余1356则查禁活动报道则来自更广泛的地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数量和地区分布上讲，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是了解晚清禁毁小说戏曲相关问题的首要文献。
在近代化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推动下，晚清报刊不仅报道了国内的查禁新闻，对于国外的小说戏曲查禁活动也有所报道。如1896年3月7日《新闻报》以《禁演新剧》为题，报道了广东戏班在马来西亚大霹雳埠上演以1884年中法战争为题材的新剧，地方官以“于法人体面不雅”为由，出示禁止。1909年第2期《直隶教育官报》以《监督禁学生演剧》为题刊载了中国驻日本留学监督处颁发的禁止留日学生演剧的告示[26]。此外《知新报》报道了英国查禁小说的消息[27]，《申报》还刊载了葡萄牙禁演弑君题材戏剧的新闻[28]。总之，晚清报载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来源广泛，它们反映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较完整的历史原貌。
（五）新旧杂陈，个性鲜明。
本编史料在内容上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言蔽之，新旧杂陈。晚清伊始，中国文化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冲击，中国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近现代转型，“变”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趋势。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既表现出对传统的继承，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新变，本编史料即真切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兹举禁毁原因以说明之。
就禁毁原因而言，清代前中期的小说戏曲禁毁的主要原因分为违碍、诲盗、诲淫三种。诲盗和诲淫仍是晚清禁毁小说戏曲的主要原因，像《西厢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仍数次遭到禁毁。至于违碍，即种族之虞的原因在晚清已经式微，而携带新思想、呼吁社会变革类的小说戏曲则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担忧，并被查禁，如1904年5月军机处发起的对《新小说》等书刊的禁毁，1905年5月上海道台对宣传革命小说《洗耻记》的查禁等，说明结合时势，禁毁原因亦在嬗变。不尽如此，作为半殖民地政府，清政府还会慑于列强淫威，对内容涉外的戏剧予以查禁。如1892年2月20日，温处道李光久道台函谕永嘉知县邵禀经，出示严禁酬神会戏扮作西人模样[29]。1905年9月25日晚，松江府中学堂为纪念孔子诞辰演戏，其中有《美利坚虐待华人抵制美货》及《芬兰国被俄所灭》两出，学务处获知后致电松江知府田庚，申斥以儆[30]。1908年，福州平讲小戏班开演以古田教案为题材的新剧，英国领事照会洋务局通饬严禁[31]。1909年，北京梨园排演以法国占领越南、宣传爱国题材的新剧《越南亡国惨》，尚未上演，被法人探悉，函请警察禁止[32]。这些说明，晚清禁毁小说戏曲原因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受制于人的独有特点。此外，晚清小说戏曲禁毁还和开民智紧密相关。在清末启蒙运动中，传统的小说戏曲被视为滞碍民智进步之根源，“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33]“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未始不坐是”。[34]古典小说戏曲、尤其内容是包含神仙鬼神等迷信内容的小说戏曲成为舆论打压、官绅查禁、志士改良的对象。如1900年9月4日《申报》刊载《续务实说》，认为义和团“假托神鬼附体，枪炮不入，书符诵咒，如醉如狂”等愚昧信仰是中了小说戏曲的毒，“此皆中毒于演义小说诸书，故深信不疑，一成不易也”。1901年7月12日《申报》刊载的《迪民智以弭北乱论》也是一篇禁毁舆论代表，其中云：
直隶一省，枕山面海，地方数千里，平原旷野，广漠无垠，其民风蠢愚而强悍，闾巷游手好闲之子，往往持弓跃马以为豪。稍知文义者，又喜观古今小说，如《封神传》《西游记》《水浒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绿牡丹》等书，凡涉鬼神荒谬之谈，豪猾嚣张之概，皆眉飞色舞，津津而乐道之。至梨园所演各武剧，钲鼓动地，尘埃张天，观者方倦而思卧，而彼中人则无不狂声喝采，喧阗若雷，一若王三太、窦二墩之真有男儿好身手，可以纵横无敌者。盖其性蠢愚，则一切怪奇之说，人知必无是事者，彼则深信不疑；其性强悍，则一切兵刃之危，人方趋避不遑者，彼则轻蹈不惧。此固禀姿使然，而非人力所易转移者。
此两篇社论刊载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际、小说界革命发起之前，可注意的是该舆论已经将北方民风蠢愚而强悍的原因归结为喜观鬼神强梁类小说戏剧之故。说明在小说界革命正式发起之前，舆论开始关注小说戏曲与中国民智不开之间的关系。在清末小说戏曲改良运动中，呼吁禁止和改良神仙鬼怪类小说戏曲的舆论此起彼伏，并且官方对此类小说戏曲还落实到查禁行动上。1905年，巡警部禁止北京各书棚演说奸盗邪淫小说，“另编各种忠君爱国开化民智小说逐一发给，令其逐日演说”。[35]清末北京警厅已经把查禁迷信戏作为戏园演戏管理的重要内容[36]。据报道，清末京津地区包含神仙鬼怪内容的小说遭到警察的严厉查禁：“京津一带自设巡警以来，所有迷信之曲词戏本以及小说等书，凡托鬼神以演义者，一概出示禁止，戏本勿得开演，小说不准售卖。”[37]总之，相比清代前中期，晚清禁毁小说戏曲的原因具有诸多时代新特点。此外在查禁力量、审判方式、查禁形式等方面，晚清禁毁小说戏曲也发生诸多变化，其内涵也值得探究。
二 文献价值
本编史料是时人记时事，禁毁新闻是报馆记者通过多种途径采访而来，社论、评论则是报馆主笔或时人对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因此，本编史料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较具文献研究价值，兹举数例：
（一）小说戏曲名目史料：具有补正晚清小说戏曲名目的作用。
本编史料涉及的小说，除其重复和重名，共计80余种，戏曲剧目共计340余种。这些小说戏曲名目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补已版小说戏剧目录书之遗漏。如《高伶彩云小说》，该小说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刘永文《晚清小说目录》等皆未著录。1900年4月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谳员翁延年开单查禁《金瓶梅》等29种小说时提到：“自示之后，立即将所有后开应禁各淫书，以及近日新编《高伶彩云小说》，俚句两本，连同底本一律销毁。”[38]据推测，该小说应是以轰动一时的伶人高彩云奸占宦妾案为内容，根据1901年的禁令，该小说又名《风流案》[39]。像《袁项城》小说诸家目录也未著录，据报道，这部小说1909年由天津河北大胡同振华书局印售，“其中所载各事均系抄录上海某报无根之言而成”，因“皮书袁太保之名，词中并直指御名，实属荒谬”，[40]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亲赴天津与直隶总督陈夔龙面商禁毁之策，遂由巡警道与日领事交涉，以千元之价将该书购入焚化[41]。再如《瑞青天》，诸家目录亦皆未著录。这部编撰于1910年的小说因内容关涉湖广总督瑞澂，瑞澂特饬巡警搜获该书板及书籍数百部，并将作者俞上林解送巡警局惩处[42]。至于戏剧名目，亦有不少补遗，如《大少拉东洋车叫出局》《恶棍张桂卿强奸乡妇》《芬兰国被俄所灭》《狼心狗肺》《美利坚虐待华人抵制美货》《尼姑养儿子》等晚清曾遭禁剧目可补已版近代戏剧目录之遗。
2．厘清清代小说戏曲的异名现象。改换小说和戏剧名目是逃避查禁的常见策略。不少小说戏曲名目屡经改易，名称竟多至10余种。改换名目给小说戏曲研究带来不少麻烦。例如，《红楼梦》被上海书局改名《金玉缘》为人所知，但被改名《幻梦记》则阙然无闻。1887年9月16日，上海县知县蒯光华访闻有人将《红楼梦》改名《幻梦记》，“绘图题词，精其板式，广为销售”，遂出示查禁销毁[43]。又如，1868年丁日昌查禁淫词开列有《日月环》小说，但它的另一名称则是《申报》一则《英界公堂琐案》提到的，1896年苏州书贾张根堂将《日月环》改名《碧玉环》，捆载来沪销售，被包探赵银河查获，连人带书解送公堂惩办[44]。再如，《无稽谰言》1838年遭到禁毁，1903年，上海书局将其改名《夜雨秋灯续录》刊印出售，此前，1896年11月9日《申报》一则开单禁令提到它被改名为《欢喜奇缘》，而《欢喜奇缘》目前学界仅知道它是《欢喜冤家》的改名。可见，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对厘清晚清小说戏剧的异名现象不无小补。表3和表4分别是根据本编史料整理的《小说戏剧同书（剧）异名表》，可见一斑：
表3 本编史料中的小说同书异名统计表
表4 本编史料中的戏剧同剧异名统计表
（二）地方戏曲史料：研究晚清地方戏发展演变的重要文献。
本编史料涉及最多的剧种是地方戏曲，诸如宁波串客、髦儿戏、花鼓戏、采茶戏、蹦蹦戏、莲花落、东乡调、滩簧、香火戏、黄梅调等等。其中一些后来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剧种或曲艺，如宁波串客是甬剧的前身，蹦蹦戏和莲花落是评剧的主要源头，东乡调发展为沪剧，扬州香火戏是扬剧的主要来源。过去，这些地方戏曲史料，多是根据老艺人的回忆整理而成。而且截止目前，学界尚未对近现代报刊所载的这些地方戏曲资料作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本编史料中涉及各地方戏曲资料无疑是研究近代地方戏曲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它们不但有助于了解近代地方戏生存发展状况，其中一些如深入研究，还可改变我们既有的认识。兹举一例，当前，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扬州香火戏伴奏乐器仅用锣鼓，“（香火戏）音乐伴奏不用管弦器乐，只用大锣大鼓，所以又叫‘大开口’”。[45]“（香火戏）没有吹、弹、拉的乐器”。[46]“扬州香火戏不用丝弦乐器，只以大锣大鼓伴奏。……香火戏因曲调单调，又没有吹、弹、拉的乐器。”[47]《江苏戏曲志·扬州卷》也说香火戏“仅以锣鼓伴奏”。[48]等等，不一而足，皆指出扬州香火戏仅用锣鼓伴奏的演出特点。但晚清《申报》所载有关扬州的一则禁戏舆论告诉我们，至19世纪末，扬州香火戏已有使用管弦乐器伴奏之举：
每届中元，居民咸醵资延缁流羽士，释放瑜伽焰口，赈济无祀孤魂，月之中旬为最盛，盖亦习俗相沿也。今岁各居民花样翻新，皆雇香火，登台演唱。香火者，即江南之巫觋也。金铙法鼓，一变而为俚语村歌，巷尾街头，触目皆是。而香火因生涯陡旺，遂亦兴高采烈，踵事增华，向不过一钲一鼓者，今则丝竹管弦，袍笏咸备。本坊有庙宇，即假庙内戏台，无庙即择旷地搭台开演，清歌妙舞，粉面带颊，俨然与梨园子弟无异[49]。
这则资料所说“向不过一钲一鼓者，今则丝竹管弦，袍笏咸备”，说明19世纪末，扬州香火戏伴奏乐器除锣鼓之外，开始出现管弦乐器。尽管仅凭这一则资料否定扬州香火戏仅用锣鼓伴奏之通说稍显武断，而香火戏使用过管弦伴奏的更多证据仍有待发现，但至少这则史料可以提醒我们对香火戏仅用锣鼓伴奏之定论持审慎态度。
具体而言，本编史料宁波串客史料100余则（篇）、髦儿戏史料40余则、莲花落（落子）史料30余则、蹦蹦戏史料30余则、采茶戏史料20余则、香火戏史料5则，其中尤以花鼓戏史料及滩簧史料为最，大有俯拾即有之慨，兹不赘列。笔者相信，这些史料将有助于这些地方戏的了解和研究。
（三）戏曲演员史料：晚清艺人演出活动的稀见记录。
本编还收集了不少晚清戏曲演员演出时的遭禁史料，诸如王石泉、牡丹花、王幼香、杨月楼、徐云标、林四龄、林步清、李文斌、谢少泉、丁少坡、朱耀笙、王绶卿、陆菊芬、小金凤、九思红、花宝卿、莺莺红、杜云卿、小白菜、姜桂喜、郝凤英等。由于晚清从业戏曲仍被视为贱业，关于这些演员演出的文字记载十分稀少，笔者所见有关他们的史料，虽不成系统，但不无价值。例如，从谢少泉、丁少坡、朱耀笙、王绶卿等在沪上茶园弹唱《玉蜻蜓》和《倭袍记》而被查禁的报道可以获知清末民初苏州弹词名家结伴到上海谋生的史实，其或对弹词不同流派相互促进发展产生影响。又如，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和方家骥、朱建明主编《上海昆剧志》等著作将晚清著名甬昆演员徐云标的卒年定于1900年，但是一则关于宁波禁止夜戏的报道显示，至少1901年11月，徐云标仍在英租界宁波伶人新开雅仙戏馆中演出[50]。再如，李文彬编演《杨乃武与小白菜》，吴宗锡主编《评弹文化辞典》解释为：“亦称《奇冤录》《余杭奇案》《杨乃武》。长篇弹词。民国初年李文斌据清末实事编演。”[51]有研究者认为：1911年冬浙江籍弹词艺人李文彬惨淡经营、苦心构撰成长篇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当时亦称《余杭奇案》、《奇冤录》）。[52]1910年12月22日《申报》以《弹唱淫词》为题报道云：
邑庙豫园得意楼茶馆下堂近雇无赖李文彬弹唱《奇冤录》淫词，事为东二区钱副巡官查悉，于昨日饬派巡警前往阻止，讵李正在上台弹唱，兴高采烈，置之不理，该巡警遂至台上将李拖下，立即带区留候，饬传茶馆主到区讯罚。
根据这则查禁新闻，至少1910年12月，清末民初弹词名家李文彬（即李文斌）已经完成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弹词的编写并开始演出。因此，将该弹词编演时间断年于1911年或“民国初年”皆有误。等等，不一而足。
（四）违禁判罚史料：违禁小说戏曲审判的珍贵档案。
清代对违禁小说戏曲处罚的科条著在法典，言之甚明。《大清律例》卷三十四规定：当街搭台演唱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查禁不力的保甲，“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对于违禁小说，大清律例规定，刊刻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千里；买看者杖一百”。[53]这两则史料常为研究者征引，以说明清代对违禁小说戏曲判罚之严酷及泛刑法化特征。但是已出版的禁毁小说史料编著，皆不见收录官方对民间违禁者予以判决的审判档案史料，如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收录《雍正六年郎坤援引小说陈奏革职》《雍正六年七月江西清江县知县牛元弼以张筵唱戏被参》等8则关于官员违禁的处罚史料，而于普通百姓违禁判罚史料则未见收录。清代是否有民众因小说戏曲违禁而受到官方惩处？其处罚是否遵照《大清律例》之规定执行？其审判方式具有哪些特点？这些都是我们探讨清代禁毁小说戏曲时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而欲将这些问题引向深入，非有新材料的发现不可。因此，本编收集的190余则官方对违禁小说戏曲予以判罚的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它们有助于了解晚清违禁小说戏曲判决的特点和演变，对近代文艺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研究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例如，由晚清报载违禁小说戏曲判罚史料可见，晚清官方对违禁小说戏曲的判罚皆未依据《大清律例》规定的流、杖、徒等刑罚，而是男性违禁者处以笞刑和枷示，女性违禁者多判以掌颊，并且从20世纪初开始，罚金开始代替笞刑被普遍地采用，而警察也开始成为小说戏曲检查的专职力量。而这其中就包含着近现代文艺管理制度的萌芽和传统法制的近现代转型，值得注意。
（五）论说式禁毁舆论：丰富了晚清小说戏曲理论资料。
本编收集报载禁毁论说158篇，除录取的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独秀《论戏曲》等少数篇章的相关内容外，其余尚未为诸家晚清文论编著所收录，这150余篇文论可以丰富晚清小说戏曲理论资料，有助于我们梳理晚清禁毁小说戏曲的理论特点、禁毁理论与晚清小说戏曲理论近现代转型的关系、禁毁与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例如，表面上看，晚清禁毁小说戏曲与小说戏曲跃为“文学之最上乘”之间似乎存在矛盾。实际上，二者在终极目标、思维角度、论证方法等方面皆多有相同或相通之处。诸如小说戏曲的禁毁者和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都希望通过小说戏曲来调控民心风俗，都希望精选小说戏曲的内容以哺育民众，都认为小说戏曲尤其是戏曲是当时社会传播最广和感人最深的媒介，都极力论证小说戏曲在教化民众中具有的所谓巨大作用，等等。正如1889年《字林沪报》一篇题为《移风易俗莫善于戏说》的社论所云：“居今日而欲移风易俗，颇有一极简便极容易之妙法，惟取其所以败害风俗家喻户晓者，反其道而行之，对其病而药之耳。”[54]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一定程度上讲就是禁毁小说戏曲“反其道而行之”的产物。喋喋不休的晚清报载禁毁小说戏曲理论实际上属于晚清文论近代化转型的范畴，许多篇章甚至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理论的特殊组成部分。
当然，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并非尽善尽美，瑕疵主要表现为：一、晚清访事打听采访新闻，于人名等时常无由核对，同一人物而异名现象突出，如“沈榕青”“沈榕卿”“沈荣青”皆指晚清一位参与禁戏的芜湖保甲局总办，宁波知府庄人宝号“兼伯”，《申报》每次报道作“坚白”，等等；二、由于访事的关注度转移或报刊版面有限以及报刊缺佚等原因，一些查禁事件未见连贯报道；三、由于快速编排出版，错讹字相对较多。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时应稍加注意的。多年来，发掘报载史料、开展媒介研究已成为近现代文学艺术研究中的显学。截止目前，大多数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域。笔者相信，本编史料的公开出版，一定会对晚清小说戏曲及社会文化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尽管如此，由于晚清报刊浩繁，笔者才疏，虽始终怀揣对学术敬畏之心去辛勤耕耘，其中罅漏肯定不少。不足之处，幸读者不吝赐正。
张天星
2015年4月3日于临海
[1] 《本馆自叙》，1872年9月9日《申报》。
[2] 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3] 《论〈游戏报〉之本意》，1897年8月25日《游戏报》。
[4] 参见拙文《新闻舆论——晚清谴责小说兴起的重要动力》，《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4期。
[5] 《严禁淫戏》，1885年5月4日《申报》。
[6] 《淫戏难禁说》，1885年5月12日《申报》。
[7] 《论恶戏宜与淫戏同禁》，1885年5月5日《字林沪报》。
[8] 《查禁淫戏》，1885年5月17日《申报》；《禁演淫戏》，1885年5月18日《字林沪报》。
[9] 《违禁被拘》，1885年5月19日《申报》。
[10] 《维持风化议》，1885年7月13日《申报》。
[11] “访请报事人”广告，1876年2月22日《申报》。
[12] 《复演花鼓戏》，1880年5月31日《申报》。
[13] 《淫书又见》，1894年10月15日《新闻报》。
[14] 《优伶梗令》，1882年4月24日《新报》；《谕单照录》，1882年4月27日《申报》。
[15] 《淫戏宜禁》，1909年5月23日《盛京时报》。
[16] 《诲淫逞凶》，1897年3月17日《字林沪报》。
[17] 《禁淫书原始》，1890年7月22日《字林沪报》。
[18] 《报纪蔡太守查禁淫书事书后》，1892年8月23日《字林沪报》。
[19]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
[20] 解弢，《小说话》，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版，第116页。
[21] 《演戏封禁》，1882年4月8日《新报》。
[22] 《整顿风俗》，1896年1月25日《新闻报》。
[23] 《示禁淫书》，1900年3月25日《申报》；《示禁淫书》，1900年4月10日《申报》。
[24] 《请禁淫书》，1900年3月18日《申报》。
[25] 参见拙文《清末查禁〈新小说〉的原因及效果探析》，《宁波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6期；《晚清军机处发起大规模查禁书刊的时间辨证》，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文学研究》第19辑。
[26] 《监督禁学生演剧》，《直隶教育官报》第2期，1909年3月6日。
[27] 《禁售淫书》，《知新报》第61册，1898年8月8日。
[28] 《葡国禁演弑王故事》，1909年3月3日《申报》。
[29] 《弭患无形》，1892年3月12日《字林沪报》。
[30] 《电禁学堂演戏》，1905年10月4日《中外日报》。
[31] 《英美领事照会禁阻演戏》，1908年1月7日《申报》。
[32] 《法畏中国民气发涨》，《正宗爱国报》第954期。
[3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
[34]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7月15日。
[35] 《禁演淫邪小说再志》，1905年12月25日《津报》。
[36] 《查禁淫戏及迷信戏》，1906年7月21日《津报》。
[37] 《禁止妇女入庙烧香》，1907年2月1日《津报》。
[38] 《示禁淫书》，1900年4月10日《申报》。
[39] 《查禁淫书》，1901年9月28日《申报》。
[40] 《严禁销售〈袁项城〉之小说》，《广益丛报》第205期，1909年6月17日。
[41] 《〈袁世凯〉之价值》，1910年7月11日《天铎报》。
[42] 《瑞青天小说被禁》，1910年11月30日《申报》。
[43] 《禁售淫书》，1887年9月18日《申报》。
[44] 《英界公堂琐案》，1896年4月19日《申报》。
[45] 王鸿，《扬州散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46] 朱福烓，《扬州史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47] 苏保华，《扬州文学镜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
[48] 《江苏戏曲志》编委会编，《江苏戏曲志·扬州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49] 《竹西凉月》，1898年9月11日《申报》。
[50] 《十洲新曲》，1901年11月28日《申报》。
[51] 吴宗锡主编，《评弹文化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52] 潘讯，《苏州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研究》，苏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7页。
[53]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54] 《移风易俗莫善于戏说》，1889年6月14日《字林沪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