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第一阶段
严复于1854年1月出生于福建闽侯的士绅家庭，高祖父严焕然在嘉庆年间曾中举人，曾祖父严秉符、祖父严秉忠，与父亲严振先均行医乡里。严复自幼便研读中国的经典，十一岁开始跟随同邑宿儒黄少岩求学，奠定了扎实的旧学底子。1866年他考上福州海军学堂，学习英文、数学、光学、天文学与驭船等。1871年毕业之后严复在军舰上工作了五年，去过新加坡、槟榔屿、日本等地。1877至1879年他被派遣到英国留学，研读海军。这时严复为了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与仔细探讨西人成功的秘诀，开始接触当时西方世界的重要典籍，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孟德斯鸠（Montesquieu）、边沁（Jeremy Bentham）、弥尔、达尔文（Charles Darwin）、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等人的著作。[1]严复对马克思主义似乎不感兴趣，当他在英国留学时，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正侨居英国，而且他的《资本论》第一卷（Das Kapital, 1867）已出版了十多年，也有一些关于此书的二手介绍，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对严复却毫无影响。[2]
严复对西方的认识在近代中国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亲历其地，也是直接阅读原典。这与清末像林纾等经由他人协助从事翻译，或像梁启超透过日文翻译来了解西方，有所不同。林、梁等人所译介有关西方的书籍，都经过他人选择、诠释，是转手之后的东西，他们所看到的西方自然有很大的自我想象的成分。[3]然而严复却对西方文化有直接的了解，他的思想没有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在清末他无疑属于少数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1879年严复自英国学成返国，返国之后他先后任职于福州船政学堂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然而却不受当局重视，他觉得此一遭遇与学习西学并缺乏功名有关[4]，因此兴起了重新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1885至1894年之间，他曾四度参加乡试，然而不幸都落榜。[5]由此可见，此一时期他虽然关心国家前途，但主要考虑的还是个人如何通过科举考试以谋发展。
注释：
[1]参见手代木有儿，《严复在英国（1877—1879）——对于西方民众存在方式的探讨》，《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47—60。日文版见《严复の英国留学：その轨迹と西洋认识》，《中国——社会と文化》，第9号（1994），页170—186。
[2]王栻，《严复传》，页10。王栻以为严复忽略马克思主义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出于“他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相混杂的世界观”。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德文本《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对英语世界的影响较小，第一个英译本要迟至1887年才问世，在此之前先有俄文与法文译本，严复忽略马克思的著作应该与此客观环境也有关系。在此感谢中研院社科所钱永祥教授在这方面对笔者的协助。
[3]有关日本文化对梁启超了解西方的影响，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森时彥、山室信一、佐藤慎一等人开始深入研究，这方面的介绍见黄克武，《欧洲思想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1期（1996），页36—45。其主要成果参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
[4]王蘧常，《严几道年谱》，页10，“先生自归国后，见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维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欲博一第，以与当事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汪荣祖则认为严复返国之后未能有所发展，原因之一是严复为鸦片烟瘾所困，见汪荣祖，《严复新论》，《历史月刊》，第89期（1995），页36—39。
[5]王蘧常，《严几道年谱》，页10—13。至1909年，严复57岁，宣统皇帝才钦赐“文科进士出身”，同上，页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