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 学术之需，时代之需
总体上看，中国考古学这一百年，基本上可以分为民国时代的近三十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出头，和《江汉考古》创刊以来的四十年，加在一起正好是一百年时间。大家也知道，这后四十年像刚才栾丰实老师说的，正好处于中国考古学的转型期，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心正“由原来的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向转移”（《东方考古·序》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这是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的思考。另一方面，诚如赵辉老师指出的那样，“此前阶段，若干权威大家设计好方法，由整个学科共同使用的情况，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这是对研究主体，即研究者群体状况的认识。对这样的分析，我个人是持赞同态度的，也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转型的一个鼓吹者。我在一些讲座中，认为如果从考古学史、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这后四十年开始进入“后大家时代”。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整个学界都必须准备迎接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断奶期”。
以前，夏鼐先生《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的一篇论文，几乎可以作为中国考古学史分期的重要标尺。但是这四十年，由于进入后大家时代，多元思维开始呈现，像刚才赵辉老师说的国际化，是不是可以说只是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进入了中国考古学学科的“黄金时代”？因为以前所谓进入“黄金时代”基本上指的是大发现的时代，而光是考古发现的累积本身恐怕还谈不上“黄金时代”，现在应该是思维更进一步的时代，思维更缜密、更深入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考古学有两大魅力，第一个肯定是发现之美，第二个我觉得是更值得我们骄傲的思辨之美。这思辨之美，更多地显现在这四十年。
在这样一个学术权威缺失、充满活力的变革时代，学界需要充分的讨论和思想的碰撞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从而推进学科的发展。而这个讨论和思想碰撞的窗口，就应该是期刊。
但是，尽管在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上，我们因转型而进入了“黄金时代”，但在期刊上，反而是健康的学术讨论、学术批评和争鸣缺少了，不如以前了。为什么？是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吗？肯定是有影响的。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的上半叶，曾经有很好的学术批评的氛围。在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种种社会思潮之后，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学术批评超出了学术的范畴，仍然有“大批判”式的火药味，整个学界做不到心平气和地探讨学术问题，往往“将正常的学术批评上升到私人恩怨”。二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只有好听的而没有批评，“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不少书评，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书商卖书的宣传广告一样”（孙华：《西南考古的现状与问题》，《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期刊上还缺少像欧美学界那样长篇的、真诚的、对事不对人的深度书评。
现在，包括《江汉考古》在内有许多名刊，越是名刊，越有顾虑、负担越重，作为读者，我们感觉考古期刊在思维层次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余地。在学科转型的过程中，学术刊物应该起到导向和引领的作用。除了具有示范意义的田野考古报告简报的选用外，不能再回避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了，不能再回避争鸣和讨论了，说得严重一点，不能再回避应有的学术责任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学科分支的不断细化，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碎片化”的倾向，从考古期刊看，我们的学科也不例外。对具体遗存、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当然不能偏废，但不应因追求四平八稳，怕讨论、怕争议、怕学术批评而仅有实证考据类研究的内容。期刊如果不站在时代的前列，就要被时代抛弃。
说起来，我们要怀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原文物》的前身《河南文博通讯》关于夏文化的讨论，引领了潮流，我们怀念早亡的《史前研究》，我们怀念转型前的《文物天地》，我们怀念《东南文化》一度的活跃，在当时都是引风气之先的。当然，它们的转型变化也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市场化的趋势息息相关。现在的《南方文物》，还不属于评价体系的名刊，至少比《江汉考古》要少一些“头衔”吧，但它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界一个现象级的存在。
以前在其他名刊的纪念会场，我也提出过，现在把它作为最后一句话，一个呼吁，就是期刊应该引领学科转型与发展的潮流。我们呼唤期刊上健康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这是学术之需，时代之需，是推进学科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1年3月20日
本文系“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暨《江汉考古》创刊四十年学术研讨会”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