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老师和他的三个孩子
银老师是我们村里的小学老师，本来姓张，但大家都称他银老师，大约张是村里第一大姓，姓张的老师也太多了，都叫张老师不便区分吧，人们便以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来称呼他。银老师是小学的校长，但我们并不叫他校长，而习惯叫银老师。他高高瘦瘦的，尖削的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只是总爱拉着个脸，显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让人又敬又怕。
银老师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孩，叫阿琳，老二老三都是男孩，也是我的好伙伴，分别叫阿军和阿民。兄弟俩虽然只相差两岁，但性格完全不同。哥哥阿军沉稳内敛，温顺懂事，弟弟阿民则十分顽劣，总爱欺负人，小伙伴们都有点怕他。不过，他从不欺负我，所以，和他在一起，心里竟有点小得意。
虽然打心底有点怕银老师，但有一段时间我确实经常上他们家。一来呢，兄弟俩是我特别好的伙伴，我们常常在一起玩耍。儿时玩的花样极为丰富，如果是在室内，尚单调些，普通不过是打扑克、下象棋、翻花绳之类；户外活动可就多了，像玩弹珠、叠纸飞机、打弹弓、掏鸟窝、捉迷藏、匡知了、打水仗，等等。二来呢，他家妈妈特别疼爱我，可能是因为我是个没妈的孩子吧。每每他们家蒸了馒头，或是擀了面，就会喊我过去一同吃。三来呢，银老师口里有讲不完的故事，那些故事是如此有趣，我们常常听得如痴如醉。当然，还有个原因也不得不提，他们的姐姐阿琳那时正上初中，出落得如花似玉，尤其是说话时，声音无比甜美，对我有无限的吸引力。遗憾的是，她大我三岁，那个年代，大三岁就像隔了一代人似的。在她眼里我就是小屁孩一个，根本不入她的法眼，所以从来不和我玩。我每次去了，也只能是偷偷瞟上几眼，饱饱眼福而已。她和我姐姐倒是同年，关系好得胜过亲姐妹，所以也常常来我们家玩，我就又多了偷偷瞟上几眼的机会。
夏天天热，入睡迟。一到晚上，常常无所事事，我就上银老师家找阿军阿民兄弟俩玩。正值棉花采摘季节，家家户户晚上都不得闲，要赶着将摘回来的棉桃剥出来。我家的地极少，父亲和姐姐就足够对付了，所以几乎不需我帮忙。但兄弟俩就跑不脱了，晚饭后，先得老老实实坐下来剥棉花，所以我常常和他们一起剥。有时去得早，就在他们家吃晚饭。普通不过是油菜焖饭，或是洋芋焖饭，就上三两小碗酱萝卜、杂拉巴子（注：湖北乡下人家自制的一种腌菜），吃得却香极了。
边剥棉花，银老师边开始给我们讲故事。常常不过是妖精、狐狸、鬼怪之类，妇人设计将狐狸装入瓶中烧死啦，田螺姑娘偷偷帮穷苦青年做饭洗衣啦，如此这些，印象确也不太深了。唯独崂山道士的故事一直记忆犹新，银老师每讲到道士那神话般的变月亮、变美女的功夫时，语气和神态也极夸张，极具表现力，仿佛那月亮和美女就在眼前。我们也常常听得呆痴过去，后来才知道这些故事多是聊斋里的。
有时也会讲抓特务的故事，那倒是我最爱听的。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号称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台湾派遣了大量特务千方百计搞破坏。一日，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发现桥上有一个人倚在栏杆上，半天都不动一下。战士觉得奇怪，就过去拍拍他的头，问道：“同志，你在做什么？”这一拍不打紧，战士感到哪里不对劲，用手一扯，耳朵竟然掉了下来，里面露出机器，正在“嘀嗒嘀嗒”地转。不好，定时炸弹！眼看爆炸时间将到，说时迟，那时快！战士抱起假人，奋力抛下桥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弹在水中爆炸了，而大桥安然无恙。这故事现在看来编造得实在太不高明，但那时我们却听得津津有味，每次听完，心中总会半天不平静，庆幸战士发现及时，敬佩战士勇敢机智，于是充满了对解放军的无限崇拜之情。另一个故事讲苏修特务的，情节更恐怖，好像有剥人皮割人头什么的，听来令人毛骨悚然，不过具体内容我倒是记不清了。
剥棉花终究是枯燥无味的，时间稍长就坐不住，便乘大人起身时悄悄逃离。那时农村搞“农业学大寨”，我们村是全国有名的红旗村，村里将各家的老房子拆除，统一建成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平房，屋顶不是盖着瓦，而是用砖和水泥砌成拱形，远远望去，呈现出一道美丽的波浪线，我们叫它“拱屋”。我们蹬着梯子爬到屋顶上，点上一盏煤油灯，玩起扑克。这比在屋里打牌凉爽得多，而且蚊子也少。扑克中的“A”家乡土话称为“尖”，但那时我刚从沔阳回来，口音有点改不过来，就老叫成“机”，每当我出这张牌时，就爱说“过机”。后来这句话成了兄弟俩的笑柄，远远见了我，就故意打趣道：“走，我们‘过机’去！”
有时我们并不玩牌，而是在屋顶上到处走动，因为一长排人家的屋顶都是相连的。蹿到熟悉的小朋友家屋顶了，便大声喊着名字，招呼他上来一起玩。房子前面种着一排水杉树，树干笔直，又不甚粗，离屋檐又近，我们常常无须梯子，直接从树干上下，真是神出鬼没啊！不过跑得快了，屋顶上“咚咚”的脚步声被屋内人听得清清楚楚。每次跑到银老师家屋顶时，就听到银老师厉声喊着：“不要乱跑！”银老师更多的不是嫌我们吵，而是担心我们从屋顶掉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