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中“东京”描写的异同
东京在话本小说中，是具体情节展开的背景。反过来，诸多作品也构成了东京的整体形象。前两节所论话本小说中的人物与时空背景就是东京整体形象的反映。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不同体式的小说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即使同样以东京为背景的小说，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把握话本小说的特点。
相对于娱乐化、商业化更强的话本小说，文言小说更接近史书传统，也就是所谓“野史”。而说话艺人也把熟悉文言小说如《太平广记》《夷坚志》等，当成必备的修养。与此同时，文言小说也成为话本小说重要的题材来源。
应当说明的是，文言小说之所以能成为话本小说的题材来源，与文言小说本身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宋代文言小说尽管颇受非议，但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即在题材上，文言小说的作者与时俱进，也描写了宋代城市生活。这种描写使得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具有了某种同步性。虽然唐代文言小说也较多地描写了当时的大都会[1]，但由于作者身份与趣味的文人化，相关描写也带有这样的特点或局限性。而宋代文言小说有所不同，在市井社会发展的事实面前，文言小说家们表现出了更开放的态度与眼光。
在宋代文言小说中，有关东京的故事不少。其中有些为话本小说采为本事，还有不少没有被袭用。如《李师师外传》对东京的描写，颇具现实性和政治性：
李师师者，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比长，色艺绝伦，遂名冠诸坊曲。
徽宗既即位，好事奢华，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绍述为名，劝帝复行青苗诸法，长安中粉饰为饶乐气象，市肆酒税，日计万缗；金玉缯帛，充溢府库。于是童贯、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园囿之乐。凡海内奇花异石，搜采殆偏。筑离宫于汴城之北，名曰艮岳，帝般乐其中，久而厌之，更思微行为狭邪游……
暮夜，帝易服，杂内侍四十余人中，出东华门二里许，至镇安坊。镇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余人，独与迪翔步而入。[2]
又如《夷坚志补》卷八《京师浴堂》：
宣和初，有官人参选，将诣吏部陈状，而起时太早，道上行人尚希，省门未开，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则浴堂也，厮役两三人，见其来失期，度其必村野官员乍游京华者。时方冬月，此客着褐裘，容体肥腯，遂设计图之。密掷皮条套其项，曳之入帘里，顿于地，气息垂绝，群恶夸指曰：“休论衣服，只这身肉，直几文钱。”以去晓尚遥，未即杀。少定，客以皮缚稍缓顿苏，欲窜，恐致迷路，迟疑间，忽闻大尹传呼，乃急趋而出，连称杀人。群恶出不意，殊荒窘，然犹矫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风耶！”俄而大尹至，诉于马前，立遣贼曹收执，且悉发浴室之板验视，得三尸，犹未冷，盖昨夕所戕者。于是尽捕一家置于法，其脍人之肉，皆恶少年买去云。[3]
外地人“乍游京华”，不知深浅，有时直如羊入狼群。《京师浴堂》就展示了东京极为凶险的一面。
《夷坚甲志》卷八《京师异妇人》则化实为虚，为现实生活涂抹上怪异的色彩：
宣和中，京师士人元夕出游，至美美楼下，观者阗咽不可前。少驻步，见美妇人举措张皇，若有所失。问之，曰：“我逐队观灯，适遇人极隘，遂迷失侣，今无所归矣。”以言诱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为他人掠卖，不若与子归。”士人喜，即携手还舍。如是半年，嬖宠殊甚，亦无有人踪迹之者。[4]
这一段描写，与上节所论话本小说中的东京元宵场景如出一辙。而接下来的描写，则颇类传统志怪小说。士人之友认定此女“非人类”，而葆真宫王文卿法师也看出士人身上“妖气极浓”，并以朱书二符授之，降伏此妖。虽然情节有类一般志怪，但描写此女“张灯制衣，将旦不息”和开封府初以为法师用妖术取民女，遣狱吏逮王师下狱等细节，仍具有现实性。
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四《龚球记》叙京师无赖龚球遭报应的故事：
时元夜灯火，车骑沸腾。球闲随一青毡车走。车中有一女人，自车后下，手把青囊，其去甚速。球逐之暗所。女人告曰：“我李太保家青衣也。售身之年，已过其期，彼不舍吾，又加苦焉。今夕吾伺其便走耳。若能容吾于室，愿为侍妾。”球喜，许之。[5]
但龚球却卷其财物而去，此女被拷打致死，而其鬼魂则向龚索命。
与宋元话本一样，涉及东京的文言小说有不少也把情节的时间节点放在了元宵，上面两篇是如此，其他如《夷坚志补》卷八《真珠族姬》叙真珠族姬被拐，也在“宣和六年正月望日，京师宣德门张灯”之际，正因为“贵近家皆设幄于门外，两庑观者亿万”，歹人才便于乘乱下手。又有《夷坚乙志》卷一五《京师酒肆》、《夷坚乙志》卷一六《赵令族》、《夷坚志补》卷一四《郭伦观灯》等，都在东京元夕的时空背景下展开世俗生活的描写。
由于有的文言小说为话本小说所袭用，两相对比，更可见彼此的相互关系。如洪迈《夷坚支景》卷三《王武功妻》，叙一僧人施展诡计，谋夺去某官员妻。《简帖和尚》故事与此颇相类，或即据此改编而成。在《王武功妻》中，背景描写十分简单：
京师人王武功，居韈柪巷。妻有美色。化缘僧过门，见而悦之。阴设挑致之策，而未得便。会王生将赴官淮上，与妻坐帘内，一外仆顶盒至前，云：“聪大师传信县君，相别有日，无以表意，漫奉此送路。”语讫即去。王夫妇亟启盒，乃肉茧百枚。剖其中，藏小金牌饼，重一钱，以为误也，复剖其他尽然。王作声叱妻曰：“我疑此秃朝夕往来于门，必有故，今果尔。”[6]
其中仅“京师”“韈柪巷”略示地域背景。而正如前文所引，《简帖和尚》中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东京市坊特殊的背景与人物，给读者的印象是，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情节的展开才有充分的合理性。且看其中僧儿传书一段：
……等多时，只见一个男女托个盘儿，口中叫：“卖鹌鹑、馉馉饳饳儿！”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馉饳儿。”僧儿见叫，托盘儿入茶坊内，放在桌上，将条篾篁穿那馉饳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馉饳儿。”官人道：“我吃。先烦你一件事。”僧儿道：“不知要做甚么？”那官人指着枣槊巷里第四家，问僧儿：“认得这人家么？”僧儿道：“认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袄上边，方才回家。”官人问道：“他家有几口？”僧儿道：“只是殿直，一个小娘子，一个小养娘。”官人道：“你认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儿道：“小娘子寻常不出帘儿外面，有时叫僧儿买馉饳儿，常去，认得。问他做甚么？”
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线箧儿，抖下五十来钱，安在僧儿盘子里。僧儿见了，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烦你则个。”袖中取出一张白纸，包着一对落索环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简帖儿，付与僧儿道：“这三件物事，烦你送去适间问的小娘子。你见殿直，不要送与他。见小娘子时，你只道官人再三传语，将这三件物来与小娘子，万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这里等你回报。”
在《王武功妻》中，只是很突兀地写了“一外仆”的传信。而《简帖和尚》却极为细致地描写了僧儿的身份：“卖馉饳儿”的。这种身份为他走街串巷，熟悉居民提供了方便。至于他卖馉饳儿时“将条篾篁穿那馉饳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见到赏钱“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等情态，都活画出一个油滑的小商贩的性格和心理。尽管这只是一个过场人物，但正是在这些细节上，东京的市井气息得到切实的加强。
宋代文言小说有关东京的描写是一个宝库，有的还为后世的话本小说所继承，如《夷坚志补》卷八《王朝议》记录了一个发生在东京的骗局故事，《二刻拍案惊奇》卷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就是据以敷演的。
总体而言，由于文言小说数量巨大，在有关东京社会生活的广度方面，远远超过了宋元话本小说，不少题材内容与人物都未见于话本小说。当然，受到语体的限制，文言小说的描写相对较为简单，在对东京市民生活细节的描写与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方面，都稍逊于话本小说。
[1] 参见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89页。
[2] 出自《琳琅秘室丛书》，作者不详。收入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程毅中编《古体小说钞》（宋元卷）、李剑国编《宋代传奇集》等。兹据《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911页。
[3] 洪迈《夷坚志》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625—1626页。
[4] 洪迈《夷坚志》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65页。
[5] 刘斧《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
[6] 洪迈《夷坚志》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9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