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再过一个星期准公婆就要与母亲见面了，我紧张地在客厅来回踱步，思忖着要不要事先给对方打个预防针。“我用不用先打个电话？”我打电话咨询了高中以来的人生导师安妮特。我反复祈祷，希望母亲能体面地出现在亲家面前，能在出门前洗个澡，能把车子停得远一点儿，千万别让男方家长看到她的小货车里堆满了垃圾。我希望他们看到的是那个我曾深爱的母亲，是那个我被寄养期间偷偷带我去上人体素描课的母亲，是那个在我住进托管治疗中心时，书被辅导员没收后带我去图书馆学习的母亲，是那个愿意开车载着我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开到华盛顿特区，只为参观一场摄影展的母亲。
“你之前跟他们提到过你母亲的情况吗？”安妮特问我。
我咬着嘴唇，盯着窗外，纽约西区的街道两旁种满了银杏树。“我一直跟他们说自己上的是寄宿学校。”
“埃米，你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
“准确地说是七个星期。”可是即便如此，留给我准备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我本以为两家人在婚礼彩排的晚宴上见个面，婚礼仪式后再其乐融融地拍张合影，以后便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了。我希望婆家以为我天生就是读重点大学的料，我结婚的消息理应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些当然不是事实，当初准备申请大学时，我有几天甚至找不到安身之所，到了晚上只能穿衣睡在车里。难道拜伦的父母感觉到了什么异样？我们刚要敲定婚礼细节，二老就买好机票说要来我老家看看。
“他们从来没问过你家里的情况吗？比如你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我能从安妮特的语气中感到些许不满，想象着电话那头拥有白皙皮肤、深色秀发的她此刻正一脸严肃。我仿佛又回到了高中时代。
安妮特究竟指望我告诉婆家什么呢？跟他们说母亲有积攒破烂的习惯吗？还是说她以前总是无端地给我吃药，目的是让医生相信她一切正常，而所有问题都是年少的我妄想出来的结果。我知道安妮特肯定会说，“你妈妈那是生病了，埃米”。多年来，我一直渴望长大后能拥有正常的生活，拥有理想的精神世界，可这一切对于当初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奢望。电话那头的安妮特没好气地继续说：“你不要再翻旧账了。”当然，婆家对我的家庭状况还一无所知。
“我就是想让他们直接见面，”我说，“他们怎样看待母亲，那是他们的事，我也没办法。”
“不！你千万不要那么做，你现在就给拜伦的母亲打电话，让他们有些心理准备。”
安妮特或许说得没错，万一婆家以为即将见面的亲家是一位普通家庭的正常母亲，结果却大跌眼镜，那问题岂不是更严重？
我挂了电话，一动不动地坐在摩洛哥地毯上，盘算着有没有什么理由不打这通电话。我总觉得，不管我跟他们说什么，仿佛都是对母亲的背叛。小时候我住在明尼苏达，母亲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我俩一致认为，当地除了几位医生，其他人都是没见过世面的白痴。之前，我每次提到家人，都会说同母异父的哥哥虽然没上过大学，但脑子非常聪明，还有我妈妈，差一点儿就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若不是造化弄人，她的人生不会像现在这样。母亲一直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一定能考上常青藤大学，我也不知道她哪儿来的信心。婆家要是能看到那时的母亲该有多好啊！
公婆一定要知道实情吗？一定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母亲，我这辈子就不会知道什么叫绝望吗？我希望自己忘记所有不堪的过去，包括我曾经住过的各种奇怪的地方，那时候，根本没人知道我的下落，没人知道我心中的悲凉。我希望小时候的生活就是每天刻苦学习，而事实不是这样。身处窘境的人有时真的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要想得到帮助，就得表现得毫无瑕疵，让人家觉得你有被帮助的价值，就连你受到的伤害都得恰到好处，绝对不能引起人家的不适。可即便如此，大人们依旧非常吝啬。不管是心理医生还是大学招生办的老师，他们对我们这种弱势孩子的态度只有一个：只要我们意志坚定，哪怕是被无视、被虐待，我们也能克服困难，成就更好的自己。现在的我痛恨装出一副“坚韧不拔”的模样，对于过去，我宁可保持沉默。
然而，我很难会对安妮特说“不”。我俩认识已经有十年了，她对当时身处困境的我提供了太多帮助。如今，我已经二十五岁，虽不再是十年前那个小女孩，却依然保持着取悦身边人的习惯，毕竟那是我从小到大的生存技能。
于是，我拨通了电话。
“喂，你好？”准婆婆的声音干净利落，吓得我差点儿尿裤子。
“嗨，克里斯蒂。”我颇有腔调地回应，想着先闲聊两句再进入正题。我们东拉西扯了半天，说到她跑步的日常，提到周末的音乐会，还约好一起去大都会歌剧院看演出。
“我想，嗯……我想跟您说说我妈妈的情况。”我低头看了一眼便利贴，安妮特已经帮我总结好了该说的内容，“我妈妈有强迫症，她会一直买东西、囤东西，这一点严重影响了我和她的关系，导致我十四岁时就离开家，住到了别处。”
说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真的有问题：我已经跟她的儿子在一起整整四年，跟他们共度了四个感恩节，我们四次圣诞节都约在阿斯彭滑雪，四个新年都聚在一起品尝鱼子酱，他们竟然对我的母亲没有一丁点儿了解。其实，不止婆家，就连我大学的朋友也对我的母亲一无所知，工作上的同事甚至以为我家境殷实，保不齐还住在坐拥湖景的豪宅里。拜伦是我打算共度余生的爱人，可就连他对我母亲的了解也只是一点儿皮毛。
我竭尽所能地让自己摆脱过去的生活：我搬去了曼哈顿，找了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每天都一丝不苟地涂抹医药化妆品以消除沧桑在我脸上留下的皱纹，我甚至在双颊注射了玻尿酸，不仅让整张脸看上去更加紧致，也让我一直紧咬的两腮放松了下来。我坚持每星期至少健身两次，终于练出了马甲线。我每天都坚持早起，周末也不例外。表面上看，我健康积极，做事高效，但事实是因为我不想让思绪回到过去，不想触景伤怀，所以才把日程安排得连一点儿休息时间也没有。
一星期后，我们先后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市。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她四十五分钟后赶到了饭店。见到她的一瞬间，我紧紧抓住了拜伦的手。“嗨，亲爱的！”她跟我打招呼时眼里闪着光。她应该多少还是捯饬了一下，头发虽然很油，但有刚刚梳理过的痕迹。她裤子口袋里塞着一个皮夹子，支棱着，非常明显，把本来挺宽松的裤腰撑得紧紧绷绷。裤腿依然肥大，垂在脚面，我注意到她脚上穿着一双男士的网球鞋。她凑近我，给了我一个拥抱，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潮乎乎的味道，“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就放在车里。”
没过多久，拜伦的父母也出现在饭店门口，比我们约好的时间提早了十五分钟。我的准婆婆穿着一件衬衣，涂着口红，戴着珍珠耳钉，打扮得非常精致，大概是想给亲家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之前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了她我母亲的心理问题，她不仅没有嫌弃，还向我打听了母亲的喜好。能嫁入这样善解人意的家庭，真是我的福气。
母亲伸出手，握手时一切正常，我提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如果不是近身拥抱，应该闻不到她身上的怪味。我们走进饭店，找到位置一一落座，我心里再次不安起来：不知道母亲会给婆家人留下什么印象，让人厌恶还是招人喜欢？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凭借自身魅力迷住了附近好几个医生。
我们点了餐，母亲拿起酒杯，凑近鼻子闻了闻，“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她很随意地问拜伦的父亲。
“我是软件工程师。”对方一直面带微笑，解释说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是工程师。
母亲赞许地点点头，“哇，一家子都是聪明人啊，说明你们家基因好。”她喝口水继续说，“我之前是一位犯罪现场摄影师，那份工作我整整做了三十一年，也许有人会觉得那工作很痛苦，但我做没多久就习惯了，其实人死的样子都大同小异。”
上菜了，母亲又开始讲她为海外儿童邮寄爱心包裹的事，“去年，我们送出了七百多双鞋子，不过还没送完，现在还有三车库存！”拜伦的父母开始一直保持着礼貌的微笑，不过后来我注意到他们有点儿心不在焉了，茫然地盯着餐厅的墙壁。圣诞儿童行动是一个慈善项目，活动初衷是教育美国儿童学会助人为乐、慷慨解囊，但母亲把这一义举说得像工厂生产似的，详细解释了她购进捐赠物资的成本，还说就算自己很会砍价，“一把剪子被我讲到了五毛钱！”还是架不住东西太多，她已经把大部分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都用在了慈善上。我一直紧紧抓着拜伦的手，他终于忍受不住疼痛，挣脱了出来。
“哇，您简直太了不起了！”未婚夫拜伦开了口。他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似乎彻底打断了母亲的思路，我看到她终于吃了一小口东西。
可是没想到，趁着拜伦停下来吃东西的工夫，母亲再次打开了话匣子。这次她换了个话题，除了购物，能让她滔滔不绝的还有我。“我的记性特别好，简直是过目不忘，”服务员在一旁把她的汉堡装进盒子，母亲继续道，“埃米也很聪明，这一点你们肯定都察觉到了，不过她也有犯糊涂的时候，申请大学时，竟然把自己的出生体重记错了！”我把手拿下餐桌，在桌子底下寻找拜伦的手，我必须抓住点什么，否则真怕自己搂不住火。
我想大声制止她，但知道不能这样做，毕竟旁边坐着未来的公婆。再说了，就算我发了脾气，母亲也不会当回事，只会觉得我是因为快来月经了，所以情绪才不稳定。于是，我依旧保持笑容，全程把嘴闭得严严的，最后只挤出了一句，“记错了又能怎样？”
母亲把脸转向拜伦的父母，继续道：“你可以问问你的老母亲啊！对吧？我当时就在你身边啊！”
她经常说这种话，仿佛外人都该相信她的话，不该只听我的一面之词。对此，我不想与她争辩。如果她想毁了我的人设，那简直是分分钟的事，虽然她并非出于恶意，但是是她的无心之失。她总喜欢讲述我不安分的少年时代，我想她是想借此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母亲吧。可于我而言，她不仅是在践踏我的隐私，而且还在歪曲事实。只是我不想生出事端，只好继续保持沉默。
…………
与婆家人告别后，我和拜伦把母亲送到停车场。我忍不住地回头张望，希望准公婆没有朝我们这边打探。母亲向拜伦抱怨警察一直找她麻烦，说她车里的东西太多，坐在驾驶位根本看不到后挡风玻璃。“不是还有后视镜吗！”她一边说一边打开车门，从里面飘出一股烂香蕉的味道。
“我没想到你竟然会来明尼阿波利斯办婚礼，”母亲一边说一边在一堆东西中间翻找，有塑料购物袋、爱心鞋子，还有她认为能给兵荒马乱中的儿童带去快乐的宠物玩具，“你俩为什么不在哈佛大学俱乐部办婚礼呢？拜伦，你祖父不是那儿的会员吗？”
“嗯，他是。”拜伦应道。我再次默默握紧拳头，拜伦低声对我说，“不管她给你什么，你都拿着，不喜欢的话，我们之后扔掉就是了。”
令我纠结的并不是她即将给我的东西，而是她已经给我的人生。太多次，我站在母亲车外，等着她把车后座清理干净，等着她把我从临时照看人那儿接走。每次，她都会拿什么东西给我——七个香体走珠、四个调色板、一盒压碎了的代餐饼干……仿佛这样可以掩盖她只能给我一车破烂的事实似的。
“我们真得走了，”我开口道，“婚礼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她似乎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
拜伦见状又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母亲转过身，眼里泛起了泪光，“你是我的骄傲。”她突然对我说。
我必须马上离开，不想让她看到我落泪或是发飙。
我跑回我和拜伦租来的车子那儿，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两家人见了面，婚礼如期举行，我又一次相安无事地结束了与母亲的重聚。等到婚礼结束，我又可以飞回纽约，在那里继续自己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可是，这所谓的安宁真的来之不易，虽然我已经功成名就，但内心依旧无比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