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老仲从社科院一家“顶级期刊”来到清华，不觉已有十几年了。这些年里，我们不但是《清华大学学报》配合默契的老搭档，也是双重意义上的同事，都一边做学报的工作，一边在人文学院教书。然而和老仲的投入相比，我在学报的工作只能算一份兼职，而他则可以说是全职做两份工作。这还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全职，而是两份安身立命的事业。我很清楚他在学报上付出了多少的时间、精力和热情，甚至一度有些担心，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繁重的学报工作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学者的发展。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不但把学报办得越来越好，成为全国学报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而且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上也成就斐然，在学者和主编这两重身份上都非常成功。令人佩服的是，他不但走出了一条具有典范性的“编辑学者化”路子，还在编辑工作实践中提炼出了学术，而且是一种“有思想的学术”，这本即将面世的书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在学术和办刊之间游刃有余的境界，绝非一般人可及，从期刊研究的视角看，他的经历本身，或许就值得做为个案来研究吧。

相处久了，在老仲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另外一种双重性。他是山东人，谦谦君子，待人温和，古道热肠，有真性情，和他在一起会有如沐春风的舒适感。我想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他的朋友特别多，无论在学界还是期刊界都有很高的人望。与此同时，他的性格里也有嫉恶如仇的一面，那是一种令人肃然的果决和威严，略约近于古人所说的“温而厉”。记得有一次，某位“名家”来稿，被我委婉谢绝后，很快又换了另一篇稿，虽然同样乏善可陈，但碍于情面，我只好找了一位严格的外审专家，希望通过曲线形式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没想到要送外审时，发现这篇让我纠结数日的稿子，早已被老仲直接退掉了。他看稿的眼光非常犀利，对本专业之外的稿子往往也能做出准确判断，遇到好稿不问来处，不拘一格，不合格的稿子，不管作者身份多高，他退起稿来都不留情面。

这两种反差很大的性格面向，在老仲身上毫不违和地统一起来。也正是这种双重性，型塑了老仲思考和写作的风格。前些年，他曾经在清华推动过一个系列的书评活动，组织学者和作者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一部重要的作品。那时他就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主张，倡导积极、健康、理性、严肃的学术批评。这部书稿恰恰可以看做他对这一主张的实践，破与立，刚与柔，勇与智，相反相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批评。

这些文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胆率真，一剑封喉，富于批判性。比如，他敢于批判学报困局背后的体制弊端（《体制与技术双重压力下的高校学术期刊》），追溯学报体制形成的历史根由（《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承载者》《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与学术期刊的裂变》），揭出期刊界种种颠倒的怪现状（《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关系之扭曲》《主辅颠倒：原发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抨击评价机制之荒谬（《量化评价扼杀人文学术》《学术评价机制混乱导致学术期刊评价无序》），痛斥评价机构的越位及其危害（《评价机构凌驾于学术期刊之上》《学术评价机构需要给予重新评价》），对学界和期刊界种种乱象之批判，切中时弊，入木三分。

与此同时，他的笔端又带有一种温情。那是他性格中的另一侧面，也来自他对学术的热爱，对期刊的关怀，对理想的坚持。以评价问题为例，尽管他对评价现状表达了诸多不满，但并非一味地批判和否定，而是肯定现有评价体制和评价机构的一些积极因素，并希望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来改善评价（《如何客观评价CSSCI》），他还对理想中的学术评价进行了初步建构（《学术共同体是建立公平公正学术评价的基石》）。对于学术期刊现状，他在批判中也有褒扬，其中既有对某种办刊思路和模式的肯定（《〈文史哲〉的独特道路：小综合、大专业》），也有对学术期刊中某一类文章的期盼（《学术评论：确立健康学术评价机制的基础）。再如数字化问题，他虽然对此有过忧思，特别是对数据库损害期刊利益表达过强烈不满（《学术期刊已被数据库牢牢绑架》），但更多是从期刊如何直面数字化时代出发寻找对策，甚至还在积极推动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实践（《域出版助学术期刊走向真正的媒体融合之路》）。此外，他还敏锐地关注到学界和期刊界的一些小事（《从博士论文抽取部分章节发表合情合理合法》《学术论文刊发前公示不可行》），这些事看起来虽不大，但却关乎学者和期刊人的切身利益，当大家熟视无睹或习惯性沉默时，他却站出来为民请命，冷峻的表达难掩内心的温度。

书中写到了两位期刊界的友人——张耀铭和朱剑，分别被老仲戏称为期刊界的“带头大哥”和“最强大脑”。这两位期刊“大佬”也是我素来尊敬的朋友，依我对他们的了解，用这两个词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其实，老仲本人也兼有“带头大哥”和“最强大脑”这两种特质，这些人物荟萃一时，是期刊界之幸。期待在他们和期刊同仁共同努力下，办刊环境和学术生态能得以不断改善，也期待在下一个十年里，能看到更多这样犀利而不失理性和温情的批评文字。

罗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