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仲从社科院一家“顶级期刊”来到清华,不觉已有十几年了。这些年里,我们不但是《清华大学学报》配合默契的老搭档,也是双重意义上的同事,都一边做学报的工作,一边在人文学院教书。然而和老仲的投入相比,我在学报的工作只能算一份兼职,而他则可以说是全职做两份工作。这还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全职,而是两份安身立命的事业。我很清楚他在学报上付出了多少的时间、精力和热情,甚至一度有些担心,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繁重的学报工作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学者的发展。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不但把学报办得越来越好,成为全国学报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而且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上也成就斐然,在学者和主编这两重身份上都非常成功。令人佩服的是,他不但走出了一条具有典范性的“编辑学者化”路子,还在编辑工作实践中提炼出了学术,而且是一种“有思想的学术”,这本即将面世的书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在学术和办刊之间游刃有余的境界,绝非一般人可及,从期刊研究的视角看,他的经历本身,或许就值得做为个案来研究吧。

相处久了,在老仲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另外一种双重性。他是山东人,谦谦君子,待人温和,古道热肠,有真性情,和他在一起会有如沐春风的舒适感。我想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他的朋友特别多,无论在学界还是期刊界都有很高的人望。与此同时,他的性格里也有嫉恶如仇的一面,那是一种令人肃然的果决和威严,略约近于古人所说的“温而厉”。记得有一次,某位“名家”来稿,被我委婉谢绝后,很快又换了另一篇稿,虽然同样乏善可陈,但碍于情面,我只好找了一位严格的外审专家,希望通过曲线形式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没想到要送外审时,发现这篇让我纠结数日的稿子,早已被老仲直接退掉了。他看稿的眼光非常犀利,对本专业之外的稿子往往也能做出准确判断,遇到好稿不问来处,不拘一格,不合格的稿子,不管作者身份多高,他退起稿来都不留情面。

这两种反差很大的性格面向,在老仲身上毫不违和地统一起来。也正是这种双重性,型塑了老仲思考和写作的风格。前些年,他曾经在清华推动过一个系列的书评活动,组织学者和作者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一部重要的作品。那时他就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主张,倡导积极、健康、理性、严肃的学术批评。这部书稿恰恰可以看做他对这一主张的实践,破与立,刚与柔,勇与智,相反相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批评。

这些文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胆率真,一剑封喉,富于批判性。比如,他敢于批判学报困局背后的体制弊端(《体制与技术双重压力下的高校学术期刊》),追溯学报体制形成的历史根由(《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承载者》《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与学术期刊的裂变》),揭出期刊界种种颠倒的怪现状(《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关系之扭曲》《主辅颠倒:原发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抨击评价机制之荒谬(《量化评价扼杀人文学术》《学术评价机制混乱导致学术期刊评价无序》),痛斥评价机构的越位及其危害(《评价机构凌驾于学术期刊之上》《学术评价机构需要给予重新评价》),对学界和期刊界种种乱象之批判,切中时弊,入木三分。

与此同时,他的笔端又带有一种温情。那是他性格中的另一侧面,也来自他对学术的热爱,对期刊的关怀,对理想的坚持。以评价问题为例,尽管他对评价现状表达了诸多不满,但并非一味地批判和否定,而是肯定现有评价体制和评价机构的一些积极因素,并希望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来改善评价(《如何客观评价CSSCI》),他还对理想中的学术评价进行了初步建构(《学术共同体是建立公平公正学术评价的基石》)。对于学术期刊现状,他在批判中也有褒扬,其中既有对某种办刊思路和模式的肯定(《〈文史哲〉的独特道路:小综合、大专业》),也有对学术期刊中某一类文章的期盼(《学术评论:确立健康学术评价机制的基础)。再如数字化问题,他虽然对此有过忧思,特别是对数据库损害期刊利益表达过强烈不满(《学术期刊已被数据库牢牢绑架》),但更多是从期刊如何直面数字化时代出发寻找对策,甚至还在积极推动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实践(《域出版助学术期刊走向真正的媒体融合之路》)。此外,他还敏锐地关注到学界和期刊界的一些小事(《从博士论文抽取部分章节发表合情合理合法》《学术论文刊发前公示不可行》),这些事看起来虽不大,但却关乎学者和期刊人的切身利益,当大家熟视无睹或习惯性沉默时,他却站出来为民请命,冷峻的表达难掩内心的温度。

书中写到了两位期刊界的友人——张耀铭和朱剑,分别被老仲戏称为期刊界的“带头大哥”和“最强大脑”。这两位期刊“大佬”也是我素来尊敬的朋友,依我对他们的了解,用这两个词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其实,老仲本人也兼有“带头大哥”和“最强大脑”这两种特质,这些人物荟萃一时,是期刊界之幸。期待在他们和期刊同仁共同努力下,办刊环境和学术生态能得以不断改善,也期待在下一个十年里,能看到更多这样犀利而不失理性和温情的批评文字。

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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