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球史
南京河西的上新河地区，有一个楼盘，叫“御江金城”，这是央企“五矿地产”开发的一个小区，它的前身叫“南京特殊师范学校”。一九八七年至二〇〇〇年，我在这里踢了十四年的野球。十四年，我没能成为球星，也没有挣到一分钱的工钱，但我也有收获，那就是一身的伤。
想起来了，刚到南京的时候我还留着长头发，那是我作为一个九流诗人所必备的家当。九流诗人同时也热爱踢球，当然了，是野球。在我沿着左路突破的时候，我能感到我的头发在拉风。一事无成的人格外敏感，头发在飘，风很滑，这里头荡漾着九流诗人自慰般的快感与玄幻。
什么是野球？有很多进球的足球；什么是职业足球？进一个球比登天还难的足球。是的，正规的球门宽七米三二，高二米四四，它的面积差不多有十八个平米。想一想吧，相对于身高不足一米八〇、同时又不会鱼跃扑救的业余门将而言，十八平米太过浩瀚了，足以容得下所有的灾难。马德里的足球记者是怎么说的？“比星期一晚上妓女的裆部还要空洞。”
野球没有战术，没有纪律，没有442或4132。虽然上场之前我们也装模作样地制定一套阵形，但是，到了拼抢的时候，一切都变形了。我们其实就是鱼池里的鱼，球呢，它是鱼饵，球在哪里我们就挤在哪里，一窝蜂了。野球很丑，全凭速度和体能。野球是一种丛林的足球。
但“丛林足球”也许更文明。它的文明来自于没有裁判。人其实都有道德感的，所谓的道德感说白了就是压力。明明没有裁判，你要是犯规了还不主动停下来，那你这个人“就没意思了”。为了让自己还有下一次踢球的机会，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有意思”。你要真的“没意思”了，那也无所谓，但是，不会有人给你传球的，哪怕你处在一个极好的位置上。道德从来不是一个什么玄妙的东西，它是参与者所建立的公正与公平。这是必须的。道德并不先验，它与利益同步，有利益就自然有道德。你遵守道德也不是因为你高尚，是因为你有监督。这个监督者就是你的对手，对面的那十一个人。谢天谢地，监督者的数量与你的利益主体永远一样多，反过来也一样。
赢球的滋味真的很好，这个滋味是形而上的。你什么都没有得到，没有奖杯，没有奖金，你所拥有的全是空穴来风的喜悦，“赢了”，你仅仅得到了这么一个概念。输球的滋味则太烂了，这个滋味高度形而下，和奖杯无关，和奖金无关，就是天黑了。暮色苍茫，天就那么黑了，——你会像渴望约会一样渴望明天。
我的球友里头怎么突然就多出一个聋哑人了呢？对了，他很可能是学校里刚刚录用的一位打字员。他并不健壮，球技也不怎么样。可是，仅仅踢了一场球，我在“手心手背”的时候就坚决不找他了。道理很简单，如果我和他“手心手背”，那就意味着我们只能是对手。——我渴望他能成为我的队友。
他听不见。可我看得见他坚硬而又磅礴的自尊。如果你断了他的球，那么好吧，你这个下午就算交代了，他会像你球衣上的号码那样紧紧地贴着你。为此，他不惜舍弃球队整体的利益，就为了和你丫死磕，——喊不住的，喊了他也听不见。如果需要，他可以贴着你，从星期五的傍晚一直跑到星期一的凌晨；如果你还需要，他也可以贴着你，从南京的河西一直跑到乌鲁木齐。这是可能的。
我要承认，我对残疾人自尊心和责任心的认知大多来自这位失聪的球友。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断过他的球。他给我的教训是毁灭性的，我要说，自尊与责任是一种很特别的体能，像回声，你的没了，他的准在。我被他纠缠得几乎要发疯，他能让你的神经抽筋。他是“神一样的队友、狼一样的对手”。当他拽着你的球裤的时候，你恨不得把球裤脱下来，送给他，然后，光着屁股摆脱他的缠绕。——说到底，我踢球也不是为了赢得那个叫“大力神”的金疙瘩，是为了爽。他让我太不爽了，别扭死了。你不能说我多爱残疾人，但是，残疾人永远值得我尊重。他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每一次“手心手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他。只要能有他，对方突前的那个前锋基本上就“死逑”了。
一九九二年，我来到了《南京日报》。那时候南京市有一项业余赛事，也就是“市长杯”足球赛。我一共参加过四届。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上场的场景。三个穿着黑色裁判服的国家级裁判把我们领向了中圈，旁边架着一台江苏电视台的摄像机。一九九二年，我二十八岁，正是踢球的黄金时光。可是，第一场比赛我只打了五分钟。是我自己要求下场的。我跑不起来了。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级别的赛事，我紧张得必须用嘴巴做深呼吸。从此我知道了，体能不是体能，也是心理。是的，如果因为紧张，开赛之前你的心率就已经达到了每分钟一百四十次，那你心脏还能有多大的负荷空间呢？自信有自信的机制，它不会从天而降。它和你的认知有关，和你切肤的生命实践有关，一句话，和你所承受的历练有关。所以我说，承认恐惧是一个男人的第一步，你必须从这里经过。没有恐惧作为基础的自信只适用于床笫与客厅，它只是虚荣，虽然虚荣很像诗朗诵，可它永远也上升不到可以信赖的地步。
在NBA打了一个月之后，姚明告诉记者：“我找到呼吸了。”我喜欢这句话。它配得上姚明二米二六的身高——这里头有巨人所必备的坦荡与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