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

恰同学少年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了只剩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这是鲁迅为他的《野草集》所作的“小引”。

文中还有一段,进一步告白他的回忆感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 菱角、萝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写这“小引”时是一九二七年的五月,在广州。

鲁迅文章的遣词,有时看似随意,然细一品咂,却分明是极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织为“扰攘”;形容屏息敛气为“悚息”;而形容隐蔽又为“伏藏”。他是不怎么用司空见惯的成语的,每自己组合某些两字词,使我们后人读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语深刻多了。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居然用“离奇”二字来加以概括,这也是令我有“离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诡的意味。

近来便一再地回忆起我的几名中学同学。在我的中学时代,和我关系亲密的同学是刘树起、王松山、王玉刚、张运河、徐彦、杨志松。我写下的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回忆起他们时,如鲁迅之回忆故乡的菱角、萝豆、茭白、香瓜,那都是养育百姓生命的鲜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几名中学同学,除了徐彦家的日子当年好过一些,另外几人则全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子。用那些生长在泥塘园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认为倒也恰当。与鲁迅不同的是,我回忆他们与思乡其实没什么关系,更是一种思人的情绪。自然,断不会生出“也不过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觉如沐煦风,体味到弥足珍贵究竟有多珍贵。

我和树起在中学时代相处的时光更多些。我家算是离校较远了,大约半小时的路。树起家离校更远,距我家也还有二十分钟左右的路。那么,我俩几乎天天结伴放学回家是不消说的了。走到我家所住那条小街的街口中,通常总是要约定,第二天我俩在街口相等,一块去上学。路上是一向有些话题可说的—— 学校里的事、班级里的事、各自家里发生的烦恼、初中毕业后的打算、谁在看一部什么小说,等等。有时什么也不说,只不过默默往前走,那是要迟到了的情况下。还有时一同背着课文或什么公式往前走,因为快考试了。树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间,比我的家还小,还不成个样子。如今,中国的城市里绝对见不到那样的人家了,在农村也很少见了,一旦见了,会令富有同情心的人心里难受,潸然泪下的。那样的家,简直可以说成是土坯窝。回到那样的家,差不多可形容为一头钻进窝里。但在当年的哈尔滨,那样的人家千千万万。正因为比比皆是,所以小儿女们并不觉得自己多么可怜,并且照样爱家、恋爱,在乎家之安全和温暖,仿佛小动物之本能的喜欢家。树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样的家里。当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快六十岁,在我们几个同学眼中是确确实实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亲还在工作着,是拉铁架子车的。如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找到那样一种车肯定是很难的了,可在当年那是哈尔滨市特别主要的一种运载车。一般情况下不是谁有钱就容易买到的,得凭证明,属于“劳动资产”。

我和树起一起上学去,有时他会给我一个大的蒸土豆,或半块烙饼。若是夏天,或一个大的西红杮、一条黄瓜。那是挨饿的年代,给人任何可吃的东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义。他心里就是那么有我。记得有次他还给了我几块很高级的软糖,我极享受地吃着时,他告诉我他的三姐结婚了。他有四位姐姐,这着实是令我们几个羡慕的。

树起学习很好,数理化及俄语四科成绩在班里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具有天生的似的同情心,眼见不正义的事他是很难做到上前干涉的,而发现一位老人或孩子当街跌倒了,他是那种会赶紧跑过去扶起来的少年。“文革”前,我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争论。这么好的同学,我和他争论什么呢?他对人对事的看法,我一向认为是客观公正的。

“文革”中,他的表现也很“特别”。他是班里的好学生,完全置身事外不行的。他从没亲笔写过大字报;别人写了让他签名,以示支持,那他也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倘觉得批判的内容不符合事实,那么他就会拒绝签名。倘觉得其中一句话甚或一个词对被批判的人具有显然的侮辱性,他竟会要求对方将那句话或那个词涂抹了。若对方不,也不签名的。他决不会打人的,不管对方是谁。即使是一个公认的“反革命”,他也并不认为于是便有权利进行侵犯。谁做过那样的事,他对谁是极嫌恶的。他这一种“特别”,当年深获我的敬意。

但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因为有次在我家里,我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极不敬的话。

“文革”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国小说,那些文学作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革”中凸显了。树起他当时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是:“你再也不许这么胡说八道!”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只对你一个人说嘛。”他说:“我没听到。什么没听到。你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类似的话了,对我也不说了。”直至我发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气。当年他替我极度担心的样子,以后很多年,都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然而事情并没完,后来他又召集了张云河、王松山、王玉刚三个再次郑重地告诫我。云河就问:“晓声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玉刚说:“别问了呀,肯定是反动的话啊!”而松山则说:“这家伙,一贯反动,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啊?”云河又说:“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反动的话呢?树起你说来我们听听,一块儿评论评论,果然反动,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树起张张嘴,摇头道:“我不重复!”

我只得自己承认:“是有点儿‘反动’。”

树起又说:“你如果哪天打成现行反革命了,让我们几个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那我们难受不?揭发你,那我们能吗?我们几个都不会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会!你今天不再当着他们三个发出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们三个,见树起说得异常严肃,一个个也表情郑重起来,皆点头说对,之后就一起看着我,等待我发誓……

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一样,虽然我们不曾那样过。“情义”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却记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家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学回家,则都走得从容多了,便常常一齐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接近着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热的。当年我们的父母那样一些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热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也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有文件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

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妆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得好。”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激情饱满呢?”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且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长大在城市贫民大院里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世上人事的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如何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 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原则。

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感恩于父母的。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于是我们去到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那厂里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一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老工人。他们对我们很爱护,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地劳动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造反,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倒很民主,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使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 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树起又说:“那,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

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九评”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还很大。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性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阻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办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九评”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那个冬季,我们多次去曲师傅家看望他,最后一次才见到他。他的思想很顽固,被放出得晚。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没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来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市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非是闹剧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于是有人搭赔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那一项工作由军宣队员主持。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

但在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应—— 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

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和我起码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属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居然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宁可没有。有了,对他们不公平。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

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做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四字。

不久就要分别了,四个好同学对我依依不舍,几乎天天都到我家去一次。没事也去。没什么话说也陪我一块儿沉默。他们因为没报名和我一块儿下乡,都挺内疚,仿佛意味着愧对友情似的。我则安慰他们,各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没人逼到头上,何必非走?何况,树起、云河、松山,他们学习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学是手拿把掐的事。他们的家长也都有意培养他们,那为什么要放弃志向呢?至于玉刚,他只有姐妹,是家中独生子,他父亲长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万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吗?

我这么劝慰,他们个个释然了。

和我同一批下乡的只有杨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十二名学生,我们班就走我俩。

志松也到家里来过一次,恰巧树起他们四个在。志松家住学校附近,所以此前他与我们接触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们都觉得最与我们性情投合的,那就非他莫属了。

树起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有头等大事托付给你。”

志松愣愣地问什么事。

云河反应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翘翘下巴说:“我们把他托付给你。没我们在身边了,你一定要多操点儿心,别让他哪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松山附和道:“对对,这可真是头等大事!别的方面我们对他都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这里边太复杂了。只想不说还行,万一不该那么想的还偏要那么想,还要忍不住说,后果严重了!”—— 他说时指自己太阳穴。

玉刚最后说:“我们授你权,他一胡思乱想,你就替我们敲打他。”

志松乐了,指点着我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几个把你交给我了!如果到了广阔天地你还胡思乱想,想了还说,看我不收拾你!……”

当年的我们,本不过个个都是贫家子弟,而且又都是中学生,哪里谙知政治风云?又怎么能参与什么国家大事?于我,实在是由于耳闻目睹人斗人的冷酷乱象,厌恶之极,也压抑之极。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图释放罢了。对“文革”反动一下,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现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是“革命”的耻辱,不屑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却只想本本分分地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的人的事。何况那等样的所谓“革命”,在他们看来是“集体演戏”,还怎么邪性怎么演。他们做“逍遥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样。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

杨志松的父亲和刘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六十岁了。他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看起来以后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自己小家庭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十八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出于对全家今后生活的考虑,他下乡的决心毫不动摇。

有他这一名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

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

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使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再是每天直接面对的了,令我嫌恶的“文革”现象也看不到了,便有一种心情豁然开朗的感觉。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百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可以不那样的。但一到了连队,别人都那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并不那样的,见知青们那样,也只得那样了。而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是由几名女知青带的头。志松倒是很适应。我看出他还有几分喜欢那样。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

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时你为什么好像是被迫的?”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了餐前祈祷,其实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暗示方法。而使人革命,不该借助宗教手段……”

他问:“你怎么能看到那么一本书?”

我说:“我家隔壁收破烂的邻居收回来的一本残书,没头没尾。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从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带回家读完了。”

他又问:“后来书呢?”

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

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还绝不许对别人说你刚才那番话!”

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多次同意过我对当年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面对另外三个说:“有时候我喜欢听晓声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

志松又这么说:“忘了那本书里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问:“你内心里这么想过?”

他说:“对!”

麦收一开始,每一名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头了……

我下乡前,家中被褥刚够铺盖,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以来,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头上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对梁晓声负有保护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分明的,他真的随时准备为我和别人打架。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末,又一大批一百多名知青于深夜被卡车送到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循声找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了,那我们仨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后,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之,亲得流泪了。

他们三个是可以到离哈尔滨较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却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一团。

志松埋怨他们没先写信告知一下。

云河说:“要给你俩一个惊喜嘛!”

松山老诚,承认是因为临时决定,走得急,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到一个家信信封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以偿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去黑龙江边的以饶河鄂伦春族为主的一个小村插队了。我们接到他寄自那个小村的信后,一个个都嗒然若失,感到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觉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以后的两年。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好同学朝夕相处,一概艰苦,几乎也都同时有着快乐的色彩。友谊确如一盆炭火。

那两年我如同有着多位家长的独生子—— 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几个会一起围着我进行安慰和劝解,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破了,处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为我缝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探家了,都主动问我打算往家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家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但那样的时光仅仅两年多一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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