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大夫的山林之趣
一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我闭门读书，足不出户。偶尔出游数日，也必定是回老家的深山里，听泉沥沥，听鸟嘤嘤，在世俗中最易受到伤害的诗人，在山林里，却能得到天籁之乐，有一次兴尽之余，得诗一首：
风起竹邀花扫石，寒来云为客添衣。
禅家活得无拘碍，尽日南山一局棋。
如果不是置身山林，怎么能获得这种飘飘欲仙的生活？不才以“禅家”自谓，初始，的确如传统文人，属“不得志而逃于禅者”。尔后，在经历了许多历练之后，真正认识到禅是养心蓄气的“不二法门”，便成为一种自觉了。游历天下佛教名山巨刹，寻觅往昔高僧大德的遗踪，便成为我耽于山林的一种方式。去年，我二游天台山，参拜了一千四百年前陈隋之际的大和尚智
的肉身塔以及寒山遁隐的山林后，回到寓所，微醺之际又吟出一律：
我本江城士大夫，琼台又到总踟蹰。
昔年秋暮看红叶，此日春深听鹧鸪。
霁月初升钟磬远，樵风暂歇老龙孤。
自从遁去寒山子，谁发清歌对碧芜？
不知不觉，我已经以士大夫自居了。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及“打倒孔家店”等尽破传统的劫数之后，却自称自己是士大夫，是不是有不合时宜的“遗老”作派？但是，在这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当今之世，我实在找不到一个比士大夫更合适的词汇，来概括我当下的生活状态。士大夫用之于当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汇。若强加解释，应允为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结合体。属于既有恒产又有恒心的人，他们爱国不吝此头、爱己擅长风月。操守与狂诞齐美，忧患与享乐并重。因此即便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框架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也必定是像布达拉宫中的夜明珠一样闪射出璀璨的光芒。倚松傲啸，对月烹茶；鸡声野店，细雨骑驴……这种种超然世外的山林生活，谁又能说不是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二
耶稣、释迦牟尼这样伟大的宗教领袖，以及孔子、老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样杰出的圣人，差不多都诞生在公元前那二三百年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这里面肯定包含了某种天机，只是我们人类的智力尚不能将它破译。正是这几位横空出世的智者，用他们创立的宗教与思想，给人类的生活指出了方向，一经确定，便很难变更。李白有诗“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诗人的疯话，切不可当真。对圣贤，我历来充满崇敬，正是因为他们，人类才告别愚昧，社会生活才有了秩序。
几乎从一开始，东西方文化就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对于如何入世，开创人类的事功，西方优于东方；对于如何出世，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精神生活的养料，东方则明显优于西方。治国者，采用西方的那一套，或许在聚敛财富、伸张国力上大有裨益；但若要治心，让一个人平和起来，优雅起来，东方文化则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中国上古的圣贤，把个人的修养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儒家看重的是社稷，那么道家看重的却是生命。外儒内道，几乎成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内涵。这决不是互相牴牾的两张皮，而是共生互补的对立统一。用儒家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功，用道术涵养洞察幽微的心灵。让一个人在进取与退守之间，均能游刃有余。古人有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很明显，前者属于儒家，后者亲于道术。怎样才能做到独善其身呢？索居陋巷，心远地偏，固然是一种选择，但歌哭于山峦之中，优游于林泉之下，则是一种更佳的选择。
中国古代文人的诗作，极写山林之趣的，几乎可以编纂成洋洋数巨册的山林诗史。说到诗，略说一点题外话，把写诗作为一种职业，用来谋生，这是当代的事。古代的诗人们，除了李白这样一个极为特别的例子，几乎没有一个是专职的。诗歌队伍中的佼佼者，既有帝王将相，也有野老优伶。他们写诗从来都不是为挣稿费，即便是写出洛阳纸贵的千古名篇，也只是获得一片啧啧称赞而已。到了唐代，虽然在科举考试中专门设了一个“博学鸿词科”，为擅长写诗的士子开辟了一条出仕为官的途径，事实上看来，这也并非善举。用当今话讲，复合型人才不多。写诗当官都很优秀，只有王昌龄、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高适、岑参等不多的几个。更多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杜牧等，诗是再优秀不过的了，但官却当得滞碍。我指的不是官大官小的问题，而是从政的能力以及为官一任的绩效。扯远了，且打住，还是说山林。
第一个用诗歌的形式把山林写得非常美好，让人神往心仪的，是陶渊明。且看这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归园田闲居五首》中的第一首，是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回乡当农民之初写下的。他为我们画出的这一幅“农家乐”，既是风景，也是风情。陶渊明当了十三年的官，一直在卑位，直到离开公职，月俸也仅为五斗米。他辞官的理由，冠冕堂皇的话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乍一听，还以为陶先生器量狭小，是在和皇上闹意气要待遇，其实这理由站不住脚。陶先生若真是想弄钱，在县令位子上远比在农夫位子上容易，君不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乎？陶先生纵然不贪，就是在日常酬酢中，也能得到不少实惠的。他真正的辞官理由，在上面这首诗中已表露无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把官场比作樊笼，可见陶先生对权门利窦的痛恨。在离职归家的途中，他写下了《归去来辞》，说自己在官场是“心为形役”，并表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要追求什么呢？无非是对月饮酒，临流赋诗的山林生活，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一份旷达与闲情。
三
中国的士大夫，为什么对山林情有独钟呢？这关系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生存状态及价值取向。明弘治年间，状元出身的罗伦在翰林院修撰任上，因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夺情而遭革职，回四川省永丰县家中闲住。时过境迁后，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交章呈奏皇上，要起复他。而且，的确有诏书到县，要他赴京履新。但这位罗状元偏不领圣恩，作了一首诗回答皇上：
五柳先生归去来，芰荷衣上露灌灌。
不由天地不由我，无尽烟花无尽杯。
别样家风幽涧竹，一般春意隔墙梅。
老来只怕风涛险，懒下瞿塘滟滪堆。
罗伦仿效陶渊明归隐山林，穿上三闾大夫屈原所喜爱的芰荷衣，扶犁南亩，拄杖东山。饮酒饮茶在春秋序里，观人观物在竹梅之间。比起在京为官时“午门待漏寒威逼”的窘态，再看今日的“睡觉东窗日已红”的闲适，有琴书自娱而无冠裳之拘，这是多么大的乐趣。年轻时的罗状元，才华横溢心雄万夫，将一种匡扶社稷的钓鳌之志携到京师，很想在官场里干出一番伟业。恃才傲俗，这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既然傲俗，自然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发表意见。如此一来，岂能不忤怒权贵？于是，烟云缥缈的谪官之路上，一代一代，一程一程，走过了多少箫剑相随的才子？罗状元便是其中一个。陶渊明把官场比作“樊笼”，罗伦更是把官场比作长江瞿塘峡中的滟滪堆。这滟滪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炸掉。如今三峡大坝建成，它更是成了一汪清水。可是，在此之前，所有长江上的船夫，都将滟滪堆视为鬼门关。这江心的几堆乱石，吞噬了多少过往的船旅。从某种意义说，滟滪堆是死亡的信号。罗伦把滟滪堆比作官场，这不能说是一个文人的变态心理，而是一个遭受挫折的官员的豁然醒悟。热衷于事功者，会认为这是逃避现实而施予冷眼，甚或讥为庸人。对此类诮语，另一位谪官，比罗伦稍后的江西吉水县的罗念庵，归田后屡召不赴，也写了一首诗：
独坐空庭一事无，秋风春雨自团蒲。
而今始解闲非偶，到得能闲几丈夫。
一般的中国人，眼中的大丈夫莫不都是顶天立地的伟岸男子，若不是“孤臣白发三千丈”，便是“把栏干拍遍，无人会，英雄意”。但这位罗念庵，却认为大丈夫须得具备赋闲的胆识。坐在蒲团上享受春风秋雨，作为常人，是不难做到的事情，但作为经纶满腹的智者，的确需要道德上的勇气。不思钟鸣鼎食，也不当龙袖骄民，这要拒绝多少诱惑啊！
官场上的失意者，大都选择山林以颐养天年。这似乎已成规律。其实，即便是显官，又何尝不把终老林下作为上善的选择。战国时的范蠡，辞去越国丞相之职，带着绝代佳人西施泛舟五湖，这是多么美丽的结局。我总觉得，李商隐的千古名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是因范蠡的启示而吟出。兹后，急流勇退的显官多得枚不胜举。还有一种为官者，既不显也不贬，只是觉得自己的学识与性格不合在官场久呆，索性也就寄情山水。唐代大诗人王维，便属于这一类，他有一首《酬张少府》的五律，单道这事：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王维返回山林的理由，是因为他心中无治国驭民之长策。这也许是一句真话，唐史上虽然有他的列传，却并不记载他的政绩。尽管有这些佐证，我仍然觉得王维的话有“遁词”之嫌。他的问题不是没有长策，而是所有的心思都不在当官上头。古人有言：“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可见，中国士大夫有蔑视富贵的传统。一味追求富贵，会遭到清流们的白眼。但是，追求功名，却是一般读书人的热衷。如果把读书人分为三类，则可以说是下等求富贵，中等求功名，上等求道德。普天之下的士子，以下等与中等居多，求道德者，则凤毛麟角。“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已是求道德的表现了。在何种样的境界中来思考道德的真谛呢？“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寥寥十个字，为我们勾画出宁静到极致闲适到极致的山林之美。
四
如上所言，也许会给人一种错觉，所有为官者都喜欢山林。其实不是这样。唐人诗：“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这巨大的反讽道出一个现实，为官之人虽然都道山林好，但真正愿意离开官场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中国古代的官员，其主体都是读书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其主体也是读书人。前些年，当“知识就是生产力”见诸报端并被惊为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时，我曾戏言，这观点古人早就提出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钱美色，尽在书中。读书人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支柱，似应视为一个整体。但若究其人品操守与价值取向，分歧却是无法弥合的。岳飞与秦桧，这种势同水火的极端例子，在历史中并非个案。卑鄙扼杀高贵，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全盛。每遇人妖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士大夫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都会站出来主持正义，维护道德。明晚期东林党人的出现，便足以说明问题。权力滋生腐败，权力更滋生丑恶，何况是不受监督与无法制约的权力。所以，在皇权统治下的士大夫，一方面有忠君报国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洁身自好，他们只能退隐山林。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真不愧为圣人言。但这句话却是不能演绎的，既然宽厚仁慈与充满智慧的人乐山乐水，那么乐于官场的人又算哪回事呢？这只能说，士大夫即便为官，不能过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胸中有丘壑，坐地成神仙。可悲的是，太多的为官之人，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满，哪里还会有丘壑呢？
中国文人喜欢讲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应该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所谓忧患意识是也。身在权力之中，常告诫自己要权力为民所用；身在江湖里，则担心统驭万民的帝王决策不慎而招民怨。有这种想法的人，属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者”。治国事者，应重仁轻术。过于苛严，也许能提升国力，但终究还是会国运衰败。怎样才能做到仁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法自然”。生长万物的大地是最宽厚无私的。《易经》讲大地“厚德载物”，这厚德即是仁。所以说，中国士大夫向往山林，是在精神上追求“仁”的表现，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取向。
庙堂与江湖，城市与山林，这都是绝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场景，反映到具体的某一个人，亦是两种绝然相反的生活状态。有志于事功者，无不想在宏大的权力庙堂里觅到一个位置。另一部分士大夫，则躲避庙堂与城市而置身杂树交花的山林。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庙堂中吃到了苦头而豁然醒悟的，前面提到的陶渊明、罗伦等当属此类，另一种是天生的厌世派，如庄子。隐居山林便成了他们逃避红尘的最佳选择。后者，常被人视为隐士。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隐士是大家尊崇的对象。最著名的隐士，除了庄子，莫过于僦居柴桑的陶渊明和住在富春江钓台上的严子陵了。历代诗文中，极赞山林之美的，多不胜数。但也有个别的例外，如传为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的淮南小山，就写过一篇《招隐士》的小赋，把山林描画成“虎豹斗兮熊羆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的恐怖地狱，乃至发出了“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呼号。由此可见，作者不是那种深自谦抑的道德修养者，他愿意步入庙堂，在那里，寻求与君王风云际会的机遇。与《招隐士》迥然相异的，另有一篇《北山移文》，骂的是那种假隐士，这两篇文章收在《古文观止》中，这里不再赘述。
庙堂与事功，山林与道德，允为形式内容的统一。一个人，可以先庙堂而后山林，也可以先山林而后庙堂。既可以身在庙堂而心在山林，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庙堂。每个人的境遇与学养不同，追求也就不同。孰优孰劣，因事而论。当今之世，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不复存在，但热爱山林的读书人，却仍不在少数。现代生活，决定了他们对山林只能是向往或者短暂的亲近，长久隐居在那里，已成为不可能的事。结束本文时，我忍不住还要引用王维的《竹里馆》一诗：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维这首诗，写自他的辋川别墅。这辋川，离当时的都城长安不远。长安即是今日的西安。我到西安数次，却是无法找到这个比之陶渊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不是没有辋川这个地名，而是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再没有可供诗人流连的茂林修竹。辋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诗歌里，对于我们后来者，这简直是一种虐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