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去国怀乡这十年（ 1949～1959）
对于中国人而言， 1949 年意味着一场改天换地的变革，深刻地影响了几乎每个人的命运。一大批大陆的军政要员、文化人以及普通民众渡海赴台。开始了他们生命中的另一段里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许并没有想到，这一去，将意味着与故乡亲人的终生暌隔。 50 年代初的台湾无论从经济到文化一切百废待兴。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治手段给岛内政治笼罩上一层恐怖的阴影。在这一时段，台湾文学艰难地开始了自己的求索历程。这十年，是当代台湾文学奠基的十年。
第一节 50年代台湾文学生长的土壤与气候
退台伊始，国民党当局为保住偏安一隅，并且伺机反攻大陆，最紧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寻找机会积极向美国寻求援助。尽管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心存不满已久，杜鲁门甚至已经打算让其自生自灭了，但是最终出于对其自身全球利益的考量，最终美国还是将台湾纳入了自己的防御体系，并决定给予大力支持。
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接合部，背靠中国大陆，是重要交通枢纽。二战后，世界出现两极格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明显对垒，在远东，美国将其政策重心放在所谓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上，为遏制其势力在亚洲的蔓延，美将矛头对准了新生的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过策划与缔结一系列旨在限制、孤立、围堵中国目的的《集体安全防御条约》，美国与菲律宾、韩国等签订军事协议，在西太平洋构筑了一条月牙形防线；台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这道防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美国将领麦克阿瑟的眼中“台湾的地理位置是这样，如果落到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手里，它就成了插入在这防御圈正中央的一个敌对性的凸角……目前，在台湾有许多密集的空军和海军作战基地，它的潜力比黄海至马六甲海峡之间亚洲大陆上任何类似的集中地都更大”，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舰”。 “这个永不沉没的母舰兼各式不同的飞机，并可给予短程海岸潜水艇以前方作战之供应。若取得了这个前方潜水艇基地，则短程潜水艇的效能，将因活动半径之扩大而威力倍增，以至威胁从整个南方来的海运，并切断西太平洋的所有海上通路”, “如果失去了对台湾的控制，美国将失去在西太平洋的屏障。这样将把未来战区向东移动五千里，达于美洲大陆的海岸，等于把美国和友邦置于东方共产主义势力直接威胁之下”。1
可以说，尽管美国人并不相信蒋介石所谓的“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战略计划，更不相信凭借60万迁台的散兵游勇和军心涣散的将领能够最终打败如日中天的解放军，但出于台湾的重要战略意义，美国还是从军事到经济全方位的输血台湾。 “美援”成为50年代台湾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词。
美援的力量体现在台湾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军事方面看， 1951年11月，美台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美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在台北设立，美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更亲自赴台，与蒋介石会晤，双方商讨决定，美蒋双方海陆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共同防守台湾。 1952年3月，美发表128号文件，强调美可以采取单方行动，确保台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美公开承诺对台湾的安全给予保护，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美台之间的互助同盟关系。在美国的操纵下，国民党当局依赖美援不断对我沿海岛屿进行挑衅，国民党海军的“巡逻线”伸到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一带，以武力威胁各国商船进出厦门、福州等港埠，国民党空军机群也不断骚扰大陆领空，蒋介石狂妄叫嚣“反攻大陆”，美国也提出“战事边缘”，其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为了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坚定立场，同时也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队在美军支持下对我沿海岛屿的挑衅，中国政府于1954年9月和1958年8月，先后对金门、马祖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惩罚性打击，台海危机由此爆发。
在这个时候，美国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再次卷入中国内战，这是与其全球战略利益相悖的。美国既要避免为了沿海岛屿而同中国开战，又要承担对台湾的防御义务，最后，艾森豪威尔向蒋介石提出放弃金、马方案，这样既可达上述目的，且放弃金、马，就可完全割裂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以海峡为界，分裂中国，从而为制造“两个中国”计划扫清障碍。但蒋介石却坚决不愿意放弃金、马，对蒋来说，占据这两个岛屿就意味着联系着中国内地的一部分，金、马是台湾与大陆地域上和政治上的最后纽带，失去金、马，等于失去反攻大陆的希望。
从外交上说，自1950年，艾森豪威尔执政后，即提出了对华政策三原则：承认“中华民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从1950年到1970年，在美操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被拒之于联合国大门之外，而“中华民国”却仍保留着在联大“中国代表权”的席位，美企图以此造成“中华民国”合法性的既成事实，为制造“两个中国”创造条件。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又利用国共冲突，支持新西兰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议案，该议案“要求”安理会审议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 “建议”安理会迫使台湾海峡停火，美国政府策划安理会停火案，其实质是欲把原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公开制造“两个中国”。当然，这个提议最终因为海峡两岸不约而同的反对而破产。
再看经济，美国为增强台湾与大陆抗衡的经济实力，加大了对台湾“经援”的投入，从1951年到1956年，是美对台赠与性援助阶段。1951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包含有对台经援条款的“共同安全法案” 。根据这一外援法案，美国政府从1951年起正式开始向台湾提供大量、持续的经济援助。到1956年为止，美国根据“共同安全法案”向台湾提供的“一般经济援助”，基本上属于赠与性质。包括“防卫支援”、 “军协援助”、 “技术合作”三项，总金额为6.09亿美元。2这一阶段美援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向台湾当局提供大量民生必需品和生产原料，充实台湾的物资供应，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形势。 1957年到1961年间，可称为赠与和贷款援助并行阶段。随着台湾经济形势渐趋稳定，美援开始从安定经济转到扶植经济发展上。具体措施就是“开发贷款”的设立。自1957年开始，美国在“共同安全法案修正案”中增设了“开发贷款基金”项目，以此款项用于帮助受援国家和地区进行各项生产建设，并采用贷款方式进行。这样，在对台湾经援中，除原有的赠与性援助继续维持外，又增加了贷款性援助，台中县（今台中市）德基水库便是美援贷款之下的产品。美援中贷款部分在这一阶段虽有显著增加，但这些开发贷款的利率低、偿还期长，因而并没有给台湾当局造成很重的财政负担。这一阶段美援总额金额为5.14亿美元。3
美国强有力的支持和对台湾全方位的援助使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获得了极大的保障和安慰，对稳定台湾政局和恶劣的经济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推进了其工业化进程，这也为后来台湾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看文化层面，美援中另一项重要的内容是美台之间开展各种技术合作与开发。美国政府鼓励台湾的大学与美国境内的大学进行学术合作与人才交流，更以实际资金来协助台湾的大学兴建校舍。美援对台湾的普通教育事业与高级科技人员的培养和国际交流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例如，普遍提高国民教育水准的“九年义务国民教育计划”，就曾获得6.8亿元新台币的资助，使其得以顺利实施。台湾高级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国际交流，也得益于美援。据统计，从1951年至1971年，在美援“技术援助”项目下，利用美援资助出外学习、进修、考察、受训的专业人员达3000人以上。4
这种做法直接引导了台湾的精英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在相当程度的对美国政府乃至对美国政治制度、文化产生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以后的若干年中将对台湾文化产生直接影响。岛内持续较长时间的“全盘西化”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潮就与人们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迷恋倾慕有关；进而，也导致了“现代主义”流派在台湾的滥觞。
除了美援， 50 年代的台湾政治与经济也有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国民党退台后在政治上继续制造“高压政策”，大搞一党独裁，延续“白色恐怖”。在法律上以“惩治叛乱条例”为纲，大肆杀戮持不同政见者。 1950年起，蒋介石开始为长男蒋经国从情报、治安系统开始，横跨党、政、军各方面，布置适当的基础。 50 年代中期，台湾成立了“国家安全局”，统摄各情报机关（如警备总部、调查局、情报局）。这些如蜘蛛网般的特务系统，我们不能说对真正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一无是处，但是他们也确实发挥了“白色恐怖”的作用，成为典型的“特务政治”。在“肃清匪谍”的理由下，进行整肃异己、剪除异议分子的行动，许多人因为政治见解不同，或者只因为说了一句当局不中听的话，或写一篇批评时政的文章，便被罗织入罪，惹来杀身之祸；甚至因为拥有家产而成为特务人员敲诈勒索的对象，以致家破人亡。
同时，自1949年到1987年，台湾实施了世界持续最久的戒严令。依据所谓“戒严法”，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有权力限制人民自由民权，可以掌管戒严地区行政事务及司法事务。因此， “宪法”所规定的民众的基本自由人权，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讲学的各项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有党禁﹑报禁﹑出国旅行禁等，民众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50年代的台湾问题重重。国民党退台初期，由于政局动荡，人口剧增，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形势十分严峻，当局甚至还采用过以大量抛出黄金稳定经济的方式。而后，虽有美援，但是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也颇见成效：
首先是推行土地改革。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初，台湾仍保留着封建土地制度。 1949年台湾全省耕地面积为84.23万甲（每甲合0.969917公顷），农业人口按户算有69.1万，其中地主8.1万户（占农业人口的12％）占有耕地45.7万公顷（占全省耕地56％），而农民61万户（占农业人口88％），却仅占耕地18.3公顷（占全省耕地的22.42％），此外有17.6万公顷土地（占全省耕地21.57％）属于国民党当局所有。5这种极端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不仅造成农民生活苦不堪言，生产积极性低落，而且增加了农民同国民党当局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当局出于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经济、稳定局势、维持生存的考虑，决定依照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教实施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实行“三七五减租”。规定耕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37.5％，保证佃权等。第二阶段，办理公地放领。从1951年到1976年先后把光复时接收的日本掠夺的土地，分9批出售给28.6万农户，这项政策持续了25年，对台湾经济影响深远。第三阶段，实施耕者有其田。根据1953年颁布的《耕者有其田法》和《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地主可保留中等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超过部分一律由当局征收，转放于现耕农民放领。 “征收地价，依各等则耕地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2.5倍计算。由政府以实物土地债券70％，公营事业股票成搭配补偿。实物土地债券年利率4％，分10年均等偿清”。6此项政策的实施使大量无地的农民转化为自耕农，进一步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符合中国农民阶层“有恒产始有恒心”的基本价值观，有助于国民党当局获得底层支持，稳定政局。
台湾当局之所以会在土地问题上下这样大的功夫，也是“痛定思痛”的结果。退台之后，国民党当局与蒋介石本人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好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蒋介石一到台湾便宣称：“我们要为坚持实现三民主义而战，满清革命时期，我们乃是以民族主义为重心；在军阀革命时期，则是以民权主义为其重心；在今日……，乃是以民生主义为重心的革命”。7土地改革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不仅让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客观上也为其经济的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其次，发展代替进口。所谓“代替进口”，指的是用岛内生产的产品顶替进口产品，节省外汇开支；这样有助于提高岛内工业水平，促进幼稚工业成熟起来。这一政策的实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基础性原材料的充足。这一点，当时的台湾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成立于1940年，后迁至台湾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借助美援资金大力进行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与推广，提高作物产量和种植多样性，其效果非常明显，具备了“以农业培养工业”的基础。 1952年农业创造净产值达5.08亿美元。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与资金，同时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为代替进口工业准备了市场。同时，从当时美国原住台湾的物资构成来看，美国向台湾不是直接提供现成的生活消费品，而是提供生产这些消费品的原料，如，大量提供原棉、小麦、黄豆、牛油而不是衣服、面粉、豆油、肥皂，以这些生产原料供给企业，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既增加了生活消费品的供给，解决了物资匮乏问题，又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台湾的“代替进口”主要以发展纺织品、食品、合成纤维、塑料产品、金属制品等非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经过10年光景，非耐用消费品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64.2％，基本上满足了岛内要求，有些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当然，为了保护岛内新兴工业，台湾也采取了一定的保护与限制措施，通过设置保护性关税和外汇管理等手段在工业化初期给企业以庇护。
再次，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以稳定物价；实行高利率政策，以吸引社会大量游资，改革税制，简化行政机构，压缩行政开支，以平衡财政收支等措施的推行，台湾岛内通货膨胀率渐趋减缓，物价上涨率也趋向稳定。 1949年物价上涨30倍，到1950年上涨仅3倍， 1951年后更受控制， 1961年仅达2％。台湾当局用了12年的时间，终于使物价稳定下来。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很快收到了效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在大陆的黄金与机器、美国的经援、战后重建、土地改革、进口替代等诸多因素纵横交错影响下，台湾经济很快走出泥潭。到50年代末，台湾物价已趋于平稳，物资供应日渐充足。通观50年代，台湾社会完成了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初步转型。
政治的残酷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曲折对不同作家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一些御用文人俯首帖耳于当局，打着“反共抗俄”的旗号大写特写“官方文学”，尽管这些作品水平有限，且多流于概念和叫嚣，但在当时因为有着与政治密切的正相关性而广受吹捧。国民党还通过组织“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 “中华文艺家协会”和“青年写作协会”，培植“军中作家”等方式，鼓吹这种“战斗文艺”。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令人恐惧的政治高压，给许多背井离乡来到台湾的大陆文人以严重的心理刺激，再加上这些人虽身在台湾，却心怀故土，因此50年代初，当台湾文学强力推行“反共文学”的同时，怀乡文学也风行起来。怀乡文学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纯粹的思乡文学。这类作品往往是通过对大陆风土人情和昔日生活的描写，抒发作者的怀乡思亲念旧之情。二是回忆过去与批判现实相结合的作品。以曲折的方式展示作家的社会批判。三是怀旧文学。怀念过去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幻想“反攻大陆”的成功与旧生活的重演。此外，随着台湾文化中殖民主义的影响渐渐消退，台湾的乡土文学日益崭露头角，有一批出生于台湾，成长于台湾的作家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当然，就50年代而言，乡土文学并非主流。
1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39页。
2 台湾“行政院经济设计委员会”: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77”，第219页。
3 同上。
4 台湾“行政院经济设计委员会”：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77”，第219页。
5 数据根据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 （台湾中华书局， 1961年版）整理。
6 于维君：《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对台湾土地改革的影响》，载《安徽农业科学》 2009年第5期。
7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3册第36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