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一、研究对象：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生成与建构
从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到 20 世纪末，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复杂的社会变动之一。这个时期内的中国革命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中几乎所有类型的革命注。当然，这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只对关于这些革命的“讲述”感兴趣，也就是说，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讲述这些历史变动的叙事性作品。问题的复杂性显而易见，一方面“记录”革命的叙事作品，承担着“新民”的重担注；另一方面，包括小说在内的叙事文体本身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着不容忽视的“革命”，“革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想象、虚构和叙事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注
20 世纪以来，涌现过无数次叙述革命历史的风潮，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十七年期间（1949—1966 年）的革命历史叙述“运动”。其间发生了无数次或是执政主体授意或是作者自发的叙述行为，构建了新中国执政主体和其领导下的人民创造的全新的革命史。这些叙述行为带来了数量惊人的叙述革命历史的作品，其构成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构成是“革命历史小说”注，它是十七年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文学类型，但是，它肯定不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全部。小说的确是最重要的叙事文体之一，而且众多的研究者都习惯于把小说当作研究叙事的最重要的范例，虽然不会也不可能承认小说就等于叙事，但是仍然习惯于小说就是叙事，叙事就等于小说。可事实并非如此。出于对界定严谨性的坚持与尊重，我们不能默认这种未经严密界定的理论预设的恣肆流传，必须做出较为严谨的界域划定。应该说，“革命历史叙事”基本包含两类，一类是革命历史小说及其衍生产品，包括连环画、评书、电影、广播剧等，另一类是回忆录等非文学范畴的各种叙事性作品。
那么，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界域就相对清晰起来了，是指十七年期间创作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为题材注的革命历史小说及其衍生产品（包括连环画、评书、电影等）和革命回忆录等非文学范畴的各种叙事性文本。
政治的伦理目的导致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大量涌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共产党成了大陆政权的唯一合法继承者，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这种政权更迭必须面对国内外不同方面力量的质疑、敌视、挑衅和颠覆。新政权一方面必须通过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剿灭“匪徒特务”和“反革命”，营造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上改善绝大多数民众的民生和民权状况，在“物质”层面上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新政权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必须通过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政治理论的宣传扩张来建构起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在哲学、历史、文化、艺术等领域进行一系列规模庞大的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相对应的“清理”和“改造”工程，使文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个职能部门。“合法性”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注新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在军事层面上确立并不断稳定，那么，新政权被认可的合法性价值基础则需要奠定和强化。为了更好地稳固政权、稳定社会，新中国政权必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在政治伦理层面上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让人们了解建立新政权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既要完成新政权的合法性证明，又要完成民众在心理层面对新政权的认同，即证明政权更迭是合情合理的。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成了实现新政权政治伦理目的的重要渠道，告诉民众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通过传奇性故事情节和典型英雄形象向读者宣传，从而普及有关共产党自建立到发展到最终建立新政权的历史知识。“在当代，作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在作品中表现哪些方面的生活内容，写哪一类型的人物，被认为是体现作家世界观、政治立场和艺术思想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观念之下，“革命斗争”题材作品，就“在于肯定通过革命手段以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意义及其合法性，并重申战争年代所确立的价值观（极度强调群体意识与献身精神、限制与压抑个人欲望和个体独立性）作为重整崩坏的社会秩序、重建民族自信心的精神支柱。献身精神、毫不改易的目标感以及经受折磨的不屈意识”，是这些叙事作品的主题，也是其中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注。
诚如“革命历史叙事”所叙述的不断变动的“革命”一样，“革命历史叙事”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着不容忽视的“变动”。它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所谓规范性的“定式”，而是在政治诉求中诞生，在政治伦理需求、创作冲动和受者呼唤中持续发酵，不断调整姿态，不断出现高潮。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是逐渐生成和逐步建构的。
二、研究现状
新时期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遭遇“寒潮”，成了许多现当代研究者唯恐避之不及的研究话题，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十七年”文学已渐然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增长点，已经重新凝聚成一个醒目的“历史存在”。在此背景下，人们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深刻的重新揣摩与打量，由此，对之深入研究成为必要！不可否认，这一论题或论域———“十七年文学”，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当代文学的学术前沿问题与学术研究热点。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重要构件“革命历史叙事”不仅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评论家的关注，而且也成为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热门选题。就学界研究而言，主要集中了三种视野：
（一）“合法性”研究视角：证明新中国“合法性”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最终标的。这种研究视角缘于洪子诚提出的“革命历史叙事”价值在于“肯定通过革命手段以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意义及其合法性”观点。洪子诚：“在当代，作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在作品中表现哪些方面的生活内容，写哪一类型的人物，被认为是体现作家世界观、政治立场和艺术思想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观念之下，“革命斗争”题材作品，就“在于肯定通过革命手段以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意义及其合法性，并重申战争年代所确立的价值观（极度强调群体意识与献身精神、限制与压抑个人欲望和个体独立性）作为重整崩坏的社会秩序、重建民族自信心的精神支柱。献身精神、毫不改易的目标感以及经受折磨的不屈意识，是这些小说的主题，也是其中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注。
顺着这条研究线索，有一些研究成果。2004 年华中师大博士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从民族国家想象的角度，透过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历史内涵、革命主题、英雄形象塑造、艺术体式上的史诗追求等视点，对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进行了再解读，以寻求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所涉及的核心理论问题包括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想象与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这种历史重构的最终指向是对新中国现实的认同。2007 年华东师大博士金进《革命历史的合法性论证———1949—1966 年中国文学中的革命历史书写》，主要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具体作品的解读和时代政治思潮的分析中展开对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题材的论述，探究这类文学样式是如何表现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又是如何影响这类文学样式的，而在这种密切的联系中，看革命历史文学如何为新生政权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新的中国革命历史谱系的过程。无疑，这些研究成果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内蕴着的想象民族国家和认同新中国现实的丰富深刻内涵的揭示做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可喜成果。
（二）“新方法”研究视角：运用各种崭新的西方理论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个案进行“再解读”从而阐释出全新的丰富意蕴。以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为代表，运用崭新的各种西方理论重新梳理和解读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个案，对个体作品实施具体化的研究。
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收录了李扬、唐小兵、孟悦等人的对某一革命历史叙事作品的“再解读”文章。《再解读》希望在一个综合性话语领域里，人类行为（社会的、心理的、想象的、文化的）所产生和维持的象征意义及结构性张力成为了解读的对象，而解读的批判价值在于其不懈地组合和重新组合，编码和重新编码已存在文本，并由此出发把历史的文本归还给历史，始终拒绝将任何表意过程镶嵌或钉死在某一基奠性意义框架或母体上，从而从一个更抽象、更哲理化的层次上观察，完成一种解构性话语实践。唐小兵们的“再解读”尽力解构一个已经迅速变得遥远的时代，揭示一系列话语、影像和观念的结构性张力以及隐含其中的乌托邦冲动，完成一个使历史文本化的解构过程，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化政治、社会历史的一次借喻式解读。这是一场再解读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对于读者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李杨《50 ～ 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选择了八部作品，对我们曾经有过的某种文学史理论的前提和预设进行拆解，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来揭示单个文本与其所属的复杂文本集合体之间的动态关系。李杨渴望经典作品再解读的方式，意在对一直缠绕 20 世纪中国学史写作的相关问题，包括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提供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对“十七年文学”进行了“解构”式的阅读。“解构”式阅读是这样一种阅读：第一，它主张根据具体文本进行阅读，即“细读”。通过细读找到文本最佳的文化言路；第二，它主张从多个角度展开阅读，即“审读”，通过各种文本的互相渗透，读出文本的多重意蕴；第三，它主张“读就是写”，即“重写”，阅读活动实际上是读和写的双重活动，这里的“写”，即改写、重写。它既拒绝局限于“自我”的“狂喜式”阅读，也排斥拘泥于“美学”的“静观式”阅读，希图通过“解构式”阅读让人们知道“重写”“十七年文学史”即一个“回到”“十七年文学”发生场景的过程，努力发现文本的“内部张力”，正视“破碎性文本”的存在。因此，蓝爱国在《解构十七年》中以这样的阅读方式解读了包括《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欧阳海之歌》革命历史叙事作品在内的十七年文学作品，展示了这些作品广阔的阐释空间和重新解读的可能性。
（三）“重写文学史”研究视角：在某种新理念的引领下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进行一种“文学史重写”。以《“灰阑”中的叙述》等为代表，试图综合性整体性研究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从意义内涵、叙述模式、叙述心理等角度切入，渴望能够重新梳理和整合革命历史小说，重构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史。黄子平、董之林等人的研究，对革命历史叙事进行宏观性考察，倡导对革命历史叙事的进行整体性重新审视，让革命历史叙事的许多被遮蔽的东西重新进入研究视野。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研究关于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讲述，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小说”形式对这些历史变动所做的叙述，其中相当部分着眼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注，从题材的选择与处理、时间与叙述、长篇小说与革命和性的关系、革命历史小说与英雄传奇、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等若干“新社会学”的角度重新爬梳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某些问题：时间与叙述、小说与革命和性、题材的选择和处理、小说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小说中的宗教因素等。毋庸置疑，这些思考很有价值，是关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研究的一部分，是有益的开始。
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把“革命历史叙事”中的革命历史小说纳入到“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和“描写战争与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史诗类小说”的艺术类型中考察，认为它们是传统小说的回流，其主题内涵是在新历史观引领下的表达，其叙事是传统英雄传奇的延续。这种“新的历史观念”“不仅指阶级斗争观念对小说布局的影响，也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倡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对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深刻影响。”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以历史相关性为“十七年”小说研究切入点，置“十七年”小说于文化网络中，凸显“十七年”小说艺术形成过程中向来被忽视的历史扭结，还原它们在多方因素作用下的演化过程。此书在历时性维度上勾勒“十七年”小说的诗性特征，分历史阶段描述了“十七年”小说的线性演变。这种描述对十七年小说诗性特征的探索方面有其独到学术价值，对十七年小说诗性特质的不断演变的线性轨迹和阶段性特征。
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 1950、1960 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 年版）以“红色小说”为研究对象，而这种“红色文学”不仅指革命的暴力斗争，还包括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他的研究以人物类型梳理为架构，着重探讨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革命意识形态是如何在文学领域中建构革命的激情，宣扬革命的理想，规划革命的精神秩序。显然，他的研究重心在于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和规范当时革命文学的。
郭剑敏《革命·历史·叙事》（2006 届浙江大学博士论文）以历史与叙事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成这批革命历史小说的具体语境。论文的重心不在于对文本的内涵进行重新解读，而是重点考察这些文本的生成过程，研究这些文本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叙述历史以及它是如何把历史叙述出来的，研究这批作品叙述革命历史的动机所在，以及作家是在怎样的一种思想理念的指导下来完成对历史的文本化组织。作者有着颇具创意的良好动机，考察了这些文本的生成过程，研究这些文本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叙述历史以及它是如何把历史叙述出来的，研究这批作品叙述革命历史的动机所在，以及作家是在怎样的一种思想理念的指导下来完成对历史的文本化组织。
第一种研究视角揭示并证明了“革命历史叙事”与政权合法性证明之间颇为复杂的潜在因果关系，这是借助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来重新关注和考察包括“革命历史叙事”在内的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成果，不但能让后面研究既可摆脱旧有狭隘政治学视野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框束，又可跨过所谓“纯美”倾向对复杂文学现象的简单化处理，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不管在主题内涵的提炼方面还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方面都有了重新考察的冲动和全新认识的可能。
第二种研究视角是新理论、新角度考察旧有研究对象的研究“试点”，用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审视角度对曾经备受冷落的研究对象作试探性研究，或是验证着新理论新方法在旧对象研究中的可能性和适用性。在单个文本为起点，从文本解读入手，找寻全新的诠释空间，凸显“革命历史叙事”的从未被揭示的连作者自己也从未察觉的潜在意蕴。这种研究在通过新的方法、方式、途径等方法论层面的探索性或实验性实践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新视野往往会带来新结果，使文本从既有的狭隘阐释空间内逸出，展现了其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潜在的意义空间。
第三种研究视角虽然专注于革命历史小说，但也具有宽广的文学思潮的学术视野，渴望以某种新理念的统率下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进行一种“文学史重写”。黄子平等人的“文学史重写”最终目的不是贬低或拔高研究对象，而是怀着相对客观的心态重新审视曾经被神话化或妖魔化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从意义内涵、叙述模式、叙述心理等角度切入渴望能够重新梳理和整合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
以上三种研究视角的重心存在着差异，它们却体现了近些年来研究的基本趋势，渴望用新理念、新方法、新策略来重新审视研究对象，拓展研究空间。虽然择取的是不同的重心或视角，但它们都不仅关注文学自身，而且关注文学的周边，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构建起重新解读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乃至整个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空间，为“革命历史叙事”研究摆脱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审美现代性研究框架的束缚，使研究对象的丰富复杂性获得了空前的呈现，把文学放置到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凸显其文学与周边的复杂关系。
不管怎样，前人的研究都是有益的学术尝试，并且取得了一些可喜可敬的成果，获得了一些研究视域上的突破，但这终归只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开始，“革命历史叙事”文本与历史之间博弈的复杂全貌、“革命历史叙事”的生成动力、“革命历史叙事”的内在复杂构成等许多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提供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发现，来完善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研究，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创新性展开的可能性。
首先，研究对象必须拓展。已有研究基本上仅仅瞩目于当时影响巨大的各种革命历史小说，近些年也已经关注到它们的衍生或延伸形态———电影或戏剧作品，但这与“革命历史叙事”实际之浩瀚相较，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而已。“革命历史叙事”绝不只是各种革命历史小说及其衍生产品如电影、评书、连环画、广播剧等，还应包括革命回忆录等非文学范畴的曾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历史叙事文本，如《红旗飘飘》系列、《星火燎原》系列等各种数量惊人的回忆录。
其次，不能仅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作静态的本质主义研究，应该加强对其生成过程的建构性研究，揭示其动态的复杂内涵。“革命历史叙事”或是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意义及其合法性的证明，或在单一文本表面下具有丰富的蕴含，或拥有一条轨迹清晰的线性发展路径，这些研究都的确揭示了“革命历史叙事”的某些特征，但这些多是静态研究，不能揭示“革命历史叙事”的真实与复杂。实际上，“革命历史叙事”生成与建构是一个生成动力强大多元、实践形态丰富多样、表现规范不断调整、审美元素多源吸纳的复杂动态过程。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目标
十七年文学研究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极具魅力却又充满争议的课题。对于已经展开却又未充分展开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研究而言，更是如此，有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生成与建构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其生成动力、叙事实践、规范调整、审美构成等问题，凸显其动态的生成建构的过程，其主要内容如下。
1.生成建构的动力机制：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是一个生成建构的动态过程。几乎所有关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研究很少注意到其生成建构的动力机制，这是值得本课题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在“新历史观”“作者”和“读者”合力推动下不断生成演变。“新历史观”的内涵及其由“自在”走向“自为”的意识形态状态催发并推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生成建构，作者的认同与实验和读者的期待与推助也促成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生成建构。
2.叙事实践与体系建构：在“新历史观”规定下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实践呈现为两种形态：“历史的革命历史叙事”和“文学的革命历史叙事”，虽然它们的主题内涵、审美形态、叙事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其背后所隐藏着的对历史“想象性”的阐释体系是一致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是通过审美观照、认知运作、伦理追求三个层面建构起了完整的想象性历史阐释体系。
3.生成建构的规范调整：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有着不断被调整的规范过程。近几十年，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研究认为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在社会政治一元化的批评氛围中，受到约束和控制，却没有把这种约束和控制视作不断规范、不断调整的具体过程，有简单化的倾向。实际上，在日渐激进的观念语境中的种种遭遇中不断调整着姿态，其中所蕴含的某种主导文学观念在不断变化的过程获得了巨大权力，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权威地位，不断规范和调整“革命历史叙事”，使其逐渐走向或接近所谓的“革命历史叙事”理想范式。
4.审美建构的多源吸纳：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自始至终竭力在创建着一种具有全新审美品格的新型叙事形态，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其写作实践的指导思想，渴望写就“革命历史史诗”，传统叙事文学因素是其叙述策略，希图绘就“革命历史传奇”，五四文学传统在其间又时隐时现。
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
1.研究视野的创新：此前的研究基本上只涉及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而本课题试图将文学范畴的革命历史小说和非文学范畴的“革命回忆录”及其它们的“泛文本”都纳入到“革命历史叙事”范畴中进行考察和研究，对问题、现象的看法拥有新的宽阔视野，由此带来新的研究格局。
2.论述观点的创新
其一，“新历史观”是“革命历史叙事”生成的主要动力。本课题构建起“革命历史叙事”生成建构的动力机制，“新历史观”“作者”“读者”是动力源，其中“新历史观”是催发并推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生成建构的核心动力。
其二，“革命历史叙事”形态的“二元构成”。本课题区分了“革命历史叙事”的两种重要形态———“历史的革命历史叙事”和“文学的革命历史叙事”。它们因倡导方式、响应方式和文本体裁的不同而存在着主题内涵、审美形态、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明显差异。
其三，“革命历史叙事”想象性历史阐释模式的建构。借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构建了全新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想象性”历史阐释体系。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是通过浪漫模式与喜剧模式及其情节编排进行解释的过程，进而通过以机械论方式为主并辅之以有机论和形式论的方式进行解释，最后用充满热情的激进派的意识形态含义依据新的基础重构社会，并以此实现对“真实社会历史”的超越。
四、研究方法
本论题采用史料梳理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各种文本、和十七年间关于“革命历史叙事”的各种原始文献的阅读和梳理，考察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生成建构的具体细节及其成因，挖掘其因“新历史观”的规定性要求不断演进过程中的复杂性，试图揭示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生成建构机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注重文本研究、实证研究和阐释性研究的结合，秉着尊重历史、尊重作者、读者和批评者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做各种选择的立场，坚持史料梳理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历史阐释和文学阐释相结合、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借鉴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后现代叙事学理论等理论进行交叉学科研究，注意保持史料探询与理论阐释的相对平衡，追求比较合理妥当的认识。
注：作者注：其中包括传统的农民揭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无政府主义式的暴动（义和团运动）、法国式的大革命（辛亥革命）、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百日维新）、军事政变（西安事变）、全国性内战（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抗日战争）等，与此相伴随的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与对抗，其中有中体西用、孙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
注：作者注：梁启超提出“欲兴一国之民”不可不先兴“一国之小说”；鲁迅志于用文学（当然包括小说等叙事性文体）“改造国民性”；毛泽东“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注：作者注：“革命历史小说”是黄子平对中国大陆 1950—1970 年代生产的一大批小说的“文学史”命名。“在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史中并无统一的称谓。较简洁的，叫‘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或‘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小说。详细点的，曰‘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历史’的小说，或简单叫作‘军事题材’小说。尽管称谓不一，从 60 年代直到 90 年代的十来部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其所论述的作品群却都大致相同，正好证明了这些作品业已‘正典化’了。”参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注：作者注：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正面战争、敌后战争、地下斗争等各种革命斗争题材。
注：［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4 页。
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 1997 年版，第 67 页。
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 1997 年版，第 67 页。
注：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前言》，《“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