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过未名湖边

行过未名湖边

临近岁末,京城里终于下了场期盼已久的大雪。大白天,雪花纷纷扬扬,漫山填谷,既满足了公众观赏雪景的欲望,又给“瑞雪兆丰年”之类祝福提供了足够的谈资。行过未名湖边,看着冰面上嬉戏的少男少女,猛然间浮上心头的,竟是艾青的名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明知眼前的欢愉景象,与诗人当年的郁闷与感伤风马牛不相及,可还是念念不忘。就像今人仍在吟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半个多世纪前诗人艾青的感叹——“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依旧撼人心魄。更何况,我眼前的心境,确实也正被“寒冷”所“封锁”。

2005年2月北大未名湖

刚刚接到通知,要我在新年晚会上,代表北大“十佳教师”发言。除了几成套语的“获奖感言”,我更想表达的,是对于过去一年中不幸谢世的诸位师友之依依不舍。明知老成凋谢是自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可一个小小的中文系,一年中,竟先后有六位教授仙逝,着实让人伤感不已。

其实,我与这六位先生,都只是同事的关系,说不上深交或神交,故不敢谬托知己。即便如此,也觉得有责任写点东西,为了那曾经有过的“惊鸿一瞥”——正因为交往不多,留在脑海里的,每每是那印象极为深刻的“一瞥”。

林庚先生(1910—2006)燕南园62号的家,我去过多次,或请益学问,或陪客造访;但私心以为,并非入门弟子,以林先生闲云野鹤般的性格,实在不宜过多打扰。作为现代中国有数的著名诗人,林先生治中国文学史,最擅长的,当属古代诗论(如“布衣感”“少年精神”“盛唐气象”等);但以诗人的眼光阅读、品鉴小说,也会有出乎想象的精彩表现。有感于林先生的《西游记漫话》不太被学界关注,我越俎代庖,撰书评《童心与诗心》,刊于1998年8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称说:“林著之解说《西游记》,选择了儿童的视角,以‘童话性’作为立说的根基,有学理上的考虑,但更与作者的个人兴致相关联。极度的好奇心、无边的想象力,以及对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方式的向往,是童心,也是诗心,更属于保持童心的诗心。”据说先生对这则小文颇为欣赏,故清华大学出版社版《西游记漫话》也将此文作为“导读”。虽然学术兴趣不尽相同,可我极为赞赏林先生的诗与人合一,文与学合一。将一生作为一首诗来苦心经营,希望经得起时人及后人的再三品读,这其实很不容易。

我本科、硕士阶段的学业,是在中山大学完成的;进北大后,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因而,对林焘先生(1921—2006)的学问很茫然。只知道林焘先生重建北大语音实验室,把上世纪二十年代刘半农先生的语音实验传统发扬光大,了不起;还有就是他开设的“北京话调查与研究”,是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精品课程之一。我对先生的了解,是在专业以外——丰神俊朗,潇洒飘逸,喜美食,善昆曲,会吹箫。记得历史学家、当年清华外语系学生赵俪生提到,看中文系教授俞平伯在迎新晚会上唱昆剧,“心里总不是个味”(《篱槿堂自叙》第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其实,老一辈学者之喜欢京昆,除专业研究外,更包含优雅的生活趣味。我不觉得此举有损教授形象,反而充满了敬意。林先生曾借为李方桂先生《中国音韵学研究》重印本写序,追忆抗战中他如何带上这部大书,加上一套昆曲曲谱和一支笛子,辗转到成都复学。“(李)先生有时兴致好,学习完了就请出师母徐樱,三人一起吹起笛子唱两段昆曲。跟从先生学习的三年,那种温馨和谐的学习气氛一直深深感染着我,使我终生受益无穷。”此等读书场面,今日只能作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文人逸事”来讲述。

对于徐通锵先生(1931—2006)的学问,我同样完全外行。他的主要著作《语言学纲要》《历史语言学》《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基础语言学教程》等,我连说好话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在获赠《徐通锵自选集》后,曾装模作样地拜读过若干文章。不过,这种专业上的隔膜,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除了平日见面打招呼,主要是在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上聚首。同是好学者,因学科相差甚远,专业趣味迥异,也都容易出现“傲慢与偏见”。遇到推荐奖励、审查论文、评定职称时,不同教研室之间,自然会有一些争执。这个时候,需要有人超越部门/专业利益,作持平之论。很快地,我就发现,并非行政领导的徐先生,其学术判断——包括对本专业以及外专业——平正通达,完全值得信任。以后,我认定,凡是语言学方面的,我听徐先生的。一直到徐先生退休,我的“盲目跟进”,从没出过纰漏。而且,隐隐中,徐先生似乎也是将我作为理解文学专业判断的“标尺”。我们之间,从没事先商量过,可一开口,基本上都是“同调”。

早就听说,褚斌杰先生(1933—2006)是中文系的才子,少年得志,却历经坎坷;等到我进北大,褚先生已是满腹经纶的“蔼蔼长者”了。因妻子夏晓虹曾修过褚先生的课,八十年代初还曾以学术实习的名义,追随其游走江南,故我见褚先生时颇感亲切,全然忘了彼此的辈分。更何况,每回中文系教师新年联欢,他总是百唱不厌山东民歌《拉地瓜》,博得满堂掌声的同时,也拉近了和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的距离。对于褚先生的主业——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我极少涉猎;说得上“认真拜读”的,是北大版《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先生惠赠的那本,被人家借走,弄丢了;我只好赶紧补买一册,放在自家书橱里,以便不时翻阅。我坚信,那是一本好书,能传得下去。我跟褚先生比较确凿的“学术联系”,是几年前主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约请先生编《屈原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那套书“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要求编纂者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参见该丛书《总序》),褚先生完成得相当出色。记得那段时间,我们都住在西三旗,出门买菜或晚上散步时,时常能碰面。就站在路边,先生侃侃而谈,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我只管点头、拊掌,此情此景,至今难以忘怀。

大概是学科方面的缘故,今年北大中文系去世的六位先生中,汪景寿先生(1933—2006)是知名度最低的。但若进入正日渐红火的曲艺界,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在那个行当里,汪先生可谓“大名鼎鼎”。1980年,汪先生与侯宝林、薛宝琨合撰《曲艺概论》,对于这个学科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汪先生利用他在曲艺界极好的人脉,把诸多著名艺人请到北大课堂上,让学生现场观摩,了解什么叫评书,什么叫相声,什么叫京韵大鼓,什么叫苏州评弹,还有数来宝、二人转、山东快板等。这样精彩的课堂教学,自汪先生退休后,便难以为继了。说起来,我还是中国俗文学学会的会长,可我接手时,汪先生已经退休,故没有多少请教的机会。不过,同在中文系工作,还是记得了一个段子。新学期开学,汪先生开门见山:“兄弟我曾在公安局干过,熟人很多,谁敢在课堂上捣乱,请小心点。”学生们先是一愣,后才慢慢回过神来——老师之所以像跑江湖、说单口相声的,就因为这是“民间文学”课。

由于政府的大力表彰,孟二冬先生(1957—2006)的事迹,现正广为传播。我与二冬兄算不上熟悉,但对其学术状态略为了解。在我印象中,这是个安静沉稳、脚踏实地的读书人,不靠天赋才华,而是以勤恳耕耘取胜。这点,读他的《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及《〈登科记考〉补正》,可以看得很清楚。天纵之才毕竟很少,能用心,肯吃苦,沉潜把玩,含英咀华,就是好学者。从一个专科毕业生起步,三进北大,最后做出如此成绩,实在不容易,这需要某种对于学问的痴迷。我欣赏他生病后的乐观与执着,更敬佩他出名后的平实与澹定。不说空话、大话、废话,始终保持书生本色,这点,很让人感动。

徘徊在未名湖边,忆及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写过一则短文,提及“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即将消逝的风景》)。也许,这个感慨,会永远存在下去,而且将日渐加深、加重。

雪仍在下,眼前的景色,变得模糊起来,曾走过未名湖边的诸多师友,正渐行渐远,进入遥不可及的历史深处。忽然间,记起了鲁迅的《野草·雪》:“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岁末初稿,年初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2007年1月31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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