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与诗心——关于林庚先生
作为现代中国有数的著名诗人，林庚先生四十年代起转治中国文学史。不难想象，一般读者对其著述的期待，大都集中在诗论部分。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并非毫无来由。从最初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到日后逐渐学院化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唐诗综论》，其中最精彩的，确实多属诗论(如关于“兴亡史诗”以及“盛唐气象”的论述)。
这就难怪，当燕园里纷传林先生正在撰写有关《西游记》的论著时，朋友们大都只是作为逸闻，并没真的在意。直到接获赠书并仔细拜读，方才大吃一惊。如今书已问世八年，好几次想向读书界郑重推荐，只是苦于无从落笔。这不是一般的专业著述，而是诗人“用心”写作的大书，必须排除杂念(包括所谓的“学术通则”)，同样“用心”去体会，方能真正味出其“妙不可言”。
除去三则旧文，主体部分的《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只有七万余言。在动辄数十万字的当今学界，这只能算小册子。没有版本考据，没有文献征引，没有研究综述，作者直面本文，沉潜把玩，含英咀华，然后自说自话，根本不理会业已成型的众多“体系”。其论说姿态，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行吟诗人，或孤独的散步者。
作者立说的根基，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西游记》是一部富于童话性的小说。”（第140页）这本不算创见，从胡适起，不断有人谈及此书的游戏性质与童话氛围。问题在于，早已心智成熟的学者们，与童话的天真烂漫格格不入，很难深入体味。林著之卓尔不群，说到底，缘于作者沉醉其间，故别有会心。
作者历来喜欢童话，就连与童话相关的各种动画片，也都令其入迷。以此童心未泯的天性品读《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以及众多可爱的小妖怪，不再只是研究对象，更是人生路上不可少的好朋友。在《后记》中，作者称：“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不是因为专业研究的需要，纯属压抑不住的好奇心，以及对老朋友的感激之情，促使时已退休的诗人林庚，突发奇想，大谈起小说来。
1995年与林庚先生合影
对细节的熟悉以及对人物的体贴，使得林著信手拈来，皆成妙章，此尚在其次。称孙悟空、猪八戒旅途生活中的调侃戏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喜剧性冲突，乃“既有一定的生活原型的依据，又可能与取经故事经历过的戏曲化过程有关”(第116页)，因“中国古代的戏曲，从唐参军戏到宋金杂剧和院本，一直都具有较多的调笑滑稽的色彩，插科打诨是其中最重要的至少也是不可或缺的成分”(第71页)；或者从明代的社会思潮中寻找“孙悟空自由不羁、超越一切束缚的精神状态”(第98页)之由来，尤其注重李贽的“童心说”，这些言之凿凿的论述，虽也精彩，但别的文学史家也能做到。
最能体现论者性情，也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其实是《童话的天真世界》一节。作者着重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游戏的意味，二是小妖的功能，三是即兴式的花样翻新，并断言三者皆指向儿童的心理特征。
在作者看来，按阶级斗争观点解读《西游记》，不能说全错，但难尽得其神髓。不是说其中没有正邪之争，也并非抹杀孙悟空与众妖怪在道德境界上的差别，而是小说中许多精彩场面，无法单纯以“正义战胜邪恶”来解读。
作者认定，《西游记》中孙悟空“所以永远那样轻松自如，胜任愉快，正因为他将这一切出生入死的经历都看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而已”（第100—101页）。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生而复死，死而复生，也全凭一时的需要和兴致”(第102页)，就好像小孩捉迷藏，彼此间的格斗不存在真正的危险。成人读者普遍过于认真，非努力发掘争斗之微言大义不可；可孙悟空与妖魔以及诸天神的角逐，常带有游戏意味。比如，与二郎神追逐，土地庙外树起了旗竿；钻到老妖肚子里打秋千，树蜻蜓，翻跟头——这些都属于顽童的恶作剧。此类争斗，实为游戏的延续和发展，其中含“天真的情趣与幽默的态度”，“不能看得过于认真，看得过于认真了，便不免大煞风景”(第104—105页)。
与习惯忠奸对立黑白分明的成人思维方式不同，在注重游戏的儿童世界里，不少对立是可以消解的。如与孙悟空处于对立地位的小妖，其天真烂漫仍能赢得儿童的喜爱。同样摹写战争场面，《西游记》的特出之处在于，无关紧要的小妖占相当的篇幅，且给人留下生动的印象。那撞上厅来通报消息的小妖，先“把个令字旗磨一磨”；还有那“敲着梆，摇着铃”，口中念念有词，实则有口无心的巡山小妖，一如快乐的儿童，其调皮与稚气，都让人忍俊不禁。在林先生看来，此类场面，“对立的双方最终都统一在童话的天真烂漫的情调中了”(第111页)。
《西游记》以想象力丰富著称，可小说中有许多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读者竟不加追究，认可其依情境的转移而改变人物降妖伏魔的本事。孙悟空有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有时又降到凡人的层次，陷入本不该陷入的困境。作者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童话的积极因素，“造成了《西游记》中想象的创造性与无限性”(第113页)。假如严格按照成人的逻辑，孙悟空既然有通天本事，西天取经，该易如反掌才是。要真是这样，小说还有什么可看?“《西游记》的好处恰恰就在于写出了孙悟空层出不穷的新的方法和手段。他的行为从不落于一种格式，你无法预料他接下来会做些什么。他的行动中充满了即兴式的花样翻新与尝试”(第113页)。童话中的想象，不必讲求合乎逻辑，此乃情节千变万化的前提。反过来说，读者之认可孙悟空忽大忽小、忽圣忽凡，正是默认了小说中“所包含的童话性”(第114页)。
林著之解说《西游记》，选择了儿童的视角，以“童话性”作为立说的根基，有学理上的考虑，但更与作者的个人兴致相关联。极度的好奇心、无边的想象力，以及对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方式的向往，是童心，也是诗心，更属于保持童心的诗心。
1998年8月9日于石河子
(初刊1998年8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