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3年，我从已经工作了15年的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到了文物考古研究所。虽然业务相近，但它们实际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过了29个年头。记得当时，桌子上放了两份商调函，一份是省政府体改委（后改称发改委），一份是考古研究所。经过一个多月的纠结思考，最终选择了后者。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甘肃能够独具优势的学科，一是敦煌学，二是简牍学。敦煌学在1978年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实际上已成海内外追捧的热门。而简牍学则比较冷清，尤其是作为简牍大省的甘肃，几乎还有80%的出土汉简没有整理发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领域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选择来到了考古所，实际就是选择了后半生的人生道路，选择了同这些“竹片木屑”打交道的日常生活。
书中收录的这些文字，就是这些年来整理研究汉简的点滴记录。其中我所在的单位名称一变再变，从考古研究所简牍整理室到2007年成立的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再到2012年成立的甘肃简牍博物馆。与此同时，我个人的身份虽一再发生变化，但我所从事的工作始终如一，一直围绕着甘肃简牍的整理研究、出版发表，吸引了很多海内外学者关注西北汉简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相应的优势和更大的气候。
起初，我们在参加各类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时，经常会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抱怨。一是关乎水平问题，认为整理水平低，又不愿别人染指，致使新出汉简几十年不见天日，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利用。二是关乎品质问题，认为我们垄断资料，迟迟不愿公布，试图靠独占资料取得自己的学术成就。所有这些，使身处其中的笔者深感耻辱，又百口莫辩。唯一能够回答上述质疑的举措就是少说多做、扎扎实实、夜以继日、整理出版，把所有的出土简牍尽快、全数公布发表，使社会各界充分利用。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截至目前，所有甘肃出土的秦汉简牍已全部整理完毕，除《悬泉汉简》正在陆续出版，其他出土简牍已全数出版发表。不难相信，过去那种抱怨之声，自然也会适时而止。本书所谓“札记”者，并非有意为之，只是这个过程的平实记录。
所谓“简牍楼”者，其实就是一个半理想半现实的产物。说其半理想，是因为长期以来有“简”而无楼，甘肃的数万枚秦汉简牍并没有一个理想的保护和存放环境。只是到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后,才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在省委省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以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的文物库房和办公楼的名义立了项，建起了今天的办公大楼。要说“半现实”,此时已经有了“简牍楼”的影子。2012年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有“简”无“馆”又成了问题。直到2017年，唐仁健省长履甘，再加上主管领导的极力争取，简牍博物馆的建设才得以立项，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的工程实体，使理想中的“简牍楼”又再次变成了现实。可见，几十年来，所谓“简牍楼”者，若有若无，若虚若实，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但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名之曰“简牍楼札记”，言之不虚也。
平时写的这些零星小文，从来没有要结集出版的想法。只是朱玉麒教授的美意，才使我改变了以往的懒散，收拾起这些不成系统的文字，纳入了孟彦弘、朱玉麒主编的“凤凰枝文丛”。特别感谢二位老朋友不弃，也感谢凤凰出版社的社长倪培翔先生，是出版社的抬爱，才有了这本小书。
张德芳
2021年5月28日
于兰州简牍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