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祷的悲哀

晚祷的悲哀

落日的余晖呈现出微暖的橘黄,仿佛带着神赐的福意在天际散射开,也流溢到匍匐的土地上。那夕照,虽然有着些许的灿烂,将空中静浮的云絮、云缕映成了绛红,却为黑色的厚云所阻碍,使得从地平线上闪耀的光芒含有了黯淡。暮霭和着地气,融成了潮湿的灰青色,越来越浓地笼罩着大地。白日的喧杂开始平息,渐渐转入了静谧。该是鸡禽入埘、牛羊入栏的时候了,依稀从远处的村庄的高树上,听到了雀鸟的聒鸣。近处的经过翻耕的田畴,一犁一犁排开的覆卷的湿土,如微微的波浪。不远处,隐约看到散乱的绿色的草堆,或者是挖土豆之后留下的秧蔓。四处越来越暗,已经看不清村庄和林灌的轮廓,唯有那座老教堂矗立在那里,尖尖的塔楼直指向天空。

就在这时候,那塔楼上的钟声响了,“当——”“当——”,沉重的、宏穆的音律,随着那钟锤的第一声敲击,刚刚入静的大地仿佛悸动了一下,立时就进入钟声的迷茫里,它的脉息就随着钟声起伏。钟声,以缓慢、有力的节奏,一声一声从教堂那里响起,一轮一轮,一波一波地向四周扩展着,扩散着,召唤着四周远近所有的信徒。那对年轻的夫妻虽然早过了收工时候,但是依然在忙着刨收土豆。听到钟声,几乎本能地放下工具,迅速站定、低首,默默地向上帝做着祈祷。

钟声依然咣咣地响着,它震颤着的水轮状的肢体,以它特有的音质,和黄昏的沉郁、凝重,和残照的光与色融合起来,在天地间恰适的高度上荡漾着,纷乱密集地撒下它谶语般的音符。那钟声的无解性,在空间的无限性和神秘性,以不容置疑的威严和感召力量,震撼着凡世间所有的灵魂。两位祈祷者就在逆光里站着,并为钟声所浸围。他们的身影高大而庄重,正好与地平线相交成两个十字架。男子的双腿微微分开,低下头去,两手提着刚从头上摘下来的破帽子,脸与胸完全隐在背光的黑暗里。那女子侧应着夕光,双手并握靠在胸前,头向前倾着。两个人的姿势,细看上去并不自然,反而显得僵硬而笨滞,似乎仓促站好心神未稳就立即进入了沉默。但从他们的姿势和表情中,可以看到从心底透出的卑顺和安从。

出身于农民的法国画家米勒,一直如所有的农民那样,耕作在巴比松的土地上,生儿育女并且终老于斯。他从小受祖母的影响并且铭记、遵从着老人的教诲:首先做一个基督徒,信奉上帝,把教义中所包含的人道情怀深深根植在生命里。同样的生活遭际和体验,使他直接并深刻地理解了法国农民的品质和命运:他们仁慈、善良、懦弱、隐忍,在田地里耘耕不辍,艰苦地播种与收获,但是总不能摆脱贫困的压迫;重重的赋税把他们的腰都压弯了,但他们还是在无望中挣扎,偶尔有几声叹息和呻吟,透尽了世间无限的凄楚和悲凉。米勒就是要描写这些“不说道理而充满生命的人物,不叫喊不絮叨而强于忍从,未尝敢追寻那意义而紧握着人生定规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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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弗朗索瓦·米勒,《晚钟》86cm×111cm 1858—1859年

这些最卑下、最可怜的人们,就如这两位年轻的农民。画中微仰的角度,使他们的身体有几分挺拔。男子的脸是瘦削的,头发粗乱,高高的鼻子下是缄默的嘴。穿着开怀的小袄,刚过肚脐,几乎系不上扣子,袖子又瘦又短;而那破旧的裤腿也高高缩离开双脚,一双笨重的鞋子沾满了泥土。那女子,穿着又厚又硬的暗红色的棉袍,显得臃肿而寒碜,虽然衣着如此,但为了劳作时不致磨破,又用破围裙护起来。与身体相比,他们的脑袋略微显小,这是经年的体力劳动所致:自小就开始的几乎没有休歇的辛劳,使他们的骨骼强壮了,只有这样才能抵得住生计的付出,耐得住无奈的饥寒。而土地需要劳动者的,也只有这些了。法国农民对土地有与命相等的依恋:“在内心把土地和他的家庭以及职业视为一体,也就是把土地和他自己视为一体。”(H.孟德拉斯)自然,祖祖辈辈相同的命运和遗传,头脑的功用渐渐弱化了,他们没有文化,也不会受到什么教育,更不会去寻找什么人生的、生活的意义,只要相信上帝就足够了。只要记住几句经文,也就明白了穷困的缘由。

他们穿着如此,吃的又是什么?是土豆,口袋里、篮子里那些沾着黑土的土豆。他们就靠咀嚼这些简单的甚至可能不充足的食物来填充肠胃,再转化成耕种土地的力气。所用的几件工具,一支铁叉竖插在地上,一只树条编成的小篮子,再就是一架矮矮的小轮推车。使用的工具同样粗简而原始,勒鲁瓦-古兰曾经说过,人是“通过一层物体(工具、器械)的中介来适应自己的环境。……人类就在这样一种中间层之中取食、自我保护、休息和行动”。“工具的作用就是最直接地延展四肢的功能……因此工具仅次于身体,最彻底地与自我合为一体。”(齐美尔)工具表明了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的程度,这程度也证明着他的生存质量。落后的工具也标志着落后的生活。这对年轻夫妻,他们离幸福还那么遥远。

但是,他们还要感恩于上帝,还要向主进行谦卑、虔诚的祈祷。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今生的苦难乃是上帝的安排,是注定如此的。它是神的意志,人只有履行考验,只有静默无怨地接受、忍受,才会在来世进入至福至乐的天堂。每日向晚的钟声,都是上帝的一次莅临、启诫和导领,是一次完美的抚慰。看那钟声里的女人,温柔、善良,脸上充满淡淡的哀愁,但又有着无限的恭顺。她完全沉浸在钟声制造的幻境里,仿佛圣主的灵此时正在天地间飘动着,在黄昏的橘黄的和淡红的光芒里,似乎翔飞着无数洁白的天使……

祈祷,低默地做出的最简单的仪式。信徒就以这简化的仪式向着上帝展开了自己。祈祷的过程是一种寻找,也是一种在冥想中的发现。它“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爱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馈赠的手,祈祷就是跃入消逝与产生之间的改变一切的弧光中,完全融进弧光中,把它无法估量的光包容到自己的生存这张极易破碎的小摇篮里”(卡夫卡)。那低低的从唇间念出的祷辞也是独白,在寂静中恍惚产生了一种倾听,那虚无中的上帝仿佛在这独白中悄悄临近,变成了一种确在,正在以悲悯、怜爱和理解的目光看着这些苦弱的垂下头去的子民。在这之前,人们只是渴望的东西,这时仿佛成为活生生的真实,人在经验着超验的高贵和亲切。独白变成了与上帝的交流和沟通,甚至与上帝相拥合。在全神贯注里,他会感到刹那间摆脱了世间所有的穷苦、艰难与忧伤,远离了孤独、孤弱和无助,身心沐浴着神的惠顾的光芒,肉体变得轻松而透明,因为,福祉已经被天父预定在未来。

恩格斯曾经满含同情地看着这些难民,如是感喟:他们虽绝于物质的解救,却追寻着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救,他们追寻意识上的安慰,以免完全绝望。基督教乃至所有的古老宗教,都是属于苦难者的。当生活的重负压得人们筋骨欲要折断,生存的环境恶劣、残酷而且人无力改变,希望依然渺茫的时候,基督教虚幻的末世神话,许以此生之外的天堂,好像从黑云的空隙投给苟活者一缕阳光。它在讲经的圣坛前,在礼拜日燃起的一盏盏白蜡烛的光晕里,在定时的简短的祈祷中,让人暂时忘却或者排遣了百结愁肠,释化了积压在灵魂中的悲凉,也算是麻木中的一时的憩息。宗教,的确是苦难者的呻吟,“是人民的鸦片”,使人们在醉感里想象着最终的救赎,虽然今生不会而且永远不会得到应兑,但它却在维系众生世世代代的挣扎,使其不至于彻底沉沦。

马克思也认为,那时的法国农民,同样是社会阶层中最低下的弱势群体。自古至今,一辈一辈,以仅有的或者租来的土地为生,在一小块粗糙的土地上终生经营。土地使他们彼此分散着,因此也孤立着。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此,他们无法形成一个向心的集体,却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马克思在这里用“同名数”这个词,乃是看到了作为个体的农民只是数量上的,而非质量上的。他们没有文化,没有个性,没有深度,更没有思想。作为人所具有的天赋(本质)和应有的权利意识,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以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早已将其销蚀殆尽。他们的穷苦导致了愚昧和无知,他们不会反思,不会质疑和拷问命运。祖辈如此,也就潜在地变成了命该如此,只有默认和相信。于是,宗教就成为他们唯一的信仰。

然而,宗教并非只是“人民的鸦片”。其实,在每个人的天性里,都有着接受宗教的因素。人是需要合群的,他惧怕孤独和处弱,人本来就是厌恶风险的生物,他的心灵永远不能没有托付。宗教不能完全与愚昧构成等式,皈依它的也不仅仅是农民,还有达官贵人,有握着权杖、戴着金冠的帝王,有戴着夹鼻眼镜的教授、科学家,甚至有奸宄、枭雄、混世魔王。信教,与其说是因为无知,不如说是因为“限度”。当人生跌宕无着、顿挫有艰,悲喜祸福如同旋涡使人载沉载浮的时候,他看到了世事的无常、今生的飘忽和人的渺小。甚至还有卓越之人,独离了庸众,孑然站在知识的疆界上,也就愈加看到了无知那巨大的黑暗,他也就对自己的智能开始了怀疑,一种无力、无望击穿了他的心壁,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那双蜡制的翅膀,达到接近太阳的高度后,反而临近了自己的劫命,最后翅膀熔化栽入大海。他明知道宗教的虚无,但依然要把这虚无当成神圣的实在,并且安放自己的今生和心灵。

基督教给予了苍生也包括这两位年轻的夫妻安慰,同时它也在安慰中施行了欺骗和奴役。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的一生就是认真应罪、受罪、认罪的过程,在罪之中才可能完成赎罪。布道者和卫道者共同地反复向信徒们灌输的“罪感意识”,已经如遗传的基因那样潜存在信民的血肉里。他们此生所承受的一切,所有的折磨和蹂躏,都是报应,是从始祖那里开始的罪孽。今世的人面对的种种痛苦,也在证明着那前世之罪的深重。只有追随上帝,不住地祈祷和忏悔,把这一辈子当成一次达到拯救的劳役,才是摆脱苦海的唯一途径。对此,恩格斯愤怒地进行抨击:对于时代的败坏,对于一般物质贫困和道德贫困的控诉,基督教的罪业意识回答是,本来如此,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于是,权势者的无道、残忍和荒淫,人间的道德败坏与无耻,人性的沦丧和腐靡,由此所造成的种种不公,都能在这里找到合理性的解释,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你”最终净化,成为上帝的子民。

由此而言,对于一群像草一样的民众、一群卑弱的以土为生的农民,对于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妻,除了种植、收获并咀嚼土豆和每日定时祈祷,他们又能怎样?他们能在真实的世界上寻找到幸福的出路吗?他们永远也不能“紧握人生的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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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弗朗索瓦·米勒,《捡麦穗的人》54cm×66cm 1848年

钟声依然缓慢地响着,对于黑夜来临前的钟声和信徒的祈祷,鲁道夫·奥托曾经论述说,上帝原是栖居在浓密的黑暗中的。当黎明来临,神圣就像朝露一样从人的心中蒸发掉了。因为这时候人们不再仰望上天,而是狭隘地局限在尘世,两眼盯在脚下的土地上。“人类开始工作,开始劳作,直到傍晚。”在平庸和琐碎中是见不到上帝的,只有夜晚又一次来到,沉寂、模糊的黑夜里,“那可敬畏者离我们更近……”所以钟声响起的开始,是在示告着救世主的临驾。

年轻的男子和女子,就这样站在田野里,以祈祷而朝拜天主。他们生活的路还很长,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但从他们身上,人们看不到一丝反抗命运的迹象。一切都在沉郁、压抑的气氛中,只有钟声,一阵阵传来,那洪阔之音,加重了夜色的涩滞,逐渐变得凄迷和苍凉。直到夜幕完全覆盖了无边的大地,也淹没了他们俩归家的疲劳的背影。只在远处看不见的村庄里,隐隐闪着点点萤尾般的灯火,盈盈如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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