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刘霓君

朱湘小传

朱湘(1904—1933)，现代诗人，字子沅，安徽太湖县人，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当时父亲在湖南沅陵做官。自幼天资聪颖，6岁开始读书，7岁学作文，11岁入小学，13岁就读于南京第四师范附属小学。1919年入南京工业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受《新青年》的影响，开始赞同新文化运动。1920年入清华大学，参加清华文学社活动。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并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7年9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那里的民族歧视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幻想回国后开“作者书店”，使一班文人可以“更丰富更快乐的创作”。为家庭生活计，他学业未完，便于1929年8月回国，应聘到安庆安徽大学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夏天去职，飘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终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于1933年12月5日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杀。 据目击者说，自杀前还朗诵过德国诗人海涅的诗。

1921年在清华学习期间开始新诗创作。初期作品多收在诗集《夏天》(1925)中。作品《小河》等风格纤细清丽，技巧还较为幼稚。

1925年以后，自觉追求新诗音韵格律的整饬，曾于1926年参与闻一多、徐志摩创办的《晨报副刊·诗镌》的工作，提倡格律诗的运动，并发表“我的读诗会”广告，努力实践诗歌音乐美的主张。他的第二部诗集《草莽集》(1927)形式工整，音调柔婉，风格清丽，《摇篮歌》、《采莲曲》节奏清缓、动听，他的著名长诗《王娇》，注意融汇中国古代词曲及民间鼓书弹词的长处。这个诗集标志他诗歌创作的日趋成熟。朱湘出国前后的创作较多接受外国诗歌的影响，对西方多种诗体进行了尝试。其中《石门集》(1934)所收的70余首十四行体诗，被称为是他诗集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柳无忌《朱湘的十四行诗》)。

朱湘还写过不少散文随笔、诗歌批评，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名诗。他曾用“天用”的笔名在1924年《文学周报》上开辟“桌话栏”，发表了关于《呐喊》 、《红烛》等书评。他的著作还有：诗集《永言集》 (1936)，散文和评论《中书集》 (1934)、《文学闲谈》(1934)，书信《海外寄霓君》(1934)、《朱湘书信集》(1936)，译作《路曼尼亚民歌一斑》(1924)、《英国近代小说集》 (1929)、《番石榴集》(1936)。

名人婚恋：《90封情书》

朱湘在美国期间，给妻子刘霓君写了90封情书，每一封信都有编号。在这些情书中，他写谋生之艰辛，为钱所困的尴尬，更多的是如水的柔情，有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读之温暖。朱湘去世后，他的好友罗念生将这一组情书编辑出版，名为《海外寄霓君》 。新文学史上有四大情书经典，是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 、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札记》、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竹书简》和朱湘致刘霓君的《海外寄霓君》。

名人故事：《诗人之死》

一个诗人死了，这本不是什么大新闻。

他选择在一个冬日的凌晨，当轮船即将驶入南京时投河自尽。据说，这个名叫朱湘的年轻人，最后的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诗集，另一本是他自己的诗作。

几乎无人知道诗人自杀的真正原因。梁实秋猜测是因性格怪癖，闻一多则感叹“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只比死去更痛苦呢？”不管怎样，这个被鲁迅誉为“中国济慈”的诗人，死前早已没有才子的风貌，只剩下流浪汉的潦倒。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而早在10年前，他还和杨世恩等4名清华学生，因在新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并称为“清华四子”。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年仅18岁的朱湘在《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发表作品若干。

然而，他好像故意跟光明、美好这样的字眼作对似的。在清华专攻文学而肆意逃课，抵制斋务处的早餐点名制度，终于因记3次大过被开除。在美国读书时因同学说了句“中国人像猴子”，又愤而退学，什么学位也没拿到。在安徽大学任教，由于校方将自己主持的“英文文学系”更名为“英文学系”，便发誓再也不教书了。

清华、“海归”、教授……若干耀眼的光环，只因诗人的一时任性而纷纷远去。就连“中国济慈”的雅号，也被诗人鄙夷为诗坛的崇洋之风，再三表示“我只是东方的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嵩间的白鹤”。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从安徽大学离职后，向来清高的朱湘竟毫无生计，四处流浪。时人回忆，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神情傲慢的大学教授，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低声下气地问人借钱。而他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因为没有奶吃，哭了7天后活活饿死。

如果不是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朱湘内心的苦闷。“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在诗作《我的诗神》中，朱湘这样写道。

于是，诗人之死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时间成为文学专栏的头条。较多的说法是《申报》提出的“黑暗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作家陈鹤祥甚至著文呼吁，朱湘之死，应给所有不愿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以警策，“那就是要更加顽强地活下去”。

也有人赞叹他是用生命谱写诗歌。苏雪林就曾说：“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

反倒是他的诗作被人忽视了。以至于后人周良沛在编纂《朱湘诗集》时不得不建议，与其讨论朱湘是新月诗人，还是爱国诗人，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朱湘作品精选

书

拿起一本书来，先不必研究它的内容，只是它的外形，就已经很够我们的赏鉴了。

那眼睛看来最舒服的黄色毛边纸，单是纸色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引起一种幻觉，令我们以为这书是一个逃免了时间之摧残的遗民。他所以能幸免而来与我们相见的这段历史的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值得我们的思索、感叹，更不须提起它的内含的真或美了。

还有那一个个正方的形状，美丽的单字，每个字的构成，都是一首诗；每个字的沿革，都是一部历史。飙是三条狗的风：在秋高草枯的旷野上，天上是一片青，地上是一片赭，中疾的猎犬风一般快的驰过，嗅着受伤之兽在草中滴下的血腥，顺了方向追去，听到枯草飒索的响，有如秋风卷过去一般。昏是婚的古字：在太阳下了山，对面不见人的时候，有一群人骑着马，擎着红光闪闪的火把，悄悄向一个人家走近。等着到了竹篱柴门之旁的时候，在狗吠声中，趁着门还未闭，一声喊齐拥而入，让新郎从打麦场上挟起惊呼的新娘打马而回。同来的人则抵挡着新娘的父兄，作个不打不成交的亲家。

印书的字体有许多种：宋体挺秀有如柳字，麻沙体夭娇有如欧字，书法体娟秀有如褚字，楷体端方有如颜字。楷体是最常见的了。这里面又分出许多不同的种类来：一种是通行的正方体；还有一种是窄长的楷体，棱角最显；一种是扁短的楷体，浑厚颇有古风。还有写的书：或全体楷体，或半楷体，它们不单看来有一种密切的感觉，并且有时有古代的写本，很足以考证今本的印误，以及文字的假借。

如果在你面前的是一本旧书，则开章第一篇你便将看见许多朱色的印章，有的是雅号，有的是姓名。在这些姓名别号之中，你说不定可以发见古代的收藏家或是名倾一世的文人，那时候你便可以让幻想驰骋于这朱红的方场之中，构成许多缥缈的空中楼阁来。还有那些朱圈，有的圈得豪放，有的圈得森严，你可以就它们的姿态，以及它们的位置，悬想出读这本书的人是一个少年，还是老人；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才子，还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你也能借此揣摩出这主人公的命运：他的书何以流散到了人间？是子孙不肖，将他舍弃了？是遭兵逃反，被一班庸奴偷窃出了他的藏书楼？还是运气不好，家道中衰，自己将它售卖了，来填偿债务，或是支持家庭？书的旧主人是这样。我呢？我这书的今主人呢？他当时对着雕花的端砚，拿起新发的朱笔，在清淡的炉香气息中，圈点这本他心爱的书，那时候，他是决想不到这本书的未来命运。他自己的未来命运，是个怎样结局的；正如这现在读着这本书的我，不能知道我未来的命运将要如何一般。

更进一层，让我们来想象那作书人的命运：他的悲哀，他的失望，无一不自然的流露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让我们读的时候，时而跟着他啼，时而为他扼腕太息。要是，不幸上再加上不幸，遇到秦始皇或是董卓，将他一生心血呕成的文章，一把火烧为乌有；或是像《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一般命运，被浅见者标作禁书，那更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呵！

天下事真是不如意的多。不讲别的，只说书这件东西，它是再与世无争也没有的了，也都要受这种厄运的摧残。至于那琉璃一般脆弱的美人，白鹤一般兀傲的文士，他们的遭忌更是不言可喻了。试想含意未伸的文人，他们在不得意时，有的采樵，有的放牛，不仅无异于庸人，并且备受家人或主子的轻蔑与凌辱；然而他们天生得性格倔强，世俗越对他白眼，他却越有精神。他们有的把柴挑在背后，拿书在手里读；有的骑在牛背上，将书挂在牛角上读；有的在蚊声如雷的夏夜，囊了萤照着书读；有的在寒风冻指的冬夜，拿了书映着雪读。然而时光是不等人的，等到他们学问已成的时候，眼光是早已花了，头发是早已白了，只是在他们的头额上新添加了一些深而长的皱纹。

咳！不如趁着眼睛还清朗，鬓发尚未成霜，多读一些“人生”这本书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