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许广平

鲁迅小传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1898年，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他在这里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1902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并和一些革命者章太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人接触，加入了光复会，后来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当时，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民族危机严重，民主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有一次在上细菌课时，从电影上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兵抓住枪毙，而围观的中国人无动于衷，他深受刺激，觉得学医并不要紧，因为如果思想不觉悟，体格再健壮也无济于事。并认为，能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的，只有文学。他于是放弃医学，而改行从事文学创作。

1909年夏天，鲁迅回国，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后来又回故乡绍兴中学堂任教兼任监学(教务主任)。辛亥革命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应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任职，后来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升任教育部佥事。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国内形势越来越坏，鲁迅内心十分苦闷。

1918年，他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这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声春雷。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鲁迅站到斗争的前列，先后写出了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十多篇小说，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激励了千百万青年。

1920年以后，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授，同时研究古典文学，把讲稿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出版。这时期，他写了许多富有战斗性的杂感和论文，在《新青年》上发表，并且从事翻译工作，支持青年的文艺创作活动，成为进步青年所爱戴的老师。

五四运动后，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南方，鲁迅感到北方文化界的寂寞和荒凉。1926年8月，他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反动当局通缉，便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因不满厦门大学的现状，1927年1月，又前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天后，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战斗，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了他，使他从过去信奉的“进化论”，转变成信奉“阶级论”。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和许广平结婚，并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战斗历程。这时期，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并翻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斗争中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团结革命文学阵营，1930年3月2日又和其他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保卫人民的权利，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无理拘捕革命人民，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不断变换笔名，发表了大量杂文，用迂回的战术和敌人进行斗争。

从1931年到1934年，鲁迅同瞿秋白同志在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这位著名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并和瞿秋白同志共同撰写了许多战斗杂文。1935年10月，当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鲁迅受到极大鼓舞，秘密发电报去祝贺。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用杂文作为投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戳穿了敌人各种鬼蜮伎俩，战胜了明里暗里的敌人。在斗争中他越战越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

鲁迅在一生中，对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遗著在新中国成立后，分别编为《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等共二十多卷。

名人婚恋：鲁迅与许广平

1925年3月11日清晨，随着一阵晨铃响起，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宿舍内，学生们纷纷起床梳洗，准备这一天即将开始的课程。

而此时，这栋小楼二层的一间宿舍里，一位女学生正在给自己的老师写一封信，信中说：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

这位女学生信中所提到的校长叫杨荫榆，她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海外的女子之一，原为女师大学监，一年前任女师大校长。

这一年年初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前身是设立于1908年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女高师的学生第一次冲破学校的禁令，投身学生运动。而此时的校园里也正在酝酿着一场驱逐校长杨荫榆的风波。写这封信的女学生，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总干事，也是驱杨运动的重要组织者——许广平。

就在许广平写信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59岁的孙中山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孙中山逝世后，约有74万民众前往致祭。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灵柩暂时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3月12日这一天，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许多学生想去参加孙中山的追悼会，但是遭到了校长杨荫榆的阻拦。

杨荫榆不希望学生们加入到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当有学生提出悼念孙中山时，她觉得孙中山思想当中有另外的一种破坏的作用，认为学生们应当好好的学习文化，因此拒绝了学生的请求，矛盾由此激化。

杨荫榆的行为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而许广平写信给老师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先生对学校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一些指点。这封信寄出去两天以后，许广平就得到了老师的回信，信中说：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这位向学生交白卷的老师，就是鲁迅。这封信也是许广平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这一年，鲁迅在女师大任教已经快5年了。

1920年的秋天，鲁迅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女师大授课，教授的是中国小说史，来女师大上课之前，鲁迅的《阿Q正传》、《伤逝》、《孔乙己》等小说，都是女师大学生喜欢阅读的作品。鲁迅的知名度使得他给许广平那一届学生的第一次上课，成为大家翘首期盼的事情。

这堂课，许广平坐在了教室的第一排。

上课的时候，鲁迅匆匆进去，大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穿的衣服有补丁，长衫上面有的地方补过，特别是裤子上面，膝盖上面都有补丁，皮鞋上面也都是一块块补丁，头发也很长，而且他是个平顶。大家都在议论，怎么这样一个人好像是一个乞丐一样。

同在女师大任教的还有周作人、林语堂等众多知名教授，而与平常打扮得西装革履的新派人物相比，鲁迅则是不修边幅的。

个子矮小，穿着随便的鲁迅一开始讲课，许广平和其他同学就被他所讲的内容所吸引。不知不觉中，第一堂课结束了，等到学生们回过神来，教室里却早已不见了鲁迅的踪影。

许广平后来在《鲁迅与青年们》一文里，如此描写了这第一堂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了过来，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了一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封建包办婚姻是北师大女学生们普遍面临的难题，许广平也不例外。高第街是广州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从清朝末年开始，就已经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1898年2月12日，许广平出生在高第街一许姓大家族里。出生没几天，父母便替她定了亲，许配给广州一户姓马的绅士家。

许广平向家里提出她不喜欢这个婚姻，要解除。但马家并不愿意退掉这个婚姻，最后谈判许家给马家一笔钱，这笔钱足够马家再娶一个媳妇。

解除了与马家的婚约之后，1922年许广平北上求学，1920年北京大学首开先例，率先解除了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限制。两年后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壬戌学制”，正式明确了女子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根据这一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大学生887人，占全体大学生总数的2.5%，许广平就是这第一批女大学生之一。

在北京《京报》上，女师大学生为“驱逐校长杨荫榆”而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请愿的消息刊登了出来。但“驱杨运动”的初步结果，却是，许广平等6人被校方开除，在开除令里许广平被斥为“害群之马”，从此就得了一个害马的绰号。

在学校的布告里面，校方公布了这几个人表现怎么不好，并把表现不好的内容寄给六个家长。这样就很容易引起家长误解，认为自己的女儿怎么在学校里面不守规矩，不守纪律，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于是鲁迅就和几个老师联合起来写了一个声明。

1925年5月27日，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7名教授在《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在这个月中，鲁迅与许广平共有6次通信。

在他们通信当中，两人的称呼、署名都很有意思。开始的时候，许广平称鲁迅老师后来称迅师，署名开始是小学生，开始是学生。后来鲁迅叫许广平广平兄，后来发展成害马。最后许广平的称呼、署名成了my dear teacher，你的害马。由此可见他们两人关系已经很密切了。

俞芳女士，与鲁迅是同乡，在上世纪20年代，她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北京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中玩耍，在鲁迅家中她们经常可以见到许广平。

俞芳回忆道：“许广平先生她是这样的，人是高高的，她比我姐姐她们都高。人很大方的，眼睛挺有神，眼睛比较大。好像她们说，眉目之间好像很粗，很有点聪明的样子。”

1925年6月，杨荫榆被女师大的学生们驱逐出了校园，这一期间学生坚持上课，老师坚持教课，学校内相对平静。端午节这一天，鲁迅请许广平还有俞氏三姐妹等六个女学生来西三条胡同的家中吃饭，共度端午。

俞芳还记得那天吃饭的情景：“开始吃饭以后，许广平跟王顺亲他们就敬鲁迅先生酒。敬酒以后，后来说葡萄酒太轻了，就变成黄酒了。说黄酒又太轻了，就说有没有胆量吃白酒。鲁迅先生说，吃白酒就吃白酒。”

在席间，鲁迅有一点醉，他就揿了俞芬的头，敲了一记许广平的头。

端午节的聚会没过多久，警方开始介入女师大的学生运动。以维修为名义，杨荫榆带着警察冲进校园强行关闭了学生宿舍。学生宿舍被关闭，家在广东的许广平此时没了栖身之所，这时候，鲁迅让许广平暂时住到了自己的家中。

鲁迅在西三条胡同的家是一个小四合院，北屋共有3间房，母亲鲁瑞住在东侧房，夫人朱安住西侧房，鲁迅则住在北边单独向后延伸的一间小屋子里，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

在鲁迅家中，许广平有了一项新的活动，就是为鲁迅抄书稿，许广平抄写的速度很快，有一天，她连续抄了一万多字。

《许广平与鲁迅》的作者倪墨炎介绍道：“鲁迅进来的时候，说你抄得太辛苦了，就摸摸许广平的手，这使她感觉到鲁迅对她的关心已经不像老师对学生。”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妻子，这门亲事是鲁迅留学期间母亲鲁瑞为他安排的。出于对母亲的孝顺，鲁迅接受了朱安。鲁迅很尊敬朱安，虽然两个人没有什么感情，但没有什么争吵。而且实际上，他们一直过着一种无性的生活，鲁迅其实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

鲁迅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可能有幸福，但他却准备牺牲自己，让年轻人去享有这个幸福。鲁迅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25年夏天，在鲁迅的家里，许广平第一次向鲁迅表达了自己的爱。但是鲁迅觉得自己不可能再得到婚姻的幸福，不配被人所爱。

《出了象牙之塔》，是鲁迅在女师大授课时编的教材，其中有一篇是英国诗人勃郎宁写的一个爱情故事，故事中一个年长的老师同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相爱了，但是年长的老师认为不能相爱，就说我们不相称，两个人到了晚年觉得神未必这样想，我们还是可以相爱的。鲁迅因为自己已有的不幸婚姻而不愿再谈爱情，而许广平却引用了勃郎宁的诗句：神未必这样想。这是一句令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的话。

与鲁迅相爱，许广平不得不面对朱安，不得不面对妻妾的名分问题。

“我是我自己的。”这是女师大学生庐隐在反对封建婚姻时提出的口号，这句话流行于女师大学生中间，成为他们反对旧式婚姻的标志性语言。与许广平追求爱情的大胆、主动相比，鲁迅在心理上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老师同学生是两个辈分，所以老师同学生恋爱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鲁迅承认师生恋的话，那就是多了一个(妻子)，在传统上来看他等于是纳妾，显得生活不太正派。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社会的关注。而已有妻室的事实也让鲁迅决定放弃追求爱的权利。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介绍说：“他认为我们搞新文化的人是很正派的，很正经的。所以我们坚决也不纳妾，他是坚决不找第二房的。”

鲁迅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但是在他自己来说，他准备牺牲自己。

与许广平的交往，让鲁迅的生活出现了变化，无爱的婚姻，受到了冲击，原本打算牺牲自己的念头也开始动摇了。后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受到许广平的影响，鲁迅慢慢地也向许广平表示我可以爱，我为什么必须牺牲自己呢？

“驱杨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北洋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免去杨荫榆校长职务，但同时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这一行为遭到鲁迅等教授和学生的反对，师生们在宗帽胡同开设临时校舍，继续上课。女师大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北京其他高校学生的支持，1925年11月，北京爆发了有各届数万人参加的“罢免和惩办章士钊”的示威游行，12月11日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宣布免去章士钊职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宣布复校。

鲁迅与许广平的交往遭到了一些旁人的非议，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与许广平的照片里没有一张两个人的合影，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经三的合影曾被后来者剪裁，并发布在媒体上作为两个人的合影。

周作人在1961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对许广平评论道：“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

鲁迅作品精选

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