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包

坤包令人望而生畏。有生以来时至今日，我年届41岁还不识其庐山真面目。

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偷窥坤包的奥秘，况且机会多多，只要我肯豁出去，必然得手。有时，我身边睡着疲惫不堪的女人，枕边就放着坤包，垂手可得。我曾几次窥测她的呼吸，跃跃欲试。有时，外出的女人对我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帮我看看家。在女人的公寓里，一个人百无聊赖，眼见她放在音响上的鳄鱼皮坤包半张着嘴，便想窥视其中。也有时想，老婆放在衣柜里的所有坤包，要是能统统来个底儿朝上，岂不快哉！然而此种欲念稍纵即逝，每每如此。莫非君子之风的高尚，使我以窥视他人之物为不齿？还是因为我本来就缺乏勇气呢？

总之，我为坤包而耿耿于怀。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煞费苦心呢？什么使我如此不能自已、朝思暮想，非要对坤包里面的世界弄个水落石出呢？而它又偏偏让我视为畏途，不露端倪，简直是一筹莫展。它注定要把我的妄执连同我人生中若干未果的事业一起带进坟墓。看来，我一直到死，也无法看到坤包里面的样子了。

我想起萩原朔太郎1 一段有关章鱼的散文诗。在水族馆的水槽里，养着一只长期忍饥挨饿的章鱼。被人遗忘的水槽，一池浑水。章鱼不堪饥饿，开始吃自己的脚，吃自己的身体，吃自己的内脏，吃自己的脑髓，还吃自己的胃，终于把自己一切的一切全吃掉了。章鱼看不见了。即使看不见了，章鱼也没有死。在破旧的水槽中，有一个永远处于极度匮乏、满腹怨恨、肉眼看不见的魂灵在游荡着——

呜呼！一想到即使我死了，我那窥测坤包秘密的痴心还要变成妄执，在世上的什么地方徘徊，就让人毛骨悚然。

如此处心积虑想探坤包秘密的，是我一个人呢，还是天下所有的男人呢？我大惑不解，去向几个朋友打听。然而，他们只是嘿嘿一笑，不置可否。我的朋友比我狡猾，比我聪明，只是闪烁其词，不吐真言。

无奈，我只好独自遐想：坤包里通常都装些什么呢？

一定有粉盒、口红以及因人而异涂口红用的化妆笔、梳子、镜子（这东西往往是粉盒自带的）、钱包、手帕？纸巾或盒装面纸，也许有人带上小瓶香水。对了，还有眉笔和美容霜吧？没准儿，周到派常揣着针线包，务实派则带着月票、本票、记事本、名片、电话本、笔、身份证、支票、印章。还有眼药、维生素，甚至安眠药、口香糖、仁丹、香烟——有香烟自然要有打火机或火柴。老年妇女需要老花镜，夏天需要太阳镜。钥匙。不得了！这岂不是一笔财产？

前不久走进商店时，看到坤包柜台上卖一种作钱包嫌大、作坤包嫌小的怪东西。好奇心驱使我随口问道：“这是做什么用的？”“这是放在坤包里装化妆品用的。”店员彬彬有礼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包里还装着包！这不是成了包中包了吗？也许，包中包里面再装一个小小包，小小包里面再装一个小小小包。咳！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干什么，真让人揣摩不透。

这个柜台旁边，还卖一种大个儿的包。我说：“这个包好大，一定可以装不少东西吧。”结果店员又彬彬有礼道：“这个包是按照可以装两双鞋设计的。”这下把我惊得差点儿晕过去。谁会知道坤包里竟要装鞋！不但不知道，甚至连想也想不到。如此大包，到了夏天也许装着半打或一打可口可乐，提在行旅匆匆的靓女手上；也许装着硫酸瓶，外加五六把匕首，亦未可知，因此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如果装1万日元一张的钞票，至少可以装7000万日元，万万不可疏忽大意。

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个外国片，大概是M .迪特里希（Dietrich，Marlene）或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主演的，其中的一个镜头让人百看不厌。只见女主角从坤包中说时迟那时快，抽出一把漆黑锃亮的手枪，摆好架势。简直太过瘾了，害得我一连看了三遍。本来并非对故事情节感兴趣，所以第二遍以后，专看这个镜头，如今片名也不记得了。

我这纯属胡思乱想：坤包里是男人看不到的世界，只有女人可以共享这个秘密的空间。所以女人们把我们男人连想都想不到的、稀奇古怪、罕见绝伦、不可思议、秘而不宣的东西装在坤包里。只有全世界的女人不言自明、心领神会，她们背着男人、悄悄地贴身藏着男人无从知晓的宝贝。否则，坤包不可能以如此身价、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款式，成为女人的形影不离之物。

这种殚精竭虑常常在心里作祟，所以我才想看坤包急得发疯，但又怕看坤包，不敢越雷池一步。

前车可鉴。《古事记》里的彦火火出见尊2 ，《夕鹤》里的与平 3 ，还有希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Orpheus）4 都是因为“看”，才引火烧身，招致悲剧啊。

即使不必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今生今世我要窥视坤包恐怕也全然无望了。

1964年6月5日

马

马儿少了。与其说少了，不如用“灭绝”这个词更贴切。不知不觉中，等你醒过味儿来，东京的街市上再也不见马的踪影，仿佛全都蒸发了一样，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为了马着想，还真够令马痛心疾首的。

我们的孩童时代，其实仅仅在三十年前，马还在东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马车拉着货物或拉着士兵走街串巷，蹄声得儿得儿地列队行进，声音更是欢快悦耳。

我的童年是在原宿度过的。那时的原宿、千驮谷还有红薯地和水车，时而可见宅林地上山毛榉和栎树遮天蔽日，证明这一带就是武藏野的最南端。我家处在武藏野情趣的怀抱中，有小鲫鱼游弋的小河，还听说有狐狸出没。爬上屋顶，在一大片田地和郁郁葱葱的远处，依稀可见刚刚建成的伊势丹大楼，孤零零地矗在那里，隐约看到大楼左边更远的地方，也是孤单单立着的淀桥瓦斯罐。“新宿变了样，瞧那武藏野的月亮，竟从百货店屋顶升起来”，当时这首歌正流行。

邻居家是军人，叫牟田口，与我家仅隔一条泥路，也许因为他家围墙被宅林地的树荫掩映着的缘故，看上去总是阴森森的。那里寄居着许多蜗牛，特别是靠墙中间，有一扇平时紧闭的木门，从春到秋，总有四五只蜗牛爬在上面。当时我还小，总爱和妹妹去捉蜗牛。

早晨，那扇门开了。为接主人到团部上班，马夫牵来马，拴在门边。我知道时间，便经常从厨房拿胡萝卜去喂马。走到马身边，虽然有些胆怯，但看着高大的动物有滋有味地吃胡萝卜，又特别喜欢。晨曦中，穿着黑长靴的马夫曾经告诉我，不能在马屁股后面走。一会儿，牟田口少校走出家门，跨上我喂过胡萝卜的马，上班去了。他在孩子的心目中简直太威风了。

后来，牟田口搬走了，山毛榉和栎树也被砍伐了，这一带变成了从涩谷通往新宿的宽阔马路。而在蜗牛爬过的那扇门的位置，现在是烈日直射下的柏油马路，上面竖着一块公交车站牌：千驮谷小学前。

再听到牟田口的名字，已是十多年后战事正酣的时候。牟田口已经升为中将，率部转战亚洲各地。因为有小时候那段缘分，每当在报纸上看到牟田口部队的消息时，我都会反复读上几遍。蜗牛爬的那扇门、马，还有胡萝卜的遥远记忆，与武藏野晨曦的回忆一起在我和报纸之间掠过。

战争中马很吃香。甚至还有爱马进行曲，人们都会唱。

1945年4月13日夜晚，东京遭到猛烈空袭，当时我正在陆军户山学校军乐队当鼓手。兵营已经燃烧起来，我为了救火左突右扑，终于被浓烟烈火包围，夺路而逃，翻墙跳到街上。冒着纷落的火雨翻过围墙时，户山原已在烧夷弹的爆炸声中化为一片火海。我亲眼看见，邻队东部四团的兵营和第一陆军医院病房的几栋楼，同时被腾空而起的烈焰飓风吞噬，轰然倒塌。

从围墙上跳下来时，我一下子掉进了在大火中受惊的马群里，不由惊恐万分。数百匹军马，从邻队东部四团着火的马厩四散奔逃，在恶魔狂宴般升腾、飞舞的无数火龙掩映下，沿着公路癫狂、野跑。惊恐的动物或直立，或尥蹶子，或嘶鸣，或口吐白沫乱窜。我被夹裹在这群动物中间，翻倒在地，吓得大喊大叫。在恐惧的大地震荡和不祥的红与黑的折磨中，“马不踩人”的闪念在大脑中一掠而过。我抱住头，蜷起身子，透过从我身上蹿过、紧紧围着我狂舞、在火光中闪亮的蹄铁和几百条腿的剪影，看见远处早稻田方向的上空烧红了半边天。

我对东京的马的印象，随着这个恐怖的回忆而告终。

日本进入了一个没有军人的新时代。首先在东京街头，原来随处可见的军马销声匿迹，运输被卡车和摩托三轮车取而代之，送货拉车的马也不见了。马耕也换上带马达的耕耘机，连乡下也很少见到马了。

现在，东京只能看到偶尔出来的骑警，载着外国使臣去皇宫的马车，还有作为赛马的马。在比较特殊的地方，比如“马事公苑”5 里或许有不少马。但我只从它门前路过，没进去过，实际情况怎样不得而知。

因为工作地在八丈岛，所以我三天两头地往八丈岛跑。岛上有很多牛，却没有马。据学校的老师说，对小学生讲解马的时候，要先从个头说起，很不容易。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东京的孩子也会认为，马就是电视中西部剧里才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动物。

我好信儿，问家里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你看过几次马？”

“真马看过9次。”孩子认真地回答。

马儿减少到如今的地步，不免让人感到悲凉。但是军马，无论对马、对人而言，还是没有的好。

时代的潮流，可以产生诸多现象。

1964年6月12日

钢笔

作曲使我和钢笔结下不解之缘。与其说缘分深，不如说我是钢笔破坏专家更合适。音符和字不同，有的地方需要特别用力去写，像写歌剧或交响乐之类的大曲子，是用十几万个点和线填满总谱的，所以不结实的钢笔，没等写完一曲就寿终正寝了。结果，我买过几十、几百支各种类型的钢笔，买了毁、毁了买，用着用着，竟对钢笔形成一己之见。因此从钢笔的角度看来，我就是敌人。钢笔觉得它是与生俱来用于写字的，因此无论我如何唠叨用钢笔写音符一写就坏，钢笔也是马耳东风。这就像吃了胃肠药，却抱怨感冒治不好，而制药公司并不会介意一样。

日本的钢笔都太软，不挺拔。这也难怪，日本的字用软笔才好写，大概由于所写的字是在毛笔这种软笔书写过程中衍生而来的缘故。它不适合写乐谱，非要写，一写就毁。话虽如此，我完全不是想说日本造钢笔的坏话。日本的钢笔是为了写日本字制造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写音符造的。

一提美国的笔，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派克。可是那种笔，写音符全然无济于事。那种点的弹力固定、坚硬的新型笔尖，画不出线条的粗细，只能画一般粗的线，所以不适合于写音符。音符的结构是竖线细，横线和符尾旗形的部分必须写得粗。因此，笔尖最好是老式的，就像庆应义塾的标识描绘的那种真正的笔尖。写音符，华特曼（Waterman）的笔尖比起派克虽然软，但是和日本笔一样，太软、不坚挺，不中用。美国造的笔中，犀飞利（Sheaffer）够结实的，基本能够满足我的目的，美中不足的是缺少表情，有些乏味。也许由于笔尖弹力被过于固定的缘故。

我在毁了各种笔以后，现在对德国造万宝龙（Montblanc）和百利金（Pelikan）两种钢笔情有独钟。这两家公司钢笔种类繁多，但只要是有老式笔尖且上乘的产品，就会既结实又能画出所有线的粗细，而且韵味十足，基本上令人满意。用这两种笔，即使用尽全力写出四五百页大曲子的总谱，第一页开头的音符是什么样，最后一页最后一个音符的点还能保持什么样，堪称奇迹。日本的笔顶多写上30页，符点就会愈来愈大。笔尖磨秃了，笔杆写起来摇摇晃晃，就无法继续工作。

在欧洲过去都用鹅羽笔写字，所以作曲家也用鹅羽笔写音符。将鹅的羽根轴削尖的这种笔，因为软，似乎一下就磨秃了，写几页就得重新削尖了再写。我在走访欧洲图书馆和纪念馆的昏暗阅览室看亨德尔、格鲁克、贝多芬的手稿时，发现了名曲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在散发着霉味儿的五线纸上，有迹象可以表明作者乐思受阻，显然是在边削笔尖边构思；反之也有尽管笔尖已经磨秃早该削了，因为害怕中断乐思而不管不顾地用大粗笔连续写上好几页的情形。尽管有“乐圣”和“乐生”之别，但对于同样以作曲为业的我来说，受益匪浅。还有似乎是用铁笔写的原稿，当然也看到不少用铅笔写的小曲。贝多芬到后半生耳朵失聪，为此做的日常会话笔谈记录仍保存完好，那是用类似蜡笔、碳素含量大的3B铅笔写成的。当时还没有吸纸，即使有也很昂贵。听说要预备一只沙罐，为了吸墨水，把沙子撒在写好的稿纸上应事。在舒伯特的原稿中，还有他误把墨水罐当沙罐，把墨水撒在乐谱上的原稿。微弱的烛光是书斋里唯一的依靠，这类事自然在所难免吧。在昏暗的烛光环中，写出一个个细小音符的工作，对眼睛是再坏不过了。将那么美丽动听的音乐留给世人的巴赫和亨德尔，年老以后都失明了。舒伯特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这在当时也十分少见。

在灯光明亮的书房里，我用钢笔一边写乐谱，一边常想起那些在烛影摇红中削着不顺手的羽根，将沙罐里的沙子撒在纸上，勤奋工作的昔日的作曲家。与他们相比，我们有着多么舒适明亮、得天独厚的工作环境啊。但又一想，在甚至可夺去人们视力的昏暗中产生那么多名曲，看来孤坐在昏暗中的环境，对于沉浸到不可视的“音”的世界，别具功效。

即便如此，我也不打算把工作室弄暗，在烛光下作曲。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但是，我不愿意做生活在现代却对现代麻木不仁的人。我相信，只要牢记在现代的书房以前，昏暗的书斋曾存在了长达数百年，近松、歌德、莫扎特都曾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过，在现代的书房孤坐就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懂得现代的智慧，认识现代的邪恶，创作现代的音乐。

最近开始流行圆珠笔。一举办演奏会，有人就会递过来一支马克笔，要我签字。我不喜欢这类东西，深感困惑，因为用它写点什么，好像连写和画都无法区别了。我以写作为业，才感到困惑。还是善待写作吧，那么也要善待工具。

1964年6月19日

色盲

我是色盲。

因此，凡是与颜色有关的事，我注定要忍受令人苦不堪言的记忆。

首先，第一次可怕的记忆发生在小学上图画课时。那天早晨，我正用蜡笔写生玫瑰，突然，老师一把夺走我的画，在讲台上展示给全班同学。40多个同学哄堂大笑，轻蔑的目光一齐投射到我身上。

老师训导我：“我反复强调，要按照看到的去画，你为什么不照看到的画呢？不按老师的教导去做，这样的孩子是乖戾的孩子。”

我被罚站在教室的角落，全然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真不明白，我拼命按照自己看到的在画，大家为什么取笑我，老师又为什么发怒？我当时8岁，还不懂得有色盲之说，自然也不知道自己是色盲。我站着，哭了。

这个教师对色盲一无所知。每周一上图画课，我就要挨训、罚站、咬嘴唇、掉眼泪。同学们对我站在教室角落挨罚不屑一顾，兴致勃勃地画着各色各样的画。我一面咬着嘴唇，一面窥视着美滋滋的同学们。我恨无故训斥我的老师。图画课的时间变成恐惧的时间，有图画课的日子变成恐惧的日子。不久，我学会了到这一天就装病旷课。

在本应学习美的图画课堂，我却学到了屈辱，学到了憎恨，学会了撒谎。

二年级换了老师，也知道我是色盲了，在以后不曾发生上图画课罚站的事了，但我却成了一个厌学的孩子。

色盲始终困扰着我。在中学毕业后升学的问题上，它限制了我的前程。上理科类学校不可能，当然与陆军和海军学校也无缘。所幸我当时已经决定走音乐之路，但是学校中十有七八不能报考，毕竟令人不快、沮丧。

还是个孩子时我就考虑到，将来要走一条不受色彩感觉缺陷影响的路。尽管不完全是这个理由，但我之所以选择音乐之路、进上野音乐学校，理由之一就是考虑到学音乐，色盲基本不会成为负担。

我的色盲是红色系列和蓝色系列紊乱。单色时还看得比较正常，混色时就容易出乱。紫和蓝几乎不分。特别是疲劳和繁忙时，容易看落重要的颜色。问我刚见过的人的西服或领带的颜色，如果心不在焉，往往答不上来。对人的脸色变化几乎无察。总之，凡是与颜色相关的事，总是落得一塌糊涂。

前不久，应邀参加一个外国友人举办的酒会。海阔天空之间，知道了一个有趣的事。

最近，时常听说“桃色情调”（pink mood）这个词。然而，据说所谓桃色情调只在日本人中通用。在座的有德国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美国人，问这些国家的人才知道，桃色代表好色意思的只有日本。在外国，红色代表着社会主义，相对而言，桃红表示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意思，除此之外不表示什么意思。在座的一位会讲日语的德国人说：“桃红色和好色毫无关系。桃红色是民社党。民社党！”

由此可见，一定是日语里先有桃色游戏一词，而后被翻译成pink。对此我过去并不知晓。如此说来，电视中的桃色情调秀，莫非在外国人眼里被误认为是民社党的节目？天晓得！

在日语中，颜色与好色似乎很投缘。诸如“色事”（色情）、“色气”（春心）、“色狂”（色鬼）、“色情”（情欲），还有“色夫”（情夫）等。我对这些词的语感愚钝，恐怕与我对色彩不爽有关。

我和朋友闲来聊天时说：“我是色盲，所以于情色之道一窍不通。”

朋友反唇相讥：“一派胡言！你那才叫色盲。”

时至今日，我已不再为色盲苦恼，我能看见自己的颜色，感到它的美，很觉心满意足了。只是分不清别人的脸色，还因为对颜色缺乏自信，不能替朋友做挑选领带、衣裙之类的参谋，为此感到些许遗憾。但是，其实谁想过着成天看人家脸色行事的日子不成，领带、衣裙如是，替别人参谋总不如别人帮着做参谋省心。我尽管嘴硬、强词夺理，实际上还是抹不掉寂寞。呜呼！我感觉到的茶色、蓝色、红色、黄色，他还有她感觉到的是什么呢？

我的人生已经历了许多事情，或许是年纪的关系，最近一心想做善事，助人为乐。其中之一，就是想在我死时把眼球捐献给眼库。然而我是色盲。如果移植了我的眼球那个人，突然说世界的颜色变得怪诞而怒不可遏，岂不麻烦？结果一打听才知道，色盲是视神经异常，与眼球无关，不会出现我所担心的情况。既然如此，我决定捐献。

在我死后，我的眼睛不知变成谁的眼睛。给我看了几十年似是而非颜色的这个眼球，这次准会让不知是谁的这个人，看到美丽，看到真正的蓝天和争奇斗妍的百花。

可是，色盲毕竟让人伤心。

1964年7月17日

萤火虫

我走在翠竹丛中。一片黑暗。

竹丛中的小径是一条向下的缓坡，小径的左边就是悬崖。悬崖上，山茶树和樟树参天蓊郁，使周围的黑暗更添了墨色。

倏地，从眼前斜着飞过什么。仿佛是光。称其为光又太弱，只有光的感觉，一眨一眨的，类似光点走向熄灭、渐弱的感觉，在黑暗中完全张开的瞳孔前斜着滑过。

走下竹丛小径，尽头是一间小屋。我上了玄关，走进书斋把灯打开。

我坐在桌前工作，夏夜的气息透过桌旁的纱窗，沁人心田。工作告一段落，我点燃香烟，透过纱窗，凝视着窗外夜气袭袭的黑暗。

无意中，我发现停在纱窗外面的小黑虫，随手关上了灯。果然是萤火虫。我明白了，刚才在竹丛中斜着滑过黑暗、渐弱的感觉也是萤火虫。

第二天晚饭后，我和小学三年级的小儿子手拉着手，走出家门。今天没走竹丛小路，而是顺着相反的斜坡下来到了小河边，沿河边走在平路上。

“爸爸看见的萤火虫是大个儿的？还是小个儿的？”

“小个儿的，光也很弱。”

“那肯定是平家萤。人家都说源氏萤个儿大。”

“真的吗？”

“听人说源氏萤生在干净的水里，平家萤好在不太干净的水田里。我们赶紧过桥吧，看看那边的稻田，一定有平家萤。”

“要是有就好了。”

“我看真的萤火虫，还是头一次。”

儿子兴冲冲地跑到我前面，来到桥边，然后回过头说：“可是，我没有蒲扇呀。”

“蒲扇？为什么？”

“我的书上有一幅画，画面上是萤火虫在飞，人们都拿着蒲扇招呼萤火虫。我回去拿蒲扇。”

“那好，我在这儿等你。”

我在桥上凭栏而立，一面吸烟，一面觉得孩子的想法怪天真的。夜空星光点点，沿着小河的小径依稀可辨。不久，孩子回来了。

“说是没有蒲扇，还说最近已经不用那东西了。”

说来也是，家里自从装了空调，确实再也不曾见过蒲扇。

“没蒲扇也没关系。好，我们走吧。”

我拉着孩子热乎乎的小手，过了桥，向河对面开阔的田埂走去。

水田里青蛙在鼓噪，声音越来越近，也许被我们踩在田埂上的脚步声惊了，脚下不时传来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

水田上空，透过星光，罩着一层薄雾。但是，看不见萤火虫。

“没有哇。”

“再到上面的田里看看。”

我们顺着田埂，又来到上面一块田。在这里，终于发现了期盼已久的萤火虫群。不知为什么，这是一块荒地，什么也没种，已经变成了半沼泽。我们发现，在沼泽地的角落闪烁着无数光点，有的落在草叶尖上，有的上下交错飞行着。

“太美了，太美了！爸爸！”

孩子感动了。如此美丽动人，我也始料未及，唯有茫然地凝视着光的蠕动。

有一只萤火虫偶然飞过孩子身边，落在田埂的草上。孩子捉住它，叫道：“烫，好烫！”

尽管我笑着解释，萤火虫的火是不热的，但孩子还是将信将疑。

“放了它吧。把这么漂亮的小东西抓住，怪可怜的。”

孩子打开电筒，在田埂的草上仔细看过捉住的萤火虫后说，还是平家萤，平家萤还有味儿呢。

“飞吧。飞吧。”孩子把萤火虫抛了出去。光点画着弧，一闪一闪地消失在薄霭之中。

我们又看了一会儿蠕动的光群，就过桥往回走了。

在桥上遇到住在附近的农民，他说：“你们真看见萤火虫了？自从洒农药以后，就不大见萤火虫了。过去，这一带的田里可是萤火虫的海洋啊。”

因为洒农药，萤火虫绝迹了。看来，要稻米，还是要萤火虫这道风景线，两者很难两全。

仅从有了空调就没了蒲扇、撒了农药就使萤火虫绝迹来看，也不能不让人深深忧虑：构成日本人情感和艺术基调的“季节感”，正在从我们的周围渐渐消失。

随着温室栽培和长途运输的发展，连花开也不需要季节了。据说过去夏季才能见到的香水，如今在圣诞节时最走俏。

一个萤火虫消失了，蒲扇不见了，连花开和香水也无须季节的时代。

我们心中的四季节气将会变得怎样呢？

1964年7月31日

假牙

一位熟人把全口假牙给吞进肚里了。

连他自己也懵了，如此硕大的东西怎么可能咽下去？他说也不知是哪个寸劲儿，全口假牙转眼工夫就顺顺当当地从食道滑下去，纳入腹中。

他用手抚摩着胃部，不无感慨地说，形状那么复杂的家伙，按理说想吞也吞不下去。看来什么事都怕个寸劲儿啊。

吞下去的全口假牙是上颚的，既然是全口，就是那种形状类似凹字形或叫马蹄形、正好弯成与牙床相吻合的半圆形，听说做得还很周到，为了挂在最里面仅存的两颗原配的智齿上，两边还伸出弯曲的钢丝钩。

他摩挲着胃部，首先担心的是会不会引起腹痛。但是并没有腹痛迹象，连异物感和压迫感也没有。而对于本人，似乎这更让人提心吊胆。

再者让人惕息不安的是，吞下去的全口假牙究竟是否还能重见天日？他的恐惧都集中在假牙两端伸出来的弯钩上。万一那个钩形的钢丝钩在胃壁或肠壁上可怎么得了！熟人惶惶不可终日，跑到了医院。

然而医生却一脸平静，对他说，三四天也许不太可能，大约一周或者第10天头上就会出来的。挂钩的部分也用不着担心，会出来的。

至于打那儿以后的每一天，这位老兄采取的措施凭您怎么想象。他似乎每天早晨必到院子里，一只手拿着一次性筷子，猫着腰捂着鼻子，鼓捣着什么。

正好到第10天早晨，筷子头儿触到了硬物。马上用水冲了一看，正是望眼欲穿的全口假牙，但是已经面目全非，上面紧紧地缠满了所有的食物纤维，分不清是什么东西。

假牙上面被菠菜、红薯之类的纤维裹得严严实实，两端有危险的挂钩更是被包裹得细致入微，为安全起见还要加工成浑圆形，就像个“蒲包”。

听朋友说，他一边在水龙头下冲洗这个“蒲包”，一边安慰道：假牙呀假牙，你孤身一人走了10天漆黑的夜路，一定很孤独、很寂寞吧。

1956年春，我在柏林。那年日本选送《喀喇昆仑》和《白夫人的艳情》参加电影节，我是两部影片的作曲人，所以应东宝电影公司之邀来到柏林。当时我正在伦敦留学。

其间参加了电影节招待会，有时晚上看看歌剧。可是有一天，当我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散步时，突然一阵剧烈的牙痛袭来。那个时期我的牙不好，差不多每两三个月经历一次剧痛，而这次突如其来的牙痛，几乎使我正在走路的身体都支持不住了，以后的一连几天，更是不给半点儿喘息的机会。终于整个头盖骨痛得难以忍受，右边半个脸肿得见不得人。我在饭店的房间里呻吟了一个星期，等到电影节一结束就直飞伦敦。

我在伦敦不顾一切地冲进齿科医院。一进去，就被不容分说地施行了全身麻醉，要把坏牙全部拔掉。被麻醉后，我在朦胧的意识中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医生之间在说“15”“18”，但转眼间，病房里映着夕阳的黄色窗帘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翌日清晨，我从麻醉中醒来，发现我的牙几乎全军覆没。我战战兢兢地用舌头在嘴里搜寻了一圈，只是偶尔遇到一颗牙，就像拴船的桩子，剩下的就是黏糊糊的、满是血腥的牙床。呜呼，一次竟然拔掉了18颗牙！加上以前就失去的几颗牙齿，我变成一个少了20多颗牙齿的人。

第4天出院以后的一个月，我开始往格林公园旁边一位专门的义齿医生那里跑。每天从圣约翰伍德的宿舍穿过格林公园，溜达着去医院。伦敦特有的雾气沉沉的公园里有成群的麻雀，我在口袋里揣着每天早晨吃剩的面包渣，掏出来撒给它们，麻雀们都不怕我。

一个月后，一副精致的假牙做好了。我戴上假牙，心满意足。

安上假牙后，又去上久违了的英语会话。老师奇怪地盯着我的脸，诧异地说：“密斯特团，太不可思议了，你的英语发音怎么突然好起来了呢？”

“理所当然。镶上英国造的假牙，英语的发音自然就好啦！”我答道。

最近，又见到那位吞过假牙的熟人。很久不见，我把一直憋在心里的问题提了出来。

“你的那个独行夜路的假牙后来怎么办了？”

熟人把我拽到没人的地方，张开嘴，指着雪白的牙齿笑道：“在这儿哪。”

我琢磨着，下次如果去欧洲，要在德国、法国、意大利都做上假牙。然后换着戴，走到哪里换到哪里，非把英、德、法、意各国语言，用漂亮的发音说个够。

1964年8月21日

坠落

五年前，姑娘时而会出现在我在新桥的办公室。

她很漂亮，是夜总会的舞女。一到下午，有时到我的办公室露一面，或说“我去练习，能不能把东西存在您这一会儿”，说完出去一两个时辰；或说“离晚上演出还有一段时间，就过来看看”。我也认识不少女性，但是夜总会的舞女只有她一个。所以，有空时愿意听她讲些夜总会方面的商情，加之才21岁的姑娘开朗健康，有一双日本人少见的修长的腿，让我感到轻松怡然，所以对她尽量关照，经常帮她存东西或叫杯红茶什么的。

在夜总会里，姑娘的独舞很卖座，她说的这次在哪里，下个月在哪里，那些话里话外提到的夜总会的名字，几乎都是这类俱乐部中最高级的地方。除此之外，她每年还有四五个月在国外表演。

姑娘不仅漂亮，而且懂礼貌，说话得体。她略微低下头，断断续续给我讲着各处夜总会的商情，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的话题很有意思。

对这样一位只身以世界为舞台跳舞的日本姑娘，我很是感佩；姑娘也时而愿意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十分珍惜在我——与她毫无利害关系的人——的办公室的时间。她一定是朋友很少吧。

每当去国外演出时，她都来辞行。

“我要去美国三个月，这段时间见不到您了。谢谢您对我的关照。回来后再来看您。”

“一路上多加小心。”

然后，姑娘有时会从芝加哥、台北、马尼拉、檀香山寄来明信片。

就在这样一种很轻松的持续交往过程期间，姑娘多次出国演出。

一个年末，姑娘又来向我辞行。

“这回是去拉斯维加斯，时间很长，签了5个月的合同。回来后，我还来看您。”

“什么时候走？”

“今天就走。乘美西北的航班。”

“和朋友一起去？”

“不，我一个人。”

“那今天我送送你。”

“真的？”

“当然。不过不是送到羽田机场，送到去机场的巴士总站。”

“真的？还从来没人送过我。”

黄昏时分，寒气袭人，街上已经灯火通明，琳琅满目的圣诞节促销装饰，让孤身上路的姑娘的红风衣显出几分寂寞。

“保重，注意身体。”

“太感谢了。”

她使劲儿挥着手，随着巴士逐渐远去了。

过了大约两个月，3月初的一天，我在办公室听到无力的叩门声，便打开了门。

姑娘出现在门口，脸色铁青，拄着双拐站着。

“这是怎么回事儿？！”

“坠落下来了。”

“从哪儿？”

“在拉斯维加斯，从吊车上。”

姑娘说着，强忍着的眼泪从她美丽的眸子顺着面庞滚落下来。

她到了拉斯维加斯，经过紧张的训练后马上开始表演。那是几天后的一场演出，节目接近尾声时，姑娘伴随着豪华的音乐，在从20米高的棚顶移动吊车上垂吊下来的圆形磨板玻璃上，跳起她最拿手的独舞。

“那是像杂技似的舞蹈。不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也有自信。可是吊车滑出去不久，垂吊磨板玻璃的三根金索中的一根突然断了，玻璃板猛一倾斜，把我给摔下去了。只记得全场观众惊呼。当我醒来时，已经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肩胛骨和两脚粉碎性骨折。”

姑娘说幸亏有高额的保险，经过两个月的绝对卧床后，乘飞机又回到了日本。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重返舞台。听医生说，至少一年内不能跳舞了。姑娘说着，又流下了眼泪。

姑娘从此不到我的办公室了。而在我的记忆中，一个萍水相逢的舞女的记忆也渐渐淡漠了。

去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我在赤坂电车道上，急着打车。不巧遇上了大雨，半天没有空车。这时，一辆载客的出租车从赤坂见附方向开来，恰好停在我的面前。一对男女从车上下来。男的是个中年外国人。女人挽着男人的胳膊下来，她的侧脸刹那间唤起了我的记忆。女人浓妆艳抹，和我以前认识的她判若两人。但是，毫无疑问，她是那个舞女的变种。我撑着伞，她没有注意到我。

我乘上那辆空车。透过被雨浇湿的车窗玻璃，看见女人熟练地依在男人的怀里，向着红红绿绿、霓虹灯闪烁的酒吧方向消失了。

车里残留着强烈的雪茄味，混杂着刺鼻的廉价香水味。

在开动的车厢里，我打开车窗换空气，然后点燃了烟斗。

1964年10月23日

大蒜

本人嗜蒜成癖。说邪乎点儿，纵然日本之大，如此暴食大蒜者，恐怕寥寥可数。尽管有所反省，却又苦无良策：因为每天早晨若不吃上一头洋葱大的生蒜，每餐不喀哧喀哧地嚼上一通，就不算吃饭。

嗜蒜如命，又为它的辛辣而涕泪俱下，鼻尖上冒出一层亮亮的汗珠，这让我不禁有感于自己是动物，对谷崎6 先生的小说《鲛人》之悲切，感同身受；而每每蒜足饭饱之余，又信誓旦旦：今天要大干一番！可是大干一番什么呢？其实连自己也茫然。只是吃了大蒜，觉得浑身清爽，精神抖擞，于是便想大干一番罢了。

既然要大干一番，便坐在桌前，铺展开五线纸，端肘暝思，续写尚未完成的歌剧或交响乐。但是有时毫无灵感，端坐一整天才得一小节乐思；有时如疾风暴雨，万马奔腾，一天几十页能一挥而就；有时则一心想到外面散步，远至八丈岛或三浦半岛的乡间小路，徜徉徘徊，欣赏芳草，为长空行云之美而感动，仅此已觉乏力，回来就睡。总之，大干一番无非想入非非，所思与所为并无大干系。然后，每早大蒜照吃不误，依然信誓旦旦要大干一番。

蒜味儿很冲。按理说吃这许多大蒜，应该蒜味儿熏天，然而我却不然，全无异味儿，连自己都觉得天生的禀赋，不可多得。更觉沾沾自喜，对朋友吹嘘：“怎么样，你我交往时间不短，是不是从来也没觉得我有蒜味儿？”

朋友笑嘻嘻，答曰：“还说呢，长时间以来我已是忍无可忍。你的蒜味儿，呛得让人连大气都不敢喘，真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由衷地惶惑起来。原来竟把自己闻不到的，错觉成别人也闻不着，还心安理得哪。

后来，我去了京都祇园的一家餐馆。时值盛夏，只穿着衬衫卷起袖子，盘腿一坐便开怀畅饮。有一个艺伎，脸像涂白了的蜥蜴，过来贴着我坐下，不住地用扇子扇我。我满以为她是心眼儿好，就用大阪方言对她说：“你心眼儿真好。过来喝杯酒，不用紧着扇了。”说着递过酒杯。

艺伎喝下一杯，结果扇得更欢了，扇法也越发加码，超乎寻常。我不耐烦了：“别扇了。我说别扇了，你没听见吗？我又不是烤鳗鱼！能不能别这么一个劲儿地煽？把扇子放一边儿去！”

“话虽如此……”她说着又要扇。

于是，一场奇妙的扇子争夺战开始了。在争抢中得手，我胳肢了蜥蜴两下，结果事态闹大发了。她恼羞成怒，狂喊乱叫：

“你就会说别扇！别扇！你这个人，浑身臭韭菜味儿，谁受得了，不扇还不熏死人！放开我！”话音一落，如饿虎扑食，迎面冲来。结果，祇园的一晚，竟成了蜥蜴女和韭菜男的一场恶斗。

呜呼！原来我竟是这样一个臭出二里地，给左邻右舍添麻烦的人！

我不仅喜欢大蒜，还喜欢大蒜的七兄八弟：韭菜、丝葱、山蒜、长葱、洋葱等，凡此种种。

《古事记》中记载的“粟田一束韭”的“韭”，仿佛指韭菜；《万叶集》中“酱醋捣蒜”的“蒜”，应该是大蒜。古代的故事里，有神武天皇掷“蒜”击中白鹿之说。山蒜太小，击中鹿之天庭而置其于死地者，显然非大蒜莫数。

大蒜，原产于西亚，何时传入日本不详。姑且不去说它。看来日本人开始吃大蒜的年代相当久远。再到后来，在《源氏物语》中“帚木”一章有一段就说，即使大蒜对身体再有好处，和这样蒜味儿烘烘的女人待在一起，还不如乖乖地和女鬼为伍。

大蒜虽然气味难闻，但的确有益健康。不知是否仅仅因此，我就从不生病，一直精力旺盛。

有异味儿确实令人尴尬，但是，世上比吾辈发酸发臭者岂非大有人在？所以，眼下这点大蒜臭权且请君多多包涵吧。

也许人家要说，和蒜味儿烘烘的男人在一起，还不如乖乖地和男鬼为伍？

1964年12月18日

晚霞

每次到伦敦，我必去泰特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看透纳7 的画。

每当站到透纳的画前，看到那亦光亦云、亦雾亦霭的多幅梦幻般画面，我都由衷地感到又到了伦敦，为了怀旧和这份美好而情不自禁地、茫茫然地在它们面前驻足。

绘画我并不在行，所以从美术史的角度谈论透纳的意义，超出常识的范围我一无所知。对于我来说更要紧的是，从个人的角度，透纳就是英国的天，英国的天就是透纳，仅此一点足以使我感动。

站在透纳前，我总会想到超出单纯、传统意义的自然，叫它现象、天体、气象、音律或时间，所有这一切得到再一次升华。在这里，自然得到重构，使观者与那微妙变幻的光晕、变动不居的自然精气浑然一体，这才最让我感动，或者说，因为我是音乐家，所以情不自禁地与透纳画中的“时间”和“运动”感应。总之，我在心中一直揣摩的音律，我想要写的那种音乐的感悟与之发生对应、开始震颤，全身沸腾喷涌着旋律与和声的旋涡，在那气势磅礴的声浪的喷涌中，我茫然若失，久久伫立。

我在儿时就喜欢看晚霞。因为喜欢，所以四处看过不少令人难忘的晚霞。

在日本阿尔卑斯的“枪岳”山肩上看到喷涌般的云中晚霞；逐渐没入正前方海里的恢宏雄大的八丈岛落日；在身后的大王椰子树叶发出的簌簌响声中，躺在怀基基海滩上看到的夏威夷夕照；在朔风中摇曳的黑色枯木的剪影对面，曼哈顿摩天楼群在夕阳残照中辉映的冬日纽约夕景；在飞往欧洲途中穿过的白夜；距卡伦贝格山不远的维也纳森林之春的残照；巴黎、尼斯、罗马、慕尼黑、日内瓦、爱丁堡等各个国家不同地点所见的夕阳美景，都令我伫立良久，感动至深。

其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伊拉克的沙漠落日。远去的驼队中传来贝都温人的苇笛声，血红即将沉没在沙漠地平线，将自己的影子在沙漠上拖得老长老长的巴比伦遗迹的落日，有一种让人迷失时代和现代的奇特魔力。

小时候，我是在代代木练兵场东侧的原宿长大的。遇上刮大风的日子，代代木的一马平川就黄尘冲日，无论怎样紧闭门户，屋里的桌上都蒙上一层细沙，渣渣拉拉。但是弥漫在西面天空中的粉尘，有时却燃起一轮殷红的夕阳，凄艳得让人疑为世界末日。我一个孩子，居然能够体味当时军歌所唱的悲哀：

在殷红的夕阳残照中

朋友已留在郊野石下

回想起来，对夕阳的钟爱也许是从那时开始的。

作为夕阳爱好者，有一件憾事。因为自己出生太晚，没能赶上明治十六年（1883年）那个有名的“晚霞之年”。

1883年8月27日，克拉卡托岛发生大爆炸。该岛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一个像河谷一样狭长曲折的巽他海峡的小岛。从这一天开始连续数日，不间断的、惊心动魄的大爆炸，使岛的一半被炸上了天，有500米高的岛的顶端，深深地沉入海底。连非洲沿岸都可以听到爆炸的轰鸣声，爆炸何等惊心动魄，可想而知。听说在爆炸的同时，引起的海啸也惊天动地，喷上天空的大量火山灰直冲云霄，进入平流层，直到这一年底都飘浮在太空中，让全世界的人在这一年看到美不胜收的夕阳。我猜想透纳要是活着一定会高兴，遗憾的是透纳死于1851年，在“晚霞之年”时已经不在了。

曾在英国留学的夏目漱石8 ，似乎也喜欢透纳，在他的名著《哥儿》中，就有陪哥儿同去垂钓的红衬衫和野田这样一段对话。

“你看那棵松树，树干笔直，上面好像撑着把伞，像在透纳的画里哪。”

“太像透纳了！瞧它虬枝弯曲的劲儿，多像透纳。”

还让野田说出这样的话：“怎么样，教头。今后给那个岛取名，就叫透纳岛吧。”

我到英国看透纳，浮想联翩，每每都想起《哥儿》中的这一段，我相信夏目漱石一定也看过这幅画，然后离开美术馆。

1964年12月25日

暗杀

日月不居，光阴荏苒。春天总是唤醒我对那个遥远的早晨的沉痛记忆。

1932年3月5日，上午11时15分。祖父琢磨一如往日，乘坐黑色轿车离开原宿的家。汽车从原宿台地顺漫坡逶迤，经过熊野神社近旁，经过青山四丁目电车道，左拐再经过一丁目十字路口、赤坂见附，上三宅坂后，沿着皇宫的护城河，驶向日本桥方向。是日晴空万里，早春和煦的阳光让人觉得护城河水暖洋洋的。

祖父在车中回顾昨晚的情形。时值英国李顿伯爵率国际联盟对华问题调查团访日，祖父受命出任欢迎委员长，陪同李顿一行，昨晚安排客人欣赏歌舞伎。剧目是新作，一出雪景频仍、阴郁压抑的剧。车窗外的春意与挥之不去的雪景记忆对照鲜明，祖父看着，觉得暖烘烘的。

祖父的思绪围绕着李顿调查团。调查团此行的目的是专门调查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暴行以及中国的情况，来日的调查团成员表情沉重。祖父心里明白，不久将递交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报告，其内容恐怕于日本不利，其结果日本无疑将在世界上愈加孤立。

李顿冷漠的侧脸浮现在祖父眼前。忽然，他想起在美国留学时曾读过的小说《庞贝城的末日》。调查团长维克多·布尔沃·李顿（Victor Bulwer Lytton）伯爵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爱德华·鲍沃尔·李敦（Edward Bulwer Lytton）的孙子。

11点55分。黑色轿车抵达日本桥三井银行西侧入口。这是周六近午时分，银行街上车水马龙。祖父下了汽车，向敞开的铁门入口走去。突然，一个男子从银行猛跑过来，祖父为了躲闪他停下来，被他轻轻一撞。就在这一瞬间，沉闷的枪声响了。身材瘦小的75岁的老人应声倒地。祖父遭遇了“农民血盟团”人盯人谋杀直接行动成员的枪弹，抵在腰间射出的子弹贯穿心脏。9 三井银行的时钟指向11点58分。

白布覆盖的遗体当天下午被送回原宿的家。各报社的记者和得知噩耗赶来凭吊的人乱作一团。我年仅8岁，是在父亲的引领下与祖父见面的。当覆盖在遗体上的白布被轻轻揭去时，我看到了祖父那惨白的遗容。脸色白得吓人，头发是白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胡须也是白的。只有白布上露出的这白色一角，在四周的喧嚣声中显得异样的、严肃的寂静。

8岁的孩子如何知晓是什么人为什么杀害祖父？谁也不肯告诉我。然而对我这个孩子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所见的“死”，我所能理解的事实仅仅是，“死”是异乎寻常的白色，是肃穆寂静；那个最疼爱我、总把我抱在膝上的祖父，由于某种人为事件的结果，不会动了。要理解当时在日本列岛肆虐的淫暴，理解祖父之死背景的实质，于8岁的孩子确实勉为其难。我真正彻底理解了祖父的死，要等到很久以后。

晚年的祖父和蔼慈祥，常把我揽在腿上，用扑克占卜，自娱自乐。在孩子的眼里，祖父又是一个奇怪的老爷爷，嘴里爱嘀咕些孩子听不懂的异国语言。

祖父在命运之神引导下，1872年14岁时，作为日本政府派遣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漂洋过海，在美国读完小学、中学，又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了矿山学后回国。因为不曾接受过日本的教育，祖父计算扑克牌时要用英语的小九九来数，自言自语也讲英语，在孩子心目中十分神奇。

昭和七年（1932年）是日本的多事之秋。“上海事变”10 突发，井上准之助前财政大臣惨遭暗杀，我的祖父——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被害两个月后，爆发了“五·一五事件”，犬养首相遇刺身亡。而在中国，白川、野村、植田等将军和重光公使，在上海举行天长节11 的庆祝会上遭到手榴弹袭击。日本就是在滚滚而来的恐怖风暴伴奏声中，闯入了更凶险的时局。

昭和八年（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希特勒政权在德国诞生，世界拉开全面战争的序幕。

每当回想事发的那个令人悲伤的早晨，我都会感慨：日本那可怕的命运的脚步声，也在无知的8岁孩子身边隆隆地响过啊。

今年的春天又来临了。每当早春时节，三十三年前那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早晨便历历在目。同时我又联想到，从那个惨白的死以来又逝去的三分之一世纪，联想到在这三分之一世纪中人们各自走过的路程。

1965年3月12日

周日的午后

“一个入口、两个出口的东西是什么？”孩子问。

“不知道。”我回答。

“是它呀！”孩子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裤子笑。

“那么，一个入口、三个出口的是什么？”孩子又问。

“不知道。”

“是它呀。”孩子说着，笑眯眯地扯起自己的毛衣。

“拿破仑呀……”这下又来了。“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去打俄国。到了最后总攻的时候，他下令：SUSUME（冲啊）！可是法军愣是一动不动。”

“哦。”

“那是为什么？”

“不知道。”

“爸爸不行，一点儿也不动脑筋，就会说不知道、不知道。”

“不是。我也想了，但是确实不知道。”

“真的？你不是大人吗。好好动动脑筋，为什么法军不发起进攻？”

“肯定是太累了吧？”

“不——对。”

“那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等一下。让我想想，我就不信一个都猜不出来。”

“算了算了，还是我告诉你吧。”他洋洋得意，有点儿憋不住了，浑身发痒。

“没办法。告诉我吧。”

“认输了吧？”

“认输，认输。”

“那是因为，法军不懂日语。”

“什么？”

“SUSUME是日语，对吧。所以法军听不懂呀。”

“哈哈哈。不错，算你赢了。好吧，那么让爸爸也给你出个题。听着，越削越长的是什么？”

“哦？”

“认输了？”

“等一下。”

“不行，不能等。认不认输？投降了吧？”

“等一下。啊，是铅笔芯儿吧。”

“胡说！不能瞎猜。铅笔的芯儿是越削越短啊。”

“但是，削铅笔的时候，芯儿不是出来，越来越长吗？”

“不行，不行。认输吧。我告诉你。”

“没办法了。那我，认输！”

“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吧。越削越长的，是削的时间啊。”

“这叫什么呀，不怎么样。不过，还是真的。爸爸还挺聪明的。”

“那是当然。”

难得的周日下起雨来。无奈，我和孩子在一起猜谜解闷儿。正闹着，门铃响了，约好了的朋友似乎到了。出去一看，他打着伞站在那里。和以往一样，一副嬉皮笑脸；和以往不同的，是他的头发油光可鉴。

“真倒霉，一路上挨浇，有一阵儿还下得特别大，我就边走边找能躲雨的地儿。这不，大星期天的，有一间空荡荡的理发店，所以就进去理了发来。结果我倒是爽快了，可是耽误的工夫更大了。抱歉，实在抱歉。”

“哪里，哪里，来得正是时候。大驾光临寒舍，居然还要先修头面而后叩门，良苦用心，不敢当。快，请进吧。请，请。”

“这家理发店可是有点个别。我问店老板，怎么大星期天的没人来呀？店老板竟然说‘如此这般’。”

“什么？‘如此这般’？”

“过去不是有这么一首歌嘛。”

“是吗？结果，他说怎么着？”

“店家说了，我最讨厌给孩子剃头。孩子好动，费了半天劲儿，才半价。所以就想了个法子，为了不让孩子来，孩子一乱动，我就用剃头刀轻敲小子的天灵盖儿。果然小孩子们吓坏了，打那以后不敢登门，所以星期天才这样清闲。”

“这理发店也太过分了。”

“真是个怪老头。”

突然，孩子说：“坏了，我记得好像有什么事儿来着，原来是忘了去理发店了。”

“去哪家理发店？”我问。

“就是那家可怕的理发店。不过我每次去他都夸我。那个伯伯总说，这小伙儿不乱动，真棒。他知道好多谜语，可有意思了。”

我和朋友开始推杯换盏，渐渐地周围笼罩在朦胧中。我心想，这会儿小家伙正围着白布单，乖乖地让人家给剃头，怪好笑的，这回准又学回来点儿什么俏皮话之类。

我一边想着，一边尽情沉浸在朦胧之中。

1965年4月23日

盲信

无论谁怎么说，我就是不吃醋。说不吃就是不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为什么不吃醋，理由很简单：不喜欢。

既是如此，何必咋咋呼呼，什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过不蘸醋的日子不就结了？可是就为了不吃醋，似乎还不至于非要过掩人耳目的日子吧。

在此，不妨考察一下醋和我的关系。

我讨厌醋。为什么讨厌？这里有很深的渊源。

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醋。既吃醋拌凉菜，也喜欢寿司。突然有一天，我和醋之间产生了决裂。而且从那天至今，我和醋的关系始终冷漠，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小时候我总好在厨房里玩。尽管有足够小孩玩耍的院子，院子里还有鲤鱼嬉戏的水池，但我就爱在厨房里玩。春天，院子里种的树都开花了；秋天，红的黄的落叶漂在水池的水面上。但是，与修剪得千篇一律的连翘和满天星的花相比，丢在厨房角落里的洋葱露出的绿芽更让我感觉到春意；与被委屈的人造景观束缚在那里的枫树红叶相比，菜篮子里湿润的松茸味儿更让我感觉秋凉。在客厅中放眼望去的草坪，绝对不允许践踏；而厨房背面长着蕺菜的空地上有一条水沟，沟里流着厨房过来的乳白色淘米泔水，在那条黏黏糊糊的沟里出没的几只脏老鼠，对我来说却是最舒心的观察对象。

有一天，我在厨房玩着玩着从碗柜里取出装醋的坛子，用舌头舔里面的黄色液体。为什么这么干，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是把酱油、料酒等各种坛子都拿出来，要挨个尝个究竟。可是，这时候偏偏被家里人看见了，了不得了。家里人本来就看不上我老往厨房里钻，我被狠狠地剋了一顿，末了又被宣告：“知道喝那么多醋会怎样吗？浑身的骨头都得变软了，非把你卖给马戏团不可！”

回想起来，就是这句话让我和醋彻底断交了。我幻想自己的骨头变软、身体像水母似的飘飘悠悠的情景，不寒而栗，盲信以后绝对不能吃醋，再加上被卖给马戏团的悲哀，从此以后凡是含醋的东西一概不沾，连酸的东西从西红柿到水果都敬而远之。这种毫无道理的恐惧，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底，即使现在完全理解了吃醋骨头不会变软，在感情上也对带酸味的食品敬而远之，抵触情绪犹似融入血液中。

无论是谁，人似乎都生活在对某种事物的盲信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使自己幸福，便武断地盲信必须遵守某某条件，结果过着畏畏缩缩的生活。或盲信有钱就幸福；或盲信只有与异性的爱情生活会使自己幸福；或盲信名声才是人生的一切，等等，实在有着总总盲信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发人深思。

既然盲信，起码得盲信点好事吧。我愿意盲信纳税是福；盲信以邻为善，对社会积善是好事；盲信拼命工作是头等好事；盲信一切好事就好；盲信我们的社会因此会变得更好。

不蘸醋的毛病，虽然源于我盲信它会让骨头变软，但我愿意盲信，信善为善，顽强生活，这样必然在精神上练就一副铮铮筋骨，无须担心吃醋骨头就会变软了。

1965年5月14日

北谷之滨

我走上海滨。珊瑚礁岛独有的白黄沙绵延不绝，傍晚从东海吹过徐徐轻风，拂面而来。

这是冲绳。距北谷不远一个叫砂边的海岸，位于南北狭长的冲绳本岛中部。

我从那霸的酒店沿西海岸北上约20分钟，在紧贴嘉手纳美军机场旁光线刺眼的拐角处下了出租车，又小心翼翼地穿过右侧通行、车辆川流不息的兜风车道，沿荒草甸子中的小路缓步下到海边沙滩。小路尽头的沙滩一带，露兜树（Pandanus tectorius）的无数叶缘锐刺泛着白光，周围荒草上漫开的野喇叭花，用淡紫色花萼专注地吮吸着南方海岛的落日余晖。

举目四望，海边沙滩南北贯通，然而，北边成了美军奈基防空导弹演习场，似乎是禁区，没人要自讨没趣，给彼此添堵。于是，我朝南边走向有些坑洼、多有岩石裸露的海岸。

这里，是北谷之滨。

我是今天到的冲绳。索性把行李往酒店一扔，旋即来到这个海滨。没来冲绳之前，我很早就惦记要来这里，而且要到海边走走。因为，这个海滨是美军昔日登岛的登陆点，太平洋战争末期，堪称“关原之战”的冲绳决战即由此开启，这场血战惨烈悲壮之极，令人发指。

1945年4月1日早晨，冲绳以西洋面出现了黑压压的美国军舰，数百艘登陆艇直扑北谷之滨，发起了攻击。日军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确信美军登陆地点必是由此迤南临近那霸的浦添海岸，守备力量几乎全部集结到浦添，据说弄得美军以为阻击登陆的日军如此势单力薄莫非有什么险恶用心，犹疑中一举强行登陆。

美军登陆后的两个月，冲绳化作了地狱之岛，硝烟弥漫，血染山河。山崩地陷，密树横飞，一切物质灰飞烟灭，在间不容发的炮弹爆炸声、倾轧声和地鸣中，战争这个恶魔原形毕露。这么一座蕞尔小岛，算上逾一万两千名阵亡美军在内，竟有十八万人之多经历了肉身的挣扎翻滚，葬身于惨绝人寰的地狱深渊！

恶魔疯狂至极的日子集中在6月中旬至下旬。5月下旬，首里的日军开始向南撤离，日军司令部向岛南的摩分仁小部落转移，迫于美军南下的强大攻势，日方一步步被逼上海岛尽头。且看这是何等的殊死决战！美陆军冲绳方面军司令西蒙·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 Jr.）中将6月18日阵亡；军民双方最高统帅——日军司令牛岛、冲绳县知事岛田，也在接下来数日之内双亡；以“姬百合塔”驰名的女子师范与县立一高女校师生组成的特别志愿者看护队158人，以“冲绳师范健儿之塔”名噪襄军参战的师生325人，以及县立二高女校师生的白梅看护队，全员或高唱“君之代”自决，或饮手榴弹自爆，或花季少年便被美军火焰发射器烧得碳化殒命！

时光荏苒，二十年过去。

北谷之滨涨潮了。拖着疲惫的脚步折回的海滨，自己刚刚走过的痕迹被透明的波浪洗得荡然无存。太阳已西。我想该回去了。

一如海浪抹去了海滨上的脚印，岁月能抚平海岛遭此惨痛的痕迹吗？这事引起我思考。

今日冲绳，既非日本，亦非美国，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它使用日语，阅读日文刊物，却用美元购物，日本造的汽车，却要实行右侧通行。何况岛上人过的日子并不富裕。

据说冲绳人真心盼望着回归日本。当然，日本人无不希望冲绳早日回到日本的怀抱。但我认为，在此之前日本人需要具备起码的道义心，先从改善当前状况和经济收入着手，让今天的冲绳人过得更幸福。

日本人需要扪心自问，为了日本发动的战争，本来过着太平日子的南国岛民遭此涂炭，葬送了多少条人命！需要负责任地认真考虑该怎样去回报了。

1965年6月11日

年龄

我朝思暮想，希望长生不老，益寿延年。

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自己坚信不疑、义不容辞的作曲工作堆积如山。为了把这些事情做完、做到底，需要足够的时间，因此时刻想着要长命、长寿下去。

既然如此，平时就得留意健康，多听名家指点，早晚服用营养药、消化剂、排毒丸，戒酒节烟；诸如劳心伤神的作曲、写作等危险工作则敬而远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大概会永葆青春，身体健康。然而，这样一来，要做的事情一事无成，本来坚信该做的工作不能做。想长寿的理由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如果反而要做和自以为义不容辞的工作无法做，也就没有必要长寿了。果真如此，不仅不需要长寿，连活着也没有了必要。没有活着的必要，就不需要活着，既然如此，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To be or not to be

我想长寿，所以特别喜欢长寿的人。同理，讨厌短寿的人。在大批青年为国扛枪捐躯的时代，我觉得那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生命浪费。但既然是为了祖国，我并没有讨厌过去送死的青年们。不仅如此，在自己青春年华之际也做好了冲锋陷阵、战死沙场的准备。然而在远离战争的和平时代，每每听到正在学习的学生死于赛车，死于登山失败，死于野蛮的高班生虐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看纪录片，画面上出现了登山队学生遇难的场面，那些留下为死难队友守灵的家伙，全然不顾亲属的哀痛，竟慷慨激昂地高歌什么“阿尔卑斯的雪呀……呦呵！”之类，看到这里，我已经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正是他们轻率鲁莽的登山计划，造成同伴遇难，使舆论哗然，给当地和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他们居然不思悔过，厚颜无耻地把死者装扮成受难的英雄，还置家属的悲痛于不顾，放歌高唱，简直是荒唐至极。我咬牙切齿，恨不能将这帮家伙排成一排，抡圆了抽他们的嘴巴。蓦地发现，自己的头发竟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向上冲起！我不禁感叹，原来“怒发冲冠”不是凭空臆造。

被虐待致死——当然是虐待者可恨，但是我真不明白，干吗等到被虐待死呢？肯定他有种种原因没能成功逃跑，但是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给毁了，实在令人惋惜。

至于玩赛车，简直荒诞透顶，荒唐至极！在一个根本没有时速150、200公里的公路的国家，难道应该允许高声叫卖“能跑150、200公里”的赛车吗？这对头吗？有卖还就有买的，我简直无法理解如此荒诞透顶的事和荒唐至极的人。当然我也根本不想理解。

有一位大实业家，叫松永安左卫门，已经90高龄。我不曾谋面，只是在一本杂志上读过他的对谈，或是谈话笔记。他的见解都那么充满青春活力，令人吃惊，我深受感动。其中有一段话特别令人难忘，他说长寿的一大好处，就是比他年长和让他讨厌的家伙都死了。我想，这话不是俗人可以脱口而出的。一般人无非说因为年长的、同龄人、好朋友都相继去世，让人伤感之类而已。可他不说这话，这种强悍的神经让人折服，反而有一种至深的哀愁，感觉更好。

我曾有幸一睹尊容的最高龄者，是骏河银行会长、101岁的冈野喜太郎翁。可惜，他今春以102岁过世。去年秋天，应该行行长冈野喜一郎的邀请去沼津旅行之际，参观了他的庭院，有幸向正在做日光浴的仙翁致注目礼。

我就喜欢长寿，不能不为之感动。怡然自得、仙风鹤骨般的老翁端坐在那里，白光耀眼，已经完全超出了老人这一概念的境界。我感到，从那跳动了一个多世纪的心脏、呼吸不止的肺升华出一种超越任何机械性能的卓绝之美，白光耀眼，令人眩目。同时我看到，在那耀眼的白光中，洋溢着不可思议的青春活力。

蓦地，我想起萧伯纳的话。

“把年轻交给那些年轻的家伙，未免过于骄奢。”

1965年7月16日

观光日本

很久以前，听过这样一段相声。

“我说，这么多嫌麻烦的人聚到一起怪不容易的，干脆成立一个麻烦会，诸位意下如何？”

结果，聚在一起嫌麻烦的人齐声叫喊：“反对！反对！太麻烦。”

这次是某一年夏天，一群又固执又能忍耐的人聚在一起闲话。

“怎么样，咱们成立一个忍耐会吧。”

“主意不坏嘛，好哇。”

“今天奇热无比，所以要把烧得旺旺的炭火放到被炉里，把它抬到炎阳地的晾台上，咱们大伙全穿棉袍往里钻，还要烫起热酒来和老天爷叫板。”

“哦。”

“冬天有观雪宴，咱们来一个炎夏的观阳宴。感觉一定不错。”

“来吧，就这么着了。”

来到晾台的一群人，因为说热就吃罚款，所以即使全身大汗滂沱，也要固执嘴硬：冷啊，好冷啊，冻得都要发抖了。这个小段后来如何发展，怎样结局，我记不得了，总之看到最近的观光热，我就联想到这个怪辛苦的相声小段。

“观光”一词源自何处？这样提出问题，难免要遭到对汉籍有造诣的人奚落：这还不简单，古书上所谓“听闇观光”者即语源，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竟然也敢写随笔，时下就有这种不学无术之徒，让人不堪忍受。古人说得好：无学者乐士，无赖之常也。乐士，就老老实实在路边拨琴弄弦好了。

其实，我认为观光一词的语源，应该来自观赏风光，即sight seeing。

1939年在美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日本曾参展了一幅富士山的巨照。富士山的照片，由日本著名的冈田红阳氏负责摄影，他在靠近长尾山口处搭建了特殊的小屋，把小屋做暗室，使用特大倍数望远镜头，拍摄了富士山的壮丽雄姿，又把它放大，拿到万国博览会日本馆，让富士山巍峨耸立在展厅一侧的整面墙上。照片是完美无缺的，但那时在日本鼓吹国家主义思想的人与日俱增，他们相信用一幅特大的富士山照片足以弘扬国威。他们或许一开始就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决定把富士山的照片送到大洋彼岸的。

前些时候去美国时，和美国友人谈起富士山，提到了过去在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过的富士山巨幅照片。这位朋友去过博览会，还记得看到过这幅照片。

“一进日本馆的大厅，就是那个硕大无比的富士山照片，贴满一面墙。我边看边想：日本这个国家真的不可救药，日本人这个人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

“哦，为什么？”

“你想想看。富士山美丽动人，那张照片当然也很不错。但是，富士山是你们日本人还没到日本列岛、很久以前就矗立在那里的山，并非日本人造的。就是说，日本人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富士山在日本纯属偶然，把一个偶然的事物忽悠得好像有多么了不起，记在日本人的功劳簿上，还特意拿到外国来渲染。当时我就看透了，日本拿这么点事沾沾自喜，和我国交手准没有好果子。”

“言之有理。可是瑞士之类不是也爱用山的照片吗？”

“瑞士是个只有山的国家。再说，瑞士的全部，就拿手表工业来说，就是因为有山，利用清新的空气和优质的水源才造出来的。就是说，那个国家从文化到生活都靠山，所以把山的照片拿出来，作为国家的象征也不奇怪。但是日本不同。富士山无论从产业还是从生活上，都不能说是日本人的靠山吧。”

最近，我国有一种风气，好像必欲把一切都变成生财之道，无论走到哪里，除了观光还是观光，对此我十分反感。即使一湖一山，甚至猴群栖息，该县县厅都能把它变成观光资源，好让外县人来消费。国家本身更是千方百计地把日本变成观光大国，吸引外国游客来消费，区区的小心眼儿，毫不掩饰。

况且在日本人自鸣得意的景致和环境中，从世界眼光看却有许多是平平淡淡的，这一点值得反思。一有松树、溪流、箬竹、苔藓就牵强附会，硬说是日本得天独厚的景观，根本行不通。在知道罗马郊外的松荫道，知道德黑兰腹地的修竹和溪流等美景的人看来，那些把松树、溪流大吹大擂捧为日本之美的人，其无知让人颓然。

与其眼睛盯着别人的腰包，一味追求消极的观光大国，不如发展日本国家的实力，使人人都能自由地到世界各国观光旅游。拿并非自己创造的自然景观当幌子生财，有琢磨此等低俗之事的工夫，不如我们自己努力工作，积累财力去世界各国消费。

1965年8月20日

萌芽季节

我时常纳闷：动物究竟怎样看人穿的衣服呢？

过去看过一本书，书上说狗是傻瓜，它认为人手拿肩扛的东西统统是人体的一部分。如果被狗袭击了，就把手里拿的手杖或棍子伸过去，因为狗咬住它以为是咬了人，所以是安全的。这种观点真伪难辨，我觉得可信度不大；可是另一方面，动物又往往确实不理解使用工具，既然如此，恐怕也不理解人使用工具，对工具本身就不能理解吧。既然不理解人手里握着的木棒是工具，也许真把伸过来的木棒看作人的手臂一部分。

若果真如此，动物们也许会认为人穿的衣服、头戴的帽子、脚穿的鞋子也是身体的一部分，这下误解就太严重了。几百年、几千年来，动物都是以这样的误解在看人，那就让人大失所望了。

例如，你今天穿红衬衫。由于动物们不理解穿红衬衫这件事，因此认为你今天的皮肤变成红色了。我穿一件条格西装，自我感觉够高雅的，但是路边的狗儿们却只认为那家伙皮肤上长出了条纹。这才叫人闹心。

很长时间以来，我就在心里嘀咕这件事，心想早晚要弄清楚它们是否认为我穿的衣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然后非叫它们知道：衣服是衣服，不是我；也就是说衣服不是我，我不是衣服这个事实。

这一天，我穿着浅蓝色开领衫，伏案写作。当时家里养猫，猫儿正躺在写字台旁边的地毯上，注视着我。一想到在猫的眼里，今天的一家之主是铁青的皮肤，我就坐立不安，心烦意乱。我要让这猫儿知道，这浅蓝色不是我的皮肤，是衬衫！否则绝不罢休。于是我关紧书房门，把穿在身上、脚上的统统脱了个精光，赤条条地与猫儿对眼。猫儿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瞟了我一眼，没什么反应，这反而让我无所适从。无奈，我嘴里发出“唔、唔”的吼声，假装从沙发后面要扑过去，猫儿这时才现出羞耻和狼狈之色，慌慌张张地在房间里乱跑乱窜，企图逃走。听见响动，夫人探进头来，猫儿趁机从门缝中夺路而逃，我口中唔唔、直挺挺地立在那里，夫人见状，大惊失色。

“这、这到底是，这是怎么回事？”语塞，骇然。

我想告诉她，我要让猫知道衬衫不是我的皮肤，但转念一想，说了她也不会理解，于是未加任何说明，只是问夫人：“开领衫为什么叫婆罗衫，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婆罗这个竞技项目吧？”

“不知道。”

“是在波斯兴起的球技啊。”

“不知道。”

“因为他们的选手在过去穿过，所以叫婆罗衫。”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看得出来，在夫人眼里，丈夫显然头脑发狂，使她束手无策，只有板着脸，冷静地观察发病的程度。

当时刚好个人生活不尽如人意，遇上挫折，所以我也就顺水推舟佯装神经有点问题，反而对夫人更方便。我暗自庆幸，对她的疑虑视而不见，又回到写字台前。

当晚，吃过晚饭后，医生朋友到家里来玩。似乎是夫人有劳人家，名曰来玩，实则来诊探我的大脑病变。他故意装作不看我，实际在用眼角观察我的举动，我边说话边对抱在膝头的刚才那只猫儿突然伸出舌头做鬼脸时，他和夫人频频递眼色，悄悄地相对点头。

医生朋友临别时，不轻不重地对我说：要适当休息，工作过度对身体没好处。而对送到门口的夫人，却在树篱外说：

“这个程度应该不成问题。不要让本人担心，也不要惹逗他，不久就会自愈的。”

我从靠树丛很近的厕所小窗听到了这段悄悄话，不禁暗自得意，心想这下你们可上当了。

“那么，我就告辞了。现在是萌芽季节，要特别当心。”说完，医生回去了。

在墙外的黑夜中，我听见医生走出大门和夫人返身进门踏在沙子上的两种脚步声。

1965年8月27日

河豚

掌灯时分，银座大街已经熙熙攘攘，白天的劳顿和即将降临的夜气仿佛在人流上方交织成一团，向看不见星星的夜空缓缓爬升上去。

在人流中，我和一位女士并排走着。

“去吃河豚吧。”我说。

“我讨厌。”她说。

“讨厌？是讨厌吃呢，还是讨厌河豚？最好说清楚。”

“讨厌河豚呀。”

“这是你的不对，河豚可不讨厌。你怎么能讨厌河豚呢？”

“唉，男人一过四十就完了。”

“为什么？”

“什么‘这是你的不对，河豚可不讨厌’，只有过了四十的男人才用这种口气讲话。我不喜欢这种高压式的讲话方式。”

“你不喜欢河豚？”

“不是。”

“那就一起去吃吧。”

“不愿意。”

“为什么？”

“实话告诉你吧。我害怕，怕中毒。”

“做河豚的厨师都是通过国家考试的，做河豚是行家，吃了不会中毒的。”

“也有中毒的。”

“不会中毒。”

“可能有。”

“不可能。”

“会有。”

“不会有。”

“有。”

“没有。”

……

总之，两人话不投机，河豚没吃成就分道扬镳了。

过了两三天，我还是想吃河豚，就到海边去钓濑鱼。如果你认为想吃河豚就钓河豚，那是外行。钓濑鱼河豚反而上钩，怪得很。很久以前，我和小说家林房雄在海边钓濑鱼，结果河豚一个劲儿咬钩，就是钓不到濑鱼。于是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冲着濑鱼来的却钓到些河豚，没意思，干脆换个脑筋，全当作想钓河豚。没承想鱼钩一放下去，钓上来的全是濑鱼了。因为有了那次经验，一想吃河豚就出去钓濑鱼，结果钓回来许多小草河豚。

叶山的海边盛产草河豚，书上说有剧毒，但我家经常吃。告诉我吃这种河豚诀窍的是林房雄。在钓濑鱼那天，钓上来的一大堆草河豚由他亲自下厨掌勺，又是炸又是做酱汤，让我们一饱口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听说林先生早就有此偏爱，经常吃河豚。

就在我炸好了钓上来的河豚、准备开饭的时候，前不久在银座同路的那位女士来了，我便邀她一起吃饭。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我开始发表意见。

“你这个人尽撒谎。”

“撒谎？”

“四十开外的男人说话不客气，对不住了。可你这人尽撒谎。”

“为什么？”

“你那天还说不想吃河豚。”

“对啊。”

“你现在吃得不是津津有味吗？”

“呦，这是河豚？”

“当然。这是炸河豚。”

“哎呀，那可怎么办。没事吧？”

“这个就说不好了。”

“哎呀，糟了，这可怎么办？”

看她那忐忑不安的样子，我故意放声大笑。她一下松了口气：“啊，不是河豚，太好了。这是拐子鱼。对吧，啊？”她竟自作主张了。

我也随声附和道，是啊，这回放心了吧。于是，她又要了一份炸河豚。

今年夏天，我一直在八丈岛埋头工作。岛上有许多石垣河豚——一种长着刺、味道鲜美、又无毒的大河豚，特别受欢迎。

孩子一下海，就捉来那动作拙笨的大家伙，所以在我们家几乎天天饱餐河豚。孩子用河豚皮做了不少河豚灯笼。岛上日照强烈，在掏空的河豚皮里置入气球，吹涨以后挂到户外晾干，一天的工夫一只河豚灯笼就做成了。孩子做了不少只河豚灯笼，吊在我房间书桌上方的天棚上。

9月，孩子离开岛，我一个人留下继续工作。岛上的朋友来玩时，告诉一件我本不该知道的事：河豚灯笼煮一煮，蘸着醋酱吃，美味无比！我虽然在心里对孩子过意不去，但还是煮了一只，凉拌了吃，味道美不可言。结果，孩子为了慰抚我孤军奋斗的寂寥，特意吊在桌子上方的十几只河豚灯笼，在9月底完成作曲离开海岛时，已经进入我的腹中，全军覆没了。

最近又要返回岛上，我打算在秋风中独自去游清澈的大海。这样可以潜水捉些河豚，在光线很强的凉台上做些河豚灯笼，按原样吊在我的书桌上方。

对孩子实在说不出口：爸爸把你的河豚灯笼全吃了！

1965年10月29日

新干线

东海道新干线11月1日起提速，将东京至大阪之间原来所需4小时的距离缩短到3小时10分。我很惊讶，赶紧去乘车。

日本人的表情很少喜怒哀乐的变化，怪没意思的。我总认为，在表情上应该富有各种变化，掌握更丰富的表现力。为了实践自己的想法，我做出能够想象到的最高级别的惊愕表情，走在东京站通往崭新的新干线站台的台阶上。

秋天的朝阳，绮丽艳美。“光”号超特快列车在纤尘不染的站台上，英姿焕发。于是，我也更提高了惊愕表情的级别，为了不辜负“光”号的容姿，在站台上踏着“六方”步12 冲进车厢。要问为何如此大动干戈，其实事出有因。尊敬的大学者田边尚雄先生的新著《明治音乐物语》此间问世，书中写到先生上完课离开教室时，踏着六方步出门的情形，实在让人忍俊不禁。我正跃跃欲试，每天在家里的三尺走廊上练习走“狐六方”“飞六方”13 等各种六方台步哪。

入座后，在惊愕的表情还没有收拢的时候，不知从哪里传来一段“轰隆隆，轰隆隆”的早期铁路歌曲。“光”号列车出发了。

我在想，虽然我踏着“六方”步走进车厢，落座，但是并非因为去关西有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只是东京—大阪之间缩短到3小时10分，我为它的超高速而吃惊，所以要体验一下吃惊的程度，仅此而已。因此今天11月1日，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即，国铁如果定于11月10日提速，我会乘11月10日的车；3天前提速，我会在3天前乘车。所以今天11月1日，于我没有意义。就在我全神贯注地想感受提速的效果时，不知怎的，神经好像不听话，一味往鼻子上集中。因为我闻到了和上次一样的气味儿。

说到上次的气味儿，事情是这样的。我以为既然我是为新干线提速而吃惊，吃惊之余还要亲自体验提速的感觉，就不妨先体验一次新干线提速以前，即东京至大阪之间需要4小时的新干线，将速度的感觉存入记忆中并进行比较对照，否则就没意思了。我抱着这种想法，利用上星期在滨松举行演奏会的机会乘新干线到了名古屋。车厢里充斥着和上次一样的淡淡气味儿，让人难受。大概是涂料味儿，有点像油漆。但气味儿并不是臭味，所以过了一会儿已经适应了，人的鼻子倒方便，不到一分钟就不觉得什么了。

新干线上没有“飞燕”号或“飞鸽”号上加挂的那种餐车，但有西式快餐车，供应方便食品。我马上到餐厅要了杯黑啤酒。所谓西式快餐是法语的buffet。记得我查过辞典，意思是餐具架、平形烹饪台、餐桌、停车场内餐厅、风琴的音箱，等等，国铁用在这里肯定取“立食”的词义。用日语的“立食车”，可能有碍形象吧。我来快餐车的目的，除了喝黑啤酒外，还想看看在餐车墙壁上安装的计速仪，从它的刻度上可以看到列车现在的行驶速度。

从刻度上看，指针刚才就指在210公里上，这好像是最高时速。确实快。因为太快，我觉得痛快，就对邻座的人说：“真快啊！”

“真快啊！”邻座的人随声附和。结果，两人好像只是互相确认速度之快，再没有话要说了。无奈，我喝完黑啤酒，又回到车厢。

我已经感觉了速度之快，便没事了。正好快到京都了，我决定不去大阪，就在京都下车了。经过2小时50分钟，黑啤酒的酒劲儿还没有减退。确实很快。几年前乘坐特快列车喝酒时，到站之前酒劲儿也就醒了；列车一提速，连喝酒也得三思而行了。我意识到，这一点是我对东京与关西之间缩短到3小时的最大感受。

其后数日，我在美丽的祇园的晨霭暮色中小憩。对新干线提速的一惊，才引出祇园的逗留。个中的因果关系，鬼才晓得。

1965年11月19日

手表

不知何故，我和手表无甚缘分可言。不是丢就是摔，或喜新厌旧，总之没有一只手表戴长远过。如此说来总该和怀表有缘吧？其实我既没买过也没拥有过怀表，一句话，和怀表不沾边！我时而想象，从西服背心口袋里掏出拴着金链的怀表，看着怀表口中念叨“时候不早了，耽搁您这么长时间，我就此告辞”的情景，并非不想自己也有一只。但又一想，何苦要煞有介事、故作姿态呢？结果至今不曾买一只怀表，更不趁金链。

那么挂钟呢？也没有。究竟有什么钟表呢？我只有写字台上、书架上、多宝阁上各一只座钟，靠它们知道时间。

写字台上的那只座钟，是以前我在电视台做音乐节目时，节目赞助商——一家电气公司送作纪念的电池式座钟，钟摆总是忙不迭地来回摆动。得到这只座钟时我很得意，心说这是值钱东西。为了引起家人的尊敬，我把它摆在写字台上时，还顺嘴说：“瞧瞧，爸爸在电视台做一次音乐节目，就得了这么高级的座钟啊。”为了让家人心服口服，还故意提高嗓门，自言自语，不止1万日元吧，这是好东西，贵重啊，等等，实在惭愧。后来，我在银座一家钟表店里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座钟，一看上面挂的价签恍然大悟，哪里值1万日元，连四分之一都不到，便宜货一个！当然，这个价钱对家人秘而不宣，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是高级座钟。

这只座钟，走得疯快。

书架上的那只座钟大概是美国造，上面画着米老鼠，蓝一块，红一块，花里胡哨。从图案也可以知道，这是很早以前和我家贴邻而居的一家美国人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这家伙可够费事儿的，每天早晨不上弦它就歇工，而且每天慢十几分钟。

多宝阁上的那只好像是地道的高级货，因为很早以前就摆在那里，所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钟。它一星期只需上一次弦，可是也许因为太高级或是太老了，总之不是快就是慢，没个准点儿。

结果，我看时间必须兼看3只座钟，并在头脑中进行复杂的计算，对各个座钟的毛病进行综合，算出平均值以求出大致的时间。比如，已知写字台上的那只电池座钟指针在三点零七分，米老鼠座钟是差四分三点，多宝阁上的座钟是差两分三点，所以现在的时间就是三点四分三十秒。如此训练的结果，大抵可以掌握正确的时间。虽然麻烦，但我已经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何不便，反而感觉只靠一只准确的表令人不安，况且乏味。

最奇妙的莫过于我从美国买来的手表。1960年年底，为指挥自己创作的歌剧《夕鹤》，我和女高音歌手大谷冽子前往纽约。在逗留的两个月期间，经过紧张的排练，终于大功告成，结束演出。回国前夕想买件东西做纪念，便以特价买了一块极高级的超薄手表，只有两三毫米厚，瑞士造，是当时刚上市的款式。这块手表比起米老鼠和电池座钟，走得既准，又因为薄从来不像别的手表那样好刮袖口，令人称心如意。

结果，它也被我弄坏了。

那个时期，我正迷恋于钓黑鲷鱼。一天早晨，我戴着那只手表到叶山的海滨钓鱼。过了一会儿，一条大个儿的黑鲷鱼上钩了。因为钩线很细，为了不使它被鱼挣断，用的是极富弹性的鱼竿。眼看着鱼竿前端被拉成了满月形，鱼线从固定轴上不断地放出去。经过一段紧张的拉锯，鱼渐渐地没劲儿了，被拽到了跟前。这时我突然发现没带捞网，慌了手脚，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钓黑鲷鱼要用极细的钩线，而用线绝对不能把鱼吊出来，所以必须用捞网熟练地把拖到跟前的鱼捞起来。可是捞网却忘带了，办不到。白白地把鱼放掉我又不甘心，于是心生一计，并按计而行——手握鱼竿，猛地跳进海里，把鱼引到岩石之间的缝隙，在那里用手愣捉。我最终制伏了在水里拼命挣扎的大鱼，装进鱼篓里，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意识到手表，但是为时已晚，表盘进水，表针也不会动了。

我拿着手表，来到钟表修理店。

修表的师傅奇怪地看着表，最后说：不对呀，写着“防水”怎么会进水呢？您花多少钱，在哪里买的？听了我的回答，师傅说，这么薄的手表不可能那么便宜，肯定是冒牌货。

我想，如果那天没戴手表，手表不进水，也就是说我仍不知道那个超薄表是赝品的话，一定还被蒙在鼓里，得意扬扬地戴着它，岂不是再也无从知道看时间需要计算三只座钟平均值的乐趣？

1965年12月31日

与那国纪行

亚热带的太阳火辣辣的，照在用珊瑚礁的黄沙铺成的跑道上。蒸腾的热浪摇曳着跑道对面一片浓绿的露兜树。透过那片绿色，是浩瀚东海的水平线。

我来时乘坐的蓝色螺旋桨飞机，从冲绳本岛越过宫古、八重山的几个岛屿着陆后，刚才已经返航石垣岛了。迎来送往的岛民乘上拥挤不堪、脏兮兮的机场巴士和浑身震颤的两辆出租车离开了机场。机场尽头的太阳地上，只剩下没坐上车的三两个人，在草地上或站或坐或蹲。四五个打着赤脚的孩子在一旁围观，一幅杂乱无章的景象。

无奈，我把手提箱放在草地上，坐在上面一边吸烟，一边望着湛蓝的天空。一个臂戴袖章的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问：“你到哪里？”

“总之，先找个人家住下再说。”我说。

“出租车还会回来，你在这儿等着。”

那人说着，突然叽里呱啦地冲附近一群孩子中的一个吼了几句，一把抓住孩子的后脖领，生拖硬拽地推到我跟前，说这孩子的家可以安排住宿，他会给你引路。说完人就又没了踪影。我向来人消失的方向望去，在草场远处，隐约可见一个施工的工地，许多水泥板像箱子一样码放着，大概是在建一个机场休息用的建筑。小孩长着一张蚕豆脸，面无表情，站在我身边一动不动。

一会儿，远处传来稀里哗啦地破发动机声。只见两辆出租车一路恣意扬起滚滚沙尘，疯狂地抖动着车身开回来了。

身边的孩子突然一指手提箱，说：“拿上它。”我吃惊地拿起手提箱站起来，小孩早就一个箭步抢上了出租车的副驾驶席，接着冲我喊：“快上来啊。加速！加速！”

汽车卷起铺天盖地的沙尘，剧烈摇摆着上路了。车厢里尘埃弥漫，热浪翻腾。

一路上，榕树苍郁繁茂，浓翠逼人。汽车沿着发白的路颠簸起伏，转眼来到一片甘蔗地，在地里又走了一会儿，便拼命鸣着喇叭驶进一个小部落。路边的部落，不规则地排列着传统的琉球风格的屋脊，一道石墙蜿蜒曲折，鸡和孩子们正在夺路奔逃。

“祖纳部落到了。”司机说着把车停下来。

“还不快下车。”蚕豆又催了。

走进琉球式牌楼的大门，只见一棵垂着气根的大榕树枝繁叶茂，树冠参天，庭院环境悠闲怡然。正想跟在小孩后面往里走，他指着对面厢房的日式房间，突如其来地说：“不是这边，是那边，那边。”我吃了一惊，踉跄着进了那个日式房间。

上得铺席，盘腿而坐。点燃香烟，仍不见有人来，感觉心里没着没落的。为了表示我不是私闯民宅的不善之徒，间或故意大声咳嗽两下，仍旧无人搭理，也没人露面。炎阳当空，照在变叶木的斑纹叶上，白得刺眼。我凝神注视着院中光景，心里毫无着落。正在这时，堂屋传来沙沙的脚步声，是刚才的蚕豆踩着院里的沙地走来。

“俺娘烫头去了。”话音未落，人又不见影了。

一定是孩子去叫的，不一会儿，女主人慌慌张张地从大门跑了进来。

谈好包伙住一宿两块五美元后，我就来到部落的那条路上。灰蒙蒙的路上，前面有人在赶猪。

我带上相机，信马由缰地走着。我非常喜欢的观叶植物，实在让人心醉。家家户户种着品种繁多的变叶木，木瓜果实累累，香蕉摇着大蒲叶。变叶木在这里一年到头植根于大地，抑或作树篱；而在东京能让变叶木越冬，就称得上观叶植物爱好者，真让人好笑。艳山姜和海芋的阔叶、扶桑和梯姑的红花，可谓风致韵绝，美不胜收。

我想熟悉一下村里的地理，徜徉往返于墙院石垣之间，似乎觉得有什么在跟着我，然而回过头又什么也没有，唯有寂寞的白路蜿蜒着，沉重的屋脊和红红绿绿的花朵连接着万里碧空。部落里听不到人语，偶尔不知从哪传出几声猪哼。再往前走，仍觉得有什么跟着。我猛一回头，见一个孩子的身影在电线杆后面一闪。是刚才那个孩子跟来了。这孩子真怪。

“喂！”我招呼了一声。

孩子笑嘻嘻地走了出来。

“和叔叔一起上山吗？”

我有心研究研究这孩子。小孩好像也想研究研究我，一声没吭地跟来了。

出了部落，看着田埂上的莎草倒映在水田中纤细柔弱的身影，我们一路登上连接祖纳南面宇良部岳的山坡。名为岳，其实是海拔只有231米的山丘。然而，这个山丘却被原始林密密层层地覆盖着。途中，我们在山道环绕的一个巨大岩石台地歇脚。眼下可以看见祖纳部落和环绕海岛的礁脉。

“小家伙儿，能看见台湾吗？”

“今天看不见。晴天就看见了。”

“今天不是晴天吗？”

“再晴点儿就能看清楚。连山的颜色都能看见。”

与那国岛是孤岛，位于八重山的西表岛以西43海里，台湾以东40海里。向东，西表岛的身影绰绰；向西，距离更近的台湾却一片茫茫。我很遗憾。

“这里叫天蛇鼻，是村里举行祭祀的石台。”蚕豆嘟囔了一句。

风乍起。绿荫庇护的坡地上，突兀矗立着一块巨岩。它在南海的漫漫岁月和恶劣的气候中风化，一派萧瑟冷寂。在这块岩石上，岛上的人究竟举行什么样的祭祀呢？我心想，祭祀时一定会响起令人心碎的笛声吧。

与那国岛，周长27.491公里，面积30.909平方公里。从天蛇鼻可看到大半个岛屿。岛上的另一座山，久部良岳的平缓顶端附近，夕阳正在西斜。

我一边让风吹着一边想，明天就去那座山。

第二天，仍然没有看到台湾。

房东家的蚕豆和我，今天走在岛上靠近西端的久部良伏里西台地上。昨天，从岛东面的天蛇鼻岩石上看到的久部良岳陡峭的岩壁就在身后，在我们走的小路几十米开外，台地变成断崖直落海底。崖下传来惊涛拍岸的轰鸣，薄绿覆盖着的台地豁然开阔，远处可见处处放牧的牛群，悠闲自得。连我们走的小路好像也是牛踩出来的。路旁，黄槿花遍地开放，样子酷似扶桑。我正聚精会神地赏花，蚕豆突然指着地面说：“就是这里。久部良鬼见愁。”

大花盘的黄花争奇斗妍的台地蓦然绽裂，在岩壁上留下三米宽的裂缝，恐怖地张开大口。深约八九米，黑森森的，不见底。

给这个远离陆地、生活在小岛上的人们带来沉重灾难的，是日本人。17世纪初，萨摩的岛津义九征服了琉球后，岛民遭受了前所未闻的横征暴敛。在琉球时代，岛民只要进贡一些土特产、顶多米酒就够了。但是从1611年9月10日起，岛民被迫每年向岛津氏缴纳大量贡品，直至1637年，终于开征了人头税，让岛民走投无路。人头税，顾名思义，就是不分男女，凡15岁以上者，按人头课以重税。岛津藩贪得无厌，布匹、牛皮、马油、木材、家畜、椰树皮纤维制的黑绳、棕榈绳、海产品，还有大米、栗子、砂糖等，凡是岛上能生产能猎获的，无不成为其强征暴敛、满足物欲的对象。岛民在台风、干旱、潮害和苛求的人头税之间苦苦挣扎，唯一出路只有减少人口。妊妇统统被带到这个台地，必须跳过鬼见愁的大裂缝，结果绝大多数妊妇被裂缝吞噬，连胎儿一起葬身岩下。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跳了过去，但重重地摔在对面坚硬的岩地上，非流产不可。奇迹般跳过去而且毫发无损的人才被允许生产，但如此者不足百分之一。

男人们又怎样呢？在岛中间的平地上，有一小块水田叫“缚人田”。过去是按部落紧急召集15岁以上的男子，进行令人胆寒的马拉松，凡是迟到没有站进这块田里的人，尽遭惨杀。毋庸置疑，其目的无非是淘汰那些身体虚弱者和伤残人。因为萨摩藩不问老弱病残，概不免税。

久部良鬼见愁在和平的台地上，突如其来地张开恐怖的大口。即使今天，顺着裂开的岩缝走到底下，还能看到妊妇们的累累白骨。我在附近摘了几朵黄槿花，投向这个悲惨的裂缝。黄色的黄槿花，犹似她们的霓裳，一闪一闪地落入幽暗的龟裂之中。

“我们去大和墓吧。”我对孩子说。孩子没吭声。

我手里拿着地图，按图索骥。我早就想看看分散在冲绳本岛、宫古岛、八重山群岛等各地的风葬遗迹。

从台地穿过梯姑花盛开的树林，翻过黑椰子和槟榔椰子繁茂的山丘，就到了一片甘蔗地，这里离地图上的大和墓已经不远了。我们来到南帆安的哈伊姆托，向在附近田里割甘蔗的人问路。

屋岛墓，他说就在前面看到的崖壁半腰上岩石下的山洞里。我们横穿甘蔗地，走到崖前。地里趴着几头大水牛，嗔怪地看着我们。蚕豆和我索性敬而远之，绕开水牛，兜了一个圈子来到崖下。岛上人相信，大和墓或称作屋岛墓的这个风葬遗迹，是埋葬很久以前来岛的许多日本人的尸首或平家落荒武士之地，据说他们直到最近都不肯靠近。难怪蚕豆一听说去那里，也一脸晦气。我鼓励着犹豫不决的蚕豆，钻进覆盖在崖壁上的密密丛丛的树林。我发现有人走过的痕迹，勉强可以通过一个人，便顺着它拨开黑椰子的阔叶和没腰深的蒿草，向陡峭的崖壁攀登。抓住树干，凭借杂草蔓藤，艰难地行进了15分钟，终于来到那块崖壁所在的地方。它可怖地矗立着，拦住去路。热带林枝叶葳蕤，隐天蔽日，寄生植物和蔓藤生生地把一切都统统绞到一起。我从里面钻出来，看见眼前山崖下排列着好几个山洞。刚要爬进眼前的一个洞穴，猛地倒吸一口凉气。洞穴中，甚至连洞口和洞口外，散落着数百具人骨，无从下脚。洞穴开了五个口，洞内互相连通。我小心翼翼地躲闪着人骨，从一个入口探身进去。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眼前浮现出数不清的股骨、肱骨、桡骨，零乱狼藉，有的风干发白，有的半掩埋在土里变黑；大量的土器碎片、碎木板，层层累累，大概是随葬品；到处滚着张着空洞眼窝的头盖骨，肋骨、指骨像打翻在地的牙签一样，遍地都是。骨头拿在手上，轻飘飘的出人意料，放在岩石上，发出咔拉咔拉干燥的声响。

“叔叔，我好害怕呦。害怕呦。回去吧。”

突然，蚕豆在身后喊起来。回头一看，他已经面如土色，瑟瑟发抖。

“不，我还不想回去。再到里面看看。”

我在白骨堆中，摸索着向昏暗的洞穴深处爬去。

从白骨凌乱幽暗的洞穴深处，能看见被岩洞入口切成圆形的天空，那个明亮的圆渐渐笼罩在暮色中。

洞口外，早已等得厌倦的房东家孩子，仍站在那里，还是那副蚕豆脸，拉得老长。

我们又钻进灌木丛，攀着蔓草，顺陡坡出溜到甘蔗地上。水牛群已不知去向，甘蔗地里做活的人也不见了踪影。

我琢磨着急步走在我前面的蚕豆。自从在机场初次见面以来，这个孩子几乎一直和我形影不离。在机场边上被骄阳烤得发烫的草地上，他看着我和手提箱命令：“拿上它。”

我拿着手提箱站起来，他又从抢占的驾驶室副座上冲我喊：“快上来。加速！加速！”

他的声音尖细，但是除非必要的时候，一言不发。我问什么，他会以最简洁的语言，尖声尖气地回答我。只有这个瞬间，那又细又尖的声音从我身上划过，仅此而已。这个孩子绝不主动和我说话。我对此有些在意。即使我们走在一起，孩子和我之间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我也笑过，也严肃过。当然，也亲近过。但是，这个小学六年级的男孩，似乎对我心存芥蒂。原因是什么呢？是语言吗？蚕豆的日语虽然正确，但那是学校教出来的，与他在家里、村里平时使用的语言截然不同。蚕豆和村里人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种语言和冲绳本岛，和宫古岛，和石垣岛的语言又不同。语言会制造隔膜吗？莫非蚕豆的性格所致？或者是岛屿固有的闭塞性对孩子根深蒂固的影响？或者认为我们之间有某种隔膜本身，只是我的错觉而已？

我想着心事走在田埂上，蚕豆突然用他尖细的声音，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了。

“叔叔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音乐的。”我回答。

“做音乐的人为什么要看墓地？”

“人都有一死。活着就意味着还没有死。”

“那当然。”

“音乐是人活着的时候做的。所以，首先要弄清活着的意义。”

“嗯。”

“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应该做什么音乐呢？活着时人们想听什么音乐呢？要想弄清这件事，不知道活着是怎么回事不行。”

“不知道不行。对啊。”孩子的眼神看着远处。

“记住。要弄清活着的意义，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不行。”

“不知道不行。嗯。”

“所以要看坟墓，各种各样的坟墓。”

“叔叔，还有好多坟墓哪。”

“你愿意带我去吗？”

“愿意。”

孩子和我从一块甘蔗地的田埂拐出来，又走进另一块甘蔗地的田埂。晚风习习，拂面而来。

“叔叔做的是不是流行歌曲。”

“不是那类音乐。”

“那是什么样的？”

我为了说清楚，问：“你们学校的音乐课本里，有没有《小蚂蚁》这首歌？”

“有哇。”

蚕豆马上挺胸抬头，用尖细的嗓音唱起来：

急急忙忙，

碰碰撞撞。

小小蚂蚁，

你碰我，

我碰你，

东碰碰，

西撞撞。

“那你知道《小象》的歌吗？”

“当然知道。”

蚕豆又用那尖细的嗓音唱起来。相当不错。

“这两首歌都是叔叔作的。”

“真的！”

蚕豆一下跑过来拉住我的手，要和我边唱《小象》边走。孩子的手热乎乎的，有些粗糙。从热乎乎、有些粗糙的手感中，我感觉到孩子对我关闭着的心扉现在缓缓地敞开了。我们手拉手，晃着，走着，唱着：

小象，小象

你的鼻子 真呀 真正长

对呀，我的妈妈 鼻子也好长啊。

小象，小象

谁是你 最喜欢的人

对呀， 妈妈是我 最喜欢的人啊。

风，不时掠过，暮色四垂。甘蔗地的田埂终于走到尽头，快到祖纳部落前的土坡时，蚕豆突然停下歌声，用手指着说：“那是墓。”

那里并排建着几座大石砌成的奇形怪状的墓。在5米见方的坑内，铺着石头，前面有些像墓室的、上半边呈马蹄形的石椁部分冲外。这些墓，有一种大石文明般的重量感，沉甸甸地沉浸在暮霭中。光线也许不够，我心里想着，还是从不同角度取了几个镜头。

蚕豆和我一起在墓地周围勘察。

看过墓地回到宿处，我在昏暗的堂屋铺席上独座。自家发电的掌灯时间要等到7点钟，在这之前只能枯座，目睹院子从暮色一刻不停地融入墨色。周围鸦雀无声，犹似岛上所有人家都屏住呼吸在窥视外面的暮色一般。想看书却看不见字，用被卷成枕头躺下又不踏实，结果还是坐起来，注视夜幕完全降临的户外。这时，套廊外响起擦着地板走路的脚步声，是女主人送晚餐来了。昨天也如此，我摸着黑开始吃饭。只有饭碗和里面的米饭泛着白色，生鱼片和煮海藻，虽吃到嘴里却看不真切。

冷不丁地，屋后面响起沉重的马达声，自家发电开始了，电灯一亮，如梦方醒。尽管灯光微弱，仍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在电灯下的餐桌上，还有一只刚才没有发现的杯子，是女主人特意送来的烧酒。我放下饭碗开始喝酒，喝完酒又回来吃饭时，套廊又响起擦着地板走路的脚步声，是女主人来挂蚊帐了。蚊子并不见得很多，大概是疟疾、丝虫病盛行的时代养成的习惯。

我想趁着来电的时间，读一读池间荣三著的《与那国岛志》。池间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在岛上的祖纳边开医院，边从事与那国的地理、土著、古来遗风、传说和古记录、丧葬习俗、民谣等的研究，完成此书。在岛上期间，我从书中受益匪浅。

钻进蚊帐，我参照着地图研读了《与那国岛志》，大约到了10点，自家发电的发动机停止了轰鸣，电灯拖着尾巴泯灭了。我钻进蒲团。

在黑暗中仰面睁开眼，眼前便浮现出白天在大和墓洞穴中目睹的情景。在那样冷僻的洞里，散落一地的累累白骨，它们的主人究竟是哪里的、什么人呢。岛上人相信：没人掩埋、任凭风蚀、随便丢弃、层层叠叠的白骨是日本人的墓，或是在坛之浦之役败下阵来、落荒逃难的平家武士的遗骸，他们叫它大和墓或是屋岛墓。但是，洞中的随葬品中还有香烟嘴，说明这里的尸骨没有那样久远。因为平家时代还没有香烟。香烟传到我国是在大友宗麟的时代，即进入16世纪以后。一说认为，是13世纪至16世纪之间，在朝鲜、日本冲绳地区、中国猖獗跋扈的海盗——倭寇的白骨。为什么倭寇偏偏在这个岛，不，是在西南群岛的几乎所有岛上，要如此集中地暴尸荒野呢。虽然与大和墓的称呼有出入，但是让人自然联想到，它莫非就是岛上古人风葬的遗迹？或与明治初年来到日本的学者E. S. 莫斯之说同出一辙，是丢弃吃剩的人骨的地方？莫斯在大森的贝冢发现了折成小段的人骨，断定是放在锅里煮过的，并记述日本在古代有食人的风俗。石垣岛直到近年还有这样的说法：当告诉老者亲属中有人死了时，老者回答说“这回可以吃大腿了”。而在宫古岛，不说去参加葬礼，而说去啃骨头、食死人。这也许是古代很平常的丧葬仪式。我躺在那里设想，不能成寐。

突然，在漆黑的天棚上，不知什么东西发出尖锐的叫声。吱、吱、吱，叫声断断续续，我疑惑地坐起身来。正在这时，好像什么人悄悄地溜进隔壁房间，昏暗的手提煤油灯透过两屋之间的栏杆，在我头顶的天棚上印出暗淡的光纹。会是谁呢？我试探着问：“那是什么在叫？”

隔壁进来的人用尖细的声音说：“是壁虎。叔叔你还不快睡。”

声音是蚕豆——那个房东家的孩子。我想，这么晚了还不睡，这孩子真怪。煤油灯熄灭了。他好像睡了。我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翌日，在耀眼的朝阳中睁开眼时，孩子似乎去了什么地方，不在家。我付了两宿5美元，外加50美分小费，让房东为我叫了出租车，赶往机场。情景完全是抵达时的镜头回放，出租车一路扬起尘土，出了部落，穿过甘蔗地，经过浓绿丛丛的白色坡路后，机场出现在眼前。机场上空，万里碧透。

机场也一模一样。骄阳似火，珊瑚礁沙铺成的黄色跑道发出刺眼的光芒，蒸腾的热浪摇曳着紧邻跑道尽头苍郁的露兜树。飞机已经到了。迎来送往的人和来时一样，聚集在草地上，从岛的四面八方载着这些人来的巴士和几辆出租车，浑身上下沾满尘土，远远地排列在停机坪边上。

我正坐在手提箱上，又是那个戴着袖章的人来到我面前说：“请登机。”一切的一切都像电影在回放。我已经在飞机上了。螺旋桨开始旋转，跑道上珊瑚礁的黄沙被卷起来，一片尘雾蒙蒙，机身静静地动起来。我正从舷窗望着外面火烤似的草地，眼里蓦地映入那个孩子的身影——蚕豆从部落尘土飞扬的白色道路，向机场方向飞也似的跑来。发动机已经开足马力，飞机发出隆隆轰鸣滑向跑道。蚕豆已经到达机场边缘了，还举起手边跑边喊着什么。我也在舷窗里拼命挥手。但是，在隆隆声中根本不可能听到蚕豆的尖嗓，他也绝对无法看到我挥动着的手。飞机升空了。然后，在绿荫环抱的岛的上方，斜着打了一个旋告别了他，便在灿烂的阳光中攀升到新的高度。与那国岛在南方的海中渐渐远去。

我知道，明天，岛上榕树的气根，变叶木的阔叶，木瓜的果实上仍会阳光普照；而蚕豆仍旧意气风发地用他那尖嗓门歌唱；凌乱的白骨在萧索的洞穴中继续着岁月沧桑。

在耀眼的光彩中，飞机渐渐向东北方向飞去。任你把脸贴在舷窗上，也看不到与那国了。

1966年4月8日、15日、22日、29日连载

东京娃娃鱼

“吃了！吃了！爸爸，它终于吃了。”

我正在写东西时，孩子轻手轻脚走进屋来，附在我耳边小声说。

“是吗？还是吃那个了吧？”

“对，还是吃那个了。”

“那我也去看看。”

“好，不过别惊动它。”

“行。”

我蹑手蹑脚跟在他身后，来到孩子的房间。屋里组装了一半的塑料模型、玩具萨克斯、散乱的蜡笔、损坏的竹龙骨裸露在外的纸飞机，乱糟糟的满地都是，无从下脚。屋子的一角放着一个小玻璃缸，我探头仔细观察。孩子房间里摆着3个小玻璃缸，一个装着几只不知从哪儿捉来的鳉鱼，还有一个装着3只也是附近稻田里捉来的泥鳅，正在上下翻滚。然后，另一个就是我和孩子正在看的、里面装着浑水的玻璃缸，泥水中趴着两只蝾螈，养了有三年了。

两三天前，孩子说蝾螈瘦了，很担心，给它们什么都不吃，喂鱼肉、煮鸡蛋黄和虫子，结果连闻都不闻一下。孩子来问我，到底该喂什么好。我根据自己很久以前的经验，告诉他不妨喂鲸鱼肉试试。孩子大吃一惊，说蝾螈不知道鲸鱼是鲸鱼，也许不会吃吧。我极力主张，蝾螈即使不知道鲸鱼是鲸鱼，或者鲸鱼不知道蝾螈为蝾螈，鲸鱼也是蝾螈最爱吃的。我去东京时，顺便在百货店地下商场买了一点儿鲸鱼肉，交给了孩子。孩子把它切碎，丢到泥水里，没想到蝾螈那么爱吃，赶紧报告来了。

在我们窥探的泥水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黝黑的家伙，不时露出发红的肚皮，爬来爬去。而另外一只恐怕已经填饱了肚子，嘴里含着鲸鱼肉，在角落里一动不动。

“蝾螈不可能知道鲸鱼呀。”孩子还是一脸狐疑。

观察完泥水中蠕动的黑乎乎的小动物，刚想回去工作，我突然发现玻璃缸的脏水表面，漂着一团奇怪的东西，便问孩子：

“这上面漂着的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啊，这个呀。是娃娃鱼的卵呀。”

“什么？娃娃鱼的卵？”

“是的。东京娃娃鱼的卵。”

“什么？还是东京？”

“对呀。东京娃娃鱼。”

“？”

我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仔细看了看浮在上面的怪东西。它确实像两栖动物的卵，呈半透明琼脂状，是一种类似马蹄形、一边被切去的半环状。在切口处变细，中间很粗大，抻直了约有4厘米。我联想到勾玉、玦的形状。

“你仔细看啊。琼脂中有三十多颗卵呢。”孩子告诉我。

我仔细一看，果然黑茶色的三十几颗卵排列在琼脂中。

“你从哪儿找到的？”

“有一个秘密地儿。”

“在哪里？”

“这是秘密。”

孩子显得乐不可支，按捺不住，还是不由自主地把那个秘密地儿悄悄告诉了我。据孩子说，离家隔两三条街远，在叶山的长者崎附近山上有一个沼泽，沼泽里有娃娃鱼，现在把卵都产在沼泽岸边的芦苇根或岩石上。

“那地方挺瘆人的，是我和小朋友发现的。我们约好要保密，所以没法带爸爸去，真遗憾。有小娃娃鱼，还有许多卵哪。”

我想象着孩子在一个我不知道的、昏暗隐蔽的沼泽边上走的情景。四周笼罩在深山峦气之中。

“你叫它东京娃娃鱼？”

“对。”

“你怎么知道的？”

“我查到的。这一带有霞光娃娃鱼和东京娃娃鱼。这是东京娃娃鱼的卵。”

“怎么见得呢？”

“你看这个。”

孩子拿出一本儿童动物图书。在打开的一页上，有东京娃娃鱼的卵和附说明的照片。毫无疑问，它就是玻璃缸中漂在脏水上的那种物体。

孩子和我都盼着这些卵孵出小娃娃鱼，因为怕孵出来的娃娃鱼被蝾螈吃掉，索性把卵块移到鳉鱼的玻璃缸里。移到清水中的琼脂状勾玉，既不浮出水面，也不沉下去，而是悬在鳉鱼游弋的水中。

然而东京娃娃鱼这个名字，仍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东京这个地名冠在动物的名字上，这本身就怪有趣的。我马上找来动物图鉴，一查索引才知道，冠以东京地名的动物有3种。在索引的“东”项下，排列着东京娃娃鱼、东京地鼠、东京蜘蛛3种动物名字。

“真怪，带东京字眼的动物，怎么竟是些娃娃鱼、地鼠、蜘蛛之类不起眼的家伙。”我说。

孩子听出了毛病，“爸爸，你可别把动物叫作不起眼的家伙，你可知道它们为生存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呀！”

“是啊，你说得对极了。东京人你看着不起眼，实际也在拼命地努力呢。”我说。

“就是。”孩子说。

“在娃娃鱼孵出之前，先把这几本书看看。”说着，我把井伏鳟二14 的《鲵鱼》、太宰治15 的《黄村先生言行录》中的小说集和恰彼克16 的《大战鲵鱼》从书架上拿下来，递给孩子。我想，对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也许难了点儿，但他这几天，好像每天都在一本一本细心地品味着。

娃娃鱼的卵还没孵出来。

1966年6月3日

殴打论

我几乎没打过人，却没少挨打。

不在黑社会混却总挨打，乍听起来就像我尽做坏事，还老挨打，有伤体面。其实，我绝没有因为打架斗殴而打人和挨打，那都是当兵时的经历。所以战争结束后，我才能无忧无虑地尽情钻研音乐，再也没有发生打人和挨打的事。

学生时代，我热衷于太宰治的作品，他有一篇谈腕力的文章，说男子必须对腕力充满信心。即使是文人墨客，凡是堪称大家的人物，都需得在腕力上也能过人。比如说漱石先生，因为泼了人家脏水还是被人家泼了脏水，竟在澡堂浴池里，赤条条地和陌路生人展开一番搏斗；而森鸥外17 先生因为对人家还是人家对他出言不逊，竟在宴席上和旁边的记者激烈争吵，扭作一团，直打到双双滚下餐馆的廊台，摔在院子的石板上，头破血流。当然，这是惯以懦弱自居的太宰式手法，是他从自己的视角进行的刻薄讥讽的描述。但是我比作者太宰还懦弱得多，对腕力全无自信，读了这篇文章后对人生几乎绝望，悲观地认为，如此说来自己不要说大成，就连今后能否生存下去都成问题了。

那时有一件事使我很受刺激，更加深了对自己腕力的自卑感。造成这个原因的人物，就是作曲大家山田耕筰先生。还在幼年时代，因我不懂事非吵着要学作曲，曾在父亲陪同下到先生那里征求过意见。从此结下缘分，在音乐学校上学期间也常去先生家看望。先生家住赤坂，进了他家的玄关，在通往堂屋的套廊旁有一棵树，树杈上吊着一个不常见的奇妙重物。出于好奇，有一次我问先生那是何物。

“我一直想问您，院子里那棵枫树的大树杈上，吊着的是什么？”

“噢，那是沙袋。”

“沙袋？”

“对啊，里面装沙子的口袋，拳击选手为了锻炼腕力，就用它练拳。”

“？”

“我为了锻炼腕力，每天早晨只穿一条短裤，把它当成敌人打上几十遍。所以，我对腕力信心十足。”

“？”

“作曲家的周围，有时也会有蛮横无理的家伙或坏蛋凑上来。到时候就要揍他，不能心慈手软。团君，腕力对作曲很重要。”

“？”

“看着，打的时候，握拳要像这样。”

先生突然把拳头伸出来，完全不顾我的恐惧，开始做示范。

“记住，拇指在外握拳出击时，拇指容易受伤，所以要这样，把拇指藏在里面，其余四指并拢、攥紧。这样，关节的骨头就形成一条线，突出来。要用这儿打。”

先生不知什么时候站了起来。

“腰要这样往下沉。打架，最要紧的是先发制人。首先，趁对方还不会打的时候，不问青红皂白，先给他一记重拳。在猛击过去的时候，要把拳头这么一拧，效果可以加倍。”

先生的光头上浸出大颗汗珠，已经是一副咄咄逼人的面孔。

“为了先发制人，如果现场在二楼，最好先把对方从二楼推下去。”

先生越说越兴奋，最后干脆在铺席上，像拳击选手一样拉开架势，左闪右跳。而我吓得浑身发抖，心里凉了半截：这下完了，当作曲家没希望，当不成了。

我当兵的第一天，就挨打了。军队里不准说“我”。刚教过必须说“自己”，我还是习惯地脱口说了个“我”。

咬紧牙关，两腿叉开。长官告诉我怎样挨打后，抡圆了照着我的面门打来。

这个瞬间，我心想：挨一个王八羔子上士的拳脚，我非得记你一辈子。而且一定找小子报仇。等着瞧！

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动辄就拳脚相加。我开始意识到，跟这些家伙统统算账，可不是闹着玩的。总之为了当个不挨打的兵，开始学着处处小心。挨打的次数记到三百几十下以后，渐渐地也就数不清了。后来也许是习惯了军队生活，不知不觉中不再挨打了。

只有一次，我打了与自己同期的士兵。在长官的命令下，必须当着大家的面，揍一个做了坏事儿的兵。我先酝足了气，下手时却手下留情。没承想，这一招儿被长官识破了。

“给我真打！糊弄事儿，我可不答应！”长官吼道。

没办法，我拿出山田耕筰先生亲传的绝招，把拇指握在手心，用足了力气打在那个兵的面颊上。心想事已至此，在猛击一拳的瞬间，还尝试在拳头上加了转儿。令人惊讶的是那个士兵飞出去好远，嘴唇也裂了，鲜血顺着嘴角直流，倒在地上。

长官心满意足：“很好！”

然而，我却一点儿也不好。不仅不好，甚至觉得没有比那更令人厌恶的记忆了。我在心里立下誓言：人打人，今后哪怕是命令，也绝对下能干。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人。

时至今日，无论我怎样想忘掉那个不快的记忆，都无法做到，深受折磨。同时，自己挨打，发誓永世不忘的复仇心，却不知不觉地淡化成单纯的记忆，现在已变成遥远的回忆了。

宁可不当大人物，也绝对不应该出现人打人的事情。

1966年6月17日

寿司

寿司的种类五花八门，有捏寿司、模压寿司、卷寿司、蒸寿司、箱寿司、什锦寿司，等等，然而无论哪种寿司我都不喜欢。但是本人偏爱鱼，生鱼片也吃得来，米饭更是津津有味。既然如此，在米饭上带生鱼的寿司怎么就不对路呢？原因在于醋。

长期以来，在我和醋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误解的鸿沟。其间的缘由，我在一年前的随笔18 连载中已经详细介绍过，恕不赘述。总而言之，由于很偶然的一件事使我至今盲信吃醋会让骨头变酥，所以凡沾了酸味儿的食品都望而却步。醋渍小菜、泡菜、酸味水果等，看见全身就起鸡皮疙瘩；只要闻到醋味儿，就会惶恐不安，仿佛皮肤就要溶化成胶质。因此对寿司的醋味不堪忍受。看到捏寿司，尤其是醋味儿强烈的什锦寿司等，便三十六计走为上，逃之夭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让人没法吃捏寿司。用不干净的手触摸过的东西，引不起食欲。我这么说，急性子的寿司店厨师非得跟我急眼不可：“你这混账！敢说寿司大厨的手不干净？再说一遍，非用宰鱼刀给你啤酒肚开个洞！”

做人家的案上鬼、俎上肉可不是闹着玩的，必须声明，我所说的不干净绝不是说寿司厨师的手。寿司厨师的手理所当然是最最干净的，连个细菌也不会有，对此我坚信不疑，毫无疑问。我说不干净的是指自己的手。本人这么说自然千真万确。我的手不干净，我最清楚自己的手在有生四十二年中做了什么。我在断言自己的手不干净，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手都不干净，这一点没有别人插嘴的余地。拥有者自己已经判定是不卫生的手，我这个人向来又讲究卫生，无法容忍用如此脏兮兮的手去抓寿司。因此我不喜欢寿司。

既然如此，就用筷子吃嘛。然而这种意见要驳回。用筷子吃捏寿司才土老帽呢，只有暴发户的婆娘才干得出来。

那就请您把手洗干净吧！我准知道会如此。但是这也要驳回。您还别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如果用水就能洗净的污垢，谁还会为自己的手不干净而愁眉不展呢？唯我清楚，经历了有生四十二年的这双手，其污垢是绝非水能洗净的。

说老实话我最不爱洗手。说来惭愧，本人一天只洗三四次手。首先早晨起床后和就寝前用肥皂洗手。其实不算真正洗手，只是在手上打肥皂洗脸而已。至少我是用打上肥皂的手在洗脸，虽然我的打算如此，但也不排除客观地解释为用打了肥皂的脸在洗手。我的脸上有一些粉刺和其他什么的痕迹，疙疙瘩瘩，所以洗脸顺便就把手洗了。因此每天早晚这一套算不上纯粹的洗手。

侍弄花草打扫卫生之后当然洗手。但那是为了除去当时的污迹而为，即不是洗手，而是洗手上的污迹，这也不算纯粹意义上的洗手。

我上完厕所不洗手。此话不雅，不说也罢。其实手并非如厕而接触过排泄物，或接触不清洁的地方，所以之后不洗手。当然便后洗手的意见可以理解，但我觉得拧水龙头，那个别人在同样情况下触摸过的东西更不卫生。

总而言之，我对洗手不热心，而且太了解四十多年来这双手都干了什么，所以与世人相比，对自己手的清洁度缺乏信赖，因此不能手抓寿司。

最近，我乘横须贺线下行电车时和一位好友不期而遇。他也在逗子下车，所以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到逗子站前的寿司店喝一杯吧。他偏爱寿司，也不问我的好恶，自认为我肯定喜欢，随口说道：“你也喜欢寿司，今天我请客。”如果被拉去就惨了，我当然准备溜之大吉。他却误解了，竟说：“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投无路，我只得胡诌道：干脆别在逗子下车，再往前坐两三站如何？果然，朋友一头雾水。

“逗子那边又新建了几个车站。”我说。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的？”

“好像就是最近。”

“哦？真不知道。逗子的下一站是东逗子，再下一站记得是田浦。”

“对，对，就在东逗子前面。”

“叫什么站？”

“东逗子的下一站叫捏逗子19 ，再下一站是什锦逗子。”

朋友惊奇得直笑，在笑声中电车到了逗子，我们一起下了车。

来到检票口，朋友还在不住地笑。我趁人多他没注意，跳上了公共汽车。手握吊环从车窗向嘈杂的人群望去，朋友一个劲儿地用眼睛扫视周围，但还是一个人向寿司店方向走去。

汽车开动了。随着汽车的颤动我有点后悔：何必要开这种无聊的玩笑呢？

1966年11月4日

贺年片

自从意识到寄贺年片无益，我不寄贺年片至今已有十年。其间无病无灾，家业兴万事兴。我想，或许不寄贺年片，既有益健康又有好兆头，所以我今后不会再寄贺年片了。如果因为不慎，寄张贺年片再惹出病来不值当的，况且本来万事兴，因此而开始走下坡路也倒霉啊。

我不寄贺年片有若干理由。首先大量而且意义不大的邮件，从年末到新年初在日本漫天飞，这一点我无论如何无法赞成。因此，能减少一张这种无用之物也可以减轻一份邮政人员的麻烦。第二个理由是寄贺年片的失礼令人不安。

本来贺年就应该登门拜访，恭贺新禧。但是谁都有不少朋友，而且距离远的不可能都登门拜访，故以字代贺，我想这就是贺年片产生的理由。也就是说，贺年之代用品即贺年片。至此已经从中窥得失礼之一斑，令人深感不安。寄出贺年片，无非意味着：本来我应该登门贺年，可是您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所以7日元邮票的明信片就可以打发了。亦即表示这样的心情：总比什么表示都没有的强吧，请多包涵。失礼之甚让人奇怪：收到贺年片的人居然不气？

其次令人困惑的是贺年片上写的都是谎言。几乎所有的贺年片落款都是元旦或者1月1日，这样的弥天大谎让人极度反感。众所周知，元旦写的贺年片元旦是收不到的。几乎所有的贺年片都在12月之内写好，在邮局要求的截止日期之前发出，实际上应该写12月17日或者12月19日之类。尽管如此，人们竟然毫不顾忌地写上未来的年号，臆想一个收到贺年片的日期，写上“元旦”之类的谎言。在新的一年到来的重要时刻，却要胡写个日期糊弄事，成何体统？谁想要以假话开始的一年？

第三令人讨厌的是印刷的贺年片居多。贺词往往是“谨贺新年”“恭贺新年”“贺正”“贺春”“时值新春，同喜同贺”“恭贺新禧”之类的陈词滥调，让人看了目瞪口呆。如果真心实意地表示祝贺，不用印刷的贺年片是起码的常识。我想，印个现成的华丽辞藻和名字，连自己亲自动笔之劳都省下的人，就不配侈谈谨贺新年！还有，近年不知怎样搞错位的，有不少贺年片塞进私货，说什么“今年也请多多关照”，完全是混账逻辑。更有甚者，主要见于公司和团体发的贺年片，个人的没有，居然有不少借贺年之名行广告宣传之实，搞歪门邪道的了；电影公司甚至介绍本公司的贺岁片，商人嘴脸暴露无遗，岂有此理。奇怪的是，连有些照理很安分守己的话剧团，也有印着今年我团公演日期之类节目单的，让人疑惑。一经变成团体，人的脸皮难道就变厚了吗？无论如何，诸如此类宣传，与贺年这种精神行为不应混为一谈，这算起码的涵养吧。最不可取的是这种下贱、利欲熏心。

以上就贺年片累述了诸多不堪忍受之处，但是现在的贺年片有一件更不可饶恕之处，相比之下，上述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用心，近年来在贺年片上出现了毫不相干的抽奖内容，我觉得此举岂有此理。

新年伊始，没人对撞大运的赌博游戏感兴趣，况且自己想赌另当别论，外人寄来的贺年片上带着抽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闯入自家，让人无法接受。我这个人生性讨厌赌博、抽奖。我认为凡事非脚踏实地干出来，没味道。而这个不请自来的抽奖当然使我不舒服，反正中不中我也不会看，无关紧要。但是我会想，自己不是那种刚过新年就期盼幸运中奖、贪心十足的人。再说给我寄有奖贺年片的人，他会认为我接到有奖贺年片，一定一日千秋地盼着抽奖，急切地等候着中奖哪。总之，在他眼里我是一个贪便宜的人，所以才给我寄有奖贺年片的，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寄贺年片的失礼。

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贺年片都是不寄为好。

既然如此，我决定还是不寄贺年片。

1966年12月9日

雪

那天晚上，也说不清什么原因，我和已故的高见顺20 走进银座的地下室酒吧，对酌良久。事情已过去几年，前后经过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我从逗子上车，高见从北镰仓上车，两人在去东京的横须贺线上不期而遇，又是文学，又是音乐，海阔天空，该下车的新桥站到了，仍觉意犹未尽，肚子里有话没说完不甘心，便不约而同地在薄暮中冷飕飕的电通大道上漫步，边走边说还嫌不尽兴，于是进了地下室的酒吧。虽说事过境迁，但把自己的行动描述成大概如此云云，毕竟可笑。无奈，家住逗子的我和家住北镰仓的高见，有过好几次类似经历，故以此类推，不外乎如此罢了。

也许行动时间雷同，我在横须贺线车上经常碰上高见。像这次在上行线上相遇的事虽然也有，但更多的是在晚11点53分从新桥站发车的末班车上。横须贺线从大船站与东海道本线分开，经北镰仓、镰仓、逗子，然后奔横须贺直至久里浜。在镰仓站上下车的乘客最多，逗子次之，高见家住的北镰仓站乘客寥寥无几。在下行的末班车上和爱热闹的一帮人一起回来时，高见仿佛不甘心一个人在北镰仓先下，与坐到镰仓、逗子的同伴分手，他那端庄的面庞上每次都流露出一副无奈。一遇到这种时候，我总会说：“这样吧。取个中间，一块儿在镰仓下吧。”

听了我的话，高见在那端庄的面庞上先是有意现出几分勉强的表情，继而高兴地说：“就这么办吧。”坐过一站和我们一起到镰仓。

我说“取个中间”，是因为镰仓站正好在我下车的逗子和高见下车的北镰仓之间。

在深夜的镰仓站下车后，我们一帮人就钻进站旁拱廊下的弁天寿司店，喝日本酒，直至拂晓，然后各自打车回家。

刚开门的地下室酒吧，没什么热乎气。高见在和服上罩着棉外套，我在西装上套着十年一贯制的单薄风衣，和衣坐下开始喝酒。既然喝就要喝到底，记得我们谈到我喜欢的《流木》《在什么星星之下》等高见的初期小说，不知不觉之间，两人的外套和风衣挂进了衣帽间。不知为什么，谈话的内容在我脑海里留下清晰的记忆，而周围其他一切却朦胧模糊。我们说到，允许文学和音乐适度地同居，然而仅此而已，不可有奢望。因为同居的本身就有价值，如果错误地向双方苛求或逾越同居的原则，那么音乐和文学都只能自讨苦吃，绝难两全。不过这个尺度很难把握……云云。

源源不断地流入腹中的杯中物，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向前推着时针。已经到了非跑步赶不上末班车的时间。我慌忙站起身，想丢下高见先走，因为他说他有工作要在东京住下。高见说“我也该走了”。两个人走出地下室，来到电通大道。

午夜的马路，细雪霏霏。高见一边穿上外套，一边仰望天空道：“下雪了。”不知为什么，他望着细雪纷落的夜空，好一会儿原地不动。那形态，在雪花飞舞的街灯的光环中，显出一种凛冽的美。

“再陪我转一家吧。”高见说。我点点头，两个人来到赤坂一个酒家，又消磨了约莫一个小时。末班车早就没有了，而雪却越下越大。雪把街上的声音都吸走了，周围静悄悄的。夜，深了。

我必须走了，在夜深人静的赤坂，高见送我坐上出租车。

“这大雪天的，何必要回那么远的地方。”高见说。

那天夜里，高见送我时说那句话的千真万确，使我刻骨铭心。从横滨一带开始雪已经铺天盖地，因为车轮打滑，车子无法爬上通往逗子必经的任何坡路。我们的车在池子的上坡路失败以后，在田浦的坡路上也被迫改变方向，而且在横须贺通往武山的辅路上又不能动弹了，结果每次我都得下来和司机一起推车，弄得像雪人一样，鞋里、裤腿里都湿透了。到了久里浜火电厂前面，汽车终于彻底趴窝了。我们冻得半僵，在汽车里迎来了早晨。

那以后，我与高见又见过一面。那天晚上，已经患癌症的高见准备住院做手术。为了给他鼓劲儿，少数几个挚友相约聚会了一次。我不知道高见是否知道自己患的是癌，但是我们都知道折磨高见的病痛是癌。

地点在银座。我有一种感觉，好像高见再也不会回到我们常一起转悠的这个银座了。酒来了。因为伤感，我喝了许多酒。可是越喝，越想借酒消愁，酒却越是唤起哀愁。高见那瘦削的背影在我眼前晃动。他那长长的手指、端庄的面庞都比那个雪夜缩小了一圈，在我的眼前带着痛楚晃动。

“高见不会回来了。”

我几次要把伤感从脑海中驱走，但是我做不到。眼泪顺着面颊不停地流淌，只是这个眼泪不能给任何人看到。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高见。住进医院的高见，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中间。

今年冬天又到了最寒冷的季节。我还会遇上雪夜。在那样的夜晚，我想在高见站着仰望雪花的那个街灯光环中，一个人站一会儿。

1967年2月3日

金与银

因为接受了定期指挥管弦乐演奏的工作，有关的会议、排练等去东京的次数日渐频繁，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每天只和五线纸、稿纸打交道，享受乡间悠闲自得的生活了。

经常到东京以来，发现过去只能从海岸线或院子里的植物等感到的季节变化，开始在电车沿线或东京街市上也能感受到了。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意想不到的新鲜的季节感，令人喜欢。

这天，我从驶往东京的横须贺线早班电车上凭窗眺望。柏尾川堤过去因樱花而闻名遐迩，然而近几年由于盲目建厂房、住宅，透过鳞次栉比的建筑才能看到堤上栽的、已凋谢的樱花树时隐时现，树上的嫩叶才两三天竟如此见长。我正想着，电车驶进户冢站，住在车站附近的一位音乐家朋友上车了。

“好久不见，身体可好？”

“很好。您看上去精神也不错嘛。今天这么早，是去……”

“排练交响乐。”

“对了，最近您常出来指挥。很辛苦吧？”

“除去累，自己的时间也没了，确实辛苦。但好处是始终可以置身于管弦乐的音响中，其乐无穷，而且对自己的作曲有益。”

“那一定。我今天是去医院。”

“是哪里不舒服吗？”

“不是。内人昨天在东京的医院生了。”

“那恭喜你了。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回是男孩。上面的是女孩，应了‘一姬二太郎21 ’之说。”

“那太好了。那么，夫人怎样？”

“母子都好。”

“这么说你们家现在也有两个老人了。人丁兴旺，累人吧。”

“啊？”

“老人一个变成两个，要吃累了。”

“什么？生的是婴儿呀。”

“当然。婴儿就是老人。”

“那是为什么？”

“你想想，婴儿一般被看成出生于世的最年轻的生命。”

“您说一般认为，但实际上就是年轻的生命。”

“这也有道理，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把人作为个体生命来看，婴儿确实有最年轻的生命。但是从人类这个源源不断的血脉来看，原始人才最年轻，埃及时代的人比他们上了年纪，希腊时代、罗马时代、中世纪、近世、现代，人类越来越上年纪了。”

“不错，言之有理。”

“所以，在人类走过来的这条线上，父母总是比孩子年轻，孩子比父母年纪还长。”

“真是这样。孩子的血，作为人类是更旧的。”

“是呀。所以嘛，婴儿就是老人。”

“原来如此。”

“所以，你和你的夫人比昨天生的婴儿年轻哪。”

“如此说来，确实如此。”

电车不知不觉之间驶入东京都内，已经来到新桥站附近了。车窗右侧，滨离宫树林的嫩叶绿枝，在蔚蓝的天空下一闪一闪的。

“您今天排练的是什么曲子呢？”

“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序曲，埃尔加的进行曲《威仪堂堂》。再加上亨德尔的《管风琴第二协奏曲》，莱哈尔22 的《金与银圆舞曲》，还有两首管弦乐伴奏的歌曲。”

“原来都是些欢快的曲子。莱哈尔的《金与银》，真让人怀旧呀。”

“是让人怀旧的曲子。传统风格啊。”

“请问先生，您知道为什么取‘金与银’这个名字吗？”

“说老实话，不知道。叫个什么Gold and Silver，就像让拜金主义者寻开心的怪题，我还奇怪哪。”

“这肯定是在说日本的象棋。”

“为什么？”

“象棋中不是有金、银、桂马、飞车、角等棋子儿吗？”

“对呀。”

“所以，莱哈尔一定是知道日本象棋，而且深受感动，所以他作了首圆舞曲。哈哈哈。”

“不会吧。瞎说。”

“后来，‘金与银’十分流行，所以日本的流行歌手也学人家，作了一曲《王将》，结果一炮打响。”

“噢，编得挺匀和。哈、哈、哈。”

“哈、哈、哈。编得不赖吧……”

电车到了东京站。我们笑着下到站台，出了中央口。

“到了医院给夫人带好，照顾好小宝宝。”

“谢谢。我直接去医院，去见内人和老人。”

“我们方向不同，那么就告辞了。”

我坐上出租车。从后车窗回头望去，东京站前一派春色。在满目春色中，朋友笑盈盈地正向这边挥手哪。

1967年5月12日

不花钱旅行

“宫崎的海，蔚蓝、清澈，仿佛是吹鼓了的蓝气球，圆圆的向上鼓着，在它光滑的蓝色圆顶上，映着乳白色的棉花云。”

“那一带的海确实漂亮，是黑潮北上到达日本的地点。悬崖绝壁上，文殊兰争奇斗妍；在坡地的绿茵中，野马驰骋；都井海角景色宜人。”

“都井海角确实漂亮，可问题是发生在去都井海角途中的日南海岸。”

“呦，发生了什么事？”

“不、不，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出什么事了。”

“宫崎的海，蔚蓝、清澈，仿佛是吹鼓了的蓝气球，向上鼓着。”

“在它光滑的蓝色圆顶上，映着乳白色的棉花云。”

“先生，您都知道哇。”

“别胡说。这不是你刚说的吗？”

“是吗？哦，对，对。”

“什么‘哦，对，对’，接着往下说！”

“于是我决定，整天看着这片蔚蓝的大海，就把挎包放在沙滩上，看了一会儿海湾。”

“心境正像‘白鸟遨飞何惆怅，岂染海蓝苍空青’吧。”

“真是好诗啊。是先生作的吗？”

“胡说。这是若山牧水23 的名句呀。现在的大学生连这点儿常识都没有还行。”

“是吗？然后我就看着海蓝和空青。就在蓝色的靠近这边一点儿，几个人有的蹲在海滨，有的站在海水里，在忙活着什么。”

“哦？”

“凑过去一看，是在拾贝。”

“什么贝？”

“我也不知道什么贝，像蛤蜊一样，两片包着。我也想尝个鲜，便卷起裤腿，站在浅滩上，开始拾贝。”

“嚯。”

“贝多得是，太好玩了，我着了迷似的在沙子里搅和。猛地听见身后有人问：你是谁！回头一看，一个一脸凶相的男人站在那里。我说是从东京来的学生。他就说不行不行，这一带海岸的贝是工会人工养殖的，除了工会会员以外，任何人绝对不能捞，马上扔回海里！”

“原来是这样。”

“我害怕了，把拾到的贝全部扔回海里，连揣在兜里的也全部扔回去了。”

“你把贝装进兜里了？兜里不是弄得又腥又湿吗？腌臜透了。”

“兜里让沙子和海水弄得湿漉漉的。但是捡了一大堆贝，太有意思了，就顾不上那许多了。”

“好吧。后来呢？”

“后来，我又回到放挎包的地方看海。”

“然后呢？”

“然后就那样，没了。”

“这叫什么。太没劲了。”

“可是您瞧，在岸边一直坐着坐着，天渐渐黑下来，到晚上了。”

“那不是废话吗。早晨完了是中午，中午完了是晚上。自古如此。”

“到了晚上，周围黑下来了。”

“这也是废话。因为到了晚上才黑，还是黑了才到晚上，我也说不清。总之自古以来，到了晚上天就黑。”

“于是，我从挎包里不慌不忙地取出手电筒和渔具，走出200米，来到一条流入海里的河边。河不大，我在白天看好的地方坐定，准备钓鳗鱼。”

“够辛苦的。不过你钓鳗鱼可够呛。”

“等我在岸边拉开架势了，却发现没有鱼饵。”

“你这人说话就是玄。没有鱼饵还想钓鱼？”

“所以啊。正抓瞎，觉得右边的裤兜硌硌棱棱的，伸手一摸，上帝保佑，刚才以为都扔回海里的贝居然剩下一只。”

“哦。”

“我用石头把它敲碎，揪成几块儿，安在鱼钩上，把钩甩到河里，拿着鱼线的另一头儿，等着鳗鱼咬钩。”

“用海里的贝做鱼饵，鳗鱼吃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您先听着。我一直耐心地守候着，鱼就是不上钩。”

“嗯。”

“再等还是不上钩。”

“嗯嗯。”

“左等右等还是不上钩。”

“得，打住。我知道了。等来等去，结果两手空空，对吧。”

“哪里，后来终于有鱼上钩了，钓上来的鱼很怪。”

“什么？钓上来的不是鳗鱼？”

“不是，是一种扁平的怪鱼。”

“你到底钓上来的是什么鱼呀？”

“我也不知道。”

“听你说话就是费劲，自己捡的贝不知道叫什么，钓的鱼也不知道叫什么，牧水的诗也没听说过，亏你还是个大学生！”

“然后，我把这条鱼撕成很多块儿，用它做饵儿，等着鳗鱼上钩。”

“你钓鳗鱼不成。”

“可是，这次鱼线一下就绷起来了，钓了一条特大的鳗鱼。”

“嘿，真有两下子啊。不是吹吧？”

“哪里是吹，真真切切。”

“故事到此为止？”

“不、不，这才切入正题。”

“哦？”

“我玩儿命似的钓鳗鱼，不知不觉到了早晨。随着笼罩在河口周围的晨霭散去，那像吹鼓的蓝色气球般的宫崎大海，碧波粼粼，在它光滑的圆顶上映着几朵乳白色的棉花云，这一天宫崎的海也是那么美丽。”

“蛮有诗意嘛，很好。可是鳗鱼怎么办了？”

“扔进挎包里的鳗鱼一个赛一个，全是大家伙，共12条。”

“嘿，你把活着的鳗鱼直接扔进挎包里了？那挎包还不腥死了？”

“是啊，我又没有鱼篓，只能将就了。结果，鳗鱼在挎包里叽里咕噜地爬，黏糊糊的，弄得一塌糊涂。”

“那还好得了。真不讲卫生，你这个人。”

“可能是太憋闷了，鳗鱼大部分已经死了。”

“同样都是鳗鱼，让你钓去算倒了霉。”

“在朝阳柔和的光线中，我收拾了渔具，背着挎包往宫崎市内走。心想好不容易钓到鳗鱼，找一家烤鳗鱼店请人家给烤一烤吃，肚子已经瘪瘪的了。”

“有道理。”

“鳗鱼店很快就找到了，我给店家看鳗鱼，跟他谈条件，全部送给他，请他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烧给我吃。”

“嗯，嗯。”

“然而鳗鱼店的老板却说，这些鳗鱼已经死了，不新鲜。非刨根问底，问我到底是什么时候钓的。”

“那是当然，做买卖的嘛。”

“我说是昨晚钓的，又问是昨晚的早晨，还是昨晚的中午。”

“什么？”

“既然是昨晚，应该是晚上了。然而，店老板似乎不这样认为。我说是昨天夜里，结果他说，昨天夜里，那不行了。”

“不对呀。”

“费了不少口舌，老板才明白，原来是昨夜钓的，那就收下吧。原来，他们那个地方的方言是把昨天说成前天，把昨晚说成昨天，昨夜才是昨晚。”

“有这等事儿？”

“这就不大清楚了。结果谈妥了，老板还说这鳗鱼真好，乐得屁颠屁颠的。我饱餐了一顿鳗鱼盖饭。临走鳗鱼店的老板又和我商量，说这鳗鱼特别好，能不能再送些来。然后送我一个饭盒，装了十串，说要你这么多鳗鱼不好意思，你拿回去当个礼品。”

“心眼儿不错。”

“这回我拿着饭盒去找旅店。因为是不花钱旅行嘛，所以不能花钱。把烤鳗鱼作谢礼，也许有人愿意留我住下。您知道我已经一宿没合眼，困极了。”

“后来呢？”

“走了两三家旅店，都被拒绝了。最后总算找到一家寒酸的小店，人家仔细看了饭盒里的东西，同意留我住宿了。”

“那太好了。”

“我在那个店，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睁开眼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于是跳起来，拿上渔具，又去了昨天的河边。”

“你又去了？”

“是啊。鳗鱼店让我再去送鳗鱼，旅店也高兴，我总得知恩图报啊。”

“是这个理儿。”

“钓了鳗鱼，去烤鳗鱼店；在鳗鱼店吃了饭，分一半烤鳗鱼带回旅店，睡觉。如此生活就开始了。”

“什么，不是一天两天？”

“是呀，如此这般，持续了一个星期。”

“这也太离奇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问自己，今后自己究竟会怎么样呢？因为每天就是从河边到鳗鱼店再到旅店，这个三角形走完，一天工夫就过去了，仅此而已，而且越来越觉得从这样的生活难以自拔。”

“是啊，人都会这样的。”

“一想到自己要永远从河边到鳗鱼店，再到旅店地走下去，就不寒而栗。一天早晨，我出了旅店没去河边，而是顺着海岸线开始一直往南走。”

“哦。”

“那次的不花钱旅行，目的是沿着海岸线走，看看绕九州走一圈需要多少天。”

“结果用了多少天？”

“从博多的西公园出发，在第56天绕九州一圈，又从西公园反方向的入口回来了。因为途中经历了宫崎的鳗鱼生活，所以大约50天可以绕九州一圈。”

“这一趟可不容易啊。”

“是啊。后来我又徒步绕四国，也是不花钱旅行。今年夏天，准备来一个环绕北海道海岸线的旅行。这次时间要长，我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

“这可非同小可。注意点儿，别给别人添麻烦。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从东京乘火车出发。到函馆开始不花钱旅行。”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回来后再来玩。”

“好，那我就走了。”

“再见。”

“再见。先生也多保重。”

1967年6月30日、7月7日连载

一个记忆

1956年秋，我拖着筋疲力尽的躯干在阿拉伯沙漠“流浪”。离开日本已经快一年了。在美国处理了颇让人费心劳神的工作后，经历长途跋涉来到英国，在伦敦度过8个月的寄宿生活。然而持续的疲劳逐渐转化成抑郁的神经衰弱，因此我毅然决定结束这种生活，收拾行囊，奔赴中东。

可是事不凑巧，由于苏伊士动乱爆发，预定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在离开伦敦的前一天取消了。这也难怪，飞机为加油中途应该停靠的开罗正遭受英国空军轰炸。

无奈，我回到已经退房的宿处，在没有铺盖的床上度过瑟瑟寒夜，第二天又赶赴机场，看有没有办法去伊拉克。所幸打听到，伊拉克航空公司仅有一架飞机要绕道北方航线返回巴格达。我总算上了这架从头到脚茶褐色的简陋飞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赴中近东的旅途。

乘客除了我以外，只有两个英国护士和3个阿拉伯人，看样是因突然动乱急着返回伊拉克的。我们连经停地也不知道，第一次加油在维也纳着陆，然后是伊斯坦布尔，都是在着陆后才知道的。离开伊斯坦布尔后，为了避免危险，机上的所有灯火都熄灭了，几个乘客在黑暗中忐忑不安，缄默，沉寂，一动不动地听着飞机沉重的隆隆轰鸣。

这架飞机着陆后，巴格达机场就关闭了。直至重新通航的一个月中，我开始了在伊拉克国内的流浪。由于动乱以及与之俱来的反英运动，纷纷攘攘，一片混乱，无从安排行程，所以在伊拉克逗留的一个月，不是旅行而是流浪。

我极度疲乏，而在伊拉克的每一天又是那样令人震撼。太阳的炎威无情，烤着大地万物，使一切都变成干巴巴的土灰色，就像随时可能被点燃的干柴。我正是在这样的国度，满身尘土，马不停蹄地走。暑气熏蒸中卷扬机声、码头工人的喧嚷声连成一片的港口城市巴士拉；椰枣林深处清真寺金顶生辉的卡尔巴拉；骑着瘦驴走访的巴比伦遗迹；在这个干涸的国家仅有的奇迹般的浓浓绿荫、波影荡漾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岸边；一个喧嚣和梦幻奇妙组合的城市巴格达；石油城基尔库克；可以远眺北部土耳其雪山的摩苏尔；女人披黑袍、男人裹白色包头巾、骆驼、阿拉伯马、巨大的落日、沙漠里夜间出没的蓝光闪闪的狐狸眼，还有覆盖在这一切之上的满天繁星。

苏伊士动乱一结束，我就坐上巴格达机场恢复通航后的头一班飞机飞往德黑兰。面对裸露粗糙的土地、石头、树木、街市、房屋和人群等伊拉克的景物早已饥渴的两眼，看到伊朗的青山绿水，尤其是德黑兰这个海拔1661米的高原城市时，不知怎样来形容它的美。垂柳和桉树在微风中摇摆，树荫下流水潺潺，连市区集市上熙熙攘攘的波斯人的形态，比起伊拉克阿拉伯人的粗犷，都显得那么斯文，甚至走在街上的驴子驮在背上的水罐形状、货郎担上绸缎布匹的纹样，都透着孔雀王朝文明的气息，令人感动。阿拉伯对过去文明破坏殆尽的机理性僵化，与波斯对过去文明一脉相承的柔和，无不形成对照，发人深省。

从市区到山后兜风尽兴，个把小时就是避暑地西姆拉，它靠近厄尔布尔士山脉。溪畔苔藓青青，水花四溅，翠筱濡湿；竹篱、松柏和远处的农家草舍，让人想起奥多摩的高尾山、京都和日本的乡间。

能在如此美好的小镇逗留，我连想也不敢想，它使我的积劳和神经衰弱像蜕去了一层皮，日渐好转。高原的空气清新，秋天的阳光和煦，透过林木洒下来，让我感到时隔一年，我又回到了原来的我。在那美国、欧洲没有，阿拉伯更不曾有的、独特的美景与和谐中，我如鱼得水般复活了生机，又能写文作曲了。虽然孑然一身，但并不感觉寂寞。显然，这小镇与我投缘。

冬天来了，高原的城市，早晚增加了凉意。此地不可久留，必须重返欧洲，完成未尽的学业。想到这里，我决定离开情有独钟的德黑兰。最后的夜晚，我随脚逛到街上。心想：在这里最后品尝一次我喜欢吃的类似烤鳗鱼的烤羊肉盖饭，和来自厄尔布尔士山脉那边的黑海美味鱼子，再找一个地方独酌，与这个让人恋恋的城市告别。

我在常去的一家餐厅用过餐后，经店家指点又来到街上，顺着打听好的路，摸到一家相当讲究的专门酒家，准备在最后一夜独酌畅饮。它不是酒吧，不是夜总会，也不是酒馆，大概叫酒楼最合适。

酒楼里十分宽敞，在烟气和酒气笼罩下，足有数百号男女聚在这里，共度良宵。

巨大的墙壁上，东一块儿西一块儿地挂着波斯壁毯，象征天穹的吊灯发出柔和的光环，身着波斯民族服装的小乐队，正在演奏着奇妙的旋律。我找了一个僻静角落，背靠细密的镂空雕屏，在桌前坐下，从身着古老波斯服的服务生送来的葡萄酒菜单中，点了阿拉克烧酒。我看着他肥大、胀鼓鼓的裤子，脚尖细细向上翘的鞋，还有腰间挂着的偃月刀，心想：这个国家的人是在什么时代穿过这种服装呢？在伊拉克，阿拉伯服装还很常见；而在伊朗，男人几乎都穿西服，女人也有别于伊拉克清一色的黑袍，穿连衣裙的人也不少，尽管在头上仍包着围巾，但是白围巾上带着花点儿的、粉色的都能见到，古老的服装经过改革，成了新时尚，看着那么舒心。我想，包括日本的东方服饰都不便于行动，所以全欧化了。在日本、新中国或者朝鲜、中近东，男人的服装要么西服要么军装，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将本国传统服装进行现代化设计并成功的天才，就不能在哪个国家出现一位？正想着，我要的阿拉克烧酒来了。

阿拉克烧酒是用椰子的果实酿制的。来伊朗之前，我在阿拉伯就领教了它。过去南蛮人带来了阿刺吉、珍陀酒，据说珍陀是红葡萄酒，那么阿刺吉一定是阿拉克烧酒吧，想着这个酒，再喝着就更带劲儿。我还想起了在巴格达相识、从埃及来的舞女，是她总想把我灌醉，说什么喝了这个酒凉快。

酒楼中央的天穹形大吊灯下，表演开始了。舞起偃月刀、节奏激越的男子群舞和薄纱霓裳、翩翩起舞的女子的舞姿，博得阵阵喝彩。

突然锣起，节目一变，搬出来各种道具，5个人在紧绷的气氛中上场。看样子是欧洲来的艺人，以身着紧身背心的金发中年男子为中心，半裸的肤色浅黑的女人和为首约10岁左右的3个孩子，5个人手拉着手，站成一排，应着观众的掌声登场了。好像是一家子。

送来另一杯阿拉克烧酒的服务生在我耳边说，这是德国人的表演，厉害！时间不早了，这个节目似乎是酒楼今晚的压轴戏。

节目是从非常危险的飞镖术开始的。先让半裸的女人站在木板前，男人使出全力，掷出飞镖。嗖，嗖，声音可怖，飞镖毫不留情地扎在女人的耳旁、颈旁。女人微微叉开腿站着，在白白的大腿之间，也插着几把锋利的短剑。第一景就让人心惊肉跳了，紧接着在蒙住双眼的孩子头上放一只苹果，要用飞镖打掉这个苹果。一想到飞镖不小，万一失手掷到孩子脸上……我吓得无法正眼看。而且不是一个孩子，3个孩子依次在肩头、掌心放上苹果，站好了。每次飞镖银光一闪，不是苹果被打掉，就是被钉在墙上，技艺相当高超，然而让人看得心惊胆战，我一心期盼着表演赶快平安结束。表演历来如此，难度步步升级，女人的两手两腿分开固定在圆盘上，在圆盘不断旋转中将几十只飞镖掷向圆盘；最后男人蒙上双眼，向站在木板前的女人和3个孩子的空隙投掷飞镖，或掷飞镖把女人叼着的香烟劈成两截。随着难度的提高，观众又是吹口哨，又是跺脚、喝彩，但是我光害怕了，顾不上欣赏，而且对观众为这样危险的表演而欢呼雀跃，开始感到愤怒。我想，这个德国人带着妻小过如此危险的卖艺生活，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命运，从欧洲远涉沙漠流落到中东小镇？这样流落下去，等着他们这一家的会是什么？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想着想着，心里一阵酸楚。

表演结束了，一家人在鼓掌和欢呼声中退场了。我一个人喝着阿拉克烧酒，心里惦记着德国人一家，渐渐地有了醉意，而且到了关门的时间，便结了账，一个人来到德黑兰的街上。我准备明天一早上路，还要回宿处整理行囊。

冬天将至的德黑兰深夜，那天也是满天星斗。我透过林荫道桉树的树梢，仰视着如织的繁星，加快脚步。

猛地，我发现了走在我前面的一伙人。仔细一看，原来是紧紧地抱在一起的男女，和3个搭肩搂背、紧随着两个大人的孩子。我马上认出来了，像大鸡护小鸡似的这5个人，就是刚才表演那场可怕节目的德国人一家子。

我跟在他们身后走了一会儿。

“小心脚下。”听见妈妈说的德语。

“再过来点儿，不快一点儿回家睡觉，身体可吃不消。”这是爸爸和蔼的声音。

在十字路口，我们走到一起。德国人一家好像直走。我要在十字路口向左拐回住地。两个大人和我的眼睛相遇了。德国人夫妇的眼睛透着和气、安详。

双方几乎同时，在要分手的十字路口互相打了招呼然后在分手之际又用德语互相道“晚安”。

在星光下，5个人手挽着手消失了。

我想一结束在欧洲的学业，就尽快返回日本。家里人在等我哪。我感到，长期困扰我的神经衰弱，那最后一滴的残留也从身体表面向德黑兰的夜空消失了。

1967年8月11日、18日连载

茶

能喝一点儿酒，没有也过得去，因此我不算喜欢喝酒。相比之下，烟瘾很大，没有就受不了，所以我认为自己喜欢吸烟。但是，如果对世上的男人分成酒徒、烟鬼、茶癖三大类的话，我归入茶癖类该不成问题。我喜欢喝茶，从早到晚咕嘟咕嘟没完，可谓嗜茶成癖。

茶，种类繁多。除了西式红茶外，随便想到的就有末茶、上等玉露、普通意义的煎茶、经过几轮采摘剩下硬梗做成的所谓粗茶，以及将这种茶焙了以后的粗焙茶等。末茶的饮茶程式十分繁复，但是因此就忽略了程式又不好喝，所以不宜日常饮用；而玉露和煎茶喝了动辄失眠，也不宜常用；归根结底，平时能大量、管够喝的茶就剩下粗茶或粗焙茶了。工作中，我在案头放着把大茶壶，把茶倒在一只大茶碗中先咕嘟一通，工作告一段落又咕嘟一通，再回到工作也咕嘟咕嘟，工作结束还要咕嘟咕嘟，总之，不管什么时候只图喝个痛快。自己有时也担心，喝这么多茶，会不会破坏胃液，引起消化不良？但是人的内脏和分泌似乎安排得挺合理，尽管如此没完没了地喝茶，却从来也没坏过肚子。

最近，兴致大增，在喝腻了粗茶和粗焙茶时，又开始过中国茶瘾。去年到中国旅行之际，认识了中国各种茶，实在好喝，回味无穷，所以每到横滨或东京必买来各种中国茶。颇似粗焙茶口味的铁观音，品质上乘、口味清淡的龙井，狮子峰的绿茶，安徽的祁红，云南的普洱茶，统统要挖空心思弄到手。其他诸如有菊香的菊花茶，有玫瑰香的玫瑰茶，最常见、俗称茉莉花茶的茉莉花香片茶等也弄来，和日本茶比着换着喝，太过瘾了。

红茶应该同是茶树上的叶子，经过发酵变了红色，但口味居然相差如此悬殊，实在让人费解。最喜欢红茶的要数阿拉伯人和英国人。到阿拉伯国家，随处可见茶楼里留着大胡子、头裹白色包头巾的中老年人喝茶聊天的景象。尝一口，感觉是一种煮过头的红茶味儿，也要放糖。

英国是喝茶出了名的国家，无论在银行还是公司，都十分重视下午茶歇，要休息；一般在饭店里，下午4点也供应茶，而且这项服务包括在住宿费中。以前在伦敦生活期间，我向房东家的管家婆请教过：泡红茶的规矩多，其中讲究最甚的是绝不能把水壶拿到茶壶跟前去沏，向茶壶沏水必须把茶壶拿到水壶跟前。这不是因为不好看，或者怕烫着，似乎有什么近乎迷信的理由。因为我常常忘了规矩，没少挨管家婆说。管家婆有个爱好，就是用茶碗里沉下去的一点儿茶叶末生成的纹样算命，每天早晨都盯着我的茶碗相看，掐算这一天的运气。

同是茶，我更喜欢绿茶，胜过红茶。颜色多少也有一些关系，还因为红茶有放糖的习惯，让人受不了。当然可以不放糖，但是不放糖的红茶又嫌苦涩难喝。

去法国时，有一种近似绿茶的饮品，在喝腻了咖啡和红茶的时候，很管事儿。它的名字是Verveine和 Tilleul，稍稍像样一点儿的咖啡店里肯定有，连药房、杂货店都有售，买回来用开水一冲即饮。

Verveine 是植物学上的马鞭草叶晒干制成，沏上开水就是一种略带芳香的清淡饮料。它也是日本常见的杂草，在日本把这种植物的叶子晒干煎了，很早就用作通经药或消肿用的民间偏方了。

Tilleul是类似菩提树、日本名为椴树的树叶晒干制成，与Verveine同样一冲即饮。它有极淡的类似蓖麻子汤的味道，但不讨厌。Tilleul也是日本山地自生的乔木，有的地方做肠胃药，也是煎服。

这两种东西，在法国孩子生病时也当民间偏方用，而在咖啡店会像上红茶一样和糖一起端来，若作为绿茶代用不放糖即可。这两样东西在去年游巴黎时购得，还有许多，有时对日本茶和中国茶都够了的时候，就喝它调节口味，并为热饮料如此丰富而满心欢喜，一饮而尽。

既然此稿已毕，何不泡上一杯茉莉香片茶？

1967年10月13日

一衣带水

我仰卧着看天花板。涂着白灰的天花板上留下似乎是雨水渗出的污渍，那淡茶色的形状让人产生联想，但究竟是什么又说不清。污渍有两块，一个呈红薯形，细长；另一个在红薯尾巴变细、消失的地方再过去一点，伸出一块像巴掌或者常春藤的形状，这个红薯和常春藤的位置、形式、状态似乎像什么。到底像什么？本想动动脑子，但又一想象什么都无所谓。当我起身准备回到隔壁房间的书桌前时，蓦地想起来：两块污渍的位置、形式、状态很像在地图上常见的库页岛和北海道。

于是我又重新仰卧，把两块浅茶色的污渍看成库页岛和北海道，并在天花板的余白上想象着整个日本国土。北海道的南面是一直向西蜿蜒延伸的本州，那里是四国，那里是九州，还有星罗棋布的佐渡、伊豆七岛、隐岐、壹岐、对马等孤岛，从九州向南，萨南群岛和西南群岛相连。如此看来，今天的日本与“桦太”即库页岛、朝鲜归属日本的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与那时相比可是窄多了，虽说隔海相望，但与别国也是近在咫尺。这一点让我心里放不下。

我一骨碌爬起身，拿出日本地图仔细查看，然后准备出行。去看看现在的日本与别国距离最近的地方，这就是旅行目的。

太阳就要落了。我久久地站在上见山口，感受着笼罩在周围夕暮中的柔和光色，它正在渐渐地变成暗青色。

经过在波浪上颠簸两个半小时，我从壹岐来到对马，又在严原码头匆匆上了车直奔上见山口。对马处处风景如画，这里因视野最开阔而知名。为了赶在天擦黑前，我在夕阳中马不停蹄，尽管淡青的色调开始融入空间，但是我毕竟站到这里，就在山口的狗尾草仍辉映着琥珀红的时刻。

夕阳西斜的天边，光与影的线条流泻酣畅，好似要为今天的惜别而歌唱。天空舒朗无风，细听，上千上万、几十万道霞光好像奔泻出高频音，人的耳朵捕捉不到。假如人的耳朵能听见，那一定是高昂清越的铃声。我想：那是秋的声，空的声，光的声。

与日落正相反的方向，天空已经降下青色帷幕。徐徐落下的帷幕，横亘着浩瀚的大海，宣告着今天的结束。海的那面过去40海里，壹岐岛袒露着扁平的身影，再过去一倍的距离，隐约可见九州的崇山峻岭，像水墨画一样渐渐融入暮色。

北面可见浅茅湾，上面嵌着无数美丽的小岛，星星点点。早在万叶时代24 ，它就以浅茅浦见诸文学作品。对马北半边上县的绵延山脉与这条美丽的海湾一水相望。我到这里才知道对马比想象的大，它有十多个镇，人口逾6万，由上县和隔着浅海湾南半边的下县两部分组成。我从壹岐过来，为它的地势与壹岐相差之悬殊而吃惊：壹岐有柔和的白沙青松，日本韵味甚浓；而这里咄咄逼人的山势，说怪异也不为过的弯曲复杂的海岸线，都让人想到在画上、文字里熟悉的朝鲜半岛，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氛围。它不仅在地势上，还在生物学上有与大陆相通的野生动植物——高丽雉和山猫类，而壹岐只有与日本本土相同的生物。不难理解，在生物学上的边界横跨对马海峡，印证着古代地理。

晴空万里时，由此向西可以眺望朝鲜半岛。过到上县，在最北端的比田胜山上可以看见更靠近一些的釜山，大概因为近得能看见的缘故吧，上县最北端的海角有“韩岐”之称。横在朝鲜半岛和对马之间的是距离更近、现在韩属的巨济岛。

在西北方，琥珀色的天空下能看见已经化作青色、低垂的连线。那究竟是朝鲜半岛，还是黄昏的云呢？不得而知。

我回想起早晨的事。今早，朝日新闻的专机载着我从福冈机场起飞，先飞越壹岐来到对马上空，沿对马向北和南飞了几个来回。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我国上空看到了朝鲜。巨济岛以及半岛就浮现在近在眼前的碧波中，这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我国与别国的近距离。

眼见着上见山口没入暮色苍茫之中。至壹岐的海面上，不知不觉间亮起一片钓乌贼的渔火，数不胜数；朝鲜方面落下了夜幕。

该回下榻的旅馆了。

车在暗黑中驶向严原的街区。

夜深人静。在严原下榻旅馆的一间客房里，我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头上方。周围的房间，包括整个旅店甚至整条街，在夜出钓乌贼的男人们走后，阒寂无声。我刚才点上台灯，又仔细查看了对马地图，这盏灯一关，一切便沉入黑暗。我仰面睁着眼睛。

黑暗中不断闪烁着珍珠项圈般的光群。回旅馆之前在上见山口上看到、在日落归途中也到处可见的、海面上那茫茫一片钓乌贼的渔火映印在眼底，在黑暗中不断闪烁。

多美丽的渔火啊。繁星似的渔船，三千烛光的灯火，洒在海面上。能够看到如此瑰丽的渔火，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当上见山口暮色的微光中开始出现渔火时，我被震撼到了。因为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出现渔火时，我站在山口正在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我问从对马陪来的朋友：“日本海海战也叫对马海湾海战，指的是哪一带呢？”

“就在前面的海上。从对马和壹岐之间的对马海峡到玄界滩海湾的海岛附近，这一片都是战场。当然，对马可以听到双方舰队的隆隆炮声，从触礁的俄国战舰上缴获的大钟，直到最近还给中学用来报时哪。”

就在这样的对话中，渔火先是星星点点，最后是洋洋洒洒，点亮整个海面。过去在这个海域发生海战，巨大的水柱、冲天的火光此起彼伏，钢铁炸裂的声响直冲云霄，上演的是恶魔的盛宴。如今人们点起和平的渔火，在追逐乌贼。时光流转中两者的鲜明对照，使我心中的底片印上了感动的对比。

美丽的渔火，铺展向无边无际的大海，要把大海拥抱。

一年前也是初冬的一天，我在北海道，躺在贴近网走的标津岸边看海。记得这一天是入冬以来第一次有大群天鹅从西伯利亚飞到位于网走附近的涛沸湖，所以应该在11月底前后。我忍着寒冷，蹲守在岸边观察，没有让大群的天鹅发现。天要下雪了，灰蒙蒙的。白色和灰色的天鹅密密匝匝地覆盖在铅色的水面上，它们把头埋进水下的泥中，专心致志地啄食着水草。我知道白色的是成鸟，灰色显得有些脏的是幼鸟。

当天，天晴后的傍晚时分，我来到标津海岸兜风，想在没有人烟的北面海岸思考。来到标津，果然海边空旷寂寥，一片茫茫，沙滩绵延着无尽的淡黄色调，灰色的海浪时断时续地向岸边涌来，只有海鸥在夕阳辉映下盘旋翱翔。海鸥似乎瞄着浮出水面的小鱼，一旦发现猎物，飞翔戛然而止，像花瓣一样飘落下来，激起水花。这种突然的降落方式既调皮又优美。海鸥中成年的白海鸥夹带着灰色雏鸟。

我躺在海边看到，在海鸥盘旋穿翔的远处，大海泛着黯然的银光。仅仅10海里之隔，庞然大物——苏联领土国后岛，突兀矗立，气势逼人。那是别国，我看着它想。面对近在眼前的别国难免心惊，同时又思索着今天的日本，它让周围的国家变得这样近了。

在北海道，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看见苏联。从根室纳沙布海角可以看见最近的、现在变成苏联领土的无人小岛——贝壳岛，水晶岛、秋勇留岛也清晰可见。近到用望远镜可以看见苏联士兵在洗衣服，还能看见类似兵营的建筑物、要塞。

从稚内以及稚内到利尻、礼文岛的渡船上，可以真切地看见库页岛。

从对马能看见朝鲜，从北海道能看见苏联。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见台湾。即冲绳以远、位于八重山群岛最南端的与那国岛。

前年春天，我乘美国空中航线蓝色支线航班，经宫古岛、石垣岛，飞越西表岛上空，到了与那国岛。我曾以《与那国纪行》为题，在当时的“烟斗随笔”中写过这个在台湾和西表岛之间恍若被遗忘的、浮在海面的岛，到这个孤岛的最大目的是想看看海那边的台湾。

在与那国岛的几天，天空阴沉沉的。来到岛上的第二天，遇上乘西风从大陆刮来的黄沙。这种被称为蒙古沙的细黄沙在岛上下了一整天，连天空都给染成豆面色。岛上人说，那是蒙尘。

我每天焦虑地站在悬崖上，想看见台湾。台湾始终不肯露面，但是在我要离开的那天早晨，它那巨大的身影，在阴郁的天空下终于显露出来。我达到了目的。

我满意地告别了南海之岛。

从对马回来的这一天，我又躺着看自家的天棚出神。

从北海道能看见苏联，从对马能看见韩国，而从与那国岛能看见台湾。

能看见。——这看似平常的事，果然平常吗？

能看见。——我觉得非同寻常，可真的非同寻常吗？

我走遍了日本的所有角落。那里有被遗忘的渺无人烟的沙滩、山口、绝壁，而走到哪里都有狗尾草。微风摇着狗尾草，寂寞凄凉。从那里隔海与别国相望，有岛屿，有半岛，有山峦，也可以说仅此而已。有的在阴霾下茫茫然地，有的在毫不掩饰、咄咄逼人地，有的宛如晴空中的浮云或飞霞，朦胧却不含糊、异常真切地把别国印在我的眼底。看见别国，这也许理所当然，不值一提。从一个浮在海上的小国，即便看到了海对面的别国也不足为奇，但是它在我的心中却激起了波长不等的层层涟漪。因为我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到了本来只是概念上应该在远方的别国。

我想到日本扩张的时代。朝鲜、库页岛确实一度曾是日本的领土。毋庸置疑，它们属于日本的时期只有短暂的时间，本来库页岛是库页岛，朝鲜是朝鲜人的国家。虽然暂时属于日本，但不同风俗、习惯、语言的人居住生活的那片土地，本来就是别国。这次战争的结果导致日本的“缩小”。从日本人认为拥有殖民地是天经地义的想法看，日本确实缩小了；但是从世界常识看，则是“还原”日本以本来的面目。因这场战争的结果而同样改变了国界的，比如德国、越南、朝鲜——居住着同一民族、讲同一种语言的国家被割裂，人为强行划定新国界的也有，但这与日本的情况性质完全不同。日本是发动战争并彻底失败了的国家，它丧失的土地却少得惊人。然而，其结果使今天的日本置身于仅几海里之隔，便能看到3个国家的位置。亲身感受到这个事实的现在与过去相比，我的心中荡起了不同波长的水花。不错，看到别国，使我确实深深领会了日本与苏联、韩国的近距离。这是连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但是与看地图相比，实际走到日本边缘的各点即能看到三个外国，这令我震惊。而且，我知道了以肉眼这样一个相当原始的尺度，可以衡量自己的国家和别国距离的事实，开始对自己的国家和生活在那里的我们自己引发感慨。在知道这个事实之前，这样的事是不曾有过的。

也许有人为别国近在咫尺而胆战心惊，然而我绝不认同；也许有人认为与别国距离太近，必须扩充军备，然而我绝不认同。我在深思一个认真的、我们自身的问题：在日本有限的面积上，每个日本人究竟应该如何谋求自身的发展？谋求国家的发展？

日本人与生俱来生存在四面环海的岛国，边境意识很淡薄，这与整天生活在与邻国接壤环境中的欧洲人不同。边境一词，往往让人感觉是在说遥远国家之间划定的疆界，听起来很有异国情调。但是事实上，尽管隔海相望，实际上国境也是不折不扣存在的。更广义地看，边界何止限于国家之间，它也俨然存在于国内的县之间、镇之间、家庭之间，存在于家庭中的各个房间之间、住在那里的人与人之间，甚至更可悲的——人心之间。我想，只有在这个界限内不断锤炼自己，才能使界限内越来越宽松怡然，才是避免随便越界、酿成悲剧的愚蠢行为的唯一方法。连我们现在活着，说到底也是在生与死界限的此岸而已。

我躺着仰视着白色的天花板。在天花板的余白上，浮现出已故高见顺《寄自死亡的深渊》中的一首诗：

在生与死的边境，

究竟有什么？

比如国与国的边境，

战争中从泰国和缅甸边境的

森林中穿过时，

我看见，

那里什么也没有。

没划着边界线

通过赤道下的大海时，

也没看见特别的标志。

不，

那里有的是

美丽湛蓝的大海；

泰缅边境上有的是

美丽蔚蓝的天空。

骤雨过后

天空架起了彩虹。

生与死的边境一定也架着彩虹，

哪怕我的周围

还有我自己

是那荒芜的森林……

随着这首诗在我心头响起，那连着别国、一衣带水的湛蓝色，现在已成了难忘的景色，在我心底荡漾。

1968年1月5日、12日、19日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