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狂人日记》百年祭
“1918年5月《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震动了新文学界，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使鲁迅闻名全国并登上了新文学领袖的地位。”[1]这是我们熟知的传奇故事，是“鲁迅”和“中国新文学”的伟大起点。但事情并不像这样简单和充满戏剧性色彩，过了将近一年的空白期，《狂人日记》才等来了它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读者回应——傅斯年在《新潮》1919年2月号上提及该篇的一句话，以及4月号上的短评《一段疯话》。这是中国新文学传播史上出现的所谓“被忽略的一年”[2]。何以如此呢？茅盾在1923年提供了一个解释：“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一本的《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显著的风波。”[3]这个解释提供了一个来自“内部”视角的有趣的观察，即作为《新青年》的“编创人员”[4]，如何看待《狂人日记》在“影响”问题上的独特与寻常之间的辩证：它以自己的独特参与到《新青年》的言论环境中，在其中显得寻常，同时又在这种寻常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所以，观察它的“影响”，需要考虑它的作用对象。在“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方面，它“不见得怎样怪”；而在造成新的“文艺作品”方面，它却是“前无古人”的。这提示我们，在讨论《狂人日记》的相关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语境。既要考虑它对语境的参与，也要考虑它与语境的对话；既要评估它对语境的贡献，也要承认它是语境的产物。如此辩证往复，庶几才能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历史和文艺的认知。
百年一瞬。围绕这篇作品的内容、形式、思想、语言、历史和现实意义，百年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基于由此形成的“公共知识”，人们不会置疑，是这篇作品以“教科书级的”的“现代汉语”推进了刷新中国文学和社会思想面貌的进程，深刻影响了“白话文运动”“反礼教/反传统”“中国文学现代性”等社会和文学主题的进展，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5]，在这暴露中，展现时代的根本冲突、示范“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和威力、揭示社会改良的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而使“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6]们得一神助，极大地促进了后来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革新进程。
尽管如此，对《狂人日记》所拓开的知识领域的处理，永远不能说已经足够充分，围绕上述“公共知识”范畴内的相关主题的讨论，几乎在每个时代都会被重新提起。百年之下，一代代的读者仍不免追问：“狂人”到底是谁？他的下落究竟如何？围绕这篇经典作品，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狂人”及其结局的理解，这个问题的形式化表现即是正文的“白话”与小序的“文言”之间的触目的并置和对立。这一形式化的呈现，实体化了时代的根本困境，也使得作品的意义表达变得暧昧：作品所提供的“新”与“旧”的情境框架，是“狂人”败北的象征，抑或有意味的措置？经过尖锐冲突和反躬自省，问题得以化解？有所进展？还是依然存在？如此种种，诱人深思。本章着眼于这些问题，以百年来中外《狂人日记》阐释史为背景，通过细读文本，重解“狂人”“候补”以及“救救孩子……”等经典细节，尝试重新定义《狂人日记》的经典性。一得之愚，试申论之。
一、自命的“狂人”和被污染的信息
《狂人日记》尽管赫赫有名，文本也早已为人熟知，却仍有出人意料的地方：除了被题作《狂人日记》的这个“书名”本身之外，“狂人”这个名号在作品里一次都没出现。甚至在这句交代里，也没有重复“狂人”字样：“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7]此外与“狂”有关的，文中也只有一个“迫害狂”。那是“余”在读过日记后就他的病症做出的判断，在决定书名“不复改也”时最多起到了辅助作用，不能说是“狂人”名号的来源。当我最初注意到这个现象时，十分惊讶，当然也随即恍然有所悟出。即，“狂人”不仅不是作品世界里所有人给予这个人物的共识身份，甚至除了他自己，没有迹象表明其他任何人曾称他为“狂人”；进而，就作品所提供的信息来看，他自命为“狂人”，似乎也并没有昭告天下，而只是题写在病中日记上，除了大哥，“远道来视”的“余”应该是第三个知情者。真是惊人的真相啊！一百年来，我们“狂人”“狂人”地叫得顺口，原来这个称呼只是他的自署自命，在他的生活世界里即使有人知道，也并不太当一回事。大哥对待题有《狂人日记》书名的二册日记的态度，直是视同儿戏、浑若无物，同时当成笑话：“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不仅随意出示，还随随便便给人拿去了。“因”何有此做派呢？“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与其说是欣慰于“早愈”，更多还是满足于“候补”吧！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狂人”病中日记，愈后自题书名，大哥示献旧友，余持归阅编，撮录一篇，书名不复改也。尝试从《狂人日记》文本里追踪“狂人”这个名号的来历，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余”所“撮录”的日记正文之前的说明文字。这些说明文字原文没有为之编号或命名，研究者一般通称“小序”，本书沿用这一称呼。这篇小序在《狂人日记》的阅读史上有很长时间不太受重视，一般所谓“从头读起”，是从正文第一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开始的。[8]即使对小序有所注意，关注点也基本是在“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把“狂人”的这个下落视为“反抗失败”的证据或象征。如此一来，作品整体上的内涵确实就变得相对简单，沦为单纯的“反传统宣传品”。毫无疑问，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方面，作品是有着“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内涵的，包括以“狂人”依据进化论的原理对大哥的劝说，和在大哥的“专制”管治之下的“偏要说”，应和于《新青年》阵营的“民主与科学”的宣传，都是作用明显且得到充分估价的，这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在这样的观点下，甚至日记部分所包含的“狂人”的自我反省，即“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也会被解读为仅仅是对“吃人传统吞噬一切”的控诉，从而实际上封闭了文本的阐释空间，把作品连同作者埋葬进早已冷却的历史尘灰堆里。
小序在内容上交代了“狂人”病愈之后的下落，也就是正文故事的后话。所谓“病愈候补”，看起来是对日记中的揭露吃人社会的“荒唐之言”的翻转。在形式上采用了文言书面语体，简练雅致，与正文部分所采用的“错杂无伦次”且可能充满“语误”的白话口语体迥然有别。这样一种从内容到形式的双重反讽的文体构造，赋予作品复杂的解读和阐释空间，八十年代以后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讨论，但也留下许多问题。如有人认为这是构造了一座“反讽的迷宫”:“在《狂人日记》的双重叙述之间，作者的观点是游移的，作者不是从一个焦点讲述一个故事，不是从一个立场作出一种独断的评价。……作者是超然的、缄默的，从叙述世界撤离了，把读者留在两种漂移的叙述观点和两种选择之间”[9]，简言之，是一座结构的，也是一座意义的“迷宫”，这座迷宫没有出口，设计者不给提示，观光客茫无头绪。这就未免有点过于玄妙，莫测高深了。有人认为小序通过“余”将日记置加了前因后果，并通过这种置加以常人的观点“划定了常人世界/狂人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狂人”在返回常人世界之后将日记命名为《狂人日记》“是一种否定性的命名，这与其大哥的观点并无二致”，也与小序的叙述者的看法相通。“如此，小序通过‘余’，并连同日记作者与大哥，形成了对日记的否定性共识，这也便是常人世界对狂人世界的否定性共识。”不仅如此，甚至鲁迅也内在于这种共识：“鲁迅通过小序否定日记而指示着常人世界对狂人世界的否定态度。鲁迅在此显露出一种虚无感和自嘲，就像他在《野草》中所说的那样：‘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狂人开口了，但说的是疯话。”[10]这看起来是更深地陷入了迷宫，不仅“狂人”“余”“大哥”，还连带鲁迅，也一起迷失在里面，找不到出口了！最后，还有论者断言：“‘余’作小序中，大哥所说狂人‘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是一种纯客观的叙事，丝毫没有附加意义。”[11]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关键还是在对视点的解读上。众所周知，《狂人日记》的叙述包含着复杂的视点转换，不同的视点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观。迷宫是一种平面构造，套路太深确实容易使人迷失，如果增加一个视点再来看，局面也许就尽入眼底，毫无迷惑可言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文本，尝试就“狂人”的身份信息做一番整理，看看是什么情况。由于日记部分出自“余”的整理，是“被污染”的文本，有论者宣称“站在狂人本身的立场或视角出发来看待这份日记，这根本不可能”[12]，但也不妨来试试看。
首先是看待“狂人”的外在视点。如前所述，作品所提供的信息中，没有外人把他视为“狂人”，而最初只是作为“病人”对待（正文中未直接出现名称。关键信息见于第四节：“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进而视为“疯子”（第十节），最后也视为“病人”（小序中“大病”“病者”“迫害狂”）。
与此相应的是“狂人”内在视点下的自我身份寻求和确认：最初是“恶人”（第三节：“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继而是“疯子”（第十节：“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这是他们的老谱！”），最后是“狂人”（小序：“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前两项来自对外界意图的接受，最后一项是自认。
以上对照可见，这根本就是一出内心戏：一位没有人称之为“狂人”的人，经历了一番高度狂热的内心活动，最后默默地把自己命名为“狂人”。他的这番内心戏戏码也很充足，计有如下场次：
内在视点下的自我表现：害怕（第一至三节）→呕吐（第四节）→诅咒（第五至七节）→劝转（第八节）→耻感（第十二节）→候补（小序）。
关于“狂人”的心理和认识转变，一直以来是《狂人日记》研究的重点，尤其是最后两节中的决定性转变。高度重视这两节中所包含的思想内涵本身没有错，但如果过于局限于这两节，忽略心理和认识转变过程的长期渐变性，也就过犹不及。在把握“狂人”自省觉醒之契机方面，丸尾常喜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那并不是“疯病”发展到最高阶段之后戏剧性的翻转，而是在日记第四节即已启动：
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这是一个基于哥哥→兄弟之间的连带感而产生耻辱感，并由耻辱感引出连带责任意识的完整进程，该进程最初的契机，是第四节开头的“呕吐”：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由此，一个由生理及于心理，再由心理见于认识的“狂人”自省和自新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呕吐”→“作为兄弟的耻辱”→“自身的耻辱”，直到以“难见真的人！”做结的第十二节达至顶点[13]，完成狂人对“超级自我”（自认为没有吃过人的人）的否定，达成依靠自身内在精神力量（智慧）而来的康复。
有意思的是，“狂人”的疯狂与“狂人”的觉醒，看似两回事，却意外地紧密相连，齐头并进。进一步回溯，第四节生理上的呕吐，诱因在之前的心理过程，也就是外视角下的疯狂过程。《狂人日记》的正文因为采用狂人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开篇似即已被确认为外视角下的病人，文本呈现的只是内视角意识向外视角观念移行靠拢的过程，对于“狂人”发病的具体原因并无清晰说明。也就是说，“狂人”何以称得上是一位狂人，只有内视角下的自我估量，而缺乏外视角下的定义和说明，这使得读者只能追随“狂人”的内视角，与他一起向荒莽的意识丛林里历险，共同探究，求取答案。在此过程中，我们逐渐获得确信，认识到“狂人”之“狂”，在于他具备那样的勇气和智慧，自我克服了心理、生理以至理智上的软弱，从历史到社会到家庭，在广泛的范围内挑战了秩序和权力，面对失败的结果和更深重的耻感意识带来的心理灾难，仍勇于独往，赍志不屈。
《狂人日记》显示“狂人”有充分的自主意识，从日记开篇已是自觉的叛逆者形象。其“狂”即在于挑战“常”。沈从文后来在自己的作品里反复处理了“变”与“常”，近年来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思索；先于沈从文，鲁迅反复处理过“狂”与“常”，在此问题上是否同样再造了中国人的感觉结构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在《狂人日记》的例子上，小序告诉读者，“狂人”最终似乎是回到并且安于寻常，以“候补”“否定”了之前的“疯”狂。这是说，“候补”对于他来说，就是绝对的灵魂死灭之态，其人只具有暴露“当日病状”“以供医家研究”，并接受凭吊的价值了吗？
关于《狂人日记》是否应当成隐喻和象征文本来读，也有很多争论。在此我首先想说，如果允许象征隐喻读法存在的话，当然应该在整个文本里取同一态度，“病状”“医家”这些说法，不管出现在文本的哪个位置，用象征隐喻之法就应该都当成象征隐喻看待，逻辑一致就好，而不该热衷于在“文本世界”里划界线，搞成一边一“世界”、一边一读法。就是说，我无法同意将小序部分与日记部分切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区别对待的读法，而认为二者无论在人事还是法则上，本是一体，只是人们的讲述方式或有不同，人物的言行表现或有差异罢了。相对于在看起来明显有区别的表述形态上开掘差异，更应该做的难道不是去找寻其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好地鉴识其差异？
比如说，所谓“候补”，到底是什么意思？按《全集》本注释：“候补 清代官制，只有官衔而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14]即是说，相对于作品发表的时间，这个词是一个旧词，在作品中起到的作用，首先必须是时间戳记，提示“故事发生的时间”。其次，借用了解和说明一件事情的新闻五要素论，who,what,why,when, where，在这个场合，明确了关于“候补”的话是什么时候说的或说的是什么时候，接下来需要明确是谁在说，以及为什么说，在哪儿说？答案都很清楚，只是在通常的阅读中我们不会意识到。“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句话出自“狂人”的大哥之口，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过时的意识、感觉和言语状态。这些信息，才是需要我们在尝试就“狂人”的“病愈候补”事态做出评断时必须明确意识到的。相对于“狂人”的自我表达，即使不考虑出现在日记中的兄弟之间的严重对立，“大哥”的说法也完全可能是出自“不可靠信源”的歪曲表达。如果说在“大哥”的这一说法中有什么是确定不移的事实的话，只有一个，即“狂人”远离了他曾在病中与之发生过严重冲突的家，远离了这位对他无条件行使专制家长威权、思想意识上和他完全处于两个世界的“大哥”，开始了独立面对世界的新生活。所谓“候补”，因而完全可能是“谋生”的一种在过时意识下的“体面”说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