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

程毅中

1952年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接收了燕京大学的校舍，中文系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合并，而且1954年还并入了中山大学的语言专业，最后是四系合并。虽有一部分教师调到了其他院校，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是大大加强了。我们燕大二年级原来只有8个同学，毕业时加入了三个班的同学，就成了七十多人的大班了。

1952年又开始按照新的教学大纲，把中国文学史改为一条龙的四段。第一段先秦两汉，由原北大的游国恩先生讲授。后面接着第二段魏晋至唐五代，由原燕大的林庚先生担任；第三段宋元明清，由原清华的浦江清先生担任；第四段现代文学史，由原清华的王瑶先生担任。这一套教师阵容，应该说比以往哪个学校都强了。再加上高名凯、王力、周祖谟、季镇淮、吴小如等先生讲的本专业课程，我们这一班真是赶上了教学改革的头班车了。这时，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有幸成了新北大中文系按新的课程设置来系统学习的试点班——大三以上的同学因为课程已经过半，只能开一些拾遗补缺的课了。除了公共的政治、外语课之外，我还选修了邓广铭先生的中国通史，因为我没上过这门课。

我们有幸听到了久已闻名的老教授开的课，其实当时他们还不老，当年游国恩先生只53岁，浦江清先生才49岁，林庚先生才42岁，正是风华茂盛、学问成熟的时候。几位老师讲课各有擅长，各具风格。游先生对先秦两汉文学有深入研究，保持着不少传统的朴学精神，讲课时博引资料，注重文字训诂，仔细讲解。他讲课略带一些江西口音，听起来还不难懂。林先生热爱唐诗，自己是学者又是诗人，他以诗人的气质和激情来讲诗史，讲到激动时性情摇荡，神采飞扬，学生们得到的是美的享受。加以他的板书写得飘逸灵动，很多同学都想学他的书法。因此我在庆贺他八十寿辰时写的诗中说：“诗史高峰说盛唐，课堂纵论意飞扬。板书飘逸公孙舞，讲义巍峨夫子墙。”这就是他给我的深刻印象。浦江清先生讲课带些松江口音，北方同学听起来刚开头有些费劲，慢慢地就习惯了。浦先生讲作品时总要先吟诵一遍，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如讲到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时，对她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哀痛作了详尽的阐述，使我们深受感染。他擅长戏曲，讲到名篇时还给我们唱上一段，作为综合艺术的直观教育，加强了我们的感性认识。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在课堂提问时往往带有测验我们自习情况的用意。有一次讲到《西厢记》第一折第一句“游艺中原”时，问我“游艺”两字怎么讲。幸而我小时候读过《论语》，回答说是大概出于《论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得到了浦先生的认可，可能也因此而给了他一个好印象。浦先生讲课极其认真，讲到专注忘情时竟忘了时间，往往打了下课铃还不肯结束。

吴组缃先生讲现代文学，是很受欢迎的一门课，那一年编辑专业和语文专业一起在教室楼大课堂上课，真是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当时学习苏联的教学方式，有课堂讨论的程序。每一篇文选先让学生自习后在课堂上讨论，或分组讨论后提出问题交老师评审。吴先生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讲得十分仔细。我作为课代表，经常向吴先生汇报同学提出的问题，看到他在蝇头小楷写的讲稿上勾来划去，还写下了一些小纸片，准备回答各种不同的问题。我深深体会到了吴先生备课的认真严谨，和他创作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王瑶先生讲的现代文学史，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在堂上常讲些小故事和幽默的插话，引起了同学们的浓厚兴趣。但是他带着山西口音的普通话，对不少同学来说却减低了一些效果，记笔记就发生了困难。好在他的《新文学史稿》已经出版了，我们可以想法找来参照。

讲课条理清楚、体例严密的当推教语言学的王力先生和周祖谟先生。王先生讲汉语史循序渐进，章节分明，讲到一个段落时还交代以上是一段，下一段讲什么问题，他的课笔记最好记。周先生讲现代汉语，也是段落分明，逻辑性很强，这是他们语言学家讲究语法和逻辑的特点。王力先生告诉我们清代汉学家讲训诂，要求“例不十，法不立”。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虽然我不敢研究语言学，但是后来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总想着要注意训诂，广求旁证，不要轻易下判断。这是汉语史课给我的教益。高名凯先生给我们讲普通语言学，我是似懂非懂，国际音标记不住，更不会发音，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考试过关的。当时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除设置语言专业外，把原中文系的学生都归入语文专业，加强了语言学的课程。大多数同学是偏爱文学的，其中一部分人还怀着作家梦来上中文系，一听系主任杨晦先生的报告，“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不禁大为失望。接着开了普通语言学和现代汉语、汉语史等课，多数同学都有些怕，只有少数几个同学感到兴趣，后来主动走上了语言学的道路。

我们听的基础课，都是原属四个大学的名教授讲的，这的确是院系调整造成的有利条件。各个大学原来有什么独特的学风，我说不清楚；各位教授各有各的专长和风格，倒还略有感悟。但是他们共同的一点，就是都对学生认真负责，热心爱护。我们那时学生和老师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可以随时上老师家里去访问提问，可能和现在的研究生差不多了。好像系里本来还安排了老师答疑的时间，可是学生更爱上老师家里去请益，谈话可以更随便亲切一些。在面谈中老师既指导我们学习，也关心我们生活；不仅教我们怎样读书，还教我们怎样做人。收获是很多的。我当过吴组缃先生、王瑶先生和浦江清先生的课代表，接触的次数较多。后来我读研究生，又先后得到浦先生和吴先生的指导。他们都是从原来清华大学来的，似乎更注重古今中外的融合。浦先生曾当过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可能接受了如陈先生所揭示的王国维之治学方法：“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可是我接受他们的教导没有多少时间，自己又不努力，只是偏守一隅，战线越来越短，如今更是追悔莫及了。

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汇集了四个大学的师资，力量显然是大大加强了。本来大可恢复蔡元培任校长时候那种兼容并包的学风，把各个教授的特长充分地发挥出来，但那时照搬前苏联的教学体制，又加上了1954年批判以俞平伯红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粗暴运动，造成了许多损失。如吴组缃先生在《宋元文学史稿》前言里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例证。不过那时资深教授开基础课的办法，还是使我们受益匪浅的。今天中文系的师资力量还是很强的，应该能把基础课和选修课的关系处理得更好一些吧。

曾有人说，北大中文系1955年的毕业生中出的人才很多，其实也未必如此。如果说有些同学有一些成绩的话，可能和1952年的院系调整有关，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共存的，有待我们研究分析。

2010年2月24日改定

程毅中，男，生于1930年，江苏苏州人。1958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调入中华书局工作。现为编审、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燕京学报》常务编委。著有《古小说简目》、《唐代小说史》、《宋元小说研究》、《明代小说丛稿》、《古体小说论要》、《古籍整理浅谈》、《程毅中文存》等；编著有《古体小说钞》、《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