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娘家”—一个导游说的故事

“回娘家”—一个导游说的故事

2005年,是我在旧金山“通达”旅行社当导游的第四个年头。每年夏天,黄石公园这条旅游线路最为繁忙,我带的都是七天团。星期六从旧金山湾区出发,下星期五回来。次日一早又上路,连轴转三个月,然后是一个月的长假。紧张是紧张,好在我天生爱游山玩水,正应了洋人一句名言:“你的爱好如果和职业合二为一,那就一天班也不用上了。”由于我所在公司,从老板到雇员都是中国人,人脉都在华人社区。我所带的每一个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同胞。但8月中旬出发的团,五十名团友中,有一位白人老太太,八十多岁了,金发早已变为银色,头部闪着蔼蔼的白光,在坐满黑头发的大巴里,格外抢眼。她名叫莎朗,深目高鼻,高个子,不像许多白人女士那般,老来横向迅猛发展,体重增加近一倍,而是相反,变得清瘦,一袭连衣裙,从后面看,还像个窈窕少女。更加出奇的,是能说广东话。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来美国以后才学了点广东话,几年下来,发音虽仍遭广东人讥笑,但听这一关,基本过了。这可是在以广东人居多的旧金山华人圈子内做事必需的功课。然而,我的广东话,和这位土生土长的洋老太太不能比。团友惊讶不置地告诉我,莎朗的广东话不但顺溜,而且夹上不少台山土语!我还注意到,莎朗虽然身板硬朗,不需人搀扶,但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小伙子跟随。在途中,我和这位小伙子谈过几次,知道他叫小陈。小陈原籍广东台山,是莎朗的贴身佣人。

旅行团所乘的大巴,从加州出发,穿过内华达州的沙漠,爱达荷州的麦地与玉米田,沿着蛇河峡谷逶迤而行,一路有落基山脉蜿蜒相伴。大巴上,导游坐在第一排,五十多位游客的座位,每天按次序调换,以示公平。游览了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以后,莎朗以及小陈的座位,从后面移到第二排。我得以就近观察她,交谈也很方便。莎朗耳聪目明,风度极好,连坐巴士也维持优雅的姿势,从来不曾东倒西歪地睡。她偶尔和小陈低声交谈,用的是广东话。

离开号称“世界第一”的黄石公园喷泉群,巴士从海拔一千六百二十米的北门开出,进入89号高速公路。我拿起麦克风,开始例行的讲解:“眼下,我们刚刚走出怀俄明州的边界,前面的小镇,叫利文斯顿……”我没说完,莎朗蓦地站起,用右手把麦克风盖住,极急切地问:“对不起,你说的是什么地方?”“Liwensiton,怎么啦?”我惊讶地看着这失态的老人。“哦,哦,是这里吗?”她脸色煞白,两手发抖。我连忙安顿她坐下。悄声问小陈,莎朗身体怎么样?小陈说没事,她是激动成这样。一个普通的西部小镇,为什么给了她这般强烈的刺激?我匆忙结束了对沿途风景的介绍。坐下来,和莎朗攀谈。

小陈让莎朗喝了小半瓶矿泉水,莎朗的脸色恢复红润,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仿佛陷进了久远的回忆。我留神观察她的情绪。过一会,她吩咐小陈把搁在座位下的手袋拿起来,打开,她小心地从内层抽出一个记事本,本子的封面破旧,贴上好几层透明胶纸。她戴上眼镜,打开,找出写上密密麻麻的号码的一页,号码是用蓝墨水写的,原色早已褪尽,变为浅黑。“查理,你能不能替我打一个电话?”她指着一个号码问我,极度紧张而热切的神态,教我纳闷。“行,我替你打,可是,打通了要说什么?”“你先试试,看有没有人接。”我迟疑着,有这样打电话的吗?“至少要有姓名吧?”“找……找戈登先生。”

我勉强地在手机上按下十个数字。那一头是座机,丁零零,丁零零,好久没人接。莎朗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手机,呼吸急促起来。“哈罗。”那头终于有人拿起话筒。“我是旧金山中国城一家旅行社的导游,请问您是戈登先生吗?”接电话的是沙哑、苍老的嗓门,该是奔90的白人。“我就是,您找哪一位戈登先生?我还有一个兄弟呢!”“够了!”莎朗站起来,对我打了一个关机的手势。

然后,是沉默和低低的哭泣。小陈连忙拿出纸巾,让莎朗揩脸。我按住莎朗颤抖的肩膀,好言安慰:“不要伤心,这把年纪,有什么摆不平的!说,说出来心里舒服。”我难以用广东话表达复杂的意思,莎朗又听不懂我的东北话,只好用上莎朗的第一语言—英语。

莎朗和我絮絮而谈。全车的团友,因为今天赶看黄石公园的几个景点,凌晨四点出发,此刻,都在补觉。只有莎朗和我是清醒的。

“我在利文斯顿镇出生,那是1926年。父亲一直在炼铜厂当工人,后来升为领班。母亲是家庭主妇。我有两个哥哥,大哥麦克,比我大三岁,二哥雷蒙比我大一岁半。一家五口,幼年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很快乐。我十八岁那年高中毕业,然后进市立初级大学,上了两年课。那是1941年。欧洲陷入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利文斯顿镇郊外,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需品仓库,存储的物品,将发往盟军抗击轴心国的前线。这年暑假,我在仓库旁边的‘星星’酒吧当侍应生,为秋天上爱达荷州立大学化学系赚学费。每到周末,在仓库工作的军人,多半来酒吧喝两杯,跳跳舞。我和他们混得很熟。客人中有一位上尉,个子不高,面目清秀,乌黑的头发剪成平头,平添了几分彪悍。他在要么白人要么黑人的袍泽中间,是唯一的中国人,叫丹尼斯,姓陈。那年代的利文斯顿,我只见过两个中国人,是在镇的另一头开杂碎馆的兄弟俩,但没打过交道,因为父亲不喜欢中国菜。在酒吧里,起先我出于好奇,趁送饮料和丹尼斯聊天,渐渐地,对他生了好感。他是那么温文尔雅,大兵喝高了,动不动爆粗口,两言不合,要摔桌子,打架。他呢,总是微笑着,喝马丁尼,一个晚上只要一杯,谁要灌他,他礼貌地摆手,避开,宁可喝可口可乐,从来没失态过。看他年龄,至多是二十五岁,人家就有这个定力。

“认识丹尼斯一个月后,一个初秋的夜晚,我下了班,脱下工作服,换上牛仔裤和衬衫,走进停车场。他手拿着一束玫瑰花,在入口等候。‘送给你。’他脸带微笑,双手把花递过来。街灯下,看到他额角有汗珠子在闪,知道他外表虽淡定,其实心里很紧张,怕我拒绝。我爽快地接下,说花好漂亮。‘和我遛一会好不好?’他轻声问。我没答话,但右胳膊已穿过他的肩下,挽起他的手。那晚,星星好亮,原野吹来麦秸干燥的淡香。他向我倾诉对我的爱慕,他说他知道他和我‘不同’,可是,他不怕,他要追求心爱的人。说到决心,他紧紧都攥住我的手,我感到一股带电的热。

“从丹尼斯口中,我知道,他是第二代移民,老家是广东。父亲原先是来留学的,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以后,本来要回国,在旧金山唐人街开杂货店的伯父,因为没有孩子,把他认作继子,留下来。那时辛亥革命才爆发不久。父亲的伯父去世后,父亲继承了杂货店。娶妻生子。丹尼斯是在唐人街的企李街长大的。他家里有一条规矩:一进家门就不准说英语。丹尼斯十四岁那年,还被继父送到广州去学了一年中文。丹尼斯有志气,高中毕了业,报考弗吉尼亚军校。继母怕他穿上军装以后上战场,有去无回,死活不让。后来双方达成折中,他不去前线,当后勤兵。入伍三年以后,他晋升为上尉。他是利文斯顿军需站唯一的亚裔尉官。”

(莎朗说到这里,我打趣:你在那个年纪,可是金发美人,眸子碧蓝,梦一般的魅力!我要是遇上你,怕要变成丹尼斯的情敌呢!莎朗开怀大笑,好几个团友被惊醒了。)

“恋爱谈了一年,一路在秘密中进行。我的家距离‘星星’酒吧和丹尼斯驻扎的营地,都很远,不会遇到熟人。我们外出游玩,幽会,家里人被蒙在鼓里。1942年底,丹尼斯要调到加州的圣地亚哥军港去。我面临重大的选择:要么是当他的妻子,跟随他离开;要么分手。我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一条。

“下一步,是向父母摊牌。那一天,碰巧是父亲的生日,一家人吃过晚餐。父亲吹熄蛋糕上的蜡烛,哥哥说,爸爸许个愿!我打铁趁热,说:‘爸爸,你的女儿要做新娘啦!’爸爸以为我开玩笑,只笑呵呵地说,新郎还没带进家来见面呢!我说,男朋友是中国人,怕你们不喜欢,一直不敢说。这下子不得了,家里炸窝了!父亲不容我往下说,一句话:不准!嫁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中国佬。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在炼铜厂里干了二十多年的工人阶级,对中国人的成见无比顽固。我当然不会退让,当场大吵。两个哥哥看着暴怒的爸爸和六神无主的妈妈,手足无措,躲在一旁。我的倔强来自父亲的基因,也决不退让,摔门走了。好端端的生日派对这样收场,现在想起还很难过。

“那一晚,我在汽车旅馆里过夜。第二天是星期六,丹尼斯休息,我打电话让他来接我。我把昨晚的冲突向他说了。他叹口气,说:‘我早就料到,如果中国人不是这样遭歧视,我在旧金山就不必窝在唐人街了。’怎么办?丹尼斯说,好歹是你父亲,知道中国的孔子怎么教我们吗?一定要孝顺父母。父亲这关过不了就先说服母亲。我说,母亲生性软弱,没有主见,家里从来是父亲说了算。‘可是你一定要把功夫做足。’我听从了,趁父亲上班,我溜回家,和母亲谈了一个下午,把丹尼斯的家世,人品,我们怎么相爱,以后打算怎么办,一一说清楚。母亲低头不语,过了好一阵,无奈地看着我,哀哀地说:‘嫁哪个种族不好,偏选上中国人!’中国人怎么啦?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爸是213号工会的活跃分子,去年起,在‘劳工骑士团’利文斯顿分部竞选,当上主席。知道这个骑士团的纲领是什么?把抢走我们饭碗的中国人赶出新大陆!妈妈这一说,我大梦初醒。原来是政治作怪!

“一个星期以后,在丹尼斯调防之前,我和他去市政厅登记结婚。父母亲没在场,我对婚姻注册处的小姐说,父母在别州居住,都是残障人,坐不了飞机,无法来主持婚礼,请她担任证婚人。她信了,说没关系,在证婚人一栏签下姓名。以我年轻时的犟性子,在这次冲突中,按说不会低头,但拗不过丹尼斯的央求,我给父母和两个哥哥各写了一封信,先道歉,再说明,尽管你们不接受,我也要和丹尼斯在2月1日那天中午,去向你们辞行,然后,我们一起迁离利文斯顿。如果你们愿意给我们最后一个机会,请在家等待。信是丹尼斯以军邮寄出的。我根本不抱希望。那天,我们手牵着手回家。果然,大门上了锁(刚刚换上的,我没有钥匙)。里面没有声音。门上钉着一张纸片。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是父亲的字迹:‘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属于我的家庭。’我看了两遍,眼泪啪地落在纸上。丹尼斯要看,我不让,把它撕成一片片。雪片似的散落的,是我对家的最后依恋。记住那个日子,1941年2月8日。我受到的伤害太重了!1942年,报上刊载了国会废除排华法案的新闻。我离开利文斯顿前,知道爸爸之所以反对我嫁给中国人,症结在于,他和利文斯顿的工会领导人,在国会就废除这一侮辱性法案作表决之后,远赴华盛顿,去投赞成废除票的爱达荷州参议员的办公室递交抗议书,幸亏没有被采纳。

“我离开利文斯顿后,和丹尼斯在圣地亚哥驻扎。1945年,轴心国投降,圣地亚哥的军港每天驶进挂满彩旗的军舰,都是从欧洲凯旋的。同年,丹尼斯以少校军衔退伍,我们一起回到旧金山唐人街,打理“生昌”杂货店。我这个‘事头婆’(广东话:老板娘),一天到晚和中国人打交道,广东话就这么练出来的。上世纪50年代,在丹尼斯的督促下,每年父亲节、母亲节、两个哥哥的生日,我都按时寄贺卡,希望得到亲人的谅解。可是都没有回音。大哥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的是:父亲明确交代,谁胆敢和莎朗来往,被他发现,就马上断绝父子关系。打这以后,我才断了念头。我们开店,开到七十多岁,才把店面出租,夫妻俩常常到外地旅游。

“我们没有儿女。我年轻时去医院做检查,结论是输卵管闭塞。丹尼斯不想妻子为此受没完没了的折磨,声明不想要孩子。2001年丹尼斯患了癌症,去世前两年,他替家乡的一个堂侄子办了过继手续,以养子的身份来美,他就是小陈。”

不但我,坐在我附近的团友都听了,莎朗说故事的一个多小时内,几个女士老低头揩眼睛。

“看,我家代代是‘过继’的命!”莎朗慈爱地拍拍小陈的脸,把漫长的回忆结束。

我问:“你父母肯定早已去世,你想不想家,要不要见哥哥?”莎朗重重地点头。“你的两个哥哥愿意和你见面吗?”“不知道。丹尼斯生前常常对我说:尽人事,听天命。愿不愿是他们的事,争取是我的义务。”

“那好。”我没征求莎朗的许可,用手机拨刚才挂断的电话号码。

那头有人马上接起话筒。“哈罗,我是两个小时前给您打电话的中国导游,叫查理。戈登先生,您认识莎朗吗?她也姓戈登……”那头“啊”了一声,随后是漫长的沉默。莎朗迫不及待地贴近我的手机,看我没作声,更急,抢过手机听,“怎么没声音?”莎迫的眉头紧皱,眼神暗淡。“哦,是我的妹妹啊!”那头响起了呜咽声。我听到接电人大声叫“雷蒙,雷蒙,快来!”这么说来,先接听的是大哥麦克。“莎朗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大巴正在93号公路,往利文斯顿方向开。”“哎呀哎呀,妹妹啊!”听出来,两个老头子拥抱在一起。“莎朗要和你们见面,你们愿意吗?”“哎哟,还用说吗?愿意见面愿意见面!”“听清楚了,93号东行,在利文斯顿的第一个出口,有一个雪佛兰加油站,我们四十五分钟以后到达,你们能赶到吗?”“那加油站我们知道,能能!”“好极了,我们的大巴是酒红色的。”

我把和哥哥们商谈的结果一一向莎朗交代。莎朗坐不住了,身体老在扭动。“哦,五十三年,五十三年!”她一个劲地嘟囔。我灵机一动,问:“莎朗,你这中国媳妇,知道中国人成亲,有‘回娘家’的风俗吗?”莎朗耸耸肩,说:“知道一点,可是,和我有关系吗?”“广东人把这礼节叫‘三朝回门’,成亲以后第三天,带上三牲和糍糕,回娘家去。当年,这个仪式没法举行,今天要补课!”“怎么补呀?一点准备都没有!”莎朗紧张地叹气,把小陈惊醒了。

“看我的。”我站立,拿起麦克风,以简练而煽情的语言,把莎朗和中国人丹尼斯的姻缘回顾一遍。其间大伙至少鼓掌十次。莎朗在众人的强烈请求下,一次次起立,向大家挥手,掌声如潮,她鞠躬再三。后座一位老太太,难以按捺满心的感动,从过道缓缓走向莎朗,两双布满皱纹的手紧紧相握,她说:“让我好好看看你,顶呱呱的中国媳妇!”

我要求大家静静,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莎朗即将回娘家,平生第一次。没手信行不行?当然不行,中国人最讲面子。怎么办?“我们凑!”全车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莎朗扶着座位的后背,看大家把行李箱打开,把手袋打开,往外掏东西,难以相信,一个劲地说:“我的天,我的天!”小陈怕她快乐过头,身体出现不适,连忙把瓶装水递过去。

我把车上备用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五分钟以后,我的身边堆上九个满登登的塑料袋。我打开来一一检查,五袋是没有开封的食物:牛肉干,陈皮梅,花生糖,万里望花生,威化饼干,杏仁饼。两袋是加州最出名的水果—名叫“太阳之吻”的橘子和纳波谷葡萄,还有苹果和水蜜桃(这个团不包吃饭,每天三顿都要自己解决,大家行前备足了食物)。还有一个袋子,盛的居然是三对折叠式红灯笼,一副喜联,一沓利是封。太巧了!我把这个袋子打开,让大家都看到:“请问是谁送的?莫非未卜先知?”大伙哗然,都扭头寻找,看是谁干的好事。一位中年女士一边大笑一边站起来,掠掠头发,说:“无巧不成书嘛!我和老公,三个孩子,是从亚利桑那州过来的。昨天逛旧金山唐人街,想到下个月孩子的表哥要结婚,孩子出主意,要送纯中国风的礼物。我就买下这些。刚才想,事分缓急,我先满足莎朗的需要。我们的孩子都赞成。”说完,她请三个孩子站到莎朗面前,说祝贺的话。顿时,巴士上响起热烈的掌声,笑声。

加油站出现在视野中。我对莎朗说:“快到了。”莎朗扑向车窗,小陈搀住她的胳膊。她呜呜地哭。巴士拐进加油站。还没停定,三个人已站到路中央,向前方挥手。两个老头,以及一个陪同的年轻男子。两个老人很不耐烦,老在走动,张望。

车门缓缓打开。两个老人疾步走近,在车前大声叫唤:“莎朗,莎朗,你在哪里?”

巴士里面一片寂静。莎朗迟迟不迈步。太激动,太紧张了。

我连忙拿起麦克风:“团友们,莎朗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给她加油!”

“莎朗,见哥哥!莎朗,见哥哥!”大家有节奏地呼喊,拍掌。莎朗终于挪动,一步步走下。巴士里的团友,提礼物袋的跟随。

莎朗的银发,被家乡的风吹着。小陈挽着她的右胳膊,我站在她的左侧。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背后响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众人唱:“往前走,莫回呀头!”领唱的更来劲:“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在大家“往前走莫回呀头”的歌声中,莎朗和两个哥哥紧紧拥抱。欢呼声涌起。

然后,三人稍稍分开,互相端详,老人们的脸上,淋漓泪水在太阳下闪亮。“马克,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了,不是做梦?”“雷蒙,我的好兄弟,还恨我吗?”“真好,神话一样!你终于回来了!”“知道吗?红脖子爸爸临终老念叨你啊!妈妈说晚了晚了!”“真的?”“不信问雷蒙……”三人重新拥抱,号啕大哭,震天动地。

全车人把他们围在中央。我按了按各人的肩膀,对马克和雷蒙说,这是你们的妹妹第一次回娘家,她照足中国规矩办,带来礼物。说完,几位团友把塑料袋送上去。马克和雷蒙把袋子逐个打开,说:好啊好啊!

在停车场耽搁得太久了,加油站的人嫌我们阻挡前来加油的车,出面干涉。我请大家回到车上去。我扫视人群,连印度裔司机在内,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红的。

在两个哥哥的强烈要求下,莎朗和小陈留下。一来,兄妹三人要去扫父母的墓,莎朗将遵照丹尼斯的遗愿,代他给从来没见过面的岳父母献一束康乃馨。二来,莎朗要圆一个梦—重温童年时光。她的两个哥哥,太太都已去世,孩子远走高飞。两年前,兄弟俩为了互相照应,搬进父母留下的屋子。这次,兄妹三人回到一起长大的地方。

大巴开出加油站,走了老远,从车后镜看,莎朗兄妹三人还在招手。我和莎朗说好,七天后,在相同的时间,一辆也属于“通达”旅行社的大巴将经过这里。我会向带队的导游交代好,让他先和莎朗联系,他负责把她和小陈带回旧金山。

一个星期过去,我问了路过利文斯顿时接走莎朗和小陈的同事。同事纳闷地告诉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莎朗和小陈带了50袋礼物上车,给全车人每人一份。我问她干吗这样客气。她不解释,只微笑着说,是中国人就该得到。”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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