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国民”思想的提出

第二节 尚武思潮的兴起

一、“军国民”思想的提出

近代中国,国势衰弱,有识之士纷纷探求“保国保种”之途,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深入人心,在国民性改造思想提出的同时,有识之士对身体的关注和讨论也渐渐展开。梁启超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这一表述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用“优胜劣败”这种充满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词汇作为立论的大前提,提醒人们直面国族的危机;一是强调了“保国保种”的途径,在于练筋骨、习勇力。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的思想认识中,国家、民族及个体的生存与武术有着紧密的关联。梁启超的观点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如严复就曾说:“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在严复的这一观点中,民力、民智、民德均是新民的重要途径,而民力成了首要因素。

在此时人们开展的关于强权与公理的讨论中,严复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当时的知识界存在“有公理无强权”和“有强权无公理”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不少人表现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支持。人们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该主义的承诺是如何美丽诱人,而是它确实能够解释国人面对来自丛林社会列强威胁时的诸多困惑。作为偏向于公理一面的代表者,严复在《有强权无公理此说信欤》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信奉强权者划清了界限。但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论辩对手的立场和观点予以了回护。他说,“有强权无公理”这一种观点虽然错误,但是当中也包含着一些合理成分,因为有文德的人肯定会有武备,不具备强权而唯独依赖公理的,很难得以生存。“故国不诘戎,民不尚武,虽风俗温良,终归侮夺。”诘戎也好,尚武也罢,在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层面,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以强权对抗强权,从而获得生存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当时诸多知识分子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尽管遭到诸多诟病,但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尚武思潮的兴起正基于此。

在当时关于“尚武”的诸多言论中,蔡锷的《军国民篇》一文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军国民篇》和《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中,他们都将国民体质的文弱与国族的盛衰联系在了一起,在“鼓民力”方面不厌其烦地加以阐释和推动,于是,“尚武”之声不绝于耳。

蔡锷的《军国民篇》,以“奋翮生”为笔名,开始连载于《新民丛报》1902 年第 1期,开篇就描述了一种催人奋进的历史背景。他说,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当中的一部分不愿亡国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奋起,大声呼吁。这些有识之士,有些人主张变法和自强,有些人主张开启民智,有些人就国族命运发出警告,有些人则强调自尊,以鼓舞国民的志气。这些言论显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海内外很多人受其影响,开始对亡国、丧家产生惊惧,感到耻辱。“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骚动,此奋起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这些言论,导致了戊戌变法,导致了人们对于外族凌辱的反抗,影响可谓巨大。显然,蔡锷对时势的把握非常准确,对造成这一时势的社会矛盾也极为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断然指出:“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在他看来,这一时代在危机意识的传递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较为充分,而在培养国力与生气方面却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于是,他明确提出,“军国民主义”正是解决中国“今日之病”的一剂药方,如果不提倡,则国家就会走向灭亡。

发此宏论之后,他开始进行详细的解释。中华民族所存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他说:“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伈伈伣伣,俯首帖耳,呻吟于异族之下,奴颜隶面,恬不为耻。”他认为,“驯良懦弱”导致了汉族的积弱,这在过往的历史中早已存在,他列举了周与西戎、汉与匈奴、晋与五胡,唐与突厥、宋与金辽、明与满等关系,说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异族的践踏史,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说法。他还列举今日中国之于俄、于英、于法、于德、于日本、于意奥、于美利坚,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比中,中华民族的弱点变得更为明显,由此引发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他由此发出感慨:“呜呼!举国皆如嗜鸦片之学究,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一群老弱病残,在“犷悍无前之壮夫”面前,怎能不败?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还引用了日本尾崎行雄的著作《支那处分案》中的观点。该书认为:中国人尚文,但不尚武;好利,但不好战,所以其时中国的屡战屡败,固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中国人的性情。蔡锷所引用的文字,也将矛头对准了国民的战斗力,简而言之,即为“民力”。两相对照,他所提出的“军国民主义”显得切中时弊、师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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