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维吾尔小说形态
从事民间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具体从事民间故事研究的学者，对俄罗斯学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The Morfology of The tale）较为熟悉。形态学本来是生物学中的一门主要分支学科，后来又被语言学界所接纳和采用，逐渐成为现代词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态”通常指的是事物的具体结构形状。形态学可以说关于事物之结构的一门学科。“小说形态学作为文学形态学的一支分支学科，它用诗歌形态学和喜剧形态学一起隶属于文学的体裁一样式形态学层次，其功能在完成对小说这种语言艺术样式的体裁特征的全方位审视。”
我们应该从历史与共时两个角度对维吾尔小说形态加以观察分析，才能得到明确的结论。首先，我们要必须承认维吾尔小说经历迅速进步的历程。西方现代小说对整个维吾尔文学，尤其是维吾尔小说的影响颇大。20世纪以来以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海明威、罗布格里耶、博尔赫斯、马尔库斯、米兰·昆德拉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小说在表达方式、情节结构人物等诸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变革。我们不能用《十日谈》、《堂吉诃德》、《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的研究方法和标准评价并论析《红与黑》、《娜娜》、《包瓦里夫人》、《一生》、《漂亮的朋友》、《复活》、《战争与和平》、《罪与罚》等这些小说作品。因此，维吾尔小说要求研究者必须提高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对理论方法的创新与更新予以重视。
第一节 小说的历史形态
小说的历史形态是一种动态演变过程，呈现出一条从无到有，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发展历程。小说作为叙事学的一种文学样式，其起源与整个叙事文学的起步和形成密切相关。我们在思考：那些叙事文学作品怎样发展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形态？因此，我们需要对小说历史来源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追溯和探讨。
一、维吾尔小说与神话、传说和故事
维吾尔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是维吾尔民间文学最早期的叙事文类。在人类迄今所创造的所有文化格局中，神话处于历史坐标的最顶端。可以说，它是世界叙述文学的开头。维吾尔神话源远流长。神话作为人类早期的一种艺术形式，世界各地都存在。神话是早期原始人类对世界观察与对世界万物一种解释。宇宙的创造、人类的诞生、太阳、月亮、星星、风雨雪雷的出现……是世界各地各族人民的神话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我国各族人民都自己丰富的神话。如我国汉族的《盘古神话》、 《女娲神话》和《哪吒传》、彝族的《查姆》、《栂葛》和《勒俄特依》、白族的《开天辟地》、苗族的《苗族古格》、瑶族的《密洛驼》、壮族的《布洛驼》、侗族的《侗族祖先在哪里》和《祖源歌》，布依族的《辟地撑天》、《二十个太阳》、拉祜族的《牡帕米怕》、纳西族的《创世纪》、藏族的《开天辟地歌》等等，都是比较代表性的神话故事。在维吾尔人借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不少关于世界的起源天体的创造以及人类的诞生的神话。维吾尔族创世神话《女天神造亚当》、图腾神话《灰狼故事》、说明地震现象的《顶地球的公牛》、保佑妇幼平安的《乌马依神话》以及《库里巴克神话》等等，内容涉及到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诞生、自然现象、人类的繁衍、族源图腾崇拜等方方面面。
据研究，在整个叙事文学体裁里，最早的一个就是神话或神话类作品。在神话中，叙述关于世界的起源、苍天的创造以及人类诞生篇幅简短的故事。可以说，人类最早创造的叙述在神话当中体现出来。那么，下面让我们分析维吾尔创世神话《女天神造亚当》来阐释让述的观点。
据说，真主的助予女天神，因为又一次忘记了按时向真主祈祷祝福。真主激起愤怒，把女天神从天堂赶下来。被真主从天上赶下来，独自在地上生活。女天神用泥土捏了一个男人，但泥人没有灵魂，不会讲话，她便祈求真主赐给泥人以灵魂。真主念女天神曾为自己做过不少事情，又已经认错，就满足了她的请求，向泥人吹了口气，于是泥人变成了亚当。女天神，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一个女人，起名夏娃，让她作亚当的妻子。从此地球上有了人。
我们以普洛普的“行为功能”来分析这一神话，可以得出如此的叙述结构：（一）主人公犯错了，女天神忘记了按时向真主祈祷祝福。（二）主人公因过错受到惩罚（主人公女天神被赶出天堂）（三）主人公做好事赎罪（女天神用泥人捏人）（四）主人公认错，得到了主人（神、父亲、国王）的宽纵。（真主原谅女天神）（五）主人的渴望或要求得以实现（真主满足了她的要求，给泥人灵魂，让他变成会讲话的有血有肉的人）现在，我们运用法国结构主义叙述学家格雷马斯（A. J. Greimas）六种行动者，在分析这一神话。他根据人物的功能将他们抽象为六种行动者，这六种行动者都构成三种对立关系，即：主体/客体；发生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
主体——女天神
客体——欢乐
发生着——真主
接受者——人
帮助者——真主 女天神
反对者——真主
为了更好地说明神话具备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基本因素，又运用美国文体学家韩利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法来分析这个神话。
女天神（行动者）又一次（环境）忘记（过程）向真主（受益者）祈祷（目标）。
真主（感觉者）非常（程度）气愤（过程）
真主（行动者）把女神（接受者）从天堂（环境）赶出来（过程）
女天神（行动者）用泥土（环境）捏了（过程）一个男人（目标并受益者）
她（行动者）祈祷（过程）真主（发送者）给泥人（受益者）以灵魂（目的）
真主（发送者）满足于（过程）女天神（受益者）的要求（渴望或目标）
真主（行动者）把泥人（受益者）变成了（过程）人（目标或结构）
女天神（行动者）又用亚当的一支肋骨（环境）创造了（过程）一个女人（受益者）
女天神（发送者）让夏娃（接受者）作（过程）亚当（受益者）的妻子（目的）
地球上（环境）有了（过程）人类（目的）
从上述的几种分析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神话早已拥有鲜明的叙事文学特征。因此，沿着神话的历史发展轨迹，我们将能够同步地探寻到现代小说的形态渊源。从形态学的观点来看，不管情节大或小，不管故事复杂或简单，都属叙事类作品。现代小说只不够是古代神话故事的发展而已。
我们就传说来说，它少一些神圣性，但多了一些世俗，这一方面更接近以反映社会生活或真实生活为基础的小说。这意味着传说的内容更接近了人类社会。我们用实际例子来跟神话对比分析，论述传说的基本叙事特征。关于葡萄酒的来历，维吾尔族民间有这样一段趣味的传说：
在大洪水时期，挪亚乘坐着方舟，有人偷走了一些葡萄籽。挪亚问所有的动物，是否知道谁是那个偷葡萄的嫌疑犯，但是没有一个动物知道，接着挪亚抓住了这个罪犯（魔鬼），魔鬼说他愿意找到葡萄籽但是有一个条件，即允许他种下它们并给它们灌三次水，不然的话他就不交葡萄籽。挪亚知道他得向这最后通牒低头，因此魔鬼种下了葡萄籽，首先用一只狐狸的血灌了它们。然后用一只老虎的血，第三次用一只野猪的血灌了它们。他用葡萄酒，结果是谁喝了葡萄酒，首先变得像狐狸那么聪明，并与以前从未见过的人交上了朋友，接着得像老虎那么凶猛，无所畏惧；然后变得像猪一样，干尽一切肮脏事。挪亚本人为葡萄籽灌了两次水，使葡萄成为了必要的家庭用品，即甜葡萄汁和酸葡萄酒。
读这段传说之后，我们会感觉到其中可信性成分。传说中葡萄、葡萄酒以及葡萄汁都是我们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物品，也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所研制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从叙述语言的特征来看，某些超越现实的人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描写。魔鬼是人类最憎恨的恶神，往往给人民带来灾难，是黑暗的代表，恶势力的象征。挪亚作为拯救人类的救世主，人类的救命恩人，光明的象征。这两个人物属于与宗教相关的故事主人公，具备一种神奇的色彩。采用故事功能理论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
（1）主人公发现了人物。（挪亚发现葡萄籽被偷了，下令下属查清犯罪嫌疑人）
（2）假主人公制造麻烦或障碍（魔鬼偷葡萄籽）
（3）假主人公要求某事或提出条件，（魔鬼向挪亚提出一个条件）
（4）主人公满足他的要求。（魔鬼种了葡萄，以三种动物的血浇灌）
（5）假主人公将带来麻烦。（酿葡萄酒，令人类迷惑，步入歧途，走入犯罪之路）
（6）主人公胜利或成功。（收回了葡萄籽，自己种出来甜蜜蜜的葡萄）
这段传说可以说已形成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叙述结构细节。这种叙述特征更近一步体现小说的故事性色彩。传说具有不同的定义，其正如钟敬文先生提出“一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传说中所叙述的人物、事件、山川草木、生活习俗，再也不是超实现的，它的故事内容虽然也是编出来的，但已不是企图通过幻想的力量去征服和支配自然，也不是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传说创作者认为，他们所叙述的人，尤其英雄人物，是他们的祖先或某一生产技术的发明创作者。传说中的山川草木和习俗已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联系。
民间故事是“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从广义上讲，民间故事就是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容的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是所有民间散文作品的通称，有的地方叫 ‘瞎话’、‘古话’等等。民间故事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的叙事体故事。民间故事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的和合理范围之内。它们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异想天开的成分。”民间故事虽然也有幻想色彩，但它具有更强的现实性。这方面与小说有类此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有曲折生动的情节。神话、传说和故事是民间文学的姊妹体裁，由于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有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在体裁的划分上很难分清它是属于神话、传说还是故事。不管哪一类民间文学作品（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小说的叙事、表现和艺术加工等方面发展提供了便利。世界各族民间故事在我们面前展现着十变万化的生活画面，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民间故事作为“具有某种假想性（或幻想性）又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民间口头作散文品”更加真实地反映着社会生活中的复杂变化。它不是原来生活的照搬，而是通过虚构的方式方法再现社会生活。民间故事的创作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故事中的主人公可以是人、动物、植物和非生命物体，故事中的环境可以是大陆、大海、天空、大地、山脉、江河。维吾尔民间故事在民间口头叙事性散文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现在已搜集到的故事已数百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将会越来越增加。前后新疆文联民协工作人员搜集整理出版了维吾尔民间故事集（15卷）和精选本（5卷）。维吾尔民间故事具有有头有尾而较为完整的叙事模式。民间故事的艺术形式发展变化推动小说文学样式的演变和形成，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进步。我们举例说明吧。维吾尔族民间故事《桑树荫影的故事》就是其中的典型故事：
从前，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吝啬贪婪的色来巴依。他家住在通往巴扎的大路旁边，门前有一颗高大的桑树。桑树的荫影随日月出没而移动；上午他可以遮住一大段道路；下午正好罩住整个院子；晚上月亮上来时，他的荫影正好覆盖了色来巴依的全部屋顶。因此，每当集日，人们到桑树荫影下歇凉时，色来巴依总是跑出来大喊大叫“到你们的树荫下去吧！”直到把人们撵走完事。
有个青年人，十分憎恨巴依的吝啬行为，想整治巴依。他和穷汉们商量，凑足了四百块钱，在一个大热天来到巴依的桑树阴影下。刚躺下来休息时色来巴依怒吼道：“艾，你是往哪里去，停在我这里干什么？”青年人说道：“巴依！这难道不是大伙儿的大路吗？”巴依说：“大路虽然是大伙儿的，可是这桑树荫影是我的呀！”青年人说“我在这里休息一下，你的桑树荫影也不会掉下来呀！”巴依说：“哦，难道你希望它掉下来吗？你知道我这桑树荫影多重贵呀？它的每一片叶子就能值一块银元。”青年人说：“啊哟，照这样说，我现在是坐在你的银元阴影下啦”。巴依说：“是呀，这银元的荫影下，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坐。只要你有钱，那你也可以坐一坐的。”青年人说：“那么你这桑树荫影出卖吗？”于是巴依请来了两个阿訇作证，写下契约花四百银元卖掉了桑树荫影。春去夏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青年人到巴扎上去，或从巴扎回来，总要在大桑树荫影下乘乘凉。又一次他和许多朋友在那里弹着热瓦普，唱着歌，正在非常热闹时，色来巴依跑出来怒吼道：“你们在这里胡吵胡闹些什么？”青年人不在意的说：“桑树的荫影已卖给我们了，现在你只能管得着你那老树干啦。”
有一天，青年人和他的朋友赶着毛驴走进色来巴依家院子。色来巴依气急了，吼道：“哎呀，这像什么话呀？”青年人答道：“对不起，我们的桑树荫影不是跑到你的院子里来了吗？我们只得跟着它进来。”说着就在院子里钉下木桩，栓起毛驴，脱下上衣，躺下来休息。巴依气的无话可说。
有一天恰好是集日，来巴依从城里请了许多朋友到家里做客。客人们见桑树阴影下很凉快，便从客厅里到凉台上，刚坐下，见一群人，赶着毛驴进来。巴依只当没看见，客人很奇怪有一个客人道：“唉，色来巴依，你叫他们把毛驴牵远一点不好吗？难道你还惹不起他们吗？为啥不吭声呢？”年青人和朋友们听了，大笑起来。色来巴依说：“胡大保佑，不管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现在请你们来做客吧！”年青人不理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栓了毛驴脱下上衣，睡起觉来。巴依又说：“不管怎样，饭熟了，你们都来吃饭吧！”年青人说：“吃饭能顶什么呀！我们花了四百块银元买下的桑树荫影，被你们乘凉了，这才是一件大事咧！”朋友们也跟着吵起来。经常吹嘘大方慷慨的色来巴依在客人面前丢了丑，成了整个巴扎上的奇闻。
有一天晚上，巴依正睡觉，被房顶上唱歌，跳舞声惊醒，到院子里往屋顶上一看，年青人和他朋友们在房顶的桑树荫影处弹着琴，唱着歌，聊着闲话玩的正起劲。巴依理亏，一句话也不敢说。回到屋里，老婆孩子埋怨他。巴依越想越害怕。第二天收拾家具用品，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从此，这桑树荫影永远成了大伙的。
这则故事生动曲折，很有讽刺意味。它的情节有点夸张，但巴依的吝啬和虚伪却被揭露无余。
通过阅读这篇故事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叙事过程。
主体——年青人
客体——报仇
发送者——财产
接受者——色来巴依
帮助者——年青人的亲朋好友反对者——巴依
可能故事是古代人对小说的另一种称谓，历史延续下来的讲故事传统对现代意义的小说产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实，维语中的小说“hekaye”具有“故事、童话”之意，平时孩子要求大人讲故事，就说：“hekeye svzleng”（讲小说给我听）。因此，故事是小说另一种的前期形态。
二、维吾尔小说与韵文体文类
维吾尔小说与散文类文类相关的同时，与韵文体文类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对此逐一阐述也是必要的。
1．歌谣与诗歌
在维吾尔族的民间韵文作品中，歌谣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占有十分重量的地位。歌谣，是民间创作和流传的一种形式短小，具有独特韵律的韵文作品。一首四诗行的歌谣表达某种较多的社会生活内容，虽然它的形式短小，但是所在之内的含义极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维吾尔族人民创作了浩如烟海的民歌。如：
没有见过严冬的夜莺，/不知道春天的可贵。
没有遭过艰难的情人，/不知道忠实的可贵。
我愿作你天上的月，/照亮整个大地。
我想做你的碗中茶，/温暖你的双唇。
在第一首情歌中，反映人民群众爱情生活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总结。第二首民歌使用生动而优美的艺术语言和鲜明的比喻手法，抒发了自己内心对情人火热的爱慕之情。诗歌叙述模式与小说截然不同，不过从语言的使用角度看，有某些类此的地方。维吾尔民歌在艺术构造上的这种特点，即用生动、优美、形象的语言，比喻、拟人、借代、夸张和排比等修辞手法最为吸引读者。歌谣表达的方式与艺术结构方面对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在诗歌中，史诗和叙事诗作为唱片叙事诗作，与小说叙述有密切的联系。
史诗作为文化现象，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等各方面的总体得反映。“史诗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叙事长诗。多以古代英雄歌谣为基础，经集体编创而成，反映人类童年时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者神话传说。史诗是人类最早的精神产品，对我们了解早期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史诗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叙事长诗。史诗和古代的神话、传说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是人类最早的叙事文学形式之一。故事叙述的模式有特殊的方式，即口头讲唱或口头演唱小说作为书面传播的文学模式，于史诗不大相同。史诗是属于特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是民间文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种体裁。史诗，特别是英雄史诗所关注的是民族的事业与民族的命运。一部优秀的史诗是一个民族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两千多年来希腊人一直把他们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视为希腊民族至高无上的荣耀。印度人则把他们的史诗《罗摩衍那》、《摩词婆罗多》视为国宝。芬兰人更是把他们的史诗《卡勒瓦拉》视作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国的英雄史诗蕴藏量大，流传面广。其中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以其宏伟的规模，丰富的内容以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来受到世界史诗界高度重视和羡慕。维吾尔族规模较长的英雄史诗《乌古斯汗传》、《古尔奥格里》等流传到至今。维吾尔族史诗产生较早，早期流传民间，进入到作家文学，以文字书面记载逐步得以定型化，如《乌古斯可汗传》（十三、四世纪，在吐鲁番地区被记载），其以散文体的形式保存至今，但是完整而有规模的史诗内容没有文字记录。此类现象推动了口头散文叙事文学的向前发展。维吾尔史诗对小说形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形势方面。史诗作为一种庞大的韵文作品，它的叙事过程极为复杂。如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是由8部构成的，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依》，第三部《塞依特克》，第四部《凯涅尼木》，第五部《赛依特》，第六部《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第七部《索木碧莱克》，第八部《奇格台依》在内的整部史诗。每部史诗均以玛纳斯家族的英雄命名，八部史诗描写玛纳斯及其子孙前赴后继与侵略者及一切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英雄事迹。第一部《玛纳斯》是这部史诗的核心部分，约5万多行，占到整部史诗的近四分之一篇幅。8部《玛纳斯》共约23万余行。这么篇幅宏伟的史诗中叙述方式模式相当丰富多彩。虽然整个史诗运用连贯的叙述方式来描述英雄一生的事迹，但是有些片段的叙述模式不太一样。
史诗的口头表达方式对于传奇故事，以及后来发展形成的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史诗口头演唱或说唱叙述方式对说唱文学的形式打下了基础。我国元明时期形成的“讲史”活动也这个说唱文学的发展。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在讲史故事的基础上产生的。史诗以口头方式传播，在说唱或演唱的前提下不断完善与丰富。后来被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来。虽然史诗的情节很长很多，但是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简单的讲完。这种转换过程对小说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学者巴赫金曾提出：“小说体裁有三个基本来源：史诗，雄辩术，狂欢节。”所有这些，对现代维吾尔小说的型态生成都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2．叙事诗与传奇
叙事诗，也称为叙事长诗，是叙事文学中值得关注的文学样式。民间叙事诗是维吾尔民间文学中的独特的一种文学体裁。“叙事诗是一种诗歌体裁，它用诗的形式刻画人物，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通过写人叙事来抒发情感，与小说戏剧相比，它的情节一般较为简单。这种体裁，用诗的形式和体裁，又有故事、人物等小说的内容，而且情景交融，兼有抒情诗和小说的特点。”小说作为叙述性散文艺术，与以韵文体为主的叙事诗有形式的差异，但与其有故事性和情节性的共同点。维吾尔民间叙事较为发达，散韵相间，甚至一些民间叙事诗有散文较短，散文故事较长，其散文体文本接近于民间故事。民间长诗最早流传在民间，此后进入书面文学，变成了维吾尔文学中的一种优美的体裁。维吾尔民间叙事诗《艾里甫—赛乃姆》、《玉素甫—祖莱哈》和《帕尔哈德—希琳》等都均有散韵相间的两种形式。我们以《塔依尔—佐合拉》为例探讨维吾尔叙事诗文本内涵吧：
国王阿克汗和国王喀拉汗外出狩猎，遇到一只怀胎的羚羊，两人不谋而合地放过了这只羚羊。当他们互相问起缘由时，都言称自己妻子身怀有孕，不忍心伤害这只即将生产的母羚羊。当时，国王阿克汗和喀拉汗约定，如果两个都男孩或两个都女孩，就让他们结为兄弟或姊妹，如果生下一男一女，就让他们日后结为夫妻，并写下婚约文书，盖上金印。后来从两个宫廷传出消息，阿克汗的夫人生下男孩，喀拉汗的王后生下女孩。阿克汗喜出望外，急于回家，坠马而死。喀拉汗丧葬阿克汗后，举行命名仪式，给阿克汗的儿子取名“塔依尔”，他把女孩取名“佐合拉”。塔依尔与佐合拉从小一起读书玩耍，形影不离，长大成人相互倾心爱慕，山盟海誓，欢喜不已。国王喀拉汗看到塔依尔家境衰败，再加上他想把女儿嫁给手下将领喀拉巴图尔，便背信弃义，烧毁了婚约文书。有一天，喀拉巴图尔窥到塔依尔和佐合拉接吻，忍不住向喀拉汗告状。喀拉汗大怒，命令把塔依尔抓过来坐牢。他让木匠们制造一个大木头箱子，然后把塔依尔放在木箱子里，再扔到河里漂走。罗马王的公主们打捞上了箱子。罗马王见塔依尔又聪明又英俊，就看中他。他举行婚礼把小公主苏丹布比恰嫁给他。塔依尔心里一直思念佐合拉，没有跟苏丹布比恰同房。塔依尔经罗马王的允许，跟来自喀拉汗国的商队一起回到家乡。他在花园跟佐合拉见面，这时，一个老太婆看到这个场景，去告诉了喀拉巴图尔。次日，喀拉巴图尔窥见塔依尔和佐合拉确实在花园约会。他又去告诉喀拉汗，喀拉汗立即派兵把塔依尔砍头。佐合拉到塔依尔坟墓祈求真主开塔依尔的坟，坟墓就开裂，佐合拉投入到坟墓之内，坟墓又恢复原形。宫女们发现佐合拉的发辫夹在裂缝中，就去报喀拉汗。喀拉巴图尔听佐合拉殉情，他也拿着刀，刎颈自尽。喀拉汗命令把他安葬于塔依尔和佐合拉中间。塔依尔和佐合拉的坟中长出了两朵玫瑰花，然而喀拉巴图尔的坟中却长出了荆棘。两朵玫瑰在即将缠绕时，总是被荆棘分开。
《塔伊尔—佐合拉》与维吾尔人家喻户晓的民间叙事诗《艾里甫—赛乃姆》一样，以反抗封建婚姻，讴歌自由爱情和婚姻自主，表达了爱情至上的主题思想。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爱情叙事诗，往往成为历代诗人、文人进行创作的传统题材，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回到民间流传开来，循环反复，形成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水乳交融的状况，这是维吾尔文学在继承、创新和发展方面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根据听众兴趣，民间艺人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叙事方式（散文或韵文）来说唱或演唱这些叙事诗。这种口传现象为后来的传奇体裁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传奇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文类。“传奇指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故事。”在公元十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传入到维吾尔统治阶层。之后，随着伊斯兰教传播，阿拉伯—波斯文化冲击维吾尔民间说唱艺术。在维吾尔民间逐步形成一支技艺成熟而讲述艺术较高的故事家队伍，维吾尔民间称为“黑萨奇”（传奇故事讲述者）。他们以有声有色地将伊斯兰圣人的故事讲给人民群众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讲传奇作为特殊的文学现象，在维吾尔民间文学中逐渐形成一种文学传统。除了圣人默罕默德之外，圣人易卜拉欣、圣人玉苏甫、英雄阿力等宗教先知故事、传奇故事是传奇讲述家百讲不厌的传统保留节目。经过他们的讲述和传播，《阿瓦穆斯林传》、《加密西德传》、《鲁斯坦姆传》、《伊斯坎德尔》等阿拉伯—波斯民间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在维吾尔民间得到普及。
在新疆，伊斯兰传奇故事来源于阿拉伯、波斯与《古兰经》。十三世纪，维吾尔文人拉勃胡兹创作了一部传奇经典，书名为《先知传》。这部传奇前部故事都源于犹太人的《圣经·旧约》。后来，这些故事传到阿拉伯民间，一部分成为民间故事；一部分被收入《古兰经》，改编为伊斯兰故事，甚至闻名于世的马其顿帝王亚历山大这等这一历史人物也被描成了伊斯兰英雄。民间故事讲述者（Meddah）往往把这些传奇中的小故事讲给民众听，构成了维吾尔民间最主要的传奇故事来源。如《禁果的故事》（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古尔邦纳麦》（易卜拉欣为安拉祭祀儿子的故事）、《洪水传奇》（挪亚拯救人类的故事）等等。这些传奇故事都富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艺术夸张很强，想象力丰富。据这部作品叙述，原初是世界上没有人类的。英明的真主决定创造继承者，便从泥土中创造人类的祖先亚当，并从亚当的左肋骨创造了他的伴侣夏娃，让他们居住在天堂。刚开始，他们天堂自由自在地生活，尽情享爱新鲜的空气，美丽的大自然。后来，在撒旦（魔鬼）的引诱下违背真主的意志偷吃天堂禁果。于是，真主将他们从天堂赶了出来。亚当和夏娃在地面受了很多苦，通过不断劳动造成了畜物业和农业。以后亚当和夏娃生下了卡毕力、哈毕力等两个儿子和伊克丽玛和旦密玛等两个女儿。这些孩子独身处世，未能繁衍，且养成了傲慢的习性。当哈毕力要与卡毕力同胎生的伊克丽玛许配时，卡毕力发怒了，对哈毕力产生了敌意，并欲将其置于死地。这便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杀人欲望。但卡毕力不知道如何去杀人，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过杀人的先例。但是魔鬼提来一只鸟，用石块砸鸟的头，将其杀死时，卡毕力学会了如何杀人。卡毕力杀死哈毕力，但他的阴谋——娶伊克丽玛为妻并继承其父的哈里发之位——并未得逞，反被神仙讲他游世七层田间后置于死地。后来，亚当的另一个儿子希西问世。他不仅发育相当快，而且生性诚实、温厚，成为人类本性的先祖。希西生一子，名为艾尼瓦什，艾尼瓦什生一子，名为开南，开南生一子，名为米哈伊尔，米哈伊尔生一子，名为伊得利斯，伊得利斯生一子，名为魔塔瓦什利木。魔塔瓦什利木被称为第二个亚当，因为他是赐于人类第二次生命的大救星挪亚的父亲。挪亚的问世，恰好古人类繁衍进程中划时代。因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泛滥成灾，居住极为拥挤，以至人们从某一国土到另一国土去的时候，只能一连成一片的屋顶为道。除了一些荒凉的山脉外，人们再也没有可耕种的土地。再者，人类再不以安详的生活与信仰为本，处处行邪作恶以至引来滔天的洪水，正是在这次洪难中，挪亚奉真主旨意，修造方舟，保护生灵，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三个儿子，即含穆、萨姆和亚菲斯登基皇位。自从他们问世后，世界上出现了种族、国家和各种语言。自那以后曾有乌德、萨丽、易卜拉欣、以实马依、穆萨（摩西）、艾萨（耶稣）、达吾德（戴维）、亚库甫、玉苏甫（约瑟）至到穆罕默德等27位圣人问世。本书叙述了31位圣人的故事，每个圣人的故事构成一段相对独立的传奇故事情节。这本书为民间讲述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传奇故事源泉。维吾尔叙事诗表演与维吾尔传奇表演至今还很活跃。活形态的民间表演活动对维吾尔小说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民间叙事诗不仅在以韵文形式演唱，而且散文故事形式讲述。如《塔伊尔—佐合拉》、《艾里甫—赛乃姆》、《玉苏甫—艾合买提》、《秦铁木耳》和《莱丽—麦吉侬》等，都是以散韵相间的叙述方式在民间得以广为流传的。这一表演传统促进维吾尔小说的诞生与发展。维吾尔小说所形成的整个过程可以大致用这样一个图式来描绘：
韦勒克（Rene Wellek）和沃伦（Warl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提到小说是史诗和戏剧这两种伟大艺术形式的共同后裔。在我们对维吾尔小说形态进行历时考察之时，传奇故事、民间故事、叙事诗和民间说唱等四种艺术样式才成为维吾尔小说。沿着小说历史源头，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由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和叙事诗以及传奇等远古精神文化形态所构成的综合性结构。
第二节 维吾尔小说的共时形态
对于维吾尔小说的历史形态，我们得到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经过现代意义的小说历史演变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维吾尔小说的发展脉络。现在，我们要讨论维吾尔小说的共时形态，也就说人物、情节、环境等构成小说的基本要素，这些因素属于小说艺术结构领域。一个小说写作过程具体包括叙述情节、描述人物、描写大自然与社会环境等三大环节。叙述情节在小说内的主要环节之一。叙事的技巧直接影响读者的兴趣，因此，叙述与叙事的关键问题值得注意。描述与表现也是艺术技巧问题，在整个文学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当然，在小说领域里，其占据着首要的地位。一切现象存在的基本方式是时间和空间，文学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包括在内。小说艺术除了具有文学的基本特征外，还有与其他文学体裁不同独特的特点。
1．叙事与叙述
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存在叙述方式与叙述语言。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家对叙事给予高度重视。“叙事”与“叙述”的内涵并不相同。“叙述”是一种行为，叙述在本质上是“动词的表达与扩展”。法国文论家、文学批评家热夸特对荷马的《奥德赛》进行叙述层面的理论阐述，试图从中透视出小说叙述的规律、叙述方式和结构模式。依他看，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德赛》可以视为“奥德修斯返回故乡依萨卡”这样一个句子的扩展。在此基础上，热夸特进一步划分了叙述中的三种基本因素：时间、方式和声音。时间分析即“叙事”与“叙述”之间的时间关系的分析和方式分析，即叙述表征方式的分析，涉及的是小说与故事（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对作为叙事者的声音的分析则以叙述与小说以及叙事与故事关系为对象。
俄国学者普洛普提出了“功能”（Function）分类的原则。所谓功能，就是对情节的展开具有意义的人物的行动。普洛普归纳出的任务的功能和行动的范围及角色都一定的数目，是从百篇俄罗斯神奇故事中概括出一个基本叙述结构模式，这对于我们理解神话和民间文学的形态和结构显然是有帮助的。有些批评家从“功能”入手，对作品情节、叙述模式和艺术结构加以分析。维吾尔小说拥有几种基本叙述方式：连续叙述方式、倒叙方式与插叙方式等。大部分维吾尔小说都是蚕蛹这些叙述方式写成的。如，阿不都热依木·吾特库尔的《苏醒了的大地》、《足迹》，祖尔东·萨比尔的《探索》、《故乡》、阿不都热合满·喀哈尔的《伊犁风波、阿不都拉·塔里甫的《波浪漩涡》等等，都是用这些叙述方式创作的。无论用哪种叙述方式来叙述故事情节，都以产生极高审美欣赏为目的。在维吾尔文学中，叙事被看作故事，讲述或描述的结果，叙事是则一种讲述描述活动。
2．再现与表现
表现是文人对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的再现。大部分文学批评家往往首先认定文学是对生活的某种再现。“再现”可以指图画般的生动描绘或以象征表现外部客体，也可以指揭示人性的一般普遍特征，或呈现自然界外部客体后面的理想形式。下面较完整地列出诸种再现方式：严格科学地再现自然客体和社会生活（自然主义）、一般地再现自然或激情（古典主义）、从主观角度一般地再现或人的激情（前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再现自然和精神固有的理念形式（德国浪漫主义）、再现超验的理念形式（新柏拉图唯心主义）和再现艺术自己的世界（“为艺术而艺术”）古希腊文论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对再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么说吧，对其有轻松地完成这件事的方法有许多，但最快捷的方法是拿一面镜子旋转，你立刻就能制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植物以及我们则才说道的所有一切，都在镜子里。”
柏拉图使用木匠制床与画匠画床的例子来解释作家再现生活，即文学是作家再现的产物。柏拉图还强调再现生活不是实在的，而是表面的。他们作品“模仿的东西只是外表，不是实在。”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来看，小说家把所看到的与所感受到的东西再现在读者面前。
文艺理论家施莱格尔大体上赞同柏拉图的观点。他说：“总的来说，看不见的世界，神灵的世界以及纯理性的世界，不是很恰当的诗的再现，而自然和人则是诗的本色题材。不过，更高的精神世界可以体现于无处不在的尘世万物。同样，对现时实事的闻接再现是最佳方式。”强调以人能够模仿物质事物，摸不着和看不着的精神现象很难再现出来。他在《古今文学史演讲集》中力图更明确地解释再现问题。文艺理论家柯勒律治对施莱格尔的观点进行一些批判性修改，他说：“如果艺术家仅只摹写自然，那是非常乏味的。如果艺术家仅只从即有的形式出发并且以这种形式为美，那么，他的作品将是非常空洞和不真实的。”他反对形式的死板的摹仿，他说：“谁相信我，你必须掌握本质，掌握自然的本身，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设想自然和人的灵魂之间的关系。”柯勒律治进一步接近艺术的真理，提出本质性再现问题。雪莱在补充他的看法，强调情感的再现。在《诗辩》中，他说：“诗是对最快乐和最善良心灵最美好和最快乐时刻的记录。我们能感觉到思想和感情的飘忽而来，有时与人物或地点有联系，有时仅仅与自己的心境有关，但总是不空而来，无语而去；然而给我们无法言表的崇高和喜悦的感觉。”雪莱指出在文学中情感的重要性，进而确定了主观感受在文学作品的地位。叶芝把再现的认识提高了新台阶，把情感的象征意义体现出来。柯林伍德、华莱士·史蒂文斯都涉及再现概念，肯定想象和情感对作家的所起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左拉、奥尔巴赫、卢卡修、布莱希特、巴尔特等作家、批评家和美学家都论及这个问题。再现注重形象性物体，表现则注重内心情感的描述和心理感受的表达。作为主体的某种情感投射的表现，在再现艺术中，多少都存在。唯其如此，独立地用再现与表现这对范畴来区分不同艺术形态。审美表现对情感内涵的表述，它在再现所有的构型中得到实现与完善。因此，两者相辅相成，有密切的联系。
3．时间与空间
时间与空间在整个文学领域内深深扎过根。在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当中，时间与空间概念比较模糊。很多民间故事中就提到“很久很久以前或从前”“某个乡村或某城堡”，有没有具体的时间与固定地点。随着文学体裁的日益增加。对一些文学样式内已加进了时间与地点因素。小说作为文学家族的新成员，把时间与空间问题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小说时间研究早就起启了。1927年，俄国学者首先发表了《陀斯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时间》为题的论文。继其之后，欧洲学者们纷纷出现。如德国学者米勒1946年在波恩出版了《时间在故事中的意义》一书。1956年英国作家、文艺理论家伊丽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中，涉及了小说的时间问题。除此之外，法国学者米歇尔·布托尔《对小说技巧的探索》，法国作家、哲学家保尔·萨特的论《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巴赫金的《时间的形式与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1973）、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被背板的遗嘱》（1993）等等，这些著作，论文当中广泛论述了时间在文学的涵义和意义。伊丽莎白《小说家的技巧》一文中：“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她以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解释时间与人物在小说的关系。在这部书里，时间对人物起着作用，人物对时间又作出反应。伊丽莎白从小说的微观叙述方面，对小说中的时间安排和人物与时间关系作了一定的阐述。
布托尔所说的时间的间断性现象在小说中更为明显。当作者叙述情节时，用叙述者或人称方式写出来“不久以后……”、“当我重见他的时候……”,“十年后的一个秋天……”等，类似的话语来间断叙述时间。由于现实生活充满这种间断性说话方式，所以作者一般采用这种方法，有意让我们感觉到突变。布托尔通过强调小说的跳跃与间断性的技巧，指在研究这些技巧时，研究文学的时间方面尤为重要。我们在时间中活动、创造与生活，它变成我们生活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原始社会人类没有清楚而具体的时间意识，在季节的变换、日出日落、人和物的生、长、死的过程，无意识中认为一种“神秘”的力量影响着大自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借先进的科技生产力更准确的测试仪器，创建时间测试体系，大大提高了对时间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按时间做计划、办事，安排具体活动。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文学与时间的关系从中可见一斑。生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并不相同。现代西方文学中意识强小说内的时间概念较复杂。在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当中，人物的成长、生活的经历和小说情节的时代背景显得尤为清楚。在心理小说里一分钟或几个小时内的想法、幻想、情感、体会可能写成一篇小说，作品里的时间很模糊。法国作家、哲学家从心理时间入手研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他在文章开头就这样写到：“为什么福克纳要把故事的时间打碎，又把碎片搅乱呢？为什么朝这个小说世界打开的第一扇窗竟是一个白痴的意识呢？读者忍不住要去寻找故事的线索，为自己重建时间顺序。”接着他分析“一种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显然，福克纳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萨特对福克纳小说的时间观给予高度重视，把人物的行动跟这种观点联系起来加以诠释，萨特得出结论，指出这部小说的主题：“人的不幸在于他被时间制约。”“你以为有朝一日不幸会感到厌倦，可是到那时，时间又变成了你的不幸了。”小说中的人物昆丁认为时间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所以他把他自己的手表砸毁。萨特对昆丁的这个动作加以分析，说这一举动具有象征意义，即没有手表使他进入没有钟表的时间。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时间。萨特还说：“这样出现的时间，是现在。这个现在不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乖乖地就为并成为两者的理想界限的那个时间：福克纳的现在本质上是灾难性的；它像贼一样逼近我们的事件，怪异而不可思议……”萨特发现福克纳这部小说中的特殊“时间”，对整个作品进行巧妙地分析。依他解释，小说的各个环节、细节、独白、动作都与时间相关联。没有抓好这个关键词无法解释这篇小说的真正内涵。萨特用抽象感觉入手进一步剖析作品。“我们在每一瞬间都能划一条线表示到此为止。因为现在不过是没有规律的传闻，不过是过去将来时。福克纳看到的世界似乎可以用一个坐在敞篷车里朝后看的人，看到世界似乎可以用一个坐在敞篷车里朝后看的人看到的东西来比拟。”小说中的固定不变的时间激起萨特的灵感。他把小说中的“现在”比喻为一条地下河流，当它重新露出地面时把它也变成过去了。当代小说家普鲁斯特、乔依斯、多斯·帕斯、福克纳、纪德和弗吉尼亚·沃尔夫，都曾经企图以自己的方式割裂时间。他们当中一些人把过去和未来去掉后，剩下的眼前瞬间的纯粹直觉描写出来。意识流小说的时间总是超越现实，甚至有的作家干脆把时间脑袋里除出来，自由散漫地描写自己的感受。
一批维吾尔青年作家模仿西方意识流小说，创作了一些所谓的“探索小说”。他们的意识流小说打破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时空关系，着力写出作者内心感受力的反映，即使描写人物，也尽量淡化人物的外在描写，刻意追求挖掘人物复杂和丰富的内心活动。青年作家侯赛因·塔什在《车间的故事》里以主人公的回忆的方式来描写整个情节。主人公数小时的回忆经历。主人公回忆昨天的事或去年的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一切显得很模糊。库莱西江·吾买尔的《诅咒》中主人公的一系列胡思乱想以艺术加工描写出来的。卡哈尔·尼亚孜在《满雾的星期天》中，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倒叙方式叙述出来，这一不幸的主人公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把幻想与现实和回忆与现实混合在一起，提供了一大堆不连贯的复杂信息。对他来说，时间对他失去了意义，力图把时间忘掉。艾赛提·艾麦提的《飞鞋》、艾尔肯江·艾合买提的《微笑》、帕尔哈提·图尔逊的《死亡的艺术》、库莱西江·吾买尔的《坟鼠》、《模糊的记忆》等，都是属于打破时空界限的意识流小说。在当代维吾尔小说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类小说往往采用连贯的时间顺序的叙述方式叙述故事情节。
因此，时间与空间关系的解决将会对维吾尔小说创作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城市风景、乡村田间、山区农区，都是构成维吾尔小说人物活动空间。俄罗斯学者巴赫金在他的《时间的形式与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结论》一文中具体分析了“道路”、“城堡”、“沙龙”、“门坎”等几个主要的时空类，指出它们的“情节”和造型意义。他把时空关系对文艺的价值重点探讨。巴赫金对文学的时空关系的价值探索包含多层次、多角度的观察。他把时间比喻为一条路加以研究。欧洲的流浪汉小说，游记小说都运用这个“道路”的时间方式。主人公沿着岁月的推移，遇到种种事件，然后整个过程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整个框架。小说主人公在坎坷人生道路上遭遇的经历，根据时间秩序来排列出来。整个小说时间好比一条横线，他在路上遇到的事件横线上的波动。如流浪汉小说的叙述路线为：
流浪汉小说中沿着主人公的人生道路，把他的经历从头到尾叙述出来。这类小说当中很讲究时间的顺序。历史小说作为某个时代的艺术加工的产品，非常关注时代与环境。历史小说家要写部历史小说，将在通过实地考察、搜集文献、查询历史档以及采访历史见证人等一系列程序过程后，才能执笔。为了创作《觉醒大地》（两卷本），维吾尔作家、诗人阿不都热依木·吾特库尔经过十年多的探索，即搜集资料、采访、调查、艺术加工、思考，创作了这部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是维吾尔小说创作的一个成就，占据首要的位置。阿不都热依木·吾特库尔的《足迹》、帕尔哈特·吉浪的《麻合默德·喀什喝里》、赫威尔·铁木尔的《阿布都卡迪尔大毛拉》、艾拜都拉·伊不拉音的《黑夜的闪电》、阿不都热合曼·卡哈尔的《伊犁风波》、艾海提·图尔地的《被遗忘的人们》、阿不都拉·塔里甫的《游涡浪花》等历史小说相继问世。这些作品都出于历史时代的背景，反映了人民的辛酸与欢乐。时空关系对于展示这些历史小说的生活舞台是一个主要点。
总之，时间与空间为小说文本的审美品格提供了基本的背景。文学的时空概念跟物理和数学时间数据概念大不相同。要看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应该从文学的角度入手、加以观察，才能够下正确的定义。要持科学时空态度，对进一步研究小说结构、内涵和意义方面将会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节 小说与其他文学形态
文学大体上分为五大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文学。虽然它们都属于一个家庭的成员，但是都是相对独立的文学体裁。文学形态是由诗歌形态学、小说形态学、散文形态学、戏剧形态学与影视形态学组成的。小说表现方面同这些姐妹艺术样式有密切联系。对她们与小说的关系的研究要了解与认识小说形态有一定的意义。
1．小说与诗歌
小说与诗歌同属语言艺术，彼此之间的关系显得十分密切。诗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在人类劳动生产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集体劳动时，为了协调动作，减轻疲劳，提高生产效率，人类同声叫着同样重复而有节奏的词语。这些词语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诗歌。诗歌在人类文化当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人类最大文化遗产之一的史诗也是诗歌最宏伟的组成部分。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启发了历代作家，教他们怎么创作优秀文学作品。世界各族人民的叙事诗也属于诗歌的灵活的艺术样式，是各国各族人民的文学宝藏。
众所周知，具有几个世纪悠久历史的维吾尔文学，主要是诗歌的文学。诗歌的成就，就是文学的成就。它是在诗歌创作的一贯传统中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唯一的一种文学形式。维吾尔族的古代文学史，实际上是诗歌的历史，是诗歌创作不断完善的历史，是集体崇向诗歌的历史。我们不能不被诗歌在我们民族中的这种神圣的地位以及文人和读者对诗歌的信念所感动。诗歌几乎是维吾尔族人民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族历代优秀诗人的诗作曾被用来作为朗诵的对象。以诗歌民族著称的维吾尔族人民，就是通过自己对诗歌的这种强烈的兴趣和信念，把诗歌推崇和延续到今天。在维吾尔族文学以诗歌为主的前提条件下得以发展，对于诗歌来讲，其实维吾尔小说在很短的时期内形成了气候。可以说，维吾尔诗歌对维吾尔小说的形成产生的影响相当大。很多维吾尔作家的文学生涯是以作诗起步的。比如说，著名维吾尔作家阿不都热依木·吾特库尔的初期创作都以诗著称。先后出版了四部诗集，它的叙事诗《喀什喝尔之夜》被自治区文联评为优秀作品并获奖。图尔迪·萨木萨克也是维吾尔文学中比较有名的作家。他的诗作跟他的小说一样，是民众普遍欢迎的。作家阿不都热合曼·卡哈尔、卡哈尔·吉利力、艾海提·图尔迪都同时创作诗与小说的多功能的文学家。在维吾尔文学史上，这种类此的例子很多。
其实，许多优秀小说里有富于诗味的描写情感的片段。小说像一幅图画让读者观赏，像一部电影生动而活态地浮现在读者眼前。对小说家来说，重要的是逼真的描绘和深刻的剖析。小说家为了人物提供活动场所或为展示主人公的各种表演似得表情，在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的象征化的景物描写。对景物的细腻的表现，生动地再现，给小说增添了一些绘画美和音乐美，好比读一首诗的感觉。每个民族语言都或多或少的节奏感。它对小说的语言结构带来新鲜的选择。为了突出小说中的情感，小说家大量采用拖长语调，加强音响的多种做法。一般，诗很讲究旋律、韵律以及节奏感等因素，当作家运用自由抒情方式表达情感时，小说同样也获得了这种节奏感和美感。小说的人物心理描写里有不少的诗化表现。司汤达、夏洛特、狄更斯、福楼拜、莫泊桑、托尔斯泰、陀妥斯那夫斯基都善于心理描写，他们准确而细腻地捉住了人物的每一缕思绪，细致而全面地描写了主人公隐蔽的内心世界。当代小说更加重视人物心理描述，主张揭露人物主观意识。当代维吾尔文学当中，所谓的“探索小说”不讲究故事性，不再把情节作为小说的要素，主张描写作者的内心感受，描写作者主观意向。情和理是艺术基本特性的两个侧面。很多世界名著之所以获得如此的成功，是因为把情和理巧妙地相结合的结果。艺术作品的情感动人，产生艺术感染便使读者产生美感，作品中以哲理人生内涵教育人，让读者反思人生。
小说的诗化现象说明小说家特别注意情感的功能，是对小说表现方式方面的一种探索。这样的发展趋势打破了传统小说标准的局限性，为作家的想象力与艺术构思提供了良好发展空间和想象创作余地。世界上有一种小说，有比较细致地描绘人物性格，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它是用诗的语言描写的，能抒发更强烈的感情，而描写又往往不如小说细致具体，这就是诗体小说，拜伦的《唐璜》、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尼金》就是著名的诗体小说。
2．小说与戏剧
戏剧是由人物、情节与环境等三大要素构成，从这一方面来讲，它与小说的关系显得比诗歌的关系更为密切。小说与戏剧尽管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但二者的关系也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疏远。戏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在我国是话剧、歌剧、戏曲的总称，也常专指话剧。在西方，戏剧即指话剧。戏剧都有剧本，这是戏剧的文学因素，它还要有演员演出，还要有舞台装置，歌剧和戏曲还有音乐和舞蹈。戏剧都有矛盾冲突，通过矛盾冲突来展开故事情节，推动剧情的发展，刻画人物，以便反映现实。冲突是故事发展的前提。传统小说以故事为主，往往把矛盾冲突放于首要的位置。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把《悲剧》看成“行动的模仿”, “行动在剧中是通过情节或布局来再现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在戏剧中行动极为重要，一个完整的情节由一系列行动构成的。可以说，情节是悲剧的要素之一，情节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悲剧是以英雄人物的失败而告终，因此，英雄人物与敌对势力的激烈的斗争推动剧情的发展。
小说沿着主人公的经历不断发展。人物性格在各种冲突之中得以表现并完善。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通过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向上爬而遭到悲剧结局的故事，再现了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外省锯木工场老板的儿子于连野心勃勃，想做拿破仑式的人物。可是，现实不允许一个平民爬上将军宝座，于连企图通过教会的道路飞黄腾达。由于他熟悉拉丁文，被市长德·瑞那聘请为家庭教师。不久与市长夫人发生暧昧关系，事情败露后被迫转入贝尚松神学院学习。后来，由彼拉神父介绍，于连到巴黎给极端保皇党人德·拉·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很快得到侯爵的信任和重用，赢得了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爱情，侯爵只好替他捏造贵族封号，赠给他金钱，领地和军衔。这时，教士诱骗德·瑞那夫人写信，揭发了于连和她以前的关系，于连的图谋毁于一旦，盛怒之下，开枪击伤德·瑞那夫人，因而被判处死刑。司汤达以精确细致的心理描写主人公于连的性格特征，表现了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巴尔扎克小说里情节冲突十分明显。他的《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和中、短篇在内的共九十六部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国社会的种种人生矛盾。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通过曲折离奇的复仇故事线路，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冲突。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双城记》，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悬崖》、《奥勃洛摩夫》、图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父与子》、陀恩妥那夫斯基的《罪与罚》、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小仲马的《茶花女》、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法国作家左拉的《小酒店》、《萌芽》、英国作家哈克夸斯的《城市姑娘》、契科夫的《套子中人》、《宝贝儿》、《万卡》、《第六病房》、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矛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巴金的《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姚雪垠的《李自成》、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刘心武的《班主任》……等，都是富于戏剧性冲突的优秀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以尖锐的冲突（不管这些冲突大小或重轻），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与丰富。
当代维吾尔小说里戏剧性冲突也显得尤为重要。作家柯尤木·吐尔地的《战斗的年代》通过恶与善、真与假、美与丑的之间的冲突，再现了新疆解放前期的阶级斗争。作家祖尔东·萨比尔的长篇小说《探索》通过一个青年维吾尔知识分子艾拉在学术生涯中的坚持不懈的探索，描写了“文革”前后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小说主人公艾拉在人生道路上总是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选择理想，为了实现人生理想，受了不少苦酸，遭到了残酷的社会现实的阻碍。为了理想，他放弃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牺牲了青春，最终被劳改、坐牢，但是他始终在学术理想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对他的所付出的代价都不在乎。作家买买提明·吾守尔的《这不是梦》、《疯子》、《胡子风波》等小说，都以社会生活的小片段，即生活的小冲突，反映了当代生活的新趋势和新冲突。当代维吾尔新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越来越淡化，因此戏剧性冲突不怎么明显了。其实，在意识流小说中，小说家将小说的审美焦距标准定位在人物不平静的内心层面上时，小说的戏剧因素无疑也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度。在维吾尔探索小说里描写主人公的矛盾心理状态；希望与绝望、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勤劳与懒惰、兴奋与悲伤、爱与恨、美满与空虚等冲突都在小说中得到表现。这无疑是一出超出了舞台比例的心灵深处的戏剧。
小说与戏剧除了情节冲突的因素以外，审美指向的一致性，观众看完一出戏后，凭着直觉（听觉、视觉）便对作品产生某种体会，但这种体会，观众看完一出戏后，凭着直觉（听觉、视觉）便对作品产生某种体会，但这种体会阅读剧本而产生的感受不大一样。同样道理，要阅读一部小说，通过一段时间阅读中的想象，反思才得到享受。小说与戏剧作为文学的再现艺术，适应人们的审美活动。二者从艺术的角度观察生活与反映生活，使观众与读者感觉到现实社会的风貌状态。人的动机系统中的好奇心引导人们观看戏剧，阅读小说，他们不知不觉地参与艺术审美活动。对话是喜剧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独白加以补充。小说也广泛地运用对话与独白的表达方式，促进故事情节的深化。小说以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达到推动情节发展的目的。二者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话的戏剧性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内心的揭示。
3．小说与影视文学
电影电视艺术作为一门年轻的综合性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极为深刻。时至今日，它不仅在空间上大举侵吞了原本由戏剧所独占的演出场所，而且在时间上吞食着小说的阵地，使大批文学读者弃文从影。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电影？电影是把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艺术表现手段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艺术。根据一定的艺术构思，用电影摄影机将人物、场景或其他物体的运动过程拍摄在条状胶片上，然后把摄有各种镜头和画面的胶片加以组接处理，制成可放映的影片。“电影具有强烈的具体性和写实性，它主要是以诉诸视觉的动的画面组合能力而逼真地再现生活的图景”。“电影文学剧本，是适应故事片拍摄需要产生的一种必须实行文学形式，它兼有小说，戏剧和散文的特征。”因为小说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和动作性，很多著名电影是以小说为蓝本制作的。如目前国内外影响很深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呼啸山庄》、《基督教伯爵》、《茶花女》、《巴黎圣母院》、《双城记》、《复活》、《安娜·卡列琳娜》和《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小说名著改编成电影剧本，拍成电影，更加扩大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力。
电视剧是随着电视的问世而出现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造性地吸取了戏剧、电影、广播的长处，利用现代化录像摄像技术制作，通过电视台播出，是综合性的视听艺术。影视艺术在表演与再现方式方面，与小说有明显的差异。小说是供大家阅读的，凭感觉、直觉来取得艺术欣赏的文字样式。影视艺术通过图像、声音、色彩，供观众收看的现代技术。电影电视的表演艺术是一种独特的表演艺术。电影电视的表演同是创造角色的艺术，都是用演员的形体、声音、思想感情为材料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为讲故事的人提供底稿、为故事家的表演活动了才来哦。但是小说本身不是表演特点。
电影电视文学剧本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电影电视剧本要求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曲折有趣的故事情节，但这一切都要适应电影艺术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手段。由于电影电视是视觉艺术，以直观的视觉形象表现生活，所以剧本的描写要具有可见性，描写的内容应能够构成生动的图画，人物刻画应尽量避免过多的对话、冗长的独白，主要靠个性化的神态、动作。小说的故事情情节结构与电影电视很接近。电影电视剧本既可以直接创作，也可以根据其他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改编。如《牧马人》（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简·爱》、《巴黎的秘密》、《罗宾逊漂流记》、《格列夫游记》、《悲惨的世界》等很多世界名著改编拍电影。电视剧本不少来自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我国四大经典小说都改编制作电视连续剧，在影视艺术创作上获得成功。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说明小说与电影艺术的有机融合。俄罗斯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制成电视连续剧受到观众的好评。
维吾尔作家买买提明·吾守尔的《疯子》、《手鼓》、《菱角杯》、《这不是梦》等数篇小说连续拍成电影放映，在维吾尔人民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维吾尔作家赛福鼎·艾则孜的小说《阿曼尼莎汗》、作家何威尔·铁木尔的《毛拉再丁的故事》被改编制作电影之后，在维吾尔民众内获得成功。
总之，无论从电影文本对故事的依赖性，还是从电影语言作为一种叙述行为的符号学构成上，我们都能看到小说的幽灵。梅茨（Christian Metz, 1932～1993）1973谢了一部著作《电影与语言》，他通过对电影和语言的比较分析，阐述了他的“电影符号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更多地受到罗兰·巴特《文本的快感》、《S/Z》和克莉斯特娃《诗歌语言的革命》的影响。在早期著作《电影：语言或语言系统》（1964）里，梅茨就反对在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意义上将电影定义为一个封闭、抽象的语言系统的观点，而把它理解为一个开放的、由多种符号系统组成的语言合成体。《电影与语言》把作为符号学研究对象的电影视为“话语方式”或“文本”，并借用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的话：“这种话语方式或文本，无论是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或混合的，都负载着某种意义。”电影语言既使用电影学的代码（如特写，蒙太奇，摄影角度，剪接技巧等等），又运用非语言学代码（如光和声的手段、场景和布景），也依靠语言学的代码（如独白和对话、画外音、字幕）。梅茨借鉴了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提出的三个概念：“语言”、“风格”和“文本”。通过使用一定的代码手段，一部影片获得了它的存在形态与意义潜能。但同时这些代码又折解着文本的存在形态，消解着它所做出的意义承诺。因此，电影文本像文学文本一样是一个意义结构——意义解构的运动过程，一个蕴含着不可穷尽的意义潜能的、开放的结构，它包含多种意义可能性。允许各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和意义理解。梅茨认为，像文学作品一样，电影作品之间也存在着“互文性”关系。梅茨提出电影文本的“阅读方式”与小说不一样，但是人对故事情节进展的好奇心电影与小说都相同。小说为电影提供了不少优秀的故事情节，推动电影艺术的发展，促进它的丰富与完善。虽然一些时间诶名著改编制作的电影、电视剧显得很成功，但是一些人反对把小说改编制作成电影。很多名著被拍成电影后，达不到原著的艺术水平。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在他的著作《电影的本性》中，提出“电影是一种实体的美学，而不是一种形式的美学。”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形态，对静态的小说结构产生了很大冲击。
总之，电影与小说都是相关的形态差异的艺术样式，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电影无法再现的细腻的描写在小说中得到补充，小说不能具体化、实体化和行动化的描述在电影中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尽管两种文本的具体效果不尽一致，但叙述的美学框架基本相同。为了巩固电影在艺术王国里的地位，它仍然依赖小说这位传统艺术的帮忙和支持。
4．小说与其意识形态
文学属于上层建筑的学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同样属于意识形态。而作为意识形态，小说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质。小说与政治、哲学、宗教、道德的关系带着普遍的关系，而小说的特殊性质在于它是审美意识形态。
（1）小说与政治
政治是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小说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样式，不能不描写社会政治生活。俄国文艺评论家日丹诺夫说：“苏维埃文学史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在阶级斗争的时代，没有也不会有一种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没有倾向性的所谓非政治的文学。”他的这种说法虽然绝对化倾向较重，但是总能说明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我们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揭示了复杂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秘密，指出了种种社会现象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文学与政治同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文学与政治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反过来文学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作为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最主要而集中的意识形态，其中介作用最为突出。一定的经济通过政治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这些文化艺术，反过来又通过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促成其巩固与健全。懂得了政治的中介作用，我们便可以经过政治与小说的关系考察二者相互作用和影响。政治不仅是指政治观点、政治主张等意识形态的东西，更主要的是指国家、政党、法律、军队等具体组织和系统。
统治对小说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小说发展的根源虽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基础，但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权力，以及统治者制定的方针、政策，更是直接影响和制约小说发展的因素。在“文革”期间，“四人帮”疯狂地采取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使文艺界包括小说界变得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政治运动、政治变化在小说家心中留着深刻的烙印。在我国文坛上，80年代掀起的文学运动是一场对政治生活的反省活动。在我国文学上，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开端的“伤痕文学”就是小说对“文革”这个特定时期政治运动的反映。维吾尔作家祖尔东的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探索》、努尔买买提·托乎提的《五棵树》、加拉利丁·白克拉木的《混浊的泉水》、艾海提·吐尔迪的《园丁》、柯尤木·图尔地的《花园的人们》和卡哈尔·吉利力的《原谅》等小说作品，描绘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民生活，揭露了“四人帮”的种种罪恶。在每个人具体的生活内容中，政治因素势必相应地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对于这种对象，诗歌所以相对地加以淡化，其内向性特征决定了它所需要以人的心理情感为主的表现内容。因此，诗能够相对淡化政治内容和政治理念，但小说却不能。（当然不能排除一些政治革命内容的诗作）政治思想对小说文本的影响尤为突出。小说文本内涵，首先不能脱离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认识，而这种感受和认识又必定会受到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的制约和约束。在作品中歌40颂什么、同情什么、厌恶什么、反对什么都同作家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我们拿维吾尔作家铁依甫江·艾力耶夫（1930～1988）的文学创作说明我们的观点。1962年，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撤回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专家技术人员，在我国新疆地区边疆扰乱，组织边境居民逃亡苏联（如“塔城事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铁依甫江充满激情地创作了《祖国颂》，对祖国及其建设表达了坚决的承诺和深厚的感情。再如法国作家雨果政治观点的矛盾和变化，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还在青年时代，雨果受到父母保君主义的影响，拥护波旁王朝、写诗辱骂拿破仑是“蹂躏的暴君”。1824年查理十世上台后，反动统治更加独裁和专制。于是雨果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的转变，尤其是1830年七月革命的爆发，他反封建、追求自由的思想日渐成熟，从而写下了许多浪漫主义作品，如剧本《欧那尼》、小说《巴黎圣母院》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雨果便又对现存的政权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拥护君主立宪。直到1848年巴黎的无产者在二月革命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口号以后，雨果才坚定地站到共和的立场上来。1851年路易·拿破仑称帝，雨果不得不流亡国外达十九年。在流亡期间，雨果毫不妥协地坚持反对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他创作了《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等世界名著。由此可见，雨果一生创作思想同他的政治态度和观点密切相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布礼》和《蝴蝶》等等国内外不少优秀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涉及到政治生活。
总之，小说与政治总是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一部优秀的小说，本着对艺术真实的追求而在客观上体现出一种政治立场和一定的政治倾向，这不仅不会损害它的艺术价值，而且肯定会使它显得更加伟大。小说不能脱离政治，政治也不等于小说。两者作为上层建筑的两个部门，相互影响，并进而影响经济基础。这就是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2）小说与宗教
文学与宗教都属于上层建筑。作为文学主要分支的小说与宗教虽然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二者发生密切关系。小说的前身体裁——神话与宗教的关系很密切。在小说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维吾尔很多神话与萨满教、摩尼教、祆教、景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有密切的联系。高昌汗国时期，被译成的不少佛教故事具备小说的基本要素。晚唐时期有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县）回鹘人僧古萨里把玄奘法师译成汉文的《金光明经》译成回鹘文。其中，关于《舍身伺饿虎》的故事，译文远较汉文细腻生动。故事基本情节说：
从前有位富裕的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大王子叫摩诃波罗，二王子叫摩诃提婆，小王子叫摩诃萨埵。一天三位王子随父出城沿河游玩，后离开父王深入密林。三位王子在密林中发现一母虎产仔已七天，由于饥饿即将死亡。三位王子知道母虎需吃动物才能得救，而周围只有他们三个人是活的，只好无奈地离去。小王子摩诃萨埵悲悯母虎与虎仔的遭遇，遂决心返回以身饲虎。他脱衣躺在饿虎边，母虎却无力吃人。小王子就以竹枝刺破身体滴血饲虎，饿虎舔食人血气力增加，遂将小王子吃掉。大王子、二王子发现小王子舍身饲虎，返回报知国王与王后。他们在极度悲痛中埋葬了小王子的尸骨。
僧古萨里对其所译内容有增加了故事细节，如三位王子进入了密林后的恐惧感、小王子饲虎前的内心自我辩论、被虎吃掉后大自然暴风、恶浪、天空昏暗、大地震荡，似为小王子哀悼，顷刻间大自然又变得风光明媚、一片芳香，似在赞美小王子的德行。就在小王子饲虎的同时，王后梦到三只鸽子被鹰袭击，一只被鹰抓去，醒来已预知不妙。当确知小王子死亡消息后，夫妇唱出了哀悼的哭丧歌。这些曲折情节、心理描写、环境点染都不是原文中现有的。小说的成分在此故事得以广泛表现。
宗教要利用文学来扩大它的影响，西方文学史上有过专门为宗教宣传服务的神教文学。如《圣经·旧约》和《古兰经》都拥有一系列令人陶醉的故事。随着宗教的传播，这些宗教经典成为最畅销的作品。这些经典对于作家思想影响之深之广是无法估量的。其中一些人物和故事，还成为许多作家进行创作的题材来源。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宗教文学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典范，如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托马斯·曼《约瑟及其兄弟们》、意大利文人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等，都是取材于宗教题材的。在维吾尔文学上，《先知传》作为维吾尔人第一部传奇小说，就是以宗教人物为主题而创作的。小说共72章，前64章叙述的故事源于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其余的8章，是专门叙述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形象。作品对世界的由来、人类的创造、人类社会的产生、国家的产生以及当时的拜火教、犹太教、基督教、后来产生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帝国、帝国的统治者穆罕默德和他的四个圣徒及其统治的结束乃至奥玛维统治时期，都以神话手段和形象予以详细的描述。《先知传》描述了亚当、夏娃、希西、安妮瓦什、米哈伊尔、依得利斯、伊斯玛义、伊卜拉幸、诺亚、乌得、摩西、达斯、耶稣、穆罕默德等31位圣人的情况。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有浓重的伊斯兰传奇色彩。
在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作家以反对教会独裁主义为内容的作品层出不穷。文学与宗教之间这种互相影响、互相斗争的过程，构成了西方文学中颇具特色的一个亮点。薄伽丘的《十日谈》揭露和鞭策了天主教僧侣卑鄙无耻和淫秽劣迹丑行。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描述主人公卡冈都怎样接受人文主义，摆脱了经院教育的影响而由呆子成为聪明人的过程，讽刺了教会的愚蠢和可恶。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形象地告诉世人，教会僧人像地狱中的魔鬼一样折磨百姓。狄德罗的《定名论者雅克与他的主人》中有一位道貌岸然的修道院长，整日不择手段地诱骗妇女干尽坏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罗德也是一个虚伪狠毒的坏蛋，他贪恋美丽的吉普赛姑娘爱斯梅拉达，追求不成便勾结法庭以妖术害人罪将她与其母亲一起判处死刑。夏洛蒂·勃朗特在她的自传性小说《简·爱》中，通过简·爱在教会孤儿院里的悲惨遭遇以及她的所见所闻，控诉了以布鲁哈斯为代表的教会神父是真正残害孤儿的侩子手。爱尔兰著名女作家艾捷尔·优尼契的名著《牛虻》，同样借助于男主角亚瑟的悲惨结局，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残暴。《圣经》和西方文学，包括小说的关系是说不尽的，因此，“有人说，一部《圣经》就是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的 ‘巨大的密码’”弥尔顿、但丁、莎士比亚、班扬、德莱顿、康拉德、哈代、乔伊斯、劳伦斯、福楼拜、雨果、希勒、托马斯·曼、歌德等等，许多西方著名作家都创作过一些以宗教内容为题材的小说。
佛教和中国古代演义、传奇以及小说之间相互影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佛教给我国古代文学输入了新内容和新形式。宗教思想也借着文学的形式得以传播发扬。不少宗教故事在民间中流传、变异，后来为作家提供了素材。
维吾尔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很密切。在历史上，维吾尔人信奉过多种宗教，除属于原始宗教的萨满教留下长期影响之外，维吾尔族还曾接受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宗教思想总是得到表述。优素福·哈斯·阿吉甫的《福乐智慧》、艾合买提·玉克乃克的《真理的入门》、拉勃胡改的《先知传》、纳瓦依的《莱丽与麦吉侬》、阿布都拉·阿皮孜的《玉苏甫与祖莱哈》等文学作品描述宗教故事，其宗教内容尤为突出。
总之，维吾尔小说家在这样宗教色彩很浓的环境中长大，宗教对个人经历的渗透也很深厚。因为他们亲自看见并参加一些宗教仪式与宗教活动，一方面得到亲身体会，另一方面脑子里无意识地形成一定的宗教思想和观念。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自然而然体现出这种宗教精神思想。因此，我们要观察与分析维吾尔学小说创作不能脱离宗教学的考证，否则无法推出一个科学而实际的理论判断。
（3）小说与哲学
小说与哲学都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哲学作为为我们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科，是我们对于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根本观点，是一种用抽象概念来表现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其他文体一样拥有文学的普遍规律，即人们对于社会生活和自己审美体验的形象化的表现。一个是重理性思考，另一个是重感性想象。但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两者不可避免地具有共同性。它们的基础和来源都是社会物质生活，从事这些活动的对象都是现实社会的人。当他们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作者自身的主观世界的时候，又必然相互补充、相互渗透。
小说与哲学相互联系的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是哲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的结合。哲学家利用文学形式来表达他的哲学理论。文学家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某种哲学思想。突厥思想家、哲学家艾卜·奈斯尔·法拉比（870 ～950）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他在《学科分类》、《论道德城居民之观点》等论著中，采用了插诗、故事、寓言等文学体裁，对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11世纪维吾尔杰出诗人、思想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1019/20～1085）代表作——哲理长诗《福乐智慧》是个文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最说明问题的例子。全诗通过“日出”、“月圆”、“贤明”、“觉醒”等四个人物，从他们的相识、共事、辩论、亡故探讨了人们关注的人生问题、价值观以及处事问题。作品的中心议题是安邦治国，围绕着这一中心问题使人展开了有关安邦治国的各个方面的论述。维吾尔文人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也是一部能反映哲学思想的优秀文学作品。维吾尔文学中，艾合买提·亚萨维、纳瓦依、鲁特菲、凯莱达尔、哈拉巴提、尼扎里等等，不少文人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不仅哲学家对文人产生影响，而且文人也对哲学家产生影响。华兹华斯和梅瑞狄斯对英国哲学家撒缪尔·亚历山大的影响，古希腊悲剧家对黑格尔的影响都是有利的例证。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是说明文学与哲学互相密切而复杂关系的一个好例子。让—保罗·萨特，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萨特从事文学创作，写过诗、小说、戏剧，还从事哲学研究。《恶心》（Nausea, 1938年，中篇小说）《墙》（The Wall, 1939年，短篇小说）《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 1943年，哲学）《反犹分子》（Anti-Semite and Jew, 1943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亦译为“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 1946年，哲学）《自由之路》（The Roads to Freedom，长篇小说）《苍蝇》（剧本1955年）
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思潮变换和演变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演变的根源，除了经济、政治等社会历史原因之外，就其思想根源，无不与同时代的哲学思想有关。17世纪古典主义的兴起，与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有关。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的兴起，与康德等人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有关。19世纪现实主义的盛行，是在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19世纪下半期出现的自然主义，是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层出不穷，它们又与形形色色的反理性主义的现代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拉辛和莫里矣的戏剧、雨果的浪漫主义小说、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尔的现实主义小说，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作品，萨特、瓦莱里、爱伦·坡、卡夫拉、乔伊斯、伍尔吉尼亚、叶芝、T·艾略特、普鲁斯特的现代主义作品都不同程度反映人生哲学思想。
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在西方一直是所争论的热点问题。从柏拉图到尼采的整个欧洲文论史之中，在海德格尔、萨特和阿尔多诸等人的著作中也均有论述。小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体现方式，与哲学往往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运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创作的长篇小说《萌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证主义哲学观的具体表现。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通过主人公桑提亚哥捕鱼故事，来表现他的人生哲学观点。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深刻地挖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观。
总之，研究小说与哲学的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5．小说与审美意识形态
小说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历时形态、共时形态等）的性质是其普遍性质，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文学的审美形态性质才是其特殊性质所在。这种普遍性质总是被包含在特殊性质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质显现出来。因此，文学（包括小说、诗、散文、戏剧）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非常重要。
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可以从目的、方式和态度三方面加以理解。从目的看，审美是无功利的。从方式看，审美是感性意象—直觉的。从态度看，审美是评价的。但是，这里的审美却又是始终与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参透在一起的，或相互融合，或相互冲突。审美的无功利、意象——直觉和评价性质，往往遭遇来自意识形态的功利、概念—推理和认识等性质的挑战或抵御。因此，所谓审美意识形态，就必然是审美与意识形态这种双重性质的复杂组合形式。
（1）无功利与功利
小说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从目的来看，它既是无功利的，也是功利的。小说作为审美，往往是无功利的，即无论作家或读者都没有直接的实际目的。小说的这种无功利性集中体现在小说家的创作活动和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也需要保持无功利目的才能进入文学的审美世界。但是，小说的这种无功利性背后又总是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功利考虑，比如思想传输、作者名声以及市场盈利。功利，就是实际目的，即与现实利害关系的考虑。作为小说家与读者的社会性交流活动，小说虽然与直接的功利目的无关，但间接地仍旧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这就是说，功利性是深深地隐伏于无功利性内部的。小说的无功利是直接的，功利是间接的。而直接的无功利总是实现间接的功利的手段。
（2）意象——直觉与概念——推理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性质也表现在，文学既是意象——直觉的。意象是小说的特有存在的形态。直觉是人们观察事物的第一感觉，概念是在直觉基础上产生的观念。
（3）评价与认识
小说的审美意识形态有双重性功能，既是评价的，也是认识的。读者作为欣赏者，对小说内容加以认识和评价。小说决定了一部小说总是具有内在的审美品格，表现相应的审美形态。其一、小说的诗味。诗味是评价诗作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小说的诗味也是评价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标准。在一个作品阅读时，有没有诗味是很重要的，是衡量作品艺术水平高低或大小的标准。其二、小说的语言。文学语言的形象性、情感性、优美性等审美特点最能体现文学语言的魅力。小说的语言是能够体现作家写作风格的关键环节。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对语言的要求很高。其三、小说的讽刺。维吾尔小说的讽刺的特征尤为突出。也许，阿凡提、毛拉再丁、赛来恰坎等机智人物对维吾尔小说家的影响够深刻的。买买提明·吾守尔的《疯子》、《镶金牙的狗》是和《猪之节日》等系列小说具有较强的幽默讽刺特征，体现小说的讽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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