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梦苕庵”寓所授课
——纪念钱仲联先生百年诞辰
我自1996年考入钱师门下追随其杖履，有幸在呈现20世纪国学研究顶峰风光的“梦苕庵”寓所听先生讲授博士课程。在我的印象中，88岁的先生身体非常健朗，记忆力仍惊人的清晰，思维之敏捷也超乎想象。也许先生意识到我们这一届是他的晚年入室弟子，上课时总想讲得更多些，让薪火再一次传递，用智慧点燃我们的思想。那两年在“梦苕庵”寓所上课，我们跟着先生，从明清走到近代。明清诗文研究，是先生后期开辟的重要学术方向，也是在国内学术界占据领先地位的领域。能师从先生学习和研究明清诗文，真是我们的幸福！在课上，他每次就一个专门话题，滔滔不绝地展开，便成为一场学术盛宴，而叙述文学史实，随手拈出的文学史料，极为具体翔实；提出史论、评点人物，简要明确，如老吏断狱；即兴吟诵作品，则如铜琵铁板、裂石穿云的高唱。这一切，都让我们折服不已，也让我们受用不尽。
器大而弘 持论独到
在治学方面，钱师一直要求学生论史衡文要有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要“矮子看场，随人起哄”。当年作《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便直言“汪国垣先生《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同光体’为极峰之点将录也，鄙意不能苟同”，再作《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亦径称“联中岁为词，实为门外，惟不向彊村门下乞残膏剩馥，差可自信。因试拟此《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与海内词流商榷”。在教学中，先生也是器大而弘，议论风生，随时评点，持论独到。
每次上课，除了先生准备好讲的问题外，我和同门马卫中、赵杏根都会提一些问题向先生请教，而先生总是施施洋洋、穷源竟委地展开论述。1996年11月20日课上，我向先生请教：“有清近三百年，最能代表清代诗风特点的作家是谁？”先生道：“过去有人说清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袁枚。此话一说出自太炎先生，一说出自赵熙（尧生），但太炎先生集中似无此言，赵熙集中也未见此论。相比较而言，太炎不太会真心将袁枚抬得这样高，而赵熙的才子性情一如袁枚，也和袁枚一样小说、戏剧、诗兼擅，故赵熙评袁，就有可能。另外，清代末年樊樊山也说自己的诗能够代表清代，俞曲园的诗也被石遗先生给予高度评价，但他们的诗都不能作为清诗的代表。”
钱仲联先生（右）与作者
先生认为，对“最能代表清代诗风特点的作家”，其评价的标准应该是“有所继承，重在创新”。如此才能表现出清朝人的独特面貌，写出的诗算是清朝人自己的诗。以此衡量，可以说近三百年中，只有龚自珍最具有代表性。后来诗界革命派学龚，康、梁学龚，南社也有不少人学龚，可见其影响。先生的这一分析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尤其“有所继承，重在创新”的评价标准中，有先生治学的独到精神在。其大师风采，也正在这八字之中。
钱仲联先生像
在明清作家的艺术评鉴中，钱师挥斥方遒，充满自信，而眼光如炬，出语吐珠。在他的文学视野中，注意将作家其人其文统一起来研究，但从不以人废诗，以人废文，坚持站在文学的立场上研究文学，评诗论文，因此手眼往往与一般评论者不同。对阮大铖的评价便是一个典型例证。阮氏明天启时附魏忠贤党，福王朝为兵部尚书，镇压异己，对东林、复社诸人立意报复，大兴党狱，其人为士林不齿，但又确实颇有才华，诗文俱佳，尤擅词曲。先生在1992年为江苏古籍出版社编选《明清诗精选》时，就选入了阮大铖《看杏花宿瑕仲山馆微雨》等五首，在所有入编作家中选诗最多。1997年3月20日课上，先生专门讲到阮大铖，认为评论这类作家，道德标准固然重要，但艺术的客观标准也是不可忽略的。阮大铖诗学倾向赞成陶、谢一路，且得王、孟意趣，能用千锤百炼的方法来写自然之景，故诗境甚好。除山水诗外，他也有一些表现抗清内容的作品，这些都值得系统研究。先生还提示，常常与阮大铖并提的马士英和其妹夫杨文骢诗画皆好，在晚明文学史和艺术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亦有研究价值。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晚明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已经渐渐热起来了，但明确对阮大铖的文学创作持充分肯定态度的学者很少，钱先生对阮氏的评论几如空谷足音。先生希望我们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但十多年过去了，我个人在唐宋诗文以及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课题上来回操练，一直没有将这个重要的晚明文学题目拿起来做。此时打开先生授学笔记，不禁愧叹再三。
性情其人 秉性求真
初与钱师接触，总是感到他那种做学问的忠谨严正，但凡入其门者，尤其在“梦苕庵”寓所从学较长时间的，便能深切感受到先生其人真性情，其课也真性情。
听过先生课的人都知道，他讲授诗词或古文时，兴致所至，便击节吟唱。以前我在教学时，从学校电教中心借过先生吟诵作品的录像，多次欣赏过，但还没有经历过其还原古典意境的实况。进入“梦苕庵”课堂后，这种经历就比较多了。记得1997年6月27日上课的时候，先生讲清代散文，评点了松江姚椿（字春木）《国朝文录》、虞山黄人《国朝文汇》（先生强调此本“选家眼光最好”）等重要选本后，我提起了安徽教育出版社不久前为先生再版的《清文举要》。先生不无遗憾地说：“姚鼐的《登泰山记》好，我选《清文举要》时忘了选进去。吴孟复为此书作序，提到我未选此篇之事，特别解释‘其原因可能是该篇语病多’。其实此文‘病句’最多，但‘病句’最好，最是我所赏。未选此文，确实忘记。”接着先生用他惯常的老常熟话高声吟诵起《登泰山记》来，“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全文一口气下来，竟无停顿。先生似乎意犹未尽，说：“近现代能吟诵古文者，前有吴汝纶，后有唐文治，我也是其一，而我至今仍有如此中气！”言语中颇为自得。
先生的性情还体现在对学界许多人物的感情上。课上课后先生谈论最多的是陈衍、唐文治、钱锺书、郭绍虞、王遽常等前辈或同辈学者，每当提起，总充满感情和敬意。记得1996年11月13日课上，讲近现代苏州籍重要作家和学者，他说起一件事：苏州《沧浪区志》在介绍钱先生时，误将郭绍虞先生的《沧浪诗话校笺》和《宋诗话辑佚》放到他名下了。钱先生亟辨其误：“这种误会对不住老朋友。不加以纠正的话，别人会以为我在郭先生前搞了两部同类的书，或者以为郭先生书里有我之力，其实并没有啊！”
钱锺书先生与钱师的关系早已为世人所知，从当年钱锺书在《文学评论》发表书评为钱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扬声，到改革学位制度以后极力主张将钱师“无条件”定为博士生导师，以及在《清诗纪事》出版后给予高度肯定，先生都感念在心。1996年12月18日课上论及钱锺书先生，钱师以沉痛的口气说：“听说他生病了，不知杨绛可好？钱锺书太用功，也有不开心的事。最近搬家，寻到好几封他的信，要收藏好。”12月25日上课前，又哀痛而言：“钱锺书先生已为木头人（即没有意识了，就像植物人），唉，怎么会的！”1997年6月5日，课上讲到治学方法问题，钱师再一次说起：“我平生研究国学，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外国的东西懂得比我多。他书和文章中的议论，有的我不赞成，但就二人关系而论，他是我难得的知己！”
当然，在学术问题面前，钱师一贯秉持求真的态度，他不但表示对钱锺书先生的一些议论“不赞成”，对其《宋诗选注》也指出“选得高明，注释有错”。对另一位他颇尊重的陈寅恪先生，钱师亦褒贬分明。记得1996年10月28日课上，钱师提到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即云“其中谬误甚多”，又坦言“我之学术观点与陈寅恪每多不同”。谈到治学方法与境界，先生说：“陈寅恪云‘不研究敦煌，学问则不预流’，此说没有什么道理。国学多门，任何研究只要有益于弘扬传统文化，皆可谓‘预流’！”每当此时，我们从其守护学术的态度，能深深体会到钱师乃为学术而生，以其透骨的真率之性，必然追求学术的真谛。
诗词写作 融入教学
20世纪20年代，钱师以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名满江南，其诗词作品已蜚声海内，显示出别张一军，称雄一方的豪迈气度。1936年金天羽《梦苕庵诗序》即称道：“仲联之诗，其骨秀，其气昌，其词瑰玮而有芒。”几十年来，他的古体诗词写作从未间断，并成为其培养后学人文素养的一种方法。在课堂上他也常常将诗词写作融入教学，给我们以启发和熏陶。
先生愈到晚年，声华愈高，送往迎来之事愈繁，遇重要客人时，便往往创作一首诗词抄送，表示礼节。每次上课，这样的作品都先让我们抄录，并稍作讲解。以下是1997年3月27日所录：
调寄《鹧鸪天》
建校东吴九十年，堂堂讲肆葑溪边。儒林文苑章黄外，更唱霜厓曲子妍。 留钵袋、敞书筵，集薪居上看来贤。好春喜迓云旌到，声气何尝隔海天。
台湾东吴大学诸君子来访我校赋此奉迓
苏州大学文学院钱仲联时年九十
在“梦苕庵”寓所授课，钱师更多的是即兴式地将历史记忆中的诗词创作图像拉近到我们面前，为我们作生动的阐释。1996年12月4日先生讲南社中“唐诗派”“宋诗派”的区分和成员所属问题，随手打开广东南社研究会编的《梦苕庵诗词》，将《九日酒后与家小云、孙百朋、王炳文鼋头渚登高，松岑丈有约未至》诗中“秋影迷筇群雁下，晚涛撼梦一楼尊”两句拈出，讲“何为比兴”，说此处即运用了比兴手法。“晚涛”实不能“撼梦”，语中潜含蚍蜉不能撼大树之意，抒发“自雄当世”的壮心。“虽然后来松岑丈读到，说这两句是散原面貌，以后不要作，但当时对这两句特别得意，毕竟其时不似如今落拓。”先生幽默了一下。
1997年6月5日上课时先生讲起与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人物的关系，谈起南社成员、鸳鸯蝴蝶派主将徐枕亚，他是钱先生的虞山同乡、忘年知己。先生回忆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一年秋天，徐枕亚召集同里一批才士于常熟枕石轩相竞对联，要求在两个小时中作四个对子，其中集句一联，自拟三联，每个对子必须嵌入“九一八”三字。先生稍作沉吟后拟道：“八骏日行三万里，一封朝奏九重天。”“八方风雨三秋泪，一片硝烟九月兵。”“一夜八公惊草木，九秋万里满风烟。”“九州人物才惟一，八面风雷独敢当。”以上四联，第一联是集句，分别集于李商隐《瑶池》和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后三联为自拟。徐枕亚收齐各人对联后当即宣布：钱仲联第一。随即以虞山画坛大师季今啬所画扇面奖之。为什么以钱师之联为优胜？枕亚以为：“不仅集句天衣无缝，而且自拟联，放到杜工部集中，亦沉郁苍凉，不让工部。今见之奇才，无任钦佩，以一扇面为奖，实不足道。”
六十多年过去，先生将往事端出，当不仅是显示曾经的有意味的创作经历，更重要的是启示我们：诗歌创作要达到佳境，形式美之外，还需要有某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这四联分写兵警、战事、心恸、意志，正表现出日敌兵兴时年轻诗人的哀伤、悲愤和勇于抗争的男儿血性。试想，有什么诗歌解析比这样带领我们走进历史、走进创作现场，更具体、更生动呢？
在即将结束这篇回忆文章时，我的目光停留在1997年11月20日的听课笔记上。那上面记录了一段课前趣谈。因为学校在螺丝浜6号新盖了博导楼，先生已将旧居中的图书搬到新居去了，那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在旧居上课。刚坐下，先生就说：“今日家中一本书都没有了。”卫中应道：“不碍，人们说先生就是‘两脚书橱’。”先生大笑，正巧那两天有一条腿行走不便，便说：“‘两脚书橱’今成‘翘脚书橱’了，往后必成‘蹩脚书橱’无疑。”当时我们听了，都为先生的睿智和幽默而开怀一笑，今天忆及却无比感伤。是啊，先生腿脚再怎么不便，只要走进梦苕庵寓所，有先生在，我们心中就感到温暖、踏实，学问上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而今天再望当时课堂旧址，先生已去，梦苕庵室已空，对此而生的只有无限感激的追思和以勤奋治学报答先生的自勉了。
原文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