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文三国

戏文三国

旧时的京剧舞台上,著名的老生,言菊朋老板有一出脍炙人口的戏,叫做《让徐州》。看过他戏的人,如今大概不是很多了。但由于当时有一家叫“百代”的公司,做过这张唱片,造福后代戏迷,所以现在还能够听到。

这是言派的拿手戏,他把那个徐州刺史陶恭祖,演得温文儒雅,慕贤若渴。他创造的唱腔,字正句清,精致细腻,婉转曲折,回肠荡气,真有一唱三叠,余音绕梁之感。三十年代,言老板在上海天蟾舞台唱这出戏,很叫座的,称得上风靡一时,观者若鹜。

看京戏,并不在戏,遂有“听戏”一说。因为旧时戏园子里,卖瓜子糖食的,提水壶沏茶的,送热手巾把的,川流不息,像走马灯似的。即使非常有名的角儿,台下照例这样闹闹哄哄的。想认认真真看戏,实在有些困难。真想听戏的人,索性在楼上后座一靠,闭上眼睛品味。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很了不起的,说归说,做归做,你归你,我归我,正面是一回事,反面又是一回事的习性。

名曰看戏,实际却在那里谈价钱,做生意,拉交情,套近乎。名曰喝茶,踱进茶馆,意不在茶者多,而是听弹词,扯闲淡,吃点心,看堂客。名曰开会,手捧茶杯,个个落座,上面发言,下面看报纸,打瞌睡,织毛衣,练气功者,各干各的。名曰义演,贡献之余,也无妨其拉赞助,要回扣,索酬金,讨高价,为了腰包奋斗。所以,《让徐州》的这个“让”字,不过是刘备为谋立足之地,表现得斯文一点的夺取罢了。

这出戏,剧情很简单,徐州刺史陶谦老了,本来应该把刺史牌印传给自己儿子,但陶谦高风亮节,举贤荐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让位于解了徐州之围,如今屯兵在小沛的刘备。这样子虔诚地让出自己的交椅,差点都要跪下来央求刘备接受这份官职,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所以就编成了戏文,弦歌不绝,一直唱到了现在。刘备也是难得的谦虚,别人打破头,削尖脑袋,就为了做官,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接这个印。于是抱病的陶恭祖,在天蟾舞台上就是那位言菊朋老板了,一口一声,皇叔啊皇叔,恳求他走马上任。这时,有一大段四字句的唱词,声声紧催,字字动情,总能激起台下观众一片叫好喝彩之声。

《三国演义》第十二回,写的就是这段故事,当然,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陶谦根本没让,但他两眼一闭,刘备捡了个便宜,倒是真的。目的达到,话就可以尽量说得动听了。于是这两位成了“温良恭俭让”的典范。

历史上并没有让徐州这一说,完全是民间文学一厢情愿的创造。

虽然糜竺传达过一句陶谦病笃时的话:“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而这位先生此时已完全站在刘备一边,而且很快就有郎舅之谊,事先造一下夺权舆论,也未可知的。其实正史称陶谦这个人,寡廉鲜耻,陈寿在《三国志》里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三国演义》虚构这场三让徐州的情节,倒不是为后来的言菊朋老板唱戏考虑的。罗贯中是为了突出刘备的忠诚,仁义,谦虚,逊让和施恩不图报的高尚品格,才不得不让陶谦也随之被美化,若是一个政绩很坏,名声很臭的州牧,刘备让来让去,那岂不是一种虚伪了。

所以,戏文是戏文,生活归生活,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候是当真不得的。

在封建社会里,为一顶乌纱帽,即使是亲兄弟,也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别说史书中那些禅让,是冠冕堂皇做给人看看的,《三国演义》中的这个陶恭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屁股从交椅上挪下来。那个汉献帝做皇帝做得多苦啊,连怀了孕的老婆都保护不住,最后被曹丕一脚踢开时,不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舍不得丢掉王位嘛!

一般来讲,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上自天子,下至里正(也就是街道保甲长之流),是绝不会心甘情愿把权拱手让人的。除非屈服在某种压力,如果不放弃权力,可能还要失掉更多(包括脑袋)的情况下,才会乖乖地腾出位子。尽管孟德斯鸠说过“久握权力会使人腐化”,但所有这些大小官员,宁愿被腐化,也不愿交出权力,这大概也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三国演义》却创造了这样一个让贤擢能的千古佳话,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和愿望。因为,历朝历代骑在人民头上,那些作威作福的,无德无能的封建统治者,谁也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皇子皇孙,无论好坏,老百姓根本无权选择。幸运碰上一位不那么坏的,不致草菅人命,那就谢天谢地;而若是相反,老百姓就得遭殃,而无以为生。所以,人们才喜欢听《让徐州》的说书,看《让徐州》的戏文,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宣泄,和乌托邦式理想的寄托,取得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由于这出臆想的戏文,更接近老百姓所希冀的,但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所以唱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便不细考究历史的真实,而能津津有味地陶醉其中了。

说到底,《让徐州》是一段伪托的历史,是戏文中事罢了。但作为言派的看家戏,值得一听,可如今,大概很难找到一位像言老板那样出色的演员,唱这出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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