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娥·田汉·林维中
丁言昭
安娥是集音乐、戏剧、文学为一体的艺术家，至今人们还记得《渔光曲》、《卖报歌》等歌曲。她的一生曾经嫁过四位男士：邓鹤皋、郑家康、任光和田汉，前两位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人。邓鹤皋原听说已经牺牲，可是当他来找安娥时，她已与任光生活在一起。郑家康在1930年左右被捕牺牲。安娥与田汉的婚姻经过许多坎坷，最后终于结为夫妇。
田汉是我国著名戏剧家，曾娶过四位女士，易漱瑜、黄大琳、林维中和安娥。本文就安娥、田汉和林维中的感情纠葛说一分晓。
安娥与田汉相识于南国社
当时的南国社发起新戏剧运动，田汉在上海文艺界已经很知名，是一个与各派都有关系，各派也都要争取他的人物。中共地下党为了争取田汉，1929年冬，派安娥与他联系，争取他“左转”。
因为材料所限，无法知道是何时、何地、与何人谈话，谈些何内容，为什么派安娥去，而不派其他人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安娥与田汉联系上了，而且一联系就是“一辈子”，这是他们俩始料未及的。
30年代安娥（右）与女演员
那天是南国社的成员左明带去的，安娥与田汉的会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互相仰慕对方的才情，互相欣赏对方的性格：热情奔放，具有诗人的气质。
安娥与田汉的交往是从文艺活动开始的，协助田汉的南国社开展戏剧运动，还常常将自己的作品给田汉看。有一次宁波一所学校请田汉去讲演，安娥陪同前往，一路上安娥以真挚的话语开导田汉，说得田汉心服口服，思想开始转变。
作为田汉来说，接触过无数的女子，而且又是一个性格极强的人，可是被安娥所降服，可见安娥的魅力是何等惊人！虽然蒋光慈、阿英、阳翰笙等左翼作家也对田汉产生过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是安娥这位神秘的“红色女郎”出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还是情感上，都深深地吸引着田汉。这段时间，哪里有田汉，哪里必定有安娥的身影，一个风流倜傥、激情洋溢；一个娴静沉着、襟怀坦白。特别是1930年6月，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转入地下，不能公开露面，作为他的联系人，安娥与田汉的接触更多，两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进入炽热阶段。
奇怪的是，田汉对于朋友的询问，总是有点故意隐瞒着什么，不大像他平时的风格，说话爽直热情。3月13日，旧历二月廿日，是田汉的生日，王礼锡来做客，看到屋里有位陌生的女士，心中有点好奇，大约王礼锡的眼中充满了问号，田汉介绍道：“这是王先生，这是......张小姐吧！”当时安娥以张瑛的名字与田汉联系，所以田汉说她是张小姐。田汉说这句话时，迟疑了许久，才这样介绍。王礼锡很注意好朋友的这一迟疑。
青年安娥
次日，王礼锡又到田汉家去，见安娥没在，便问：“张小姐是怎样一个人？”田汉笑笑，答复道：“她到俄国留过学，就算姓张吧。”接着，对安娥大为赞赏，认为自己的思想转变与张小姐有关。
田汉为什么这样，其中必有隐情
田汉的第一位妻子是他的表妹易淑瑜，其父亲易梅园是田汉的舅舅，不仅是他经济上的资助者，而且是他思想上的引路人。这使田汉与易淑瑜的婚恋非同寻常，是田汉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满意的一次。因此，1925年1月易淑瑜因病去世后，他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
1927年2月19日，田汉与易淑瑜的亲如姐妹的黄大琳结婚，这是易淑瑜临终前嘱咐田汉的，要他娶黄大琳，以代她尽为妻为母——照顾两岁儿子之责。所以与其说是出于彼此的爱情，不如说是对亡妻的纪念，1929年11月，两人平静而理智地分了手。
此时，田汉遇到了另外一个女子——林维中，而且缠绕着他一辈子的女子。这位女子也与安娥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林维中生于1900年，苏州人，又名林素雯。她在上海犹太人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附属女校读书时，被哈同的妻子罗迦陵看中。这位太太是福建人，1913年过五十岁生日时，特地从家乡请来一个木偶戏班为自己祝寿，成为第一个来沪演出的剧团。
罗迦陵非常看中林维中，要她嫁给自己的儿子，还派了三十多人的礼队上门求亲，送上厚厚的聘礼。其实罗迦陵没有养育过子女，可是领养了许多中外孩子，论国籍的话，哈同花园简直可以说是个联合国了。
在一般人的眼里，一个出身平凡的姑娘，能攀上这样一门亲事，是求之不得的喜事，可是林维中不这样想，她要嫁就要嫁一个自己爱的，对方也爱自己的男子，决不会嫁一个素不相识的公子哥儿。于是她连夜出走，逃到南洋，先在新加坡教书，后到印尼爪哇。1925年，她在《醒狮》周刊附办的《南国特刊》中读到田汉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文中田汉深深地怀念易淑瑜，无限留恋着爱妻，林维中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她被他的真情和文才感动，暗自思忖：“这不正是我要选择追求的爱人吗？”
林维中想着想着，立即翻身拿出纸和笔，给素不相识的男子抛出绣球。此时的田汉正想轰轰烈烈地搞一番事业，可是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他无法放开手脚去干，正需要一位贤内助来帮他。
田汉读着她的信，说她愿意帮助他“做一番事业”，使他“无后顾之忧”，信中所说的不就是田汉心中所想的吗？这是缘份？还是天意？田汉被她的坦率和真诚打动。心想：“这一定是位事业心很强的女性。”自此，书信来往不断，感情也随之升温不止。
林维中
1928年初，田汉领导他培养的一批艺术骨干，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4月田汉率南国艺术学院师生到杭州旅游，被邀在杭州演出，获得成功，可是到了7月，学院某学生被捕，学院受此案所累，财、力两疲，遂告结束。
就在此时，恰巧林维中回国度假。两位素未谋面的恋人，拿着各自的照片，在码头上寻找对方，当发现梦想中的情人，两人的兴奋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当林维中得知田汉的困难后，二话没说，立即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五百多元全部交给田汉，这一行动使田汉深为感动，说等到南国社经济好转些，一定还给她。
1928年8月，南国艺术学院改为讲习所，9月以后，又改为自学性质的研究室，有了林维中这笔钱后，南国社便致力于艺术实践。
暑假过后，林维中继续到南洋教书，与田汉约定，等林维中结束南洋的学期后，回国与心上人进入婚礼的殿堂。从此，两人的通信来往更加频繁，田汉在信中经常鼓励她要多多学习，提高文学修养，林维中对此非常感激，在信中说：“我想我不是朽木，将来总有可雕的一天。”当时他俩的爱情是多么高尚、多么纯洁、多么美好啊！
是人嘛，总会发生一些矛盾。田汉的五弟田沅到新加坡去工作，田汉托林维中照顾，不知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使得林维中大发脾气，给田汉的信中口出恶言：“你们兄弟真是天下一般黑，我于今只要你把我借给你的钱全部还给我，一丝一毫也不多要。”
田汉
田汉看到这封信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她写的吗？一个为了他们共同的事业而不惜献出自己所有的女子吗？要知道，田汉不仅是孝子，对兄弟也是情浓于血的，他怎么能容忍她说出这样的话呢？田汉非常生气，觉得在爱情中掺入钱，使其变得庸俗化，林维中完美的形象在田汉的脑海里开始动摇，似乎看到了她另外不光明的一面。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他必须言而有信，不能随便抛弃一个曾经在他生活遭遇最低谷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女子，而且他与她有婚约在前。可是目前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红色女郎”、“光明使者”，是他心中的“神秘姑娘”，领着他走向灿烂的明天......
田汉与林维中
田汉天天晚上失眠，一闭上眼，就有两位姑娘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既怀念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想捉住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田汉处在极其矛盾的怪圈里，实在决定不了怎么办？他去问母亲，母亲当然是站在林维中一边的，再去问问安娥吧，开不了口。
其实，聪明的安娥早就觉察到田汉的心理活动了。从内心讲，她多么渴望与富有正义感、才华横溢又感情丰富的男子生活在一起，可是想到自己是一个中共党员，随时会遇到危险，不能建立小家庭，不能给别人造成不测。因此当林维中问她与田汉的关系时，她坦然地回答道：“我是不要丈夫的，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安娥回想自己与田汉认识以来的片片断断，一切都历历在目，怎么能忘得了呢？可是......
1930年安娥写了第一篇小说《莫斯科》，用了苏尼卡的笔名，交给田汉。田汉看后，大为赞叹，马上签发，在1930年5、6月20日出版的《南国》月刊二卷二、三期上连载，但只刊出前三章。
2009年2月18日，安娥与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笔者来了封信，写道：“《南国月刊》1930年7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四期，应载有苏尼卡（安娥）小说《莫斯科》（第三次连载），北京只有第二、三期，未见第四期。”我立即请朋友到上海戏剧学院去查阅，结果在第四期上并没有安娥的小说，都是介绍前苏联的文章。刊物出至四期后被禁，使读者未能看到书的全貌。
在已发表的三章里，安娥除呈露出左倾思想和敏感的个性外，也表现出其特殊的艺术感觉和微妙心理把握的才能。
田汉在刊物的《编辑后记》中，做了特别的介绍和评价。他说：“在本期小说中，我要特别介绍的是《莫斯科》。这长篇是写一个留俄学生的忠实的生活记录。全文长十余万言。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大时代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个有为的女性怎样克服她的小资产阶级性，把握坚定的新意识。可以看出工农祖国伟大的运动，可以看出留俄中国同志中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斗争。这样的作品现在很unique的。”“unique”即独特的、无与伦比的。
安娥除了小说《莫斯科》外，还为刊物写了介绍苏俄电影的小品文两篇，即《叔父安唐》和《第四十一号》。
1931年1月，安娥与田汉一起参加大道剧社，其他还有刘保罗、赵铭彝、辛汉文、侯鲁史、舒怡、周伯勋、郑君里、周起应（周扬）、司徒慧敏、胡萍、李尚贤、侯枫、姜敬舆、朱光、严僧等。他们争取公开演出，培养戏剧人才，扩大左翼戏剧的影响。
在大道剧社成立之际，与持志剧社做了次联合公演，剧目是《梁上君子》。安娥当时名为丁娜，扮演律师太太，律师由周伯勋扮演，刘保罗演小偷，导演是侯鲁史。那时，生活非常艰苦，有时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可大家的工作热情极高。
以后又排过《街头人》、《洪水》和《生之意志》等，同年2月底到3月底，与大夏剧社举行三次联合公演，地点在沪西大夏大学礼堂。剧目就是安娥写的三幕剧《马特迦》。演出由侯鲁史为导演，姜敬舆负责前台工作，辛汉文和赵铭彝担任后台工作。演员有刘保罗、郑君里、李尚贤、谢兆华、周伯勋、周起应（周扬）、胡萍等。
此剧是安娥在田汉的催促下，根据前苏联作家拉甫列涅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改编的。写红军女战士马特迦在押送白军中尉的过程中，对中尉产生了爱情，可是当中尉看到自己人的船开来，妄图逃跑时，此刻，马特迦的心中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油然升起，她将枪口对准了中尉，“砰”的一声，中尉应声倒下，这是马特迦杀死的第四十一个敌人。安娥在写的时候，删去一些消极的情节，使剧本显得更加精炼、浓缩，让观众能比较快地进入剧情。
戏里有几处喊“苏维埃万岁”和“红军万岁”的口号，演员们叫得特别起劲，每演到这儿，观众的鼓掌声就会十分热烈，情绪极为高涨。谁知，戏快结束时，剧场门口来了国民党警察，剧社的人立刻紧张起来，马上做好撤退的准备，可是警察最后也没动手。原来剧场处在租界借越界开路地区，实际是由租界管辖，他们不敢干涉，看了看退走了。安娥和大家都非常高兴，认为是一次胜利的演出。
同年10月16日、17日两天共演三场，第一场在东吴大学礼堂，第二、三场在大光明电影院，安娥也参加了演出。
演出效果很好，莫斯科出版的《世界革命文学》杂志，还报道了该剧的演出情况，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演出的异常成功，也使安娥与田汉的心灵，再次交融和撞击。
安娥在1956年6月填写的《干部登记表》上，在“爱人情况”一栏里这样写道：“爱人名田汉，1929年结婚。”因此在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时，安娥与田汉已同居，隐蔽在江湾一带。吴似鸿后来回忆说，安娥来南国社，是“要动员田汉入党”。吴似鸿说得一点也不错，在安娥的影响下，1932年3月田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丁玲、叶以群、刘风斯等，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一间雅座里举行入党仪式。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
当安娥怀着田汉的孩子时，优柔寡断的田汉与林维中正式结婚，由阳翰笙当证婚人。令人费解的是，田汉甚至要求安娥替他和林维中去寻找婚房，而且安娥还真的为他们安排了新房。以我们的思维来考虑，因为她爱他，所以愿意为他做一切事，不然，无法解释。
1931年8月安娥生下田大畏后，繁忙的文艺活动使她无暇照顾小孩。在大道剧社演出《马特迦》后，苏州东吴大学学生会特别派人到上海，通过《文艺新闻》邀请上海戏剧团体去苏州公演。安娥得到消息后，情急之下，只得把大畏寄养在朋友郑君里家中。
就在剧社准备到苏州去演出的同时，田汉以惊人的速度直接在蜡纸上写了剧本《姊姊》，剧本是特别献给安娥的，田汉写的时候，心想：假使安娥演姊姊，保罗演其弟弟，此剧一定能成功，可惜的是当剧本完成时，剧社已经返沪。
没过多久，面对感情的纠葛和工作的紧张，安娥无奈地将三个多月的儿子带回河北老家，交给母亲抚养，这实在是下下策啊！
1931年秋，田汉怀着一脉脉的幽凉，写下一段诗句：“我是时常皱着眉头，/我火山似的热情，/找不着喷火口，/你也是皱着眉头，/你把那一切的一切/当作一杯毒酒，/你不愿再喝了，/你抽身就走。”
安娥将那段情当作毒酒，不愿也不敢再喝，她撤退了，回到母亲的身边，她太需要亲情的安慰和抚恤了。
安娥从上海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河北保定，终于看到熟悉的家门，见到亲爱的母亲，便一头扑进妈妈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她积了多少日的委屈和忧愁，一下子爆发出来。母亲慈祥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轻声地说：“哭吧，哭吧！这是你的家，尽情地哭吧！”
安娥自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即与家庭脱离关系，阔别六年后，母亲仍然张开双臂，欢迎女儿回来，母亲永远不会记恨儿女的，不管孩子是有理还是无理，伟大的母爱啊！
安娥本打算安顿好孩子马上返沪，可是没想到母亲坚决不同意，如果安娥执意要回上海，就不能收留这个小外孙。母亲十分害怕女儿被捕或被杀头，就像她几年前，硬将女儿从学校拉回来一样的道理。
早先，安娥常常恨母亲：“恨她自寻烦恼！恨她不会享福！”等到她自己生完孩子后，才明白：“女人们仍旧流着同样的眼泪！仍旧忍着同样的痛苦！”（《母亲的宣布》）
晚上，安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既然性格倔强的母亲态度如此坚决，她也无法可想，只得暂时在家乡住上一阵，到时看情况再说。
滞留在家乡的安娥真可谓是身心两地，作为一个接受新思想，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女性，她想早日投身革命实践，甚至两次狠下心来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但作为母亲，她怎么能忍心抛下亲生骨肉呢？赶紧把孩子抱了回来。
安娥利用难得的空闲时间，潜心研究中外古代辩证法和《诗经》，打算回沪后用歌曲唤醒群众的抗日热情，除此之外，还创作剧本《复活》。她常常给上海的文艺界朋友，如金焰、聂耳等人写信，关注形势变化。
安娥这种矛盾苦闷的情绪，在她写的诗《母亲的宣布》中，绝对暴露无遗。她写道：
我为你，
刻满了心上的伤痕！
我为你，
积满了胸中的郁闷！
我为你，
在笼里渡着岁月！
我为你，
泪，湿透了衣襟！
我又不能抛弃我的事业，
我又不能抛弃你不问！
我爱？
不能爱！
我恨？
不能恨！
我整年整月的，
只有：
忍！
忍！
忍！
......
假如说：
男人们是被压迫的奴隶，
我们更说，
奴隶压迫下的牛马！
......
在那个以男人为中心的世界里，女人和男人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即使像安娥这样的新女性，也同样如此。她凝视着大畏的面容，心里思念着孩子的父亲，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是与他那个太太在一起，还是与朋友在一起？是在创作，还是与她一样，在思念着她？......直想得她心发痛。
再说田汉与林维中结婚后，林维中于1931年11月也生了个女孩，即田野，比田大畏小三个月。林维中生产时，田汉在外面忙着，没有陪在太太的身边，林维中非常生气，给他们的婚姻也留下了阴影。
安娥在保定住了一年多，转眼已到1932年的年底，安娥决定要返沪，母亲在女儿的说服下，终于同意安娥走。她告别了老母和幼子，再一次离开故土。
回上海后，遇到田汉时，安娥冷静地说，他们的孩子已去世，田汉听了，相当伤心，安娥看着田汉的脸，有点于心不忍，正想改口，可是想到田汉在感情上寡断的不满之情，又把话吞了下去，她暗自思忖着：我要断绝他对孩子的挂念；我要终止两人间的关系。请原谅我，我只能这样说。
家庭矛盾爆发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上海沦陷，同月13日安娥与摄影家郎静山一家搭英国船，准备到南京去。
这天，安娥在甲板上散步，忽然有人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式沅，你好！”（安娥原名张式沅）这声音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亲切！谁？是谁？是他，一定是他！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她的心在猛烈地跳动，脸像一朵盛开的花朵。安娥迅速地转过身，眼睛深情地望着田汉：“是你，寿昌。”（田汉原名田寿昌）
他们的四只手交叉在一起，传递着无数的信息，多少年的思念、牵挂，在此戛然停止......安娥和田汉诉说着各自分别后的种种事情。
船行至南京时，安娥已经决定加入田汉一群中。他们先与叶剑英、廖承志等在陈铭德寓所聚餐，过后，又搭陈铭枢的汽车离开南京前往湖南。途经湖南的浏阳时，安娥对田汉说：“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还没等安娥把话说完，田汉一把抓住安娥的肩头，问：“真的吗？”安娥点点头，接着又说：“他长得特别像你。”此刻，他俩重新开始在爱河中徜徉，而且决定永远不离不散。
由于各自工作的需要，安娥与田汉时聚时散。1942年2月，安娥由重庆到桂林，原想短期逗留，但在重庆找不到工作，只得留在桂林。
那时候安娥与田汉住在桂林月牙山下的东灵街，这是一家鞋铺，有两间房子，安娥和田汉住楼上，田母和田汉的三弟田洪及妻子陈绮霞住在底楼。
在安娥没到桂林时，田家对林维中都特别有感情，田汉和儿子田申曾几次写信给林维中，而且沿途都托好朋友照顾她，可是她始终不愿意到桂林，信中说：“我死也不愿意离开重庆。”后来田汉在《告白与自卫》中分析道：“重庆有什么值得她这样留恋的呢？很简单，那儿的政治部还有那么一点薪水、津贴和平价米，全由她一个人领取。”
就在这个时候，安娥来了，田家对她的态度都比较冷淡，安娥的心里很难受，也很委屈，可是对田家总是尽力做好媳妇的样子。
当时田家的生活非常贫苦，田汉为了支持新中国剧社和中兴湘剧团，时常要母亲典当家里的比较值钱的东西，买米送给剧社。安娥本来患有肺病，身体很弱，可是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撑着病体去充当家庭教师。可以说，当时田汉家的生活状况都在衣食温饱的水平线之下。有一回，田汉要去学校讲演，家里实在没有一件可穿、没打过补丁的衣服，安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办呢？忽然，她看到床上的被子，马上把被子打开，拆开被里，用剪刀剪开，按照田汉的身材，亲手缝了件上衣，让丈夫穿上。虽然这衣服又宽又长，可这是亲爱的人为他缝制的，田汉穿上新衣服，拥抱了安娥，连声称赞道：“好，好极了！”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出门讲演去！
1943年夏天，年届七十的田母染上霍乱，上吐下泻，很危险。田汉和田洪、田申，用一张竹床，把老人家送进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因为家里无钱，住不起小病房，只能将田母安置在一个大病房。大病房实际上是一个大棚子，四面透风，雨天，雨就飘到病房里，地上湿漉漉的。为了筹集老人家的住院费，安娥跑到市里向朋友借钱，并到桂林市立中学教语文，以便多赚些钱，为田母买营养品。
放学后，安娥就在医院里衣不解带地看护着病人，为田母端汤送水，做饭熬药，忙前忙后。十几天工夫，熬红了眼，消瘦了身体。
安娥见田母有时会心神不定，眼睛一直望着门外，知道她在惦念着田汉，就亲切地说：“您老人家安心养病吧，家里不用您挂念，寿昌有我照顾呢。”一席话说得老人家差点掉泪。
在全家人尽心照顾下，田母居然闯过生死关，慢慢地痊愈，自称是“两世人”。
人心都是肉长的，安娥为老人家做的一切，田家的人都看在眼里，他们的关系逐渐变得十分融洽。林维中在重庆坚持不来桂林，回想1935年2月19日田汉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时，林维中全力探望和奔走营救，对田汉的感情非常忠实专一。田汉在狱中曾写下《寄妇》一诗，诗中有这样两句：
衾单枕冷不为苦，
每忆苏菲白发生。
诗中的“苏菲”是素斐，即林维中。
田汉在狱中度了四个多月后，在徐悲鸿、宗白华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张道藩共同作保，被保释出狱，但不得离开南京。他与林维中住在丹凤街二十八号，楼上有特务监视。1936年9月，林维中又生一个男孩子，取名田云男，可惜在1944年底因患肾炎，不治夭折。
《田汉》书影
可是现在......田汉的感情天平自然而然地移向了安娥。
田母病好了，可是安娥却病倒了，得的是结核性肋膜炎，住进广西省立医院，安娥在桂林市立中学的语文课只得由田汉代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安娥与田汉一起乘飞机从昆明到重庆，本来安娥是不愿意回重庆，因为那里有林维中，可是因为工作需要，只得与田汉到重庆，离重庆越近，安娥的心情也越沉重。
到重庆后，安娥一个人住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协，田汉同母亲、林维中及子女相见，不久家庭矛盾爆发。
林维中知道安娥也来到重庆，一腔妒恨之心涌了上来，她始终认为她是田汉名正言顺的妻子，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庭和爱是她正当的权利，决不允许他人染指。是安娥的插足和田汉的花心，破坏了自己幸福安定的生活，她不顾自己的身份和田汉的面子，不理解也不尊重田汉的事业，把满腔怨恨全部发泄在安娥的身上，乃至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来。林维中几乎每天晚上到安娥的住所去进行骚扰。那时候的窗都是用纸糊的，她挖窗窥洞无所不至，住在楼上的侯外庐屡见其黑影，惊吓不已。
1946年4月22日，文协在中苏文协开会，检讨当前文艺运动得失。林维中在会场外的墙壁上及安娥的住处门上大贴传单，来开会的郭沫若和冯乃超先后各撕得一张，交给田汉，说：“闹到这样子很不好。”田汉只能苦笑。
剧协在抗建堂请翦伯赞演说，田汉正好在安娥处，被林维中得知，立刻带着女友，泼水大闹。田汉实在气极，拉着她到阳翰笙家。先前，林维中曾向田汉提出过离婚，田汉没有回答她，现在面对自己曾经同床共眠的妻子，干出如此恶劣的行径，促使一向犹豫不决的田汉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做出取舍。
1946年4月，田汉向林维中提出协议离婚。
田汉问林维中：
“你要多少钱？”
“要五百万。”
“何必学徐太太呢？”
“徐太太要的是美金，而我只要法币。”林维中回答道。
“我是个穷光蛋，出不起那么多些，只能筹三百万，可由洪深、阳翰笙两兄作保，一年交完。”
两人话不投机半句多，说到后来，发生言语冲突，林维中竟骂田汉为“畜生”。田汉说：“既然如此，什么也不理你了。”
当然最后田汉还是将钱付给林维中。
早在1941年冬，田汉为新中国剧社赶写一个话剧《秋声赋》，为了抢时间，田汉用铁笔直接在蜡纸上写，写一幕印一幕。剧本讲的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
作家徐子羽，一方面不满妻子秦淑瑾在家务杂事中，日益短视自私、器量狭小；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默默忍受这种没有情感、没有新鲜刺激的死亡婚姻，实在难忍心头的烦躁时，与妻子发生口角，招来老母的呵斥。于是，他只能逆来顺受。正在这家庭危机时，他的旧情人胡蓼红从重庆来到了桂林，使得他与妻子已然存在的情感裂痕进一步加大。
胡蓼红与徐子羽同居后，有个孩子，但那时胡年轻、浪漫，不要丈夫，反倒撮合了徐子羽与秦淑瑾的婚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胡蓼红越来越觉得自己失去得太多，这一次找上门来是带了手枪，若不能与徐子羽结婚，意欲一死殉情。这又使徐子羽产生了反感。这一来，三角关系中的三方都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在抗日战争的前线，两个情敌相遇，竟在抗日的同仇敌忾与殊死搏斗中化解，她们从情敌变成了战友。
矛盾的解决方法实在是太理念化了，两个互不相容的女性走向和睦相处的原因，也过于堂皇与理想。这并非田汉不会写戏，而是将生活中的情景放到戏剧中去“假想化”。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戏中的三个人就是安娥、田汉和林维中。
《秋声赋》由瞿白音导演，1941年12月28日首演于桂林国民大戏院，一直演到第二年的1月3日。演出非常成功，剧中几首歌，如主题歌《落叶之歌》，在桂林学生、知识分子中广为传唱。尤其是扮演胡蓼红的，是新中国剧社里年轻的演员，才十八岁的朱琳，不仅表演好，唱得也好。
1942年应云卫在重庆排演《秋声赋》，因林维中不能容忍剧中的妻子秦淑瑾和情人胡蓼红握手言欢的结局，拼命阻止，使之在重庆的演出流产。
1947年12月20日，安娥与田汉及其女儿田野，登上中兴号轮船去台湾，那是应泰山影片公司之邀请，去写关于高山族的剧本。
他们于12月28日抵达台南市，29日由台南《中华日报》记者陈迹陪同游览市内郑延平郡王祠、孔子庙、安平城等名胜，晚上乘火车前往台中市。不料，12月30日下午，安娥和田汉正乘坐在向日月潭开行的公共汽车里，突然读到林维中发表在《读者之页》上致田汉的《一封公开信》和《驳安娥》，“充满泼妇骂街口吻的文字”（田汉：《告白与自卫》）。
原来林维中在安娥和田汉动身的第二天，即到洪深处取了田汉留给她的一百五十万元，便到台湾，趁台湾社会还不明白这场纠纷的真相，想来一次大大的“迎头痛击”。她深夜赶到报社，将公开信交给报社。并在27日晚上写给洪深太太的信上说：“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丧尽天良的田汉，今天已送去要求报馆的编者替我发表，我实在气不过，我也顾不得一切了。”
面对林维中不讲道理的公开信，田汉忍无可忍，立即写了《告白与自卫》，发表在台北1948年1月《新生报》。1948年2月5日至7日连载于上海《新民报晚刊》，标题为《田汉自述罗曼史 在台发表〈告白与自卫〉全文》。文前引王尔德语：“吾人常以误解而结婚，以理解而离婚。”文章共分十八章：
1. 三角纠纷 一句“乌鸦” 田汉灰心 一把眼泪 田汉意转2. 安娥南归 田汉入狱3. 八年离乱共流亡4. 郭沫若压下绝交书5. 安娥渐得老人心6. 儿子箱中搜出密书 王宝钏悔嫁薛平贵7. 三百万元 议定离婚8. 林维中不择手段 文协会场贴传单9. 一江春水向东流10. 归来忽食言 林娘悔当初11. 夜深风露重 僵对坐终宵12. 破坏垂树丛 书斋成废墟13. 峰回路转 太太请罪14. 大力士苦劝不听 田夫人杀奔台湾15. 老大解剖林维中——变形期的中国女性16. 寿昌论太太 她是死硬派17. 不愿学甘地 却成吉诃德18. 请大家评理田汉与两位女性的感情纠纷，从抗日战争时的桂林、重庆，闹到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现又闹到台湾，这种吵闹越来越尖锐，越来越表面化，社会上一片哗然，田汉继林维中在台湾发表公开信以后，在极端恶劣的心情下撰写了这篇《告白和自卫》的长文，坦白地公布他们三人之间的私事，为了让人们听到安娥的声音。
安娥在台湾待了一个月不到，即先返沪。当记者问起她对这件事的看法时，安娥沉默很久，似乎用力压制着自己的感情，说：“我很愿意能通过这场纠纷，和朋友们讨论几个在转型期社会里的恋爱问题。因此，我想最好能不涉及到人与事，而只谈原则。”“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在一个自觉的人群里，假如在感情上发展得不正常或者说处理得不得当，干脆说它是三角恋爱吧，我觉得这种感情是不好的，而且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应该由其中的一个人来负责。往往听见人说：爱情的不幸是双方都没有罪过。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这论调恰恰可以鼓励当事者的某一方面，不负责任的玩弄对方。”
对他们三人之间的纠纷，安娥认为被一部分人故意夸大，有的人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理来凑热闹。他们的纠纷是社会上千百万件不幸中的一件，不同的是有的已经结疤了，有的却正在流脓、流血。
安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论这场纠纷，说：“发生这种纠纷以后，较弱的一方面——女人，总离不开争与吵两种手段。这种手段，我并不反对，因为在今天这种社会，男人享有较多的自由时，如果女人不争不吵，那无疑是默认和鼓励男人去随心所欲为了。不过，我觉得争吵是可以，却一定要有原则和立场，而不能是无理取闹，要争取是非曲直，而不是争爱情的获得，和人抢夺。因为爱情是建筑在合理生活上面的，这是无法争得的，由于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那么吵呢，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是弱者，因此，吵变成了女人唯一可怜的反抗方法，一种痛苦的斗争武器。这在被弃者一方面说，是一种仅有的权利。她为了自尊心，必须争是非的水落石出；她为了生活的保障，必须施用仅有的一点可怜权利。不过，我总强调一点，那就是争吵人人都有自由，谁也无法干涉，比拟干涉，不过争吵的方式应该用人的理性来决定。如何闹法？这是应该由人来负责的。”
对于田汉文章的坦白，安娥打心眼里佩服：“田先生发表了他的《告白和自卫》，有许多人说，可能给年轻人们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我不相信青年人会讨厌一个肯于告白自己的人，而喜爱一个人把自己的一切统统隐匿起来的伪善者。事实既然存在，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假如说这件事对青年人有影响，那么这影响，是让青年人可以通过这件事而正视、洞悉这社会的病态原因，使他们怀着戒惧惊（警）惕的心情，研究了解这社会的实质，重新建立他们合理的生活态度，这不是没有益处的吧？”
关于安娥与田汉，林维中与田汉是结婚还是同居的问题，安娥说：“女人为什么非常看重结婚这个形式？”“在封建社会里，女人就是依靠这种形式来取得她的合法地位的。其实，这是非常可怜的地位，假如男女的结合是基于爱情的话，同居也好，结婚也好，有什么关系呢？企图用结婚这一形式作为爱情的保障，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觉得一旦男女分离，他或她所遭受到的损害，是精神的，也是无法计算的，同时，想根据因结婚或同居而取得的地位，来判定损害的赔偿，也是一样不可能的。”
林维中如此一闹，弄得社会上纷纷扬扬，不要说面子，就是隔里也没了，如果安娥再与田汉在一起，人们会怎样看待呢？安娥又会怎样来应付呢？当记者问起时，安娥坦然地笑了笑，说：“无所谓应付。而且这种事情也不是用技术应付得了的。我觉得一切应该听随田先生，我丝毫没有意见。不过，我觉得我们对待任何事情，必须有个是非的公断，而且这是非的公断是根据真理而判明，不能因人而异，而允许有所例外。我觉得有一点是必须声明的：有许多朋友时常说，‘请不要扰乱田老大吧！’我要说的，也就是，扰乱田先生的不是我，而是田先生自己，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自从1948年2月8日上海《新民报晚刊》上，安娥这篇答记者问——《田汉罗曼史主角安娥谈恋爱问题》的文章发表后，林维中似乎没有什么回应，大概是安娥比较客观地阐述了对爱情与婚姻问题的看法，使人无法对此有任何挑剔之处吧。
不久，安娥与田汉一起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先去解放区，1949年年初，进入北京。
田汉去世于1968年12月10日，安娥去世于1976年8月18日。当1979年田汉获得平反昭雪时，林维中前去参加，不知道她对田汉与安娥的结合是如何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