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自称“书傻子”的大学校长

傅国涌

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做了十三年的校长，其中有八年在流亡途中，还有半年出国，实际在杭州的时间不超过四年，但杭州永远留在了他的生命中。他的故乡浙江上虞东关，离杭州不远，青少年时代出门求学时他曾路经杭州，但第一次见到西湖已经是1919年，一年前他刚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回国。1948年2月8日，他生平第一次到西湖边的孤山探梅，在日记中说：

余第一次到西湖是在民国八年夏天，在宋庄过夏三个月，把西湖统走到了，但从未记得有林和靖墓和放鹤亭，也许年久忘了。以前光绪卅三四年虽曾经过杭州，均由西兴过江，直至拱辰桥坐轮赴沪，不至西湖也。

就是1919年的这次杭州之行，使青年竺可桢在1920年写出了科学论文《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指出西湖生成的原因“可以断定是一个湖”，西湖最初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儿，后来钱塘江带下来的泥土淤积沉淀，慢慢把湾口塞住，变成一个湖。推断西湖形成“至少在一万二千年以前”，并认定：“如果没有宋、元、明、清历代的开浚修葺，不但里湖早已受了淘汰，就是外湖恐怕也要为淤泥所充塞了。换言之，西湖若没有人工的浚掘，一定要受天然的淘汰。现在我们尚能徜徉湖中，领略胜景，亦是人定胜天的一个证据了。”至于“杭州附近的冲积平原，不过是钱塘江所成的一个三角洲”。此前1916年10月，他在美国留学时，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一篇《钱塘江怒潮》的论文，从科学角度对“世界之奇观”浙江潮做出解释。

竺可桢

1936年4月下旬，竺可桢初到杭州，5月18日正式宣誓接掌浙大，千头万绪，为经费、为校舍、为图书设备、为聘教授，苦心焦虑，除了偶尔参与集体活动，他几乎无暇顾及西湖的湖山之美，日记中留下的记录很少。当年11月22日是个星期天，浙大教职员“康乐社”组织登山比赛，爬西湖边的葛岭，共有男女老幼六十人参加，第一名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登顶只用了八分钟，竺可桢是第十三名，他给所有人发奖品，第一名得到郑晓沧翻译的《小男儿》，其他人是飞机模型、泥菩萨等不一。1937年1月27日，他在日记中讲到苏东坡疏浚西湖，四百年后又成了桑田，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横，船也过不去，到明代的杨孟璞才恢复宋时西湖。这一天他的日记中还错把“接天莲叶无穷碧”当成苏东坡的诗。2月14日他到超山探梅，3月7日，他又带社会学家陶孟和前往：“抵宋梅亭则梅已盛开，较之二星期间大不相同，下星期则全部将落矣。”3月21日，“中国科学社”在杭州开社友会，他们十六人徒步到烟霞洞，为胡明复扫墓。

浙大的十三年，竺可桢没有因校务繁忙而完全中止科学研究，仅以他与杭州的有关的论文、讲稿为例，1936年11月2日、3日，他连日早起写成了《杭州的气候》讲演稿，对杭州的气温、雨量、风、霜等都有细致的考察。1948年9月20日，他写过《中秋月与浙江潮》一文。他对物候、气象的观察几乎天天记在日记上，如今读来更觉亲切而珍贵：1936年11月18日，“近来浙大校长官舍墙上自爬墙虎已落叶（青者未落），枣树叶全落，柿子、梧桐尚未落叶”。即使游玩，他也带着研究的眼光，同年9月13日登玉皇山时，他在山半、山顶分别测量高度，下山经过满觉陇，见桂花未开，他推测“迟一周则香气满谷矣”。1937年4月14日，他从南京回来，“抵杭州则桃花均落，偶有开者极少。金枪花全落，小绣球盛开，墙上爬山虎叶已出”。

1945年10月18日，抗战胜利后，竺可桢由遵义重回阔别八年的杭州，第二天他来到西湖边，经白堤、断桥到了平湖秋月。他终日为浙大回迁事务而奔走，无心风景之胜。虽然湖山依旧，但浙大校舍已被日寇糟蹋得面目全非，华家池的浙大农学院四层洋楼本是30年代杭州最好的建筑之一，气派壮观，如今是一堆荒草石砾（被趁火打劫的本地不良百姓拆毁，拆下的玻璃钢条卖给了日本人）。校本部的图书馆也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框架，宽敞整洁的办公室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空架子，大礼堂也仅存屋顶和柱栋。当时拍下的一组照片“浙大校舍劫后景况”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11月11日，他返回贵州前一天，在昔日的校长办公室中徒步，八年了，当年他亲手种的一雌一雄两棵罗汉松竟都安然无恙，墙角的桃树，他以为必死，哪知也是硕果犹存，一枣一柿一梅也如故。“低回延徊往复，恋恋不舍。”

1946年6月，浙大终于迁回杭州，他才松了一口气。7月20日，他和同事、友人在“楼外楼”吃饭，在三楼上看苏堤、阮公墩，景致极佳，一年前在遵义时还没料到有今日，“谈笑甚欢”。8月15日，他路过苏堤，“六桥杨柳依然如故，但桃花尽去，而路面不修，故不及九年前之易走，唯风景仍佳丽耳。”是日，他在飞来峰下喝茶，再到孤山下的“楼外楼”吃饭，又在三楼看苏堤、阮公墩，日记中说“至足乐也”。

1948年1月2日是个晴天，他带着一家人到灵隐，经云林寺到韬光寺，上北高峰，四十五分钟到山顶。1949年1月28日是他在杭州的最后一个除夕，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近在眉睫，他在日记中写下：“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读宋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不禁感慨系之。”此刻，他还没有想到，仅仅三个月后他就要在大雨中告别杭州。他在答应出任浙大校长之前，通过陈布雷等人向蒋介石提出的三条件中有一条，他只愿意做半年（至多一年）。却因为抗战爆发，浙大处于危难之中，在责任心的驱使下，加上他与浙大师生与日俱增、难以割舍的感情等因素，一拖就拖了十三年，其间他多次求去而不得，到1948年1月31日，他已决心辞职，面对浙大教授会代表的挽留，他说自己在校十二年，已是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之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

1949年4月24日，时局风雨飘摇，竺可桢主持召开浙江大学校务会，为应付环境，急须加强“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讨论决定取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因为这一天“林社”要公祭晚清杭州太守林启，所以他先离席，匆匆赶去孤山，到了放鹤亭，正好祭典开始。1897年5月21日，兼讲“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在杭州普慈寺开学，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所新式高等学堂之一，比京师大学堂早了一年多。此时离戊戌变法还有一年多。蒋伯器、蒋百里、蒋梦麟、陈独秀、陈仪等都是求是书院时期的学生，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等则是浙江高等学堂时期的学生，浙大时期更是桃李遍天下。热心办学的林启在杭州只有短短四年，却创办了三所新式学堂，其他两所为1898年办的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开了职业教育的先河；1899年办的养正书塾（杭州高级中学前身）开普通中等教育的先河。有了这三所开风气的学校，林太守就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所以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之际仍不忘赶去“林社”祭奠。

此前，竺可桢在1945年11月9日的日记中说，当年毕业于求是书院、又做过浙江高等学堂校长的邵裴子告诉他，人们都说求是书院是林太守所办，其实是浙江巡抚廖寿丰创立的，林办的是养正书塾，不是求是书院，一个是省立，一个是县立。现存创办求是书院的奏折确是廖寿丰上的，上面有光绪帝的亲笔朱批，但毫无疑问林启是求是书院最重要的创办人，折子中写明“即委太守林启为总办”，从制定章程到聘请教师、招收学生等，林启无不躬亲其事，而且亲自兼任过国文教学。（当然，“颇重储才崇实”的廖寿丰也功不可没。）1947年10月7日的竺可桢日记认定求是书院为林启所创，校舍设在普慈寺，是因为杭籍大臣王文韶的媳妇“与寺僧通奸”，寺院被没收为官产。这是林启1896年上任伊始查办的，他提请巡抚廖寿丰以充公的寺屋办新学，因此有了求是书院。竺可桢还讲到求是的校风一开始就含有牺牲精神：“求是书院成立在戊戌变政以前，是时科举未废，入院者多为有志之士。辛亥革命，江北总督参谋长史寿白提兵攻取南京，与克服浙江之总司令周赤忱，皆求是学生，但功成后皆寂然无闻。即先后主持学校之人如陈仲恕（求是）、邵裴子（高等）、吴雷川（高等）、许潜夫皆彬彬君子，一介不苟，至垂老而两袖清风。此浙大之校风为可贵也。”

自1901到1903年，求是书院先后易名为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到1928年最后易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一生的事业，一是气象学、物候学等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二就是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把地方性的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他接任浙大之初，只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十六个学系，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中竟成长为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二十七个学系的大学，还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等五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七十名增至二百○一十七名，学生由五百一十二名增至两千一百七十一名，荟萃了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胡刚复、何增禄、谈家桢、蔡邦华、卢守耕、赵九章、吴耕民、夏鼐、张荫麟、张其昀、谭其骧、费巩、梅光迪等在各学科享有盛誉的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还雄心勃勃，想把浙大办成有五千名学生的大学。

竺可桢书影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在接受浙大校长的任命前夕，也曾有过犹豫与忧虑，日记中说，他个人的困难之一在于“不善侍侯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 然而经再三考虑，如果自己明哲保身，不去浙大，浙大必将陷入国民党党部之手，“而党之为人操纵已无疑义”。陈训慈在《竺可桢出掌浙大由来及其他》文中回忆：“我则确记竺师母当日对我们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云云。”其时，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浙大学潮汹涌，前任校长郭任远不得人心被学生赶走，蒋介石急于找一个专业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声望的浙江籍学人接掌浙大，竺可桢被多人提名。最后他提出三个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校长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蒋介石曾予以首肯。

他一向认为“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在浙大的十三年中，他无时不以保持与发扬求是学风、不分党派门户、维持学术标准的浙大传统为荣。在1938年西迁途中，他在广西宜山确立“求是”为校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向来学风笃实，另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对“求是”的解释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赋予了“求是”以牺牲精神。他在浙大的十三年，浙大整体学术水平大大提高，学风踏实，教师、学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很多，基本上没有走当官这条路，其中就与竺可桢的影响和“求是”学风的熏陶不无关系。叶笃正从西南联大毕业、考到浙大读研究生，就是认为联大校风比较“浮夸”，浙大“实实在在”，这是他个人当时的体会。

做过北大校长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了解到竺可桢筚路蓝缕办浙大的历史时，感慨地说：“我们过去［曾］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学习和继承。”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也说过：“我们办大学，要学习竺可桢办浙江大学那样。”自称“书傻子”、不屑也不善搞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科学家竺可桢之所以办大学成功，归根结底无非这样几条：

一是他始终相信“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坚持大学要有学术自由的精神，认为大学的最大目标就是追求真理，要追求真理，必须要锻炼思想，使人人都能辨别是非真伪。他在浙大的十三年，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采英美之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里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教师、学生有研究的自由、读书的自由，即探索真理的自由。同时，他主张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尤其重视基础学科，“大学一 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庶几智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1936年，他甫一上任，第一次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时，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进行讨论，目的是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为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经常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爱好的学科。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1946年7月25日，在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会议上讨论《大学组织法》时，他指出最要紧的是第一条“大学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主张把通才教育加入，即西文Liberal Education”，最终没有通过，他在日记中感到遗憾。

竺可桢

二是他一向认定“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也就是力主独立办学，超越于党派纷争之外，他公开提出“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他有一次专门调阅三青团浙大区团部的档案，亲眼看到他们给上司的报告中有三次提及浙大的“环境不适于青年团”。1938年、1939年，他几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到1940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国立大学校长。1940年8月，他不顾压力，聘请不是国民党员的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教育部规定这一职务必须党员才能担任。以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甚至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付过党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的会议。他在日记中表示：“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厌恶憎恨而已。......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

国民党强硬势力将浙大称为“共匪之租界”完全是蓄意攻击，其实竺可桢一样不赞同学生的左倾，他一贯认为“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1947年6月17日，他出国半年一回来面对的又是汹涌的学潮，他批评学生自治会所出的《快报》、《求是学报》“均相当左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后，他在11月10日的校务会议上说：“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1948年2月14日，他当面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 12月13日下午，他亲自去看浙江校园里学生自办的“费巩壁报”， 其中有赞美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他感叹说：“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到1949年4月5日，他离杭前不久，那天晚上他带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合唱节目中有浙大音乐教师沈思岩作曲的《贵州谣》、《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在日记中批评说：“均嫌政治气味太重。”难怪1949年5月，当他离校蛰居上海之时，浙大校园的壁报上批评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岁月轮回，这对他是褒还是贬呢？

三是他自始认定“教授是大学的灵魂”。1948年6月12日，他对学生说：“大学应以教授为重。”主张教授治校是他十三年来的一贯政策。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到浙大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浙大学生谢觉民追忆，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在教务会议上，他公开指摘竺师，说‘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意思是他习政治的，有知人之明，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语，可见他的容人之量”。（从费巩日记可以看出一度对竺可桢很不满，但他照样请无党派的费巩当训导长，并在费巩出事后全力营救。）1948年评出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浙大教授四人，仅次于北大、清华。曾在浙大任教的生物学家谈家桢一再推崇近代中国办大学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1945年2月，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在重庆“失踪”，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竺可桢就感到这是“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构”干的，他深为费巩的性命担忧，不停地奔走于各个机构、部门之间，尽了一切可能尽的力，他的日记中有关费巩的记载至少有七十八处之多，可谓牵肠挂肚，多年难以释怀。不仅费巩，他对其他教师也是如此，外文系教授张君川、讲师冯斐等都受到他的保护才幸免牢狱之苦。在竺可桢十三年大学校长生涯中，心理学教授黄翼，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历史学教授张荫麟等先后病故，他都关怀备至，对他们的遗属尽心照顾。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最后几个月，几乎成了一架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国民党政要之门。1月29日是他在浙大的最后一个春节，校园内，“学生方面扮有旱船、狮子、龙灯、蚌壳精等，并有飞机等纸扎之彩。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他本人更是忧心忡忡，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忧心忡忡。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一再标榜的教授治校精神，他认为浙大校风就是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1945年9月17日，他在演讲《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时说：“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教授治校主要体现在全体教员每年一次选举教授代表，可以连选连任，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即使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也未中断过，1940年12月1日、1941年11月27日、1942年10月13日、1943年10月4日、1944年10月31日，竺可桢日记都记下了选举的详细情况。

四是他相信学生，力主学生自治。“爱校如家，爱生如子”，这是浙大学生对他的评价。40年代末浙大史地系毕业的女生王来棣八十岁时回忆起老校长，“在我的脑子里，他同学生的关系像父亲一样”，“可敬”、“尊重”。他的老友、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曾对人说，在竺可桢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无论学潮如何汹涌，他都坚定地认为“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年1月5日日记）。1948年4月1日，他在浙大五十一周年纪念会上郑重地说：“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1947年8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面指责“浙大乃共产党大本营”，认为浙大处理学潮过宽，开除的学生太少。他竟坦然回答：“学校处理学潮，不能用武，始终认大部分学生系优良子弟。学校须以德服人。目前要点在于组织教授，扶植善良，潜心读书，不为政潮所左右。” 国民党当局每次要他开除学生，他总是从爱护学生的立场出发，从不考虑政治立场，他经常重复这句话：“学生信仰可以自由，但不能作政党之活动。”他对陈布雷说过：“年青人欲批评亦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雀也。”

1947年5月25日，他远在美国旧金山，从报纸上得知浙大还在罢课之中，他在日记中写下了“真使人焦急”五个字。后来他对1947年4月到1948年4月的罢课做过统计：“共罢课五十五天，其中例假一天，星期日六天。”一年中罢课的时间竟达八星期之多，也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他虽然理解青年学生“多不满现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大学生，“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他认为时时罢课，学业损失太大，“这种荒废学业，凡是关心教育的人，统引为极痛心的一桩事”。而且他更不赞成“以罢课作为要挟的一种工具”。他希望大学教育能让每个学生养成“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这样才能不被“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不被“一时的情感所冲动”，不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

每次学生被捕他都要去狱中看望，每次学生开庭他都要到庭听审。滕维藻、潘家苏、王蕙、邵全声、吴大信、李雅卿等学生（有些还是中共地下党员）都曾遭国民党当局拘捕，在他的奔走营救下，才得以重获自由并完成学业，他不问他们的政治信仰甚至党派情况。对于营救无效、不幸遇难的学生何友谅、于子三，他引为终生遗憾，他是罕有的一个会为学生下泪的大学校长。1942年1月16日，在遵义的浙大学生发起“倒孔”（祥熙）游行，他虽然不赞成学生上街，但一旦劝说无效，他不仅亲自出面要求军警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而且走在学生队伍的最前头，保护学生的安全。1947年10月29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农艺系学生于子三在狱中被害，他赶到现场，拒绝在所谓“以玻璃自杀”的验尸报告上签字证明。几天后，他在南京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冲破了新闻封锁，举国舆论震惊。国民党当局要他在报纸上“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

他在主张教授治校的同时，也主张学生自治，学生“应当在自治会里练习服务人类、大公无私、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194 0年12月2日日记）。但他并不一味认同、纵容学生自治会的行为，对学生墙报激进的反政府倾向，他一再苦口婆心，提出劝告和批评。1947年11月2日，于子三被害几天后，浙大学生在群情激愤中举行自治会代表直选，当选的代表以左派学生为主，他在日记中感叹：“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代表九十一人已选出，其中左派占十分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然而，当11月27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密电要他解散浙大学生自治会时，他在行政会议上只是决定劝学生复课，只字不提解散自治会一事。

竺可桢手迹

浙大的成功靠的就是竺可桢坚守的这些信条，同样不能忽略的还有他的身体力行、公私分明的自律，包括一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当年离浙大不远的菜市桥堍西有一家叫“恒升源”的纸品店，承印浙大的部分办公用纸，有些文教用品也在那里采办。竺可桢常到那里买笔墨、信笺，有时夫妻同行。时间久了，店里的人都认得他。有一次恰好被老板遇上，老板说：“竺校长，这儿正巧有贵校印好的信笺，您不妨拿去用吧。”他回答：“那是公笺，我写的是私人信件，还是应该自己买。”这是那家纸品店老板的儿子陈鸿仪先生告诉我的，当时他只是个小孩，可是他到老都忘不了少年时就熟悉的那个与竺可桢呼吸相关的老浙大：“节假日我也常和小学的同学去那儿玩。校园里面有河有桥，有树有花草，虽没有徐志摩笔下的‘康桥’令人神往，但其幽雅、安静，绝对是学子的天堂，也是我们小朋友的乐园。现在回忆起来还很有滋味，怀念不已。遗憾的是人亡物非，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又令人不胜感伤。”

一个没有了竺可桢的浙大不再是昔日的浙大，迁出了杭州大学路旧址的浙大也不再是竺可桢熟悉的那个浙大。如今楼堂馆所齐全、硬件设施优良的新校区据说也矗立着竺可桢校长的铜像，大概只是一种点缀和装饰，与竺可桢无关，“求是创新”的新校训与竺可桢确立的“求是”校训内涵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近六十年前，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中离开杭州，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老浙大的终结。虽然，在旧时大学路上，浙大校长简朴的办公室外，历经八年抗战烽火幸存下来的一雌一雄两棵罗汉松，还有一桃一枣一柿一梅，如今早已无处可寻，但在老浙大学生的眼里，他们可敬、可爱、可亲的“书傻子”校长，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在1942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又回校做过助教的许良英眼中，个子矮小，演讲时总是要把脚踮起来，不大会说话，常说“这个这个”，而且绍兴方言口音很重的老校长永远是活着的，他的淳朴，不摆架子，平和，随和，在在都让学生感到亲切，“他绝对不会说假话”，更赢得了学生的信任。作为科学家的竺可桢活在科学史中，作为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活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更活在学生不泯的记忆里。我们可以相信，有历史在，就有竺可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