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仗义”做汉奸
在陈公博看来，汪精卫是被人耍了，沦为大汉奸，在国人面前背负千古骂名，这都是高宗武和陶希圣玩的把戏，现在这两人把汪精卫架在那里了。
陈公博是个重感情的人，愤愤不平，他大骂高宗武、陶希圣是小人！这样做是坑了汪先生。觉得汪精卫太可怜，身边没有能帮他的得力骨干，周佛海又是蒋介石的心腹，搞不好是来卧底的。汪先生处境太危险了，再不出来帮他就太不仗义了。
3月14日，在陈璧君的劝说下，陈公博到达上海。这时汪精卫“还都南京”，一切准备工作紧锣密鼓，陈公博知道再劝也是没有用的，不过劝虽无用，也不能不劝。汪精卫说：“政府如再不组织，只有宣布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事已至此，挽救是无法了，只有做些补救的办法。”陈公博对汪精卫说：“‘九一八’事变后，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就这样，陈公博从反对与日本合作，到落水成为大汉奸。但是，据陈妻李励庄说：陈公博参加汪精卫集团时，曾经与戴笠联系，戴笠派军统特务徐天深与陈公博联系，并授机宜。
1940年3月下旬，汪精卫宣称“还都南京”，建立伪政权，和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很多，但他们投降日本还有很多顾虑，不得不选择骑墙观望的态度。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仅减少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和道德羞耻感，而且陈公博帮助汪精卫忽悠，更给众多的“落水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声称，汪主席说了，“和平运动”不叫卖国，是曲线救国。现在陈公博也参加了，我们也参加吧。
汪精卫要陈公博出任行政院院长，陈公博坚决不干，只愿就任立法院院长，他不想负实际上的责任。后来，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收买其贴身亲信所暗杀，不得已陈公博才兼任伪上海市市长三年多，还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与汪精卫、周佛海一起并称为“三巨头”。1944年3月，汪精卫病重去日本治疗，提议由陈公博代理他本人的职务，主持日常工作。
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一命呜呼，伪中央政治会议紧急推选陈公博继承汪精卫的所有职务。可是，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前加个“代”字，引起一片反对之声。因为代理死人行使职权无异于笑话，但陈公博却振振有词：“我来继位，是来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这时他与戴笠的部下徐天深联系上了，帮助保护电台，提供情报，解救抗日人员。
1945年5月开始，日本人败局已定，此时，陈公博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搭上了线，商议联合军事行动。7月初，军统在上海的电台被日本宪兵队查获，陈公博出面说这是他与重庆方面联络用的，是日本政府让他与重庆联络，你们破坏电台是什么道理？日本宪兵只好道歉、放人，并送回电台设备。
陈公博这时候做的事情，总的目的是要讨好重庆，为自己留下退路。陈公博尽管多次劝阻汪精卫，他还是落水做了汉奸；尽管他实在不想干实职，还是做了汪伪政府的一把手，负起全部责任。
至于蒋介石能不能体谅陈公博的“一片苦心”而从轻发落呢？
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10月3日，逃亡日本的陈公博一行从日本被押回南京，关在南京夫子庙的宪兵学校。陈公博一看，这里关押的全是伪政府的高官，遂自我嘲笑说，政府又开始办公了。
但难受的是晚上睡觉，躺在木板床上，板缝里的臭虫奇多，乘机跑出来大饱口福，咬得“楚囚”们无法入睡。于是他们想出奇招，夜里不睡，集体抓臭虫，每人还需自报灭虫“成绩”，白天没事，倒头补上一觉。陈公博也过着日夜颠倒的囚徒生活。
由于戴笠曾经对这里的大汉奸们都许过“政治解决”的诺言，因此这里的饮食不错，全是外面饭馆送来的，四菜一汤，有鱼有肉，荤素搭配，还可以由家属自己安排，生活优越；这里离秦淮河很近，妓院很多，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肯花钱，能有单间和女人睡觉。因此，这些汉奸花钱送礼找门路，有的算命、有的赌钱、有的喝酒，还有的嫖娼，对前途都还抱乐观态度。
只有身为头号大汉奸的陈公博似乎知道前景不妙，他开始写自己在抗战时期的回忆录《八年来的回忆》。
陈公博的这篇三万字的回忆，从1938年离开四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书，主要讲述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的经过，要解释汪精卫“投日救国”的心境与“和平运动”的动机，以及自己参加汪政权进行“曲线救国”的良苦用心，标榜“不诿过，不矫饰”，其实是对自己参加伪政权的由来进行评功摆好，希望政府能体谅他的一片苦心。
汉奸们天天巴望着戴笠所说的“政治解决”，可是“双十节”过了，特赦之事连影儿也没有，于是大家又在一起盼元旦早日到来。不过兆头似乎不好，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在报上正式公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两个星期以后（12月6日），经过修订的《惩治汉奸条例》又赫然公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二条规定：“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在《惩治汉奸条例》规定：“通谋敌国而有左（下）例行为之一者为汉奸，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对照条例，汉奸们自知在劫难逃，故而长吁短叹。
好日子到头了。1946年新年刚过，陈公博等人就被转移到宁海路25号，这里原是汪伪特工机关的看守所。没想到一进门就遇见熟人了，这个人在陈公博当伪主席时被委任为看守所所长，于是陈公博无限伤感地说：“没想到，连你也进来了。”谁知那人恶狠狠地说：“我现在是这儿的负责人，来看管你们这些汉奸的！你少摆伪主席的架子，给我老实点！”
这话差点没把陈公博气得背过气去，当年此人托了多少关系，就差给陈公博跪下了，陈公博这才给了他个看守所所长。没承想世道变了，小汉奸不知道又走了谁的门路，摇身一变，来看管大汉奸了。
陈公博和梅思平等四人关在一间囚室中。虽然条件不如以前，但各牢房之间铁门是不关的，汉奸们可以串门，找熟人聊天。陈公博惊讶地发现，这里面竟然还关押着他当伪主席时亲自批捕的伪粮食部部长顾宝衡和次长周乃文。此二人因大量贪污粮食，被判处极刑。在日本宣布投降后，陈公博下令将二人释放，但已经没有人去执行他的命令了。这倒是一个奇怪的场面：伪政府的囚犯又变成国民政府的囚犯，更滑稽的是伪最高法院院长和审判“粮食贪污案”的伪法庭庭长都关在一起，成天互相谩骂。
2月17日，是旧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光复后的第一个元宵节，南京市民众家家挂起了纸灯，有的扎成兔灯、蛤蟆灯、荷花灯，还有的扎成英文“V”字灯表示胜利。孩子们更是兴高采烈，放鞭炮，提灯笼，走大街，串小巷，嬉笑打闹，无忧无虑。从午夜起，一阵阵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犹如阵阵春雷不绝于耳。
高墙之内，死气沉沉，惶惶不可终日。早晨五时许，天还没亮，看守就来到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的牢房门前，叫醒他们：“蒋委员长要接见，立即做好出发准备。”
晨曦中，一辆带篷大卡车早已停在铁门内，车上有几名军警，胸前挎着卡宾枪正等着他们。待人犯上车后，车便发动，经山西路口到中山路，没有往东，而向西北方向驰去。
陈璧君疑惑地问：“民谊，这车往哪儿开？老蒋的黄埔路官邸应该向东开才对。”
褚民谊向外看了看，说：“可能是去铁道部一号官邸去见委座？”
只有陈公博预感不是好兆头，又不愿拆穿陈璧君与褚民谊的美好愿望，紧锁眉头，一言不发。卡车在下关火车站前停住，他们被押解下囚车，上了沪宁线火车。
“带我们去哪里？搞什么鬼？”陈璧君又叫起来。
押送他们的负责人解释：“委座昨晚飞沪，蒋夫人亦在沪。请你们到上海去见他们。南京耳目众多，接见多有不便。”
中午时分，陈公博等人却在苏州下车，一辆警车已等在站内，将他们押解至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陈璧君又怒骂起来：“卑鄙下流的东西，送老娘受审只管送便是了，为什么一再用最高领袖之命令骗我们？”任她破口大骂，双脚齐跳，还是被架进看守所。
这里的条件大不如前，每顿只有一盒发霉的牢饭，最令陈公博痛苦的是每天只能抽10支烟，没几口就能抽完。他的心情糟透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略摘两段狱中日记看一下：
3月15日天雨
昨夜又是整夜地没有睡着。时局的突变，已使得我内心感到万分的痛楚，而连日的阴雨缠绵，更像在心头上压上了一块大石头，烦闷到几乎透不过气来。数十年来为了求学，为了帮助父亲从事所谓“造反”，以及正式献身革命工作，我所遇到的逆境的确也算不少了，但无论际遇如何艰困，环境如何险恶，我始终以好汉自命，抱定打落门牙和血吞的态度，不怨天，不尤人，艰苦奋斗。但时至今日，我实在忍不住要喊一声：天呀！
陈公博居然呼起天来，说明已经山穷水尽，走到绝路了。
当时，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也被押回南京，关在宁海路25号看守所。他们的儿子陈干只有17岁，家庭巨变，已失去优越的生活，还要为父母的事奔波于南京宁海路、苏州看守所。陈公博内心十分不忍。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情形：
3月17日天雨
窗外的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现在还是暮春的季节，离开黄梅的时期还很长，为什么尽是下着绵绵的细雨。难道老天爷也为了我的遭遇表示他的哀伤！
下午二时半，干儿又从南京赶到了苏州。这样的雨天，他还要东奔西走，心里似乎有些不忍，所以当他临走时，我又再三地叮嘱他以后没有紧要的事，也不必多来看我。我对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奔走也是多余的，你来看我，也徒然增加我内心的痛楚。在我自己，但求无愧于心，对于任何方面，都不再有什么牵挂，也不再有什么放不下手的地方，但愿你好好求学，将来替社会办些实际的事业。”干儿似乎有些伤感，眼睛里有些泪汪汪的样子，在袋里取出手帕拭了拭眼睛说：“爸爸！你放心吧，我决定遵照你的命令用心读书，将来从事实际的政治工作，继续爸爸未了的心愿。”干儿这几句简单的话，引起了我的感叹！“干什么还要办政治工作呢？”提到政治，我真有些伤心了。“为了办政治，你的祖父，卖尽家产，结果弄得锒铛入狱，我也是为了办政治，到今天也免不了身入囹圄，难道这样的痛苦还受得不够？干儿，我告诉你，以后你干什么事都好办，只是千万不要再干政治，你要牢记！”我的声音有些发抖，一句句打在干儿的心上，他哭了，泪水滴在面颊上晶晶有光……
3月19日，陈公博接到通知：有人来访。他以为是戴笠或其他“党国要员”来看他，兴奋不已，来人自称是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他递给陈公博一份起诉书副本。
陈公博心里骂戴笠：“当时拍胸脯保证‘政治解决’，这完全是鬼话。”他还真不知道戴笠因飞机失事，两天前就在南京岱山摔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