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跟随汪精卫,死心塌地

4.跟随汪精卫,死心塌地

1923年初,陈公博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经济学。一年后取得了硕士学位,接着想读博士,但是没有学费了,只好写信回广州,向负责广东省财政的廖仲恺寻求帮助。廖仲恺回信说:如果回广州可以提供路费,如果申请博士学位就爱莫能助了。陈公博没办法,只好动身回国。

一个拿着三张文凭的“学霸”回到广州,引起国民党的重视。廖仲恺推荐陈公博做了广东大学教授,还极力鼓动他从事政治工作,介绍他参加国民党。接着廖仲恺又与汪精卫商量,专门为陈公博量身设计了一个职务,即中央党部书记长。

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汪精卫,在汪的提名下,陈公博又做了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政法农工厅厅长。不久廖仲恺被刺,陈公博又接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兼任广东大学校长。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4岁的陈公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平步青云的陈公博,内心最感谢的人就是汪精卫,从此鞍前马后不离不弃。

北伐期间,陈公博任总司令部政务局局长,国民革命军抵达武汉后,陈公博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宁汉分裂”,陈公博坚定不移地跟着汪精卫,在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党争中出尽风头。

1928年1月,陈公博在上海办起了《革命评论》《前进》杂志,声称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定党的纲领,改组国民党。陈公博言辞激烈,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又恶毒地攻击中共武装暴动方针,主张发扬国民党“一大”的“改组”精神,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一时间,改组派发展迅速,全国各地及海外会员在万人以上。陈公博实际上是改组派的总负责人,进行有组织的“反蒋”活动。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中央开除陈公博党籍,给予汪精卫以书面警告的决议。然而,陈公博等改组派以国民党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对象,以“护党救国”为“反蒋”号召,并策动桂系等军阀进行军事反蒋。最后在1930年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汪精卫、陈公博与阎锡山于8月7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国民党北平扩大会议”,决定9月9日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任国府主席。9月18日,张学良进关助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一败涂地,扩大会议迁往太原,到10月下旬,扩大会议和这场“倒蒋”运动宣告失败。陈公博去了欧洲。汪精卫到广州,与两广军阀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国府主席,继续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着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蒋介石、汪精卫捐弃前嫌,再度合作,蒋介石管军,汪精卫主政。陈公博恢复了党籍,在汪精卫内阁中当了实业部部长。在对日问题上,应该说陈公博开始是主张坚决抗日的。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在南京的陈公博问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倘若日本海军真要打起来,你们是不是要抵抗?”陈铭枢回答:“上海打不得,那里没有阵地。如果要打,也必定要撤兵至真茹和南翔一带再打。”

陈公博反驳:“你们除非不抵抗,要抵抗还是应该在闸北。如果日本人占了闸北,不来真茹和南翔,你们岂不是有抗战之心,无抗战之实?如果在闸北不流一滴血,闸北必将变为日本的租界。”

陈铭枢承认陈公博说的话有道理,随即在桌上拿起军用电话打至上海找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说:“公博主张除非不打,要打就要在闸北打。你的意见怎样?”

蒋光鼐说:“蔡廷锴也是这个意思,就这样干吧。”

于是第十九路军在闸北一带对发动进攻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进行抵抗,“一·二八”抗战终于爆发了。由此可以看出,陈公博对日本的挑衅持抵抗态度。

影响陈公博从积极抗日转向妥协的立场是从长城抗战开始的。

1933年日军进攻长城一线,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让陈公博去前方,代表行政院慰劳军队,了解一下战事。

陈公博刚到北平,正在吃早餐,主持华北军事的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三次电话来催。陈公博赶到中南海,何应钦就说:“你来得很好。今天请你替我们做一件事。各路军队都败退下来了,不奉命令,擅自撤退。为了要稳定军心,请你赶紧代表中央,去对将领们讲讲话,说中央已经想办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再逃跑。无论如何得把军队稳定下来再说。”

陈公博听了大吃一惊,连忙摇头说:“我是奉命劳军来的,哪能跑到将领面前撒谎,说那种没根据的‘和平’? ”

何应钦苦苦哀求陈公博帮忙,陈就是不干,说:“这样我要被砍头的。”何应钦拍着胸脯说:“要砍头,大家一起砍。”

在何应钦的摆布下,陈公博只好集合将领们,欺骗他们说中央决定和日本人谈判,不会让诸位作无谓的牺牲,一定会想出一个适当的办法解决中日问题。

陈公博帮何应钦圆了场,但事后何应钦却不承认这是他的主意,都推到陈公博身上。

回到南京,陈公博向汪精卫、蒋介石报告前线的“真情实况”,说:“中国军队虽勇敢,但敌不住日本的大炮和飞机。最痛心的是,前方将士还没有看见日军的影子,便先做了牺牲品。因为我们的火炮射程没有日军的那么远,纵有少数大炮,数量也比不上日军那么多。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结果,蒋介石、汪精卫都同意对日妥协,后来就有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屈辱条约的签订,使南京中央逐步丧失了华北的主权。可是,全国舆论却不放过汪精卫,因为他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连孔祥熙都说蒋先生主战,汪精卫主和。攻击汪精卫是投降派,没蒋介石什么事。陈公博愤愤不平,认为这个账不能全算在汪精卫头上,蒋介石也有份,没必要代人受过!于是他几次劝汪精卫辞职,可是汪精卫既不听他的,也不让他辞职。陈公博非常消极,成天喝得醉醺醺。没想到,几个月后,即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1935年11月1日,在中央党部举行的开幕式上,汪精卫遇刺受伤,一颗子弹打在背部的脊椎骨上,后去欧洲养病。陈公博也跟着辞职。后经慰留,转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那天晚上,陈公博正在南京外交官邸喝酒,听外长张群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于是他赶忙跑到汪公馆向陈璧君报告,接着又陪她一起去汉口路斗鸡闸何应钦公馆打探情况。此时何公馆挤满了各路大员,都在发表高论。陈公博激烈地建议:立即派军队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迫使西安放人。他的建议马上被何应钦点赞。

陈公博、陈璧君觉得中枢无主,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打电报给在欧洲的汪精卫让他停止养病赶快回国。汪精卫赶到意大利热那亚港时,传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蒋介石被护送回南京。汪精卫不禁心灰意冷,于是在次年1月12日才姗姗回国,此时黄花菜都凉了。

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做了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到成都赴任。因此,汪精卫、周佛海在重庆策划与日本谈判的秘密过程,陈公博一直被蒙在鼓里。

当他得知汪精卫搞和平运动,先后四次劝说汪精卫不要与日本合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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